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用了你的辦法後我們能賺到比現在更多的錢。」他叔叔回答道。這句話很讓人喪氣。邁克還試探著問瓊是否打算回到衣阿華州。但她已經決定「假如他回到那裡的話，她就和他做筆友」。邁克因此又回到了邁阿密，最後又申請轉出海軍後備部隊，進入常規海軍，他的申請得到了批准。邁克和瓊·米勒於1946年8月在她的家鄉費城結婚。他後來又為美國服役31年，升至海軍上校，擔任過多種職務，包括噴氣式戰鬥機聯隊的指揮官。多年來，他因在二戰中的英勇作戰而得到了更多的勳章，包括四枚空軍勳章、（因在進攻馬尼拉灣中的指揮而獲得的）一枚卓越飛行十字勳章、（因在貝里琉島上駕駛機翼被高射炮擊穿的sb2c轟炸機降落到大黃蜂號航母上而獲得的）一枚金星勳章（相當於第二枚卓越飛行勳章）。和他一起在美國企業號和大黃蜂號航母上共事過的所有人——不論是軍官還是飛行員——都得到了總統集體嘉獎。邁克不知道，他的隊長雷·戴維斯因為他在瓜島上的表現而推薦他成為第二個海軍十字勳章獲得者。雷寫道：「他不顧個人安危，無所畏懼地完成了下達的任務。」這位衣阿華州的奶業工人現在在美國海軍中擁有了了不起的業績。

六十多年來，瓊·米勒注意到，每當提到戰爭，她的丈夫總是沉默寡言。「他不會說‘我做了這個’或‘我做了那個’。」他就一直坐在那裡，聽別人說話。因工作關係，他要在很多場合穿上制服，制服上有很多綬帶。海軍上校邁克的綬帶會讓知道其價值的人們提出許多問題。知道一點他的背景的海軍飛行員就會問他：「你參加過中途島戰役？」他回答說是的。瓊知道，緊接下來的所有問題，他都會給出「是」或者「否」的回答。有些人想要多瞭解一些中途島之戰的史實，他們知道6月4日偵察6中隊第一輪出擊發射的幾枚炸彈仍沒有介定其結果。他的朋友哈羅德·比爾認為邁克不肯承認是他投下的炸彈擊中日本航母加賀號是因為謙虛，而邁克卻說自己說的是事實。

奧斯汀·肖夫納在戰爭剛剛結束的那幾年中對未來感到疑慮重重，因為他所鍾愛的海軍陸戰隊的命運也讓他捉摸不定。他還在海軍陸戰隊位於弗吉尼亞州的匡提科基地服役時，美國國會就討論了各軍種整合的議題。總體說來，陸軍支援成立一個統一的「防衛部」，而海軍則持反對意見。海軍陸戰隊總司令範德格里夫特將軍認為，這樣的法案會讓海軍「居於聽命於人而且毫無用處的從屬地位」。這位瓜島海戰英雄對國會議員們說：「我們海軍陸戰隊從不對人屈膝。」他寧願讓海軍陸戰隊解散，也不願看到它被其他軍種吞併。

1947年7月，範德格里夫特在關鍵問題上取得了勝利，杜魯門總統簽署了《國家安全法》，其中承認了海軍陸戰隊在兩棲作戰中特有的巨大作用。參加過二戰的海軍陸戰隊的六個師中只保留了兩個。1947年，作為最後一個執行完海外任務歸來的海軍陸戰師，第1師回到了美國，並把彭德爾頓營地作為長期駐紮地。

同年，肖夫納和他大學時代的女友，田納西州諾克斯維爾的凱瑟琳·金小姐結婚。接下來的12年裡，他擔任過許多職務，包括美國駐秘魯大使館海軍武官和華盛頓海軍行動參謀長。多年以來，他被授予了很多榮譽，包括因於1942年4月在科雷希多島上的英勇作戰而獲得的一枚銅橡樹葉束勳章（相當於第二枚銀星勳章），還有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授予的青天白日胸章，以及與第1師的戰士們一起因沖繩島上作戰英勇而獲得的總統集體嘉獎。

肖夫納於1959年退役，之前榮升准將。他與妻子和五個孩子回到了田納西州的謝爾比維爾，在這裡他熱心於許多事業。他們的一個兒子夭折了，另外四個都取得了非凡的成績。和肖夫納一同潛逃的那些戰士都記述了他們在棉蘭老島上打游擊的時光。雖然肖夫納每天都記日記，但他從未發表過一篇回憶。

