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說拜倫）

……歌德繼續談論拜倫爵士，說：

「他生性天馬行空，好高騖遠，能以遵守‘三一律’來約束自己真是一件好事。要是在道德倫理方面，他也懂得節制就好了！他做不到這點，是他的致命傷；完全可以講，他毀就毀在放縱不羈。

「他沒有一點自知之明。他總是狂熱、衝動，頭腦發昏，既不清楚也不考慮自己究竟在做什麼事。他自己為所欲為，看別人卻一無是處，這一來肯定自己也沒好結果，把全世界都變成了自己的敵人。他那篇《英格蘭詩人和蘇格蘭評論家》，一開始就得罪了那幫文學精英。隨後哪怕只為了活下去，他也必須後退一步。可在接下來的作品裡，他繼續與人家對著幹，這也看不順眼那也看不順眼，國家和教會也敢去碰。如此不顧一切地蠻幹，使他在英國待不下去了，再過一段時間歐洲大陸也可能把他趕走。他在哪兒都覺得空間狹窄，即使他享受著無邊無際的個人自由仍感到憋悶，世界對於他是座監獄。他奔赴希臘並非心甘情願的決定，是他與世界的彆扭關係驅趕他去了那裡。

「他與傳統決裂，與愛國主義決裂，這不只毀了他這樣一個優秀的人；他的革命理想和與此相聯絡的經常情緒激烈，也不容許他的天才得到充分發揮。還有他老是反對別人、挑剔別人，同樣有損他自己的那些優秀作品。倒不僅僅是詩人的不滿情緒會傳給讀者，而是一切的反對都會導致否定，而否定的結果只有虛無。我如果見壞就說壞，那又能得到多少好處？可如果我把好的也說成壞的，那害處可就大啦。誰真要想成就事業，千萬不要咒罵，千萬不要去憂心那些做顛倒了的事情，而應該永遠只做正確的事。因為需要的不是摧毀，而是建設；建設將使人類感受純粹的快樂。」

聽了這連篇妙語我頓覺心曠神怡，它們於我如同銘語箴言一般值得細細玩味。

歌德繼續說：「可以把拜倫爵士既看作一個人，看作一個英國人，也看作一個偉大的天才。他的好品質，主要都來自他作為人的天性；他還有一些壞品質，則源於他是一個英國人，一位英國上議院的議員；至於他的天才嘛，確實無人可比。

「所有英國人生來都不愛獨自思考，精力分散於各種瑣務並熱衷黨爭，根本靜不下心來提高自己的修養。但作為實踐家，他們卻很偉大。

「這樣，拜倫爵士從來不能好好自我反省，因此他即使進行反思也從來不會成功，例如他那句‘錢要多但不要權威’就莫名其妙，好像錢一多權威便自然削弱了似的。

「然而他的創作卻都成功了，真可以講，他這個人是靈感取代了思索。他必須不停地寫作；須知在創作方面，一切來自人的特別是心靈的東西，他都很傑出。他寫起詩來就像女人生孩子；她們不用思考，也不知道是怎樣生出來的。

「他是一位偉大的天才，一位天生的詩人；在我看來，沒有任何人身上有他與生俱來的那麼多作詩的天分。還有在把握外在事物和洞悉歷史情境方面，他也與莎士比亞一般偉大。不過作為純粹的個人，莎士比亞更加傑出。對此拜倫心中有數，所以也不常談論莎士比亞，儘管他把莎士比亞的作品大段大段地背得爛熟。他真恨不得將莎士比亞給否定掉，因為他的快活爽朗如同橫在他前進路上的一塊巨石，他感覺自己無法越過。他不否定蒲伯，因為不害怕蒲伯。只要一有機會，他就提起蒲伯，對蒲伯欽敬有加，因為他清楚，蒲伯於他只是一道背景而已。」

歌德談起拜倫來似乎滔滔不絕，我呢，聽他講也不知疲倦。在幾段小的插話之後，歌德接著講：

「身居英國上議院議員的高位，對拜倫十分不利。因為任何天才都要受外界的影響，更何況出身又如此高貴，家資又如此豪富。中等的家庭環境，對於一位天才要有利得多；所以我們也發現，偉大的藝術家和詩人全都出自中產階層。拜倫那樣地不知節制，要是出身低一點，家產少一點，也就遠遠不會那麼危險。可事實上呢，他有權利想幹什麼就幹什麼，結果便陷入了無數的糾葛麻煩。再說，他出身如此地高貴，還有哪個等級能令他心生敬佩和顧忌呢？他心裡想什麼就說什麼，這便使他與世人的矛盾難分難解。

「看著真是令人驚訝，」歌德繼續說，「這個高貴、富有的英國人，竟把生命的很大一部分耗費在了私奔與決鬥中間。拜倫爵士自己就講，他的父親曾勾引跑了三個婦女。相比之下，他這個兒子還算理智的哩！

「他確實一直生活在原始狀態，以其稟性，他必定時刻覺得有自衛的需要。因此他總是‘放槍’。他不得不隨時準備著有人去找他決鬥。

「他沒法獨自生活。所以儘管他有很多怪癖，對自己交際圈內的人卻極其寬容。他可以整個晚上朗誦悼念穆爾將軍的詩，讓他那些高貴的朋友如墜雲裡霧中。他不管這個，朗誦完了就把詩稿放回口袋裡。作為詩人，他表現溫順如同綿羊。換上另外一位，可能就會叫那班高朋見鬼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