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的「萬言書」無疑是反映了真實情況的，甚至說得還沒有實際情況嚴重。但問題卻不在於事實，而在於方式、在於時機。大躍進中的失誤，毛澤東也是清楚的，甚至知道得比彭德懷提出的還要清楚得多。開廬山會議就是尋求糾正嘛，就是請各位「神仙」，獻計獻策各祭法寶以渡難關嘛。彭德懷的弱點在於只著眼於國內經濟狀況，而忽略了當時的國際鬥爭，忽略了政治，忽略了毛澤東的心理因素。那時候，斯大林已經逝世五年了，在毛澤東當時的觀點看來，蘇聯已經變修了，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的代表，革命的紅星已經從克里姆林宮上空隕落了，而引導世界革命的大旗應該高擎在中國共產黨也就是毛澤東同志的手上，馬、恩、列、斯、毛的座次早已排定了！

當中國舉起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時，幾乎所有中國公民都認為，代表世界革命方向的真正的馬列主義大旗，只在中國的土地上高揚。現代修正主義成了世界革命的主要危險。彭德懷，你的眼睛怎麼能只盯在餓死幾個人的小事上而忘了國際國內的大局——帝、修、反呢？在赫魯曉夫的眼裡，中國的三面紅旗無非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和經濟建設上的幼稚病。在這裡，倫敦大學的美籍教授斯圖爾特·施拉姆作過這樣的論述：

如果說赫魯曉夫已經、或者很快就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對歐洲和美洲更為了解的話，那麼他對中國人的心理卻顯得比斯大林還要無知。中國人也確實給了他一些抱怨的口實。那過於倉促建立起來的人民公社以及他們企圖大規模地組織經濟和社會生活多方面的嘗試，都造成了混亂，而且最終造成了災難性的經濟衰退。不管怎樣，中國人堅持他們的政策，而且不顧蘇聯的強烈反對，堅持宣稱已經找到走向共產主義的捷徑（只在兩點上作了有限的讓步）。在赫魯曉夫以及毫無疑義在大多數的蘇聯公民看來，中國是在浪費蘇聯給他們的寶貴人力物力……

所有這些情況說明赫魯曉夫的惱怒是可理解的，但是，他的反映應是以兩個大錯誤為特徵的：一方面，他故意肆無忌憚地嘲笑人民公社；另一方面，他最終發展到利用經濟壓力作為迫使中國人就範的手段。其結果是重新燃起了毛對過去歐洲人狂妄自大的憎惡……

由於毛把他的威望押在成立公社從而一舉克服中國落後狀態上面，這無疑使毛對赫魯曉夫嘲笑公社並竭力利用中國的經濟困難撈取政治資本的做法更為敏感。在1958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六中全會上，宣佈了毛不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候選人的決定，這肯定不是偶然的。這次全會也是一個標誌，它向這樣一種認識邁出了勉強的一步：即承認不可能在一夜之間一舉躍入共產主義……

誠然，毛澤東保留了黨的主席身份以及他作為中國革命富有魅力的最高領袖的特殊地位。可是，從此以後，當北京的經濟政策在1959年和1960年漸漸趨於合理化並更加謹慎時，毛則主要專心於外交事務。事實證明大自然和技術比他想象的更難屈從於他的意志。現在，他要讓中國的敵人——公開的敵人「美帝國主義」以及更為陰險的敵人「現代修正主義」來服從他！

這就是當時的廬山會議前後的大背景，這時候，既需要糾正工作中的錯誤，更需要充分肯定「三面紅旗」的偉大正確及其取得的重大成就，因為這是當時反帝反修的需要，是維護毛澤東同志崇高威望的需要，而糾正工作中的失誤只能在一定的場合和能夠承受的範圍裡進行。政治鬥爭需要，這便是真理。該說假話的時候就應該說假話，彭德懷似乎忽略了這一點，林彪卻具有透視歷史縱深的政治眼光。

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林彪懂得：在領袖面前，即使有獨到的卓見，也要造成這是從領袖的旨意中獲得啟發的印象，從而給領袖以無人比他更高明的安全感。「青梅煮酒論英雄」時的劉備，一聽曹操把他當英雄看待，嚇得筷子掉到地上，不是很耐人尋味嗎？