朝鮮戰爭結束後，肖夫納接到了一等兵阿瑟·瓊斯打來的一個電話，瓊斯曾於1942年在科雷希多島上擔任肖夫納的通訊兵。他們安排了會面。瓊斯說他還保管著海軍陸戰隊第4團的徽章，這是科雷希多島美軍投降那天肖夫納親手託付給他的。瓊斯被押往日本做苦役，後來在1945年8月獲得瞭解放。他曾多次和死神擦肩而過。妥善保管這枚徽章讓他有了活下去的勇氣。阿瑟想把這枚徽章交給肖夫納以了卻這樁心願。肖夫納深受感動，但他說這枚徽章並不屬於他，而是屬於整個海軍陸戰隊。他們舉行了一個小型儀式，把這枚徽章移交給海軍陸戰隊博物館。瓊斯在儀式上說：「這枚徽章為我們講述了海軍陸戰隊的故事，讓我們知道了它的紀律、忠誠、精神、耐力和堅韌……」肖夫納說：「一旦加入了海軍陸戰隊，就永遠是海軍陸戰隊的一員。」

奧斯汀·肖夫納准將於1999年逝世，幾年之前，他的愛犬「科基」已離開了人間。在他的葬禮上，牧師總結了他的鄰居們早已耳熟能詳的有關他的事蹟。他和鄰居們相處的時候，總是喜歡問：「我能幫你乾點什麼？」在他去世後，謝爾比維爾的人們在中央大道北段第615號給他樹立了一塊紀念碑。這塊巨大的金屬紀念碑上面鐫刻的小字概述了奧斯汀·肖夫納的軍旅生涯。

尤金·斯萊奇的戰鬥記憶讓他心神不寧，痛苦萬分。中國人民對美軍的感恩和宋氏一家的友情幫他減輕了一些痛苦和悲哀。回到美國和家人團聚對他來說至關重要。和他的家人一同前往政府街長老會教堂是他企盼已久的時刻，但這並不表明他恢復了輕鬆愉快的生活。當他最終和父親一起打獵的時候，他感到對此已經興趣全無了。斯萊奇後來寫道：「這場戰爭給我帶來的改變是我原來沒有意識到的。」他深受他所稱的「嚴重憂鬱症」的困擾。1946年的大部分時間裡他都在寫作他所經歷的這場戰爭的詳細回憶錄，其中整合了他在戰鬥中所記的筆記，以及在帕武武島上和在中國期間所做的篇幅更長的記錄。

尤金在貝里琉島和沖繩島上遭受了嚴重的心理創傷，現在又有一件事讓他內心更加痛苦。「大多數未曾參戰的美國人很快就把這場戰爭遺忘了，這讓我完全措手不及。」至於未來的事業，他想仿效父親。他了解到，他當年想為祖國參戰所導致的v-12課程不及格，現在讓他無法上醫學院。這真是尖刻的反諷，因為他正是由於經歷了戰爭才重新對科學產生了興趣。於是他去了亞拉巴馬州理工學院（現奧本大學）學習工商管理，想要成為一名保險推銷員。哥哥愛德華在他回來以後，事業頗有起色，愛德華似乎總是領先尤金一步。

尤金在20世紀40年代末期所遇到的大多數人都把他稱為「老兵」。他注意到「即使那些曾在努美阿當過郵差的人」都可以滔滔不絕地和人們談論當年的戰爭。這些人不停地抱怨，而且普通人根本無法分清「後備梯隊」和「作戰部隊」之間的區別，這讓他心生莫名的悲哀。生活在被保護中的人們弄不清楚。他在給一個朋友的信中說：「那些負傷的人獲得了上百萬美元的補償，撤回後方時還被授勳為英雄，而那些從未受傷，同樣堅持戰鬥，而最終精神崩潰的戰友，卻只能算是‘非戰鬥減員’，這始終讓我感到奇怪。」他的噩夢絲毫也沒有減少，從事的保險行業也沒有給他帶來快樂。

