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化的病根在城市；英德兩國青年成長對比；理論與實踐）

「順便講一講，我們老一輩歐洲人的心地多少都有些惡劣，」歌德說，「我們的境況過分矯揉造作和複雜，我們的食物和生活方式失去了純真自然，我們的社會交往沒有真正的愛和善意。每個人的舉止都彬彬有禮，卻沒誰有勇氣表現出率直與真誠，這樣一來，一個以自然的秉性和思想來為人處事的老實人處境就很艱難。人們常常寧願生而為南海某一座小島上的所謂野蠻人，只要哪怕僅僅能享受一次完全純真的、沒附加任何異味的人的生活就好。

「遇上心情抑鬱的時候，更深入地思考思考我們時代的弊病，常常就叫人覺得好像世界末日快要到了。罪孽一代人一代人地越積越多！不只是我們承繼了父輩的罪孽，我們還將它們加上自己的一份再遺傳給自己的後代。」

「我常常也有類似的想法，」我接過話頭，「不過一旦我看見一隊德意志龍騎兵從面前策馬馳過，想一想這些年輕小夥子有多麼英俊、彪悍，我馬上又感到欣慰，於是對自己說，從長遠看，人類的情形還並非糟糕透頂吶。」

「我們的農村居民自然還一直保持著健康和力量，」歌德回答，「但願他們不只能給我們提供彪悍的騎兵，還能防止我們徹底墮落和腐敗。農村可以被視為一座寶庫，沉淪的人類正不斷地從中汲取和更新自己的力量。——反過來，你要去咱們的大城市看看，那你的心情就完全不同啦。要是你再到某個‘跛鬼二世’或者兼操副業的郎中的店鋪旁去遛遛彎兒，他就會悄悄地給你講一些個故事，叫你聽了不禁對人性染上的惡疾心驚肉跳，對社會遭受的戕害不寒而慄。

「不過還是拋開這些虛幻的想法吧。你怎麼樣？在幹什麼？今天過得如何？給我講講，讓我換換腦子。」

「我在讀斯特恩的小說，」我回答，「讀到尤利克徜徉巴黎街頭，並且感慨他所見的每十個人中竟有一個是侏儒。您剛才提到大城市的罪孽，我便想起這個情節。我還回憶起，在拿破崙時代見過一個法國步兵營，當兵的全是些巴黎城裡的人，一個個都又瘦又小，弱不禁風，真不知拿他們去戰場上幹什麼用。」

「惠靈頓公爵的高地蘇格蘭兵自然別有一番威風！」歌德應道。

「在滑鐵盧戰役之前一年我見過他們，」我接過話頭，「那確實是些好漢！一個個身強力壯，英氣勃勃，矯健敏捷，彷彿是上帝親手造出來的。他們昂首闊步，輕鬆自如，裸露的腿腳邁動起來如此輕捷有力，好似身上全然沒有揹負原罪和父輩的罪孽。」

「那是個特殊情況，」歌德應道，「原因在種族遺傳，在立足的土地，在自由的生存狀態，在健康的教育——夠啦，英國人總的來說比其他許多民族是要優越一些。——就瞧瞧咱們魏瑪這裡為數極少的英國人，顯然不是他們中最優秀的吧；可又全都是些多麼能幹、多麼漂亮的人物啊！——年紀輕輕，二十七歲就來到這裡，身處德意志這個陌生的國度卻一點不覺得陌生和拘束，相反，在社交場合舉止言談充滿自信，隨意大方，彷彿在哪兒都是主人，彷彿到處世界都屬於他們。也正是這點贏得了咱們的太太們青睞，攪亂了咱們一位位千金小姐的芳心。身為一個德意志家庭的家長，自然希望家裡人都平靜無事，所以每當我兒媳婦宣告一位眾所期盼的新來的年輕島民即將光臨舍下，我心中總不由得有些忐忑。我總已經想象到他臨別時將灑下的眼淚。——真是些危險的年輕人啊，不過正因為危險，所以才高貴。」

「可是我並不認為，」我接過話頭，「咱們魏瑪的英國青年比其他人更加聰明，更富智慧，更有教養，心性更加高尚卓越。」

「關鍵不在這些方面，好朋友，」歌德回答，「也不在門第和財富。關鍵在他們有勇氣讓自己立身行事順其自然。他們身上毫無矯揉造作、遮遮掩掩的氣息，也不見敷衍馬虎、乖僻彆扭；不管怎麼樣吧，他們都是些完完整整的人。也有時完全是些傻子，這我心甘情願地承認；不過，傻子仍舊是人，在自然的天平上畢竟還是有些分量。

