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此行，被許多人認為是危險的，由於隨行的張少帥和端納未加阻攔，事後曾受到許多高階官員的斥責。他們認為處在蔣介石的地位，到此邊陲之地，隨時都有被暗殺的危險。

蔣介石結束了蘭州視察之後，走到更為偏遠的寧夏、銀川。《華北日報》10月21日詳細報道了蔣介石的蘭州——寧夏之行：方圓百里左右，只有綿延無亙的尖頂，淺褐色的黃土山丘，山丘四圍被沖蝕成乾裂的溪谷……

號角吹響了，民眾開始歡呼，樂隊開始奏樂，歡迎蔣介石夫婦和張元帥。客人們走下飛機，馬鴻逵將軍和其曾任山東省主席的兄弟馬鴻賓將軍走上前去與他們一一握手，表明寧夏仍在黨國手中！蔣介石對這句評語，極為讚賞。

內蒙古政治委員會也發報邀請蔣介石去視察，他採取了一個折衷之法，派一位友好使者去內蒙，而他則偕大隊人馬到達察哈爾的張家口，繼而轉赴綏遠再去太原，孔祥熙由北京到太原迎接。

南昌行營急電告知，中央紅軍已突圍西征。蔣介石即偕行營高階幕僚飛赴南昌，而宋美齡、孔祥熙和端納則取道北京、天津、青島、上海返回南京。他們在一個月裡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旅途。

這次視察，使他看到了各地方勢力的複雜和虛弱，增強了統一中國的信心。視察途中，他曾向端納問策：「用什麼有效方法駕馭這些各懷異心的地方勢力？」

「你可以看看馬基亞弗利的《君主論》。」

「馬基亞弗利是誰？」

「他是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著名政治思想家和歷史學家。出身於佛羅倫薩的沒落貴族家庭，是但丁的同鄉。」

「他的《君主論》的要點是什麼呢？」

「他讚美共和國制度，渴望祖國統一。」

「這也是我的奮鬥目標。」

「他認為理想的共和國應該是人民代表、貴族代表和選任的國家元首共同參與政權的行使。」

「我也贊成這一主張，這比賽克特講的德國那一套，更容易被國人接受。」

「但是，在義大利長期分裂的條件下，建立中央集權制君主國，才是最為適當的政權形式。」

「有道理。那時義大利的分裂也像現在的中國嗎？」

「不，那要複雜得多。」

「要達到這一目標的方略是什麼？」

「希望有一個強有力的君主出來，統一分裂的局面。」

「中國秦始皇就是這樣的人物。杜牧的《阿房宮賦》第一句就是：六王畢，四海一。」

「《君主論》不僅主張統一局面，而且還要驅逐外國的侵略！」

「中國也將如此，日本必須從中國土地上撤出去！」

「日本外務省天羽英二在今年4月17日發表的宣告，恰恰反映了他獨吞中國的野心。」

「只要有一個強大的中國，任何侵略者的野心都不會實現。我們北伐時的戰歌，就是：‘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國民革命成功，國民革命成功！齊歡唱！齊歡唱！’」

「那是一個光榮的時期，輝煌的時期，革命精神煥發的時期。」端納由衷地讚歎著，「現在的國民黨應該恢復北伐時期的革命精神。」

蔣介石黯然。

端納又回到馬基亞弗利的觀點上：「《君主論》把政治從宗教和道德的束縛中解脫出來，提出國家利益為政治行為的唯一準則，那就是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蔣介石微微笑了。自從涉足社會，從軍從政以來，「不擇手段達到目的」就是他追求的目標和行動準則，可見天下「英雄」所見略同。

「但是，他有一句格言，你未必同意，」端納臉上流露出深深瞭解中國和蔣介石的微笑。

「他的格言是什麼呢？」

「敵人的敵人便是朋友。」

「只對了一半！」蔣介石微笑著，是一個自認為看透一切的微笑，並帶有幾分狂傲的自信，「共產黨是日本的敵人，卻不是我的朋友。」

「但可以暫時的聯合。北伐時期的國共合作，就是證明。」端納坦誠地提出異議。

「任何聯合都是暫時的！」蔣介石也表示出他的坦誠，「我們的格言是，今天的敵人，可能是明天的朋友；今天的朋友，可能是明天的敵人。」

「一切以自身利益為原則！」

「誠哉斯言也！」蔣介石無時無刻不在推行著這個原則，但他對端納的概括做了一點小小的修飾，「我蔣某所作所為都是以黨國利益為最高原則，至於別人是否諒解，我是無所謂的！大行不拘細謹，大禮不辭小讓。」