在一個朋友的婚禮上，他遇到了珍妮·阿西諾。她和他一樣，也來自莫比爾。他們之間的關係進展得很快，認識不到一年，他們就在1952年3月結婚。他不曾向珍妮描繪這場戰爭，但是尤金的姑姑還是警告她喚醒尤金時不要用手碰他——他會一躍而起掐住她的喉嚨。珍妮學會了把嘴湊在他耳邊輕聲呼喚：「大錘斯萊奇。」這時，他就會刷地睜大雙眼。她還注意到，每次出門前，他都要裝一瓶水在身上。「你為什麼老是這樣做呢？」她問。

「我們第一天登上貝里琉島時，真是太口渴了。從那時起，我就一直記著：在我的餘生，觸手可及之處絕不可以沒有水。」

尤金最後又回到學校，繼續學習理科，獲得了佛羅里達州州立大學生物學博士學位。他發現學習這個新專業可以讓他遠離噩夢。隨著歲月流逝，尤金注意到許多參戰的老兵（包括他哥哥）都在用讓自己和家人更加痛苦的方式和戰爭的記憶作鬥爭。斯萊奇在亞拉巴馬州北部的蒙特瓦洛大學擔任生物學教授。在業餘時間裡，他開始收集有關二戰和海軍陸戰隊的書籍。他仍在繼續寫作他的戰爭回憶錄。

1968年，斯萊奇幾乎寫不下去了。他不久前收到了5團3營k連的傷亡名單。讀著這些熟悉的名字，看著一條條記錄朋友們在何時何地陣亡的條目，他的心都碎了。雖然此時他似乎覺得「已經智窮才盡了」，但是他不能停筆。正如他後來對伯金解釋的那樣：「雖然我常常寫不下去，但我感到對於我的戰友們，我有責任要把事實真相實事求是地寫出來。」他所讀到的書籍未能描繪出戰爭的恐怖，因為那些書經常過度依賴官方檔案，受採訪的人都沒有在步兵連當過兵。

20世紀70年代，日本突然崛起，成為一個經濟大國，它有了穩定的民主政治，並且變成了美國忠實的盟友。美國人沒有去慶祝他們付出巨大代價所創造的偉大成就，也不去認可日本人為把他們的國家從一片廢墟上建設起來所付出的極大艱辛和努力，而是把日本看成是經濟上的競爭對手。1972年，美國將沖繩島歸還日本。日本把沖繩島的迴歸看成是整個戰爭的最後行動。兩年之後，這位前少尉指揮官飛到菲律賓，說服日軍的指揮官小野田弘男日本真的已經戰敗（沒有說投降）了。1974年，小野田弘男穿著日軍軍裝走出了叢林。他還有幾顆手榴彈、一支步槍和500發子彈。戰爭結束後的29年來，他還和當地的菲律賓人發生了好幾次交火，打死了大約30人。他一回到日本，立刻成了英雄，後來還寫了一本書。

1980年12月，尤金·斯萊奇終於完成了手稿。他說這部書「並不是歷史，而是從個人角度描寫戰爭」。他的描述坦率地揭示了他所經歷的恐懼和殘忍的獸性。珍妮把他的手稿用打字機打了出來。他們兩人都希望這本書可以讓各國的領袖們不要輕易把戰爭當做解決爭端的途徑。一位編輯幫助他把800頁的原稿進行了精簡。在此書即將付梓之時，斯萊奇寫信給他的朋友伯金和托馬斯·斯坦利說：「現在我要準備擱筆了。現在，我想我已經擁有了去遺忘的權利。我盡到了義務，為紀念那些還在世的和已經逝去的戰友，我已經把一切全都原原本本地寫了下來。現在我要享受與5團3營k連戰友重聚的非凡友誼，忘卻那些我長期以來一直要盡力記起的事情了。」同年，他第一次參加了海軍陸戰隊第1師一年一度的聚會。他見到了伯金、謝爾頓，還有許許多多親愛的戰友。他們在一起講述過去的戰鬥故事，喊著幾十年沒有人叫過的外號，打聽彼此的生活。伯金在得克薩斯州美國郵政局做事，謝爾頓在路易斯安那開了一家木材公司。

