父親終於還是走了。這個在履歷表上永遠與我有著聯絡的人，總愛東張西望和嘀嘀咕咕。碰上同事來了，朋友來了，老鄉來了，包括么姑來了，他就打發我們出去玩，然後關上大門，在門那邊一個勁地嘀嘀咕咕。我怏怏地看著這張門，看著鐵門扣以及曾經帶有門扣的扣座以及連扣座也沒有了的幾個鏽釘子眼，不知道這間房子換過多少主人，而那些主人是誰。從此我就覺得合上的門都十分神秘——是它們將父輩們關鎖得衰老下去的。
後來我才慢慢知道一點父親嘀咕過的事。他逼么姑與那個男人離婚，教導她一個受壓迫的婦女應該如何決裂如何覺悟如何與反動階級劃清界限。當么姑頸皮鬆弛鬢絲染白之後，父親又認真地發現我們與她之間也有著什麼界限。比方，他不讓我們作文《記一個熟悉的人》一類時再寫到么姑，叮囑媽媽不讓我們再去么姑那裡玩耍。甚至有一年的除夕，么姑帶著一大籃子年貨高高興興來我們家團圓，父親硬是讓媽媽送她回工廠宿舍去了。那一天我耳朵特別靈，聽見了媽媽的哭泣，聽見了爸爸對媽媽說的一些古怪字眼，什麼「革命」，什麼「階級」，什麼「立場」……因為有這些古怪字眼，姑姑就沒法在我們家過年了，就只能孤零零地回工廠裡去。
但他對我們說：「么姑今天還要去值班。明天，你們上街可以順便去看看她。」然後他走出門去，碰上一個什麼同事，談起天氣什麼的，努力地哈哈大笑。
那個年真是過得讓我害怕。而且從那以後，我一見到大人們嘀嘀咕咕，就知道絕不會有什麼好事。因此我夜裡極怕被尿憋醒，極怕起床。因為每次醒來我都在黑暗中聽見父母在大床那邊低聲嘀嘀咕咕什麼，並不像我臨睡時所見的那樣各自忙碌莊重寡言。這非讓我做噩夢不可。
但父親終於還是走了。我本來以為他活得像排比句一樣規規矩矩，像大字典一樣穩穩妥妥，像教科書那樣恭恭敬敬。我以為每個週末之夜他都可以擰開溫暖的檯燈，撫摸著我依偎在他胸前的腦袋，悠悠然唱上一首《蜀道難》或《長恨歌》——他說是吟，我說是唱。然而他終於去了，留下了家裡空空的床位。
我後悔，後悔在那個夏天遠行。我居然不知道機關裡也有了大字報，居然還邀同學們一起下鄉，去那個小山村車水抗旱。我也許早該認真地想一想，為什麼近日來父親晚上總是給我搔背，讓我舒舒服服地入睡？為什麼父親突然變得細心，把我的每一本書都包上封皮？為什麼父親會突然關心家裡的食品安全，總愛去戳那個老鼠洞？——家裡老鼠確實多，常常吱吱地在門邊櫃下探頭探腦，或在屋頂嘩啦啦列隊賓士，把什麼棉絮、豆腐乾、十九世紀史、曹雪芹和語法修辭，吃得津津有味，咬得粉渣渣的，揉擠成一個鼠窩。
這些老鼠早被我們用夾子打死了，家裡早已平安無事，但父親為什麼還要去戳那個乾枯的鼠洞？為什麼還不時嘆氣，說：「時候不早了。」——什麼意思？
我終於沒有去細想，以至我揹著行李興沖沖從鄉下回家時，一推門，只見抱成一團的么姑和母親突然分開，淚痕亮亮地都衝著我瞪大眼：「你爸爸沒有去找你？」
「找我？」
「他沒有到你那兒去？」
「什麼意思？他到我那裡去幹什麼？」
「那他到哪裡去了？到哪裡去了呢？」
媽媽哭了，么姑也哭了。不一刻，兩三位鄰居來了。有人另作猜測，說他或許是去了一個姓李的人那裡，或許去了一個姓萬的人那裡……我馬上意識到這幾天之內發生了什麼大事，而這間房子裡空去了許多許多。
「他什麼時候走的？」
「四天，四天前！他說去理髮，就沒有回來了。他只從我手裡拿走了四角錢!」這是媽媽的話。
我們徒勞地找了七八天。每天晚上，我入睡時都縮在床尾，很懂事地伸開雙臂，把媽媽和姑姑的腳抱緊，讓她們感到我的溫暖和我的存在。我覺得她們的腳都很冷，都幹縮了，像一塊塊冬筍殼子。
父親終於被找到，是機關裡兩個中年人從派出所回來，讓我們辨認一張照片。上面有一顆模模糊糊的人頭，放出光亮，赫然脹大，把每一條肉紋都繃得平整，像吹足了氣的一隻大皮球。照片上的表情很古怪，是一種要打噴嚏又打不出來時不耐煩的那種表情。
我心驚肉跳地瞥上一眼，再也沒有去看他。那就是他麼？就是我的父親麼？不知為什麼，我永遠記不清他的面目了，大概是最後一眼看得太匆忙，太慌亂，太簡約，太有一種敷衍應付的性質。印象模糊到極處的時候，我甚至懷疑——他是否存在過。當然這也沒什麼。叫祖父的那個人，我甚至見也沒見過哩。那麼祖父的父親，祖父的父親的父親……他們是些什麼人？與我有什麼關係？他們的面容以及嘀嘀咕咕，同我現在牽著小孩去買泡泡糖，同現在籠罩著我的陽光，同我將要踢到的那塊小卵石，有什麼關係嗎？老黑就從不想這些問題，所以她衣袋裡總有那麼多零食，嘴裡總有那麼多髒話，她還可以很得意地把下巴一挺，說：「拿掉啦。」
後來，么姑常到我們家裡來，總是在傍晚，總是在節假日的前夜，總是沉沉地提著那個草編提籃。提籃是通向市場的一張大嘴，源源不斷地吐出一些雞蛋、蔬菜、水果、布料、鞋襪、剛領到的工資等，吐出一切即將轉化為我們身體和好夢的東西，吐出了我們一家人整整幾年的日子。那真是一個取之不盡的聚寶籃，直到最後丟在我家廚房的門後，裝著一些引火的炭屑，蓬頭垢面，破爛不堪。
她從籃子裡還總是取出一份小小的晚報。她一直遵守著父親關於訂報的嚴格家訓，甚至在很多黨團組織也退訂的時候。
於是，有時她就放下報紙，從眼鏡片上方投來目光，滿腹心事地感嘆一兩句：「毛佗，越南人民真是苦呵。」
或者說：「非洲人民真是苦呵。」
「毛佗，哲學真是個好東西，哪麼會有這麼好呢？學了人就明白，事事都明白呵！」有時她也這樣說。
停了停還說：「私心要不得呢。你看看，焦裕祿的椅子都爛了，他還革命到底。要是人人都沒得私心，這個世界就幾多好。毛佗，你說是不是？」
我自然大聲吼出我的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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