林彪並不是沒有反對過毛澤東，而且公開地反對過。在遵義會議之後，毛澤東在黨內軍內的領導地位均沒有穩固的確立，只是進入了領導核心。代替博古負責中央領導的是張聞天，代替李德在軍事上有最後決定權的是周恩來。後來，由於毛澤東提議成立新的三人團來全權指揮軍事，在渡烏江前，中央才決定以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成立三人指揮小組，毛的地位仍在周恩來之後。1935年1月28日，土城戰役失利，被迫一渡赤水；1935年3月15日，攻打魯板場失利，於3月16日又第三次西渡赤水。雖然後來把四渡赤水當成毛澤東軍事指揮上的傑作，但是當時的林彪並不滿意。他認為這種連打敗仗之後近似故弄玄虛式地把部隊拖來拖去未必高明，本可以搞得更好。為什麼非要四渡？三渡行不行？會不會有比四渡更好的擺脫敵人的辦法？如果不囿於傳統說法，那是可以展開爭論的。所以林彪提出改換三人團的領導成員，由彭德懷來代替毛澤東，這裡邊應該說是稍有心機的：也許進入決策圈的不是彭而是他林彪。這種反對的時機，選得很是時候。此時毛澤東正曲高和寡，也最為民主容人，而且只是從作戰指揮上提出意見，而不是從政治上否定，所以並沒有動搖毛澤東對林彪的信任。這種公開的用書信提出的方式，更增加了人們對他「光明磊落不搞陰謀」的印象。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形成凡是對毛提意見就是大逆不道的「凡是」觀點。那個時候即使「左」得怕人，卻還懂得在某個問題上反對誰（即使反對錯了）是黨員應有的權利。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敢於直言是黨性原則。

林彪知道：在某種情況下提意見是允許的，某種情況下是不允許的；發表真知灼見，在某種情況下是受獎勵的，在某種情況下是要受懲罰的！

如果你的意見提錯了，最終證明我對，以你的錯誤反襯我的正確，我可以哈哈大笑表示歡迎；如果你的意見一針見血提對了，恰中我的要害，以你的正確來襯托我的失誤是可以容忍的嗎？在特殊情況下，以不損害領導的威望為原則，而不是意見是否正確為原則。

建國以後，林彪由於身體虛弱，一直賦閒調養，他精心研究了中國的政治鬥爭史。在文革期間，大講宮廷政變，便是他研究的成果。他懂得，在他是人的時候，是可以反對的；當他是神的時候，就只能是跪拜了！林彪懂得，在政治舞臺上，不僅需要兵不厭詐，還要有遠、近、大、小之分，一切服從政治需要。在某種情況下，堅持真理，便是謬誤；擁護謬誤，便是真理。

在有的編年史上，我們極為聰明的祖先，向後人提供了發人深思的例項。在眾望所歸的聖賢之家，男主人的不檢點使丫頭懷了孕（這在平常人家本來是尋常事），當這丫頭在嚴格守密的情況下，生下一個傳宗接代的貴子時，他們就會給這個丫頭一碗下了毒的人參湯。既得了貴子又保住了聖賢之家崇高的道德威嚴！死個丫頭算得了什麼，動搖了聖賢倫理的根基，那就是事關千古興亡的大局了。失小而保大。這樣做是被迫的，合理的！毒死了丫頭是行大善而不是作大惡。為尊者諱過，為賢者諱恥，為親者諱疾。這就是最最道德的道德。誰也不敢說這是最不道德的道德。林彪對此把握得最為深刻。

「值得永遠信任的只有自己。」這便是林彪的處世格言。做人，也許應該像赫胥黎在《進化論與倫理學》中所說：「要意志堅強，要勤奮，要探索，要發現，並且永不屈服。珍惜我們前進道路上降臨的善，忍受我們之中和周圍的惡。」

彭德懷上書，使毛澤東經過許多天的反覆考慮。這種夜夜失眠的思索，其痛苦之深超過了秋收起義的失敗和寧都會議的解職。這絕不是胸懷狹窄到聽不得批評意見，也不是萬言書中有哪些言過其實，而是考慮到彭的萬言書所引起的後果。這個後果，很可能嚴重到不堪想象的可怕程度。因為它正好給帝國主義尤其是修正主義提供了「武器」，後來批判彭德懷「裡通外國」並不是偶然的、隨意說說的！

當毛澤東感到自己的威望在國際國內都受到挑戰時，彭德懷再來這麼一下子，很可能把他從馬、恩、列、斯、毛的世界性革命領袖的位置上推落下來，在國外反動勢力的推波助瀾中，萬言書（這在平時算不了什麼）在這種特殊的國際國內背景下，就有了摧毀性的威力！林彪深深地懂得這一點，所以，他在批判彭德懷時，說了一句既深刻又淺顯的、四不像卻很像的、絕妙的話：「在中國，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誰也不要想逞英雄。」

如果把1934年的林彪、1959年的林彪、1971年的林彪，這三個人生旅途中的座標孤立地提取出來，歷史的變遷和心靈的蛻變，就顯得不可思議，如果沿著他走過的每步腳印去尋覓他的追求，去審視客觀力量對他的推動，從這一端到另一端不管它是多麼曲折迴環，不管他是主動還是被動，不管他是違心還是自願，它就是合情合理的了！時間，是心靈蛻變的溫床；時勢，是他浮沉的漩渦，他無力抗拒……