聚會之後，在返航的途中，他已是熱淚盈眶。他愛他的妻子，愛他們的兩個兒子，也愛自己的生活。但是和k連戰友們說再見「就如同跟家人道別一樣」。儘管他憎恨戰爭，但他也因曾在5團3營k連參加戰鬥而感到強烈的自豪。斯萊奇的回憶錄中體現出的這一矛盾，以及其中無處不有的極度真誠，讓這部書成了描寫太平洋戰爭的所有個人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這部作品的成功讓他很難參加戰友聚會了。不過他仍然和戰友們保持著聯絡，他喜歡和比爾·萊登重談二戰的故事。為了讓他們兩人接受自己的經歷，萊登寫道：「我們那些失去生命的戰友們也為造物主所鍾愛，正如上帝關愛我們這些倖存者一樣……」尤金·斯萊奇於2001年3月1日與世長辭。一年之後，珍妮·斯萊奇出版了斯萊奇原稿的另一部分，標題為《身在中國的海軍陸戰隊員》。

1946年8月26日，當海軍部長追授約翰·巴斯隆海軍十字勳章時，他的傳奇再次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關注。他是因參加硫黃島之戰而獲此殊榮的，嘉獎令上寫道：「在進攻的最前沿，他始終以大無畏的勇氣和鋼鐵般的決心向前推進……在發起進攻最初的關鍵階段，他為所在連隊的衝鋒作出了實質性的貢獻。」此次授勳的提名早在c連上尉和約翰一起登陸「2號紅灘」作戰之後就已經決定，這枚勳章使約翰位居美軍英雄的精英行列之中。在當年12月舉行的一個儀式上，莉娜身穿喪服，接受了這枚勳章。她一直十分謹慎，「說話做事從來不會玷汙丈夫的名譽」。

第二年1月，莉娜從海軍陸戰隊退役。她返回俄勒岡州的家裡待了一段時間，後來從事秘書工作。由於生活拮据，她無法參加丈夫約翰的遺體在阿靈頓國家公墓舉行的第二次葬禮，雖然這處墓地是她親自選定的。她也無法目睹6月份拉里坦市為紀念約翰舉行的遊行。幾十個城市和社群組織沿街走過，有上萬民眾圍觀。約翰的母親多拉親自在美國退伍軍人協會為約翰的塑像揭幕，這裡是該城三條大街交匯的地方。

莉娜在1949年來到東部。她在7月和約翰的父母和妹妹瑪麗一起出席了美軍驅逐艦巴斯隆號的試航儀式。約翰的遺孀擔任該艦艇的命名人，但是她沒有發表講話。船長宣佈「美軍驅逐艦巴斯隆號不論在平日還是戰時，都會隨時響應國家召喚，為國服役」。接下來莉娜來到了丈夫的家鄉，看望了他的家人。多拉和女兒們給莉娜看了約翰的塑像。她給他們帶去了結婚時拍攝的幾張照片。和以往的幾次會面一樣，他們的這次見面也顯得很不自然。他們不瞭解她，也不信任她。她是在約翰出名之後才嫁給他的，而且在薩爾和多拉看來，那時候約翰應該和家人走得更近才對。巴斯隆一家是從一位記者口中得知約翰的死訊的，後來他們才收到電報。這位記者是為了要聽約翰家人的心情而來的。收到電報幾分鐘之後，他們又收到了廣播中的訊息。此後，第一批哀悼的訪客和更多的記者紛至沓來。整個家庭的悲痛，就這樣在大眾媒體上，在大多數拉里坦人面前進行了直播。莉娜到來這天，他們又一次感受到了約翰被別人奪走的痛苦。為了紀念此次會面，當地報紙刊登了一張他們一起觀看約翰肖像的照片。

為了充分利用這次旅程，莉娜約了一位好友，她們一起南下華盛頓前往阿靈頓國家公墓去看約翰的墓地。午餐之後，她和朋友勞蕾塔叫了一輛計程車。勞蕾塔找機會問這位計程車司機「是否知道阿靈頓有個退伍軍人分會是用約翰·巴斯隆的名字命名的」，司機會心地一笑，說：「知道，有這麼一個分會。」

「我們一直想要找到這個分會，」勞蕾塔說，「但是電話號碼簿上沒有，結果我們一直都沒有找到。」

「這很簡單，」司機大笑著說，「我也是那個分會的會員。」

「哦，」勞蕾塔說，「這位就是巴斯隆太太。」她剛說完，司機就猛地轉過頭來。萬斯向這兩位女士作了自我介紹，然後向她們表達了熱烈歡迎。當晚，約翰·巴斯隆美軍退伍軍人協會分會在阿靈頓傑斐遜消防站的臨時本部為莉娜舉行了招待會。她見到了曾經在硫黃島等地參加過戰鬥的海軍陸戰隊員們。他們失去了很多戰友，也認識許多英勇的海軍陸戰隊員，但卻只用約翰的名字來命名這個地方，還捐款為他在拉里坦樹立雕像，分會本部的牆上就掛著雕像的照片。莉娜成了他們的貴客。她是為了尋找記憶而來，現在已經如願以償。此後，她再也沒有去過東部。