蔣介石的這段回想是愉快的，他希望端納不久即陪宋美齡來南昌，同他分享勝利的歡悅。他向地圖掃了一眼，轉身回到桌邊，按鈴要侍衛長備車，去看因身體不適而住院治療的馮·賽克特。

四「他是個好軍人，但還不是好政治家」

馮·賽克特仰臥在病床上，昏昏欲睡。將近一年的反共戰爭，耗盡了他的精力，終因疲勞過度而積勞成疾。即使他預知自己再過一年零五個月就死去的話（他因病重於1935年3月回國，1936年春天就死了），他也還是會那樣賣力地為蔣介石工作。

在馮·賽克特的日記中，寫著人生四根精神支柱：「愛情、仇恨、信仰和祖國利益。」這四個支柱的集中體現，就是對菲德烈、俾斯麥、興登堡、希特勒的強烈崇拜。

埃德加·斯諾在他的《西行漫記》中，在評述李德時說過這樣一段話：

作為一個德國人（指李德），共產黨也尊重他對馮·賽克特將軍向蔣總司令提出的戰術的分析，這件事也真有戲劇意味，兩個德國將領，其中一個是徹頭徹尾的法西斯，另一個是布林什維克，卻通過這兩支中國軍隊互相廝殺！

更有戲劇意味的是馮·賽克特和李德都是街壘戰專家，他們在慕尼黑的激戰中，已經刀對刀槍對槍地較量過。不過那時，賽克特是久經戰場的德國國防軍的總司令，而李德是起義軍的一個隊長。因此，李德知道他面對的是他的同胞賽克特的堡壘戰術，而賽克特卻不知道他面對的紅軍中還有個李德。

這兩個軍事顧問不遺餘力地對抗，一方面是為了他們的使命，一方面是為了他們的信仰。李德是為了推進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而賽克特則是為了消滅共產主義，為了德國的對外擴張！

「我的堡壘主義終於勝利了！」賽克特眼望著乳白色的天花板，曾反反覆覆地想著，「共軍突圍西竄，我的使命完成了！」但是這個勝利，給他帶來的預期快感很快就淡化了。他忽然發現他的勃勃野心和畢生所追求的並不像他想的那樣輝煌。他望著天花板上那盞球形電燈，想到他的故鄉，想到普魯士哥特式大教堂幽暗的穹窿下，日夜燃燒著的火炬；想到他的童年；想到他為第三帝國的興起所盡的力量……

馮·賽克特對第三帝國的概念是清晰的：第一帝國是中世紀的羅馬帝國，那時被稱為是神聖的。歷史無情，即使神聖而又神聖，卻也無法擋住它的衰落。德意志國王奧托一世征服了義大利，統治的疆域包括德意志、捷克、義大利中部和北部、勃艮第、尼德蘭，帝國的統治中心是德意志。那時各地處在封建割據中，神聖的羅馬帝國並沒有真正地統一，在連年戰爭中存活了八百四十四年，便被拿破崙推翻了。第二帝國是普魯士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戰爭中擊敗法國後，俾斯麥所建立的德意志帝國。這位鐵血宰相也只幹了十九年。

馮·賽克特認為，這兩次帝國都給德國帶來了榮譽，而第二帝國後的魏瑪共和國卻是德國的恥辱。他希望1933年上臺的希特勒的第三帝國，比第一、第二帝國帶給德國更大的榮譽。獲得榮譽的方法，就是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所宣稱的：「不能用和平方法取得的東西，就用拳頭來取。」

馮·賽克特完全贊成希特勒的觀點：「要取得新的土地，只有在東方才有可能……如果要在歐洲取得領土，只有在主要犧牲俄國的情況下才有可能，這就是說，新帝國必須再一次沿著古代條頓武士的道路向前進軍，用德國的劍為德國的犁取得土地，為德國人民取得每天的麵包。」