夜，降臨了。

林彪站在軍團指揮部的掩體邊，觀察著夜戰的進行。硝煙無法遮蔽透明的天體，億萬星座按照它的軌跡永無休止地執行。它也不是自由的，不能離開軌道一秒鐘，也不能停留一秒鐘；它的生命也是短暫的，從新生到毀滅，也不過幾千億幾萬億年的瞬間，多麼單調，多麼枯燥，多麼孤寂，多麼冷漠，多麼神奇。一時間林彪覺得自己離開喧囂的塵世已經很遠，「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敵人陣地上倏忽間閃出一團火光，而後傳來連續的炸響。林彪又回到現實中，那就是包春時炸敵方大炮的火光。

隨從人員都在他身邊，都注視著他的一舉一動，卻沒人知道他在想些什麼，但都知道他謀慮深沉。對於決策，他很少跟別人商討，絕對地相信自己。

「冷了，回指揮所烤火去！」林彪平靜得像站在家門口的臺階上，不動聲色，說得輕微而又隨便。林彪似乎誰也不看，裹裹披風，繞出塹壕，徑自向前走去。一軍團——大軍西征開路先鋒的重任，在這個年輕人瘦弱的肩上，竟然顯不出分量。

那時候，他並不給人以逃兵、怕死鬼、臨陣脫逃的印象，不然，1928年春天，耒陽戰鬥時還是一個一營二連連長的林彪，兩年後一下成為紅四軍軍長，三年後成為一軍團軍團長的破格擢升，就有點不合邏輯了。陰謀家的種子，需要有生根發芽、伸枝展葉、開花結果的土壤和氣候。人和歷史條件密不可分，人創造歷史，歷史造就人。林彪是一個需要千剖萬解的人物。那段歷史也是值得千剖萬解的歷史。什麼樹上結什麼果。

在古往今來的人生舞臺上，既沒有神，也沒有鬼，無論善惡、是非、尊卑、貴賤，都是七情六慾皆俱的活生生的人。假象也許並不都在臺前，真容也許並不都在幕後。

林彪回到野戰指揮所。這是窩在山坳裡的只有四戶人家的小山村。他向值班人員詢問了一下情況，看了中革軍委發來的幾份電報，他預計還要浴血戰鬥一天。他不埋怨中央縱隊和中央軍委縱隊遲遲不能渡江給部隊帶來的重大傷亡。他知道埋怨是沒有用的。

林彪也重視戰鬥動員，但他的方式與眾不同。他曾翻閱過拿破崙對士兵的演說，而且受過感動。那位法國皇帝於1796年4月28日在蒙特諾特戰役中是這樣講的：

士兵們：你們在十五天內贏得了六次勝利！……在此之前，你們為那些不毛之山而戰，並在那些山岩上留下了你們的榮譽。……你們什麼也沒有，什麼都得自己操心。你們沒有大炮打了勝仗，沒有橋樑能夠過河，沒有鞋穿能夠急行軍，你們休息時沒有酒喝，甚至常常沒有糧食吃，只有共和國的軍隊，只有自由的戰士才能夠忍受你們所忍受的一切。……士兵們，為此應當感謝你們，有功必賞的祖國正以自己的繁榮昌盛來感謝你們……

這些極富感情色彩和煽動性的演說，曾燃起士兵們如火的戰鬥熱情。林彪的戰鬥動員卻只用一句包容永珍的話：

「用電話告訴各師、團指戰員們，要記住我們是紅軍一軍團！」

他知道這個口號會喚起全體指戰員的什麼樣的感情。因為他自己說這句話時，內心裡總是升騰起一種慷慨悲壯的自豪感。只是這種情緒卻被他冷凝的聲調掩蓋了。

林彪蓋著軍毯蜷縮著，在司令部的嘈雜聲中睡下了，瘦小得像個孩子。這種戰場的嘈雜，電話鈴聲，喊叫聲，奔跑聲，並不很遠的槍炮聲，是戰地指揮員的催眠曲。他並沒有立即入眠，白天，望遠鏡裡慘烈的景象，在他腦幕上翻卷不去。人的生命是多麼頑強，又是多麼脆弱；是多麼珍貴，又是多麼輕賤。他們是為了活得更好，浴血苦鬥，歷盡艱辛。死得那麼壯烈，像大地深處的驚雷；死得又那麼容易，像樹上落下一片枯葉，無聲無息。

這個蜷縮在軍毯裡枕著槍炮聲微睡的人，他有多少功，又有多少罪？他是怎麼樣一步一步邁到萬米高空，又剎那間從雲端跌落下來以致粉身碎骨的？

羅曼·羅蘭說，生活有兩種：一種是燃燒；一種是腐爛。

林彪的結局，畫了一個模糊不清的句號；叛逃，也畫了個沉重巨大的問號：是什麼樣可怕的外力與自身的思慮，促使他採取瞭如此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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