在此後的歲月裡，約翰的遺贈無時無刻不在觸動著她，也同樣在觸動著巴斯隆一家。對她、對所有人而言，槍炮中士約翰·巴斯隆永遠不會被忘記。每隔幾年，就有人為他建造紀念碑。對於他的家人和遺孀而言，這些敬意是恰當而公正的。然而就約翰而言，他的精神永存，他的傳奇在膨脹。

1962年，約翰的妹妹菲利斯·巴斯隆·卡特在當地的一家報紙，薩默塞特的《信使公報》上刊登連載文章，講述了約翰的生平。冷戰促使她提醒美國人民「不論……情況如何令人絕望，在這偉大熔爐的某個地方，總會出現一個偉大的美國人，給疲憊倦怠的美國人民獻出生命和希望，鼓勵和引導他們走出痛苦絕望的陰霾，通過他無尚的英勇和對祖國無私的奉獻所樹立的光輝榜樣，引領美國人民走向更高層次的勝利」。

基於她自己對約翰的記憶，她和約翰朋友的談話，以及家庭剪貼簿上新聞簡報鬆散的解讀，菲利斯創造了一個更加高大完美的約翰·巴斯隆的形象。她哥哥曾是美軍在馬尼拉不可戰勝的拳擊冠軍，曾在兩天內赤腳走遍了整個瓜島，隻身打贏了戰鬥。他在某次呼籲美國人民購買戰債券的遊行中曾是個大明星，以至於海軍陸戰隊想要讓他一直幹這行。結果他好不容易才脫身。他回到戰鬥部隊時，心裡很清楚他會在戰鬥中犧牲，但他仍然義無反顧地回來了。這些描述整體上得到了菲利斯兄弟姐妹們的認可。她的文章描寫了這位「力能扔牛」的戰士，結果開啟了洪水的閘門。

菲利斯·卡特的系列文章在薩默塞特《信使公報》上刊登後，每隔幾年，就有一名軍人作家重新寫出菲利斯所講述的約翰故事，如《但求犧牲的最佳海軍陸戰隊員》以及《功勳士兵，不做英雄而生，卻做英雄而死》。約翰·巴斯隆的傳奇膨脹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最新不過還沒有被證實的說法是麥克阿瑟將軍曾把約翰·巴斯隆稱做「一個人的軍隊」。

1981年，拉里坦布里奇沃特小學合唱隊的同學們寫信給市議會，問他們為什麼不再舉行紀念約翰·巴斯隆的遊行了。市議會議員認為還應該舉行這類遊行，並專門成立了遊行委員會。第一次遊行規模稍小，在鐵路邊列隊，繞過拉格蘭奇街，然後一直走過薩默塞特，最後到達約翰的塑像下。拉里坦布里奇沃特小學合唱團的同學們驕傲地走在遊行的行列裡。此後，約翰·巴斯隆紀念遊行的規模逐年擴大。

等紀念遊行變成一年一度的傳統時，莉娜·巴斯隆已不再去參加丈夫的公開紀念活動了。另外她還拒絕和那些寫丈夫事蹟的作者們講話。她以秘書為職。退休後，她仍舊熱衷於加州萊克伍德的教會事業，還熱心支援老兵福利組織。她一直沒有再婚。在她的晚年，曾有人問起莉娜為什麼不再結婚，她說道：「我曾經擁有過最好的，那麼我就決不會退而求其次。」莉娜·巴斯隆1999年逝世，葬禮上她還戴著結婚戒指。

【註解】

歷史學家們對美軍分兩路進軍日本這一決策的明智性與必要性一直存有異議。

在科雷希多和巴丹投降的1343名陸戰隊員中，有490人未能看到最後的勝利，這一數字來源於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官方記載。若加上其他被日軍俘虜的美國士兵（其中陸軍最多），死亡率降了不少。但是若與在德國被俘的美軍相比，這一存活機率依然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