以侵略擴張為目的的軍國主義者，頗具日本那種武士道的獻身精神。馮·賽克特在1933年5月首次來華時，就精讀了日本首相田中義一給天皇的奏摺，以便處理好德、日、中之間的關係。他認為田中義一的觀點就是從俾斯麥的鐵血政策和希特勒《我的奮鬥》的啟示中得來的：「我日人為欲自保而保他人……」當馮·賽克特讀到這裡時，深感田中用詞之精妙，不像希特勒那樣露骨。你看他說得多麼可憐可愛可敬可親，侵略別人反說為了自保，踐踏別人反而是保護他人，「必須以鐵與血，方能拔除東亞之難局……然欲以鐵血主義而保東三省……」他已經把東三省當成自己的了，把強盜邏輯說得多麼策略，「則第三國之亞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煽動而制我，斯時也，我對美之角逐，勢不容辭。……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域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於我。使世界知東亞為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遺策，亦是我日本帝國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

馮·賽克特很敬佩田中義一的氣魄。彈丸小國，竟想吞併大東亞，當它真的吞併了東亞，那麼，它就要覬覦世界了。那時，德國與日本便為爭奪世界統治權而拼殺。可惜我馮·賽克特已經老了！

這種追求世界霸權的慾望，在多少侵略者的頭腦中日日夜夜魂系夢縈？

馮·賽克特喝了護士送來的藥，那是鎮靜他煩躁不安的神經的。他微微閉上了雙眼，在昏昏欲睡中，他覺得還有什麼事情沒有做完，但他卻無法集中思想了。

他已經陷入了暮年的疲憊之中，稀疏的白髮倒垂在枕上。護士對這位外國老人毫無生氣的臉凝視了半分鐘。他兩鬢內陷透出苦澀的淒涼，臉上的肌肉在微微抽搐。她不理解，這個洋老頭為什麼不在家裡頤養天年？到中國來幹什麼呢？

當蔣介石在參謀本部次長林蔚的陪同下，穿著白色罩衫走到馮·賽克特病榻前時，賽克特已經沉睡了兩個小時了。為了他能夠與蔣介石交談，醫生給他注射了興奮劑。

蔣介石輕輕地握了握顧問寬大卻乾癟的手：

「我剛剛從太原回來……怎麼樣？」

「沒有什麼病……」賽克特示意護士給他背後墊上枕頭，他可以半躺半坐地跟委員長談話了，「只是心力衰竭，肝臟有點小毛病，精神有些煩躁。」

「共軍已經西竄，在途中被我截擊，已經大部潰散，此次勝利，仰仗賽將軍的策劃，除了我個人對你病體慰問之外，還代表黨國對你表示謝意。」

「為了共同的滅共大業，不必感謝，」賽克特微弱的聲音裡帶著深深的遺憾和傷感，「只是我暫時不能幫助你制訂追堵計劃了……」他深深地嘆息了一聲，使蔣介石感到這個重病的軍事顧問，具有一種近乎偏執狂的、畸形人格力量——為了完成他的使命，不惜榨乾最後一滴生命的漿液。

「參謀部正在制訂這個計劃，我已經任命何健將軍為追剿總司令了！」

「我原來預計共軍會向湘中突圍（這正是毛澤東建議的突圍方向），現在看來他們是要西渡湘江，去與肖賀共軍會合了。」

「是的，幾種可能我們都已經估計到，並且做了準備，我想是萬無一失了！你可以放心地治療……安靜地休息……」蔣介石不再指望這位已經油盡燈枯的顧問提出真知灼見，準備起身告辭。馮·賽克特卻言猶未盡。他這時才意識到紅軍突圍後引起的失落感是什麼東西：紅軍突圍，放棄了經營多年的根據地，固然可以認為是勝利，但又很難說是勝利。他畢竟沒有達到消滅紅軍主力於蘇區的目的。佔領蘇區，並不是他的全部目的。

「我想，無論如何不能讓共軍渡過湘江……」賽克特嘆了口氣說，「但我又擔心，委員長能不能調動起各地方的異己力量。要想統一中國，必須消滅異己。」

「在德國容易，在中國難。」蔣介石苦笑了。

這位法西斯主義者對中國的瞭解太膚淺了，在這一點上，他不如端納。

「只靠軍事手段是不夠的……願你早日恢復健康。」蔣介石不輕不重地握了握軍事顧問的手，告辭了。他在雪佛蘭轎車裡坐定，對林蔚說：「馮·賽克特是個好軍人，但還不是一個好政治家！」