「享有個人自由的幸福感，身為英國國民的自我意識，受到其他民族器重敬仰的自豪，對還是孩子的他們就有所裨益，使他們在家中和學校裡都受到了更多的尊重，享受到了比咱們德國人更加自由幸福地發展自我的可能。

「想了解德國的情況，我只需朝咱們魏瑪的窗外瞅一瞅就夠啦。——新近街上積了雪，鄰居的孩子們想試著在外面玩一玩雪橇，可馬上警察就來啦，可憐的小傢伙們一見他立刻逃之夭夭。眼下春日的陽光又將他們引誘出了屋子，小夥伴兒們很想在家門前玩一玩兒遊戲，可樣子看上去仍然畏畏縮縮的，像是心中無數，不知什麼時候又會有一個警察跑來干涉他們。沒有哪個孩子敢於甩響鞭，敢於放聲高歌或者大呼小叫，否則立馬有警察出來制止。為了讓可愛的青年早早地變得馴順，去掉他們身上一切自然的、獨特的、野性的東西，我們使出了渾身解數，到頭來只養成了一群庸人。

「你知道，我沒有哪一天不接待一些途經此地的陌生來訪者。可是如果我講，我很高興會見這些人，特別會見一些來自北方的年輕學者，那我肯定是在撒謊。——近視，蒼白，凹胸，年輕而無青春氣息：這就是他們大多數給我留下的印象。一旦談起話來，我立刻發現我們這種人喜歡的事情，在他們看來統統庸俗而無意義；他們完完全全沉溺在觀念裡，感興趣的只是那類最深奧的哲學思辨的問題。他們身上找不到一絲絲健全感官和感官之樂的影子，一切青春的感覺和青春的欲求都已從他們身上消失殆盡，而且是無可挽回地消失殆盡；要知道一個人二十歲時已不年輕，到了四十歲還能有什麼指望。」

歌德嘆了口氣，不再作聲。

我想到了十九世紀的幸福時光，其時歌德正青春年少；我彷彿吸吮著塞森海姆夏日的溫暖氣息，於是對他念了下面的詩句：

我們年輕的小夥兒和姑娘，

午後快樂地坐在一起乘涼。

「唉，」歌德嘆道，「那時候自然很美好！——不過把它們忘了吧，免得回想起來，眼下晦暗的日子更叫人忍無可忍。」

「必須出現第二個救世主，」我說，「來改變我們這沉悶、難受和極度壓抑的現狀。」

「就算出現了救世主，」歌德回答，「人們也會再一次把他釘上十字架。我們壓根兒用不著這麼偉大的人物嘍。只要能讓德國人以英國人為榜樣，少一些哲學頭腦多一些實幹能力，少一些理論多一些實踐，那我們無須等待救世主耶穌基督的第二次降生，就差不多已經得救啦。由下而上，有民眾參與，通過學校和家庭教育，可以成就許多事情；自上而下，經過當政者及其臣僚們的努力，可以成就許多事情。

「因此，我不贊成要求正在求學的未來國家公僕，具備太多的知識和學問；這樣做早早地毀了這些年輕人的精神和身體。接下來投身於實踐，他們儘管掌握著大量的哲學和理論教條，可這些玩意兒在其有限的職業範圍內根本派不上用場，結果必然一股腦兒給忘記掉。而另一方面，他們最需要的東西卻已經失去：例如精力旺盛的腦子和身體，一個人在實踐中要想事業有成，是萬萬不可缺少的。

「還有，一位國家公僕在生活中，在待人接物方面，不還需要愛和善意嗎？——如果一個人自己都感覺不痛快，他又怎能對他人抱有善意和善待他人呢？

「可是所有人的心情都很糟糕！那些給拴在寫字檯邊的學究和公務員，他們有三分之一身體都垮了，都患上了憂鬱症。必須由上頭採取措施，至少挽救一下年輕的一代，使其不要遭受同樣的戕害。

「但願吧，」歌德微笑著補充道，「但願並且期待，一百年後我們的德國人會是另一個樣子，不再是一些唯尚空談的學究和哲學家，而成了真正健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