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都羅馬；演說家的素質；君主思維與藝術家思維；油畫臨摹與翻譯）
我進屋時歌德已經坐在擺好餐具的桌子旁。他很高興地招呼我，說：
「我收到了一封信。知道哪兒來的嗎？——羅馬來的！可誰來的呀？——巴伐利亞的國王來的！」
「我替您高興，」我說，「可不是很特別嗎，一小時前我在散步時也老想著這位國王，現在好嘍，又聽見您的這個喜訊。」
「我們內心常常是會有些預感，」歌德說，「信在那邊桌上，去拿來坐在我身邊唸吧！」
我取來信，歌德拿起報紙來讀，於是我便完全不受干擾地開始讀那國王的信函。信上註明的日期是1829年3月26日，筆跡工整而且異常清晰。國王告訴歌德，他在羅馬置了一處產業，也就是帶有不止一個花園的馬耳他別墅，緊鄰著盧多維希別墅，坐落在城市西北角的一座丘陵上，整個羅馬城一覽無餘，東北邊更毫無遮攔，看得見聖彼得大教堂的全貌。「世人不惜千里迢迢地來欣賞的這一美景，」巴伐利亞國王寫道，「我現在只需推開自己屋子的窗戶，便隨時可以舒舒服服地欣賞啦。」他一個勁兒地炫耀自己能這麼美美地定居羅馬的幸福。「我已經十二年沒見羅馬了，」他寫道，「我思念羅馬就像人們思念自己的情人，可是從今以後，我將心情平靜地回到這裡，就像回到一位心愛的女友身邊。」隨後談到那一處處珍貴的寶藏，一座座莊嚴的建築，談得熱情洋溢，談得就像一位藝術行家，不但熱愛真正美的東西，而且關心它的維護髮掘，容不得任何對高尚藝術品位的偏離。信函通篇文字都那麼優美，那麼有人情味兒，誰也想不到會出自一位王者之手。我向歌德表達了我的欣喜之情。
「你見到了一位君主，」歌德說，「除去王者的威嚴，他還保持著與生俱來的優美人品。這是個罕有的現象，因此也就更加喜人。」
我重新讀信，又發現了幾個精彩的段落。「在羅馬這兒，」國王寫道，「我消解了坐王位所有的憂煩，藝術和自然成了我每日的享受，藝術家成了我進餐的桌友。」他還寫怎麼經常經過歌德曾經居住的房子，怎麼睹物思人想念歌德。還引用了《羅馬哀歌》的一些詩行，由此可見國王已對這部組詩爛熟於心，到了羅馬當地又時不時地重溫過它。
「是啊，」歌德說，「他特別喜歡《羅馬哀歌》。他在魏瑪把我折騰得夠嗆，老要我告訴他這些優雅的詩裡哪些內容是真的，好像真有那麼回事兒一樣。可大家很少考慮，詩人往往只需要一點微不足道的由頭，便能寫出很好的東西來。
「我現在只希望手邊有國王自己那本《詩集》，」歌德說，「這樣我就好回他的信了。從已經讀過的少數幾首來看，那些詩應該不錯。形式和手法很像席勒，如果他在這美麗的瓶子裡能裝進表現高尚心靈的內容，那就讓人有理由期待讀到許多精彩的東西。
「對於國王在羅馬購置了那麼優美的產業，我真是感到欣慰。我知道那幢別墅，它位置異常優越，德國的藝術家全都住在附近。」
用人來換食碟，歌德吩咐他去把閣樓那幅巨大的羅馬銅版畫鋪開在地板上。他說：
「我要讓你看看，國王購置的別墅地勢有多麼好，以便你能充分地想象出實地的情形。」
……
我們吃完了。弗裡德利希進來報告，羅馬的巨幅銅版畫已經在屋頂室裡鋪開。我們於是走過去看。
世界之都的概貌圖展現在我們眼前，歌德很快找到了盧多維希別墅，也找到了國王在近旁的新產業馬耳他別墅。
「你瞧瞧，」歌德說，「位置怎麼樣？整個羅馬都展現在面前，小丘又這麼高，上午和早上一直可以望到對面的城外去。我到過這座別墅，經常從這些窗戶裡欣賞風景。這兒，城市在臺伯河對岸向東北延伸的地方，那裡就是聖彼得大教堂；還有這兒，梵蒂岡近在咫尺。你瞧，國王從他別墅的這些窗子看河的這邊，就望見了這些房屋。這兒有一條長長的大道穿過波波羅門進城，它正是從北方的德國來羅馬的路；進城後走不到幾條街，街角上的一幢房子便是我的客居之所。現在人們指著羅馬的另一幢房子說我在那裡住過，其實不對。只不過這沒有啥；這類事情歸根到底是無所謂的，得尊重人家的傳統習慣。」