林蔚正襟危坐，目視前方，他有點所答非所問：「委座統一中國之決心，確實是任重而道遠。秦始皇統一中國，也是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

蔣介石沉吟良久，忽然問林蔚：「古人言：治理國家有九經：修身也，尊賢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你以為如何？」

「古人言：為政致治，在於識賢任賢，而不在於自賢。」

蔣介石感到林蔚說得有道理，但又體會出領袖只要任賢用能而自己不必有賢德之意，會不會是影射他呢？他一時很難分清這是褒還是貶，卻能使他想起在上海交易所被杜月笙、張嘯林、黃金榮叫作「阿偉」的那一段歷史。

蔣介石寧肯將那段歷史忘掉，但他實在不應該忘掉，而且也忘不掉，因為在後來的軍事政治生涯中，在中國各派軍閥角逐的擂臺上，他能夠把所有對手打翻，其拳腳運用之高妙，不正是來源於交易所裡學到的投機鑽營、隨機應變的生意經嗎？

五與何健「函電交馳」

蔣介石侍從室的工作日記上，用四句話記載了當時南昌行營的忙碌與心情：聚精會神，函電交馳；盡殲流寇，畢於一役。

蔣介石委任任何軍官的軍職，向來是獨斷專行，很少跟別人商量，這並不妨礙他識人之深、用人之當。正像朱德分析的那樣，他任命何健為追剿總司令是頗費心機的。

何健，字芸樵，湖南醴陵人。1916年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1918年，湘軍總司令程潛委任他為游擊隊司令。後歸唐生智指揮，任騎兵團長和九旅旅長。1926年7月北伐戰爭開始，他是國民革命軍第八軍第一師師長，後升任第三十五軍軍長兼任湖南清鄉會督辦。

何健在湘南瘋狂地屠殺共產黨人，是有名的反共專家和健將，手段毒辣而殘忍。在國民黨內，他是一個善於投機的軍人，他和桂軍白崇禧、胡宗鐸、夏威是保定軍校的同學好友，而後歃血為盟、義結金蘭，親如手足。但他明靠桂系，暗通蔣介石。1929年蔣桂戰爭爆發，他擁蔣反桂，在李宗仁、白崇禧背後刺了一刀！李、白被迫下野，他被蔣介石委任為湖南省主席。在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一、二、五次圍剿中，極為賣力，深為蔣介石所青睞。

現在，他委任何健為追剿軍總司令，一是因為他會決死堵截紅軍入湘；二是可以率湘軍追剿入桂。因為他與桂軍首領的私誼，而不會引起各地方勢力的糾紛，所以他能在紅軍突臨湘江前，湘軍便先於紅軍進入桂境，搶佔了全州。

蔣介石除給何健下了委任令之外，還給他一封親筆信：

芸樵兄勳鑑：

今委兄以大任，勿負黨國之重託，黨國命運在此一役，望全力督剿。並錄古詩一首相勉：

昨夜秋風入漢關，

朔雲邊月滿西山；

更催飛將追驕虜，

莫遣沙場匹馬還。

何健手捧信札，猶接聖旨，受寵若驚，高興得昏頭昏腦，激動得在屋裡轉圈。若不是參謀人員在側，他真要縱情高歌拔身猛跳了。沉靜之後，當即覆電盟誓：拼死決戰，絕不辜負委座重託！

何健覆電之後，立即趕往衡陽督師，開始了窮兇極惡的堵截，並將蔣介石的手札大量複製，以激勵下屬、抬高自己。

各地方軍閥深諳蔣意，紛紛連電祝賀何健就任新職，頗具戲劇意味。首先發電的竟然是白崇禧，電曰：

吾兄督剿赤匪，夙著奇勳，此次復膺新命，帥五省之師，系萬民之政，聲威所布，匪膽已寒，肅清之功，可為預祝。

其次是何成浚、薛嶽、陳繼承。

電文引經用典，各展溢美之詞，頗類文字遊戲。這種虛情假意的官樣文章，當時在國民黨官場裡極為盛行。

六追剿計劃

蔣介石開了一天軍事會議，在「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的思想指導下，經過爭議和補充，形成了《湘桂黔會剿計劃大綱》。蔣介石當即於1934年11月17日用命令下達：