我們回到原來的房間。我說：
「首相會為國王這封信高興的。」
「那就給他看好啦。」歌德說。「我讀到有關巴黎議會那些演說和辯論的訊息，」歌德繼續道，「就總想到咱們的首相，想到他要在那裡肯定如魚得水，大顯身手。因為坐在那個位置上不僅需要口才，而且需要演說的衝動和興趣，而這兩者，咱們的首相身上可都是兼而有之。拿破崙也具備這種演講的衝動，要是他不能講話，就必須書寫抑或口授給別人寫。還有我們發現布呂歇也愛演講，而且講得動聽，講得有感召力；這個能耐他是在議會里練出來的。還有咱們的大公爵，儘管他天生寡言少語，卻也喜歡演說，要是不能演說，那他就寫。他寫過一些論文，起草過一些法規，而且多半都不錯；只可惜一位君主沒有時間和心境，去對所有事情的細節做必須的瞭解。例如到了晚年，他還做出過如何為修復油畫付酬的規定。這件事很好，他做到像個君王的樣子，規定了按尺寸判斷修復工作的價值。他規定，修復按英尺計價。一幅修復的油畫有十二平方英尺，那就付十二個銀幣，四英尺就付四個銀幣。這是君王的規定，但並不藝術。要知道狀態不一樣，一幅十二英尺的油畫可能不花多少力氣就能在一天之內修復，而另一幅只有四英尺，花整整一個禮拜的時間和辛勞卻也休想修復得了。可君主們都是軍事家，都愛好數學公式，行事都喜歡大而化之地用尺寸和數字說話。」
我欣賞這則逸聞。隨後又談了一些藝術方面的事。
「我有些臨摹拉斐爾和多米尼奇諾油畫的素描，」歌德說，「我對它們做了一個值得注意的評價，我願意告訴你。
「‘這些素描有的地方技法欠純熟，’說，‘不過看得出來，臨摹這些油畫的人對它們的感覺細膩而且正確，把這一感覺移植進了素描，就在我內心中忠實地再現了原作。如果讓一位當代的藝術家臨摹那些油畫，他可能把一切都畫得好得多，或許也準確得多，然而可以預言，他會缺少對原作的那份忠實感覺；這就是說，他儘管畫得更好些，但卻遠遠不夠，不足以使我們對拉斐爾和多米尼奇諾獲得如此純粹而又充分的理解。’
「這不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嗎？」歌德問，「在翻譯方面也可以舉出類似的例子。例如弗斯肯定很成功地譯介了荷馬；可是不妨設想還有一個人，他對原著的感覺更單純、更真切，儘管總的看來他不是弗斯那樣一位大翻譯家，卻也能夠再現原著的精神。」
我覺得他講的一切都很正確，很有意義，對他表示完全同意。鑑於天氣晴朗，豔陽高照，我們便去下邊的花園走走。到了那兒，歌德首先吩咐用人把一些低垂到路上的樹枝拉上去捆紮起來。
黃色的番紅花開得十分豔麗。我們先看了花，然後再俯視路面，發現地上的花影完全成了紫色。歌德講：
「你最近說綠色和紅色相互襯托，效果超過了黃色和藍色，因為綠色和紅色處於更高一級，所以就比黃色和藍色顯得更加飽滿和強烈。我不贊成這個觀點。任何顏色只要鮮明地顯現在你眼中，都會強烈地襯托出相對的顏色；問題是我們的眼睛得具備適當的情緒，沒有過分明亮的陽光妨礙它觀看，地面的狀況也並非不利於接受投影。總而言之，必須防止對顏色做過於細緻的分辨和確定，否則太容易冒本末倒置和正誤混淆的危險，把簡單的事情弄複雜的危險。」
我記住了歌德的話，把它看作指導自己做研究工作的一個好教訓。聊著聊著，劇場開演的時間就快到了，我起身告辭。歌德一邊送我一邊笑道：
「注意了，今晚得好好沉住氣，別讓《一個演員一生的三十年》那些恐怖場面嚇壞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