查贛匪傾巢西竄，我大軍正分頭追堵，期於湘水以東地區，將匪撲滅。惟慮該匪一部或其殘部，一漏網，突竄湘灕水以西，不能不預為殲滅之計，茲特擬定湘水以西地區剿匪計劃大綱。

（一）方針

防西竄之匪一部或其殘部。如竄過湘灕水以西，應以不使該匪長驅入黔，會合川匪及蔓延湘西，與賀肖合股之目的。圍剿該匪於黎平、錦屏、黔陽以東，黔陽、武岡、寶慶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龍勝、洪州以北地區消滅之。

（二）綱領

（1）應於匪未竄湘灕水以前，於永、寶、武、黔、錦、黎、洪、勝、桂線上，趕築工事，先擇定重要城鎮，構成據點，然後逐漸加強、增密。

（2）於上述地區內，預為堅壁清野之準備，使匪竄過湘江時，進無所掠。

（3）先於上述地區內，嚴密組織群眾，布成偵探網，並由湘、黔、桂軍，於上述工事線上，分佈民眾團體扼守，並扼要控制有力部隊，預為區劃守備地點。

（4）一旦匪若竄過湘灕水以西，各軍即迅就預定地域，相機堵剿。

（5）原任追擊之部隊，即窮匪所至追截抄襲，與各守備部隊聯合兜剿。

（三）指導綱領

甲、湘軍（北路軍派出之追剿部隊附之）

（下面皆守備地域及追剿堵截作戰細則，略）

乙、黔軍。

（下面皆守備地域及作戰細則，略）

丙、桂軍。

（下面皆守備地域及作戰細則，略）

以上各項，各部均應查照辦理具報。

這個命令簽發時，蔣介石像祈禱上帝似地說了幾句話：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能否盡滅匪軍，就看各部將士是否精誠合作，膺命無間了！」

計劃的確是個好計劃，幾乎無懈可擊，是否精誠合作，膺命無間，就只有上帝知道了。

此令下達之日，紅軍不但離湘江甚遠，而且還沒有渡過瀟水。十天之後，紅軍才到達湘江。

而且，渡過湘江之後，不管是李德、博古堅持的向湘西前進，與二、六軍團會合也罷，還是毛澤東提議的進軍黔境以遵義為中心，在川、黔邊建立新根據地也罷，全都網在蔣介石的預計之內和追剿堵截計劃之中。如果說，李德的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是危險的，那麼在黎平召開的中央政局會議，按照毛澤東的建議所作的《關於在川、黔邊建立新的根據地的決議》同樣也是不能實現的，只能放棄此計劃被迫四渡赤水，北渡金沙，去與四方面軍會合。

這裡面有多少得失對錯，作出公正的評價是很難的！因為歷史不能放在假定的基礎上，而評論歷史又往往容易放在假定的基礎上：李德是把與二、六軍團會合，放在必獲勝利的假定基礎上，而且歷史並沒有證明與二、六軍團會合一定失敗；毛澤東否定這個計劃，也是建立在與二、六軍團會合一定失敗的假定基礎上，歷史也沒法證明這個假定不對！

即使與二、六軍團會合有重兵堵截，也存在突破與不能突破兩種可能。

難道遵義會議後的紅一方面軍的行進路線上就沒有重兵圍追堵截嗎？為什麼說與二、六方面軍會合就是不合理的，與四方面軍會合就是合理的呢？在張國燾演出的那場分裂戲劇中又是多麼危險！似乎也都在無計劃無準備之內，而且到陝甘去落腳也不是事先既定的目標。

歷史只作出一種答案。而結論卻是「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唯其如此，生活的雄渾、獷悍、怪異、奇詭、蘊藉、朦朧、流動之美，也才在其中。

為什麼湘江一戰，紅軍損失過半（損失的大部是新兵）就是極大的錯誤和慘敗，而遵義會議之後，三萬六千主力紅軍到達吳起鎮時只剩了個零頭——六千人，損失達百分之八十三以上，就是極大的正確和偉大的勝利呢？

請開啟紅軍長征路線圖，看湘江之戰前的路線，儘管抬著沉重的轎子，卻幾乎是筆直的。遵義會議後的路線卻是曲折迴環比盤腸都多幾道彎，哪個更沒有準備更沒有計劃更沒有目標呢？

這是值得後人深深思辨的！

即《國民革命歌》。此處為該歌第二段。

典出《禮記·中庸》，蔣介石所記不全，原文為：「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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