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小鎮上，兩人晚餐後手挽手地漫步在樹林邊的小河上。正值盛夏，綠樹成蔭、河水悠長，兩個人不用說什麼，好多的話，有足夠的時間留著以後慢慢講。走在他的身旁，看時光、河水慢慢流淌，這比什麼都重要。在美國，張愛玲一直在尋找落腳的地方，但找到的都不是家，只是宿舍。就像當年在學校一樣，隨時都可以離開，隨時都可以解除，沒有長性，沒有安全。不像現在，身邊的這個男人，答應給她一個家。雖然家在哪裡，一切都還需要確定，但是，當這個男人開口向她求婚的那一剎那，家，就是他了。聽著自己歡喜的笑聲，她一時間有點恍惚，自己只有在27歲之前，曾經這樣開懷過。那時候，很多笑，是為了另一個男人。都不記得自己有多久沒有這樣心無旁騖的大笑了。雖然這樣的笑，曾被母親批評為沒有淑女風範。但，此刻，能做自己真的很好。
賴雅，對自己也覺得不可思議。因為他往往是「闖了禍就跑的」。這次，不知道這個來自中國的女人有什麼魔力，讓他駐足難逃。走在她的身邊，聽著她不時爆發出來的爽朗的大笑，自己也覺得滿心歡喜。河水無聲地往前，把樹的影子一幕幕地帶走。很像自己筆下的好萊塢電影裡男女主人公定情時的幕布背景。兩岸薔薇枝頭累累，不少都垂到河面上。看那河水在花枝前打一個盹又急急地往前趕。他緊緊地拉著她的手，幸福地嘆了口氣。或許，冥冥中一切都是註定的，生來兩個人就要相遇、相親、相愛。
他的人生，從父母離開德國來美國定居，從他二十多歲在麥克道威爾基金會戲劇節有一部戲劇入選，到他離開好萊塢到各個文學營地去，難道都是為了幾十年後在這個麥克道威爾基金會的營地裡，碰見這個中國女人嗎？
愛情是美妙的，現實卻不能容你做夢。婚前，賴雅不得不老實地告訴張愛玲，自己一個人餬口還行，但養不了家。對於賴雅的實際狀況，張愛玲早猜得了個七八分。跑到免費營地來的人，經濟條件都不會好。不管怎樣，當你四旁無依時，有一個你對他很有好感的人願意接納你，那麼錢不錢的，就都不算什麼。炎櫻不是說過「一個頭比兩個頭」好麼？當然，她這句玩笑話是指枕頭上。現實中，不也是這樣嗎？兩個人共同經營一件事情，總不見得就過不下去，不是還有一句話：兩人同心，其利斷金。
賴雅是張愛玲在這個龐大陌生國度上的親人。
1956年8月4日，張愛玲與賴雅在紐約結婚。這次婚禮，炎櫻也參加了。
在外人眼裡，這對異國夫婦實在相去甚遠。賴雅不僅是一個作家，他混跡於文學圈，更像一個文學活動家，朋友、應酬滿天飛。而張愛玲即使在最飛揚的年頭，也視交際為畏途。
任何與政治掛鉤的事情，張愛玲都不肯與此沾邊。就算當年與胡蘭成、與左翼文學，她都不是站在政治上來考慮的。而賴雅當時恰是著名的左翼文人，要是在中國，他就屬於張愛玲最不願意與之為伍的那群「超人」。
賴雅還大張愛玲29歲，結婚這年，張愛玲36歲，賴雅卻是望七的老人。
生活中總有傳奇。這對夫妻，相處得很好。
賴雅與前妻所生的女兒在談到父親對張愛玲的感情時，是用「痴愛」這個詞來形容的。無獨有偶，炎櫻後來談到賴雅時也說：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如此痴愛另一個人。
張愛玲在寫給朱西寧的信裡說：他是粗線條的人，愛交朋友，不像我，但是我們很接近，一句話沒說完，已經覺得多餘。
很多年後，孑然一身的張愛玲，接受了詹姆士·萊昂的採訪。這位布萊希特的研究者，之所以採訪張愛玲是因為賴雅是布萊希特的好朋友，當年布萊希特流亡美國，賴雅提供了最為熱情和周到的幫助。後來，布萊希特蜚聲文壇，研究者甚多。但凡研究布萊希特，都不會忽略他流亡美國時的活動，而這些活動無一例外都與一個人有關聯：那就是賴雅。
與以往不同的是，張愛玲對這個陌生人敞開了心扉。她對賴雅的文學成就有著客觀慎重的評價。沒有因為他是她的夫，刻意拔高。
從她的談話中可以看出，她懂他，很深。而且她愛他。
平實也是一種幸福
婚後的生活，平淡如實。
賴雅生性仁厚，一旦與誰有了感情，天長日久，情感愈加濃烈。張愛玲與其在一起的生活，不像原來與胡蘭成那樣，兩個人「坐而論道」，喜愛的都是對方的錦口秀心。賴雅承擔起家庭中繁雜瑣碎的事情，而這些事情不僅是張愛玲嫌麻煩的，也是她不擅長的。
賴雅看出這個中國女人在文學上有自己的抱負和野心，也有自己的天賦和才華；而對於他自己，雖然年輕時得到過很多光環，但現在他對文學已沒有太多的訴求。他心甘情願地做起了這個家庭的後勤。諸如買菜、做飯、打掃衛生、跑郵局寄稿件、上銀行、到雜貨店購物之類的瑣事，基本上賴雅一人就解決了。雖然整個家庭的經濟基本上是張愛玲在承擔，但是，賴雅從另一個層面給了張愛玲溫暖和愛，這才是家的感覺。
而在一些大事上，賴雅也遂張愛玲的願。張愛玲對鄉下清靜單調的環境難以忍受，喜歡大城市喧鬧鼎沸的生活，這多麼像當年她在香港、在上海，在那些高高的公寓陽臺上聽電車聲、看圓月、吃鹽水花生留下來的生活習慣啊。這也是她最享受最喜好的城市之聲。
賴雅雖然喜歡鄉下簡單的生活，但是為了張愛玲他最終還是放棄了自己的打算，與張愛玲一起申請去一些大城市的文藝營地，後來又在繁華熱鬧的舊金山定居。
這個男人是很寵張愛玲的。
天氣好的時候，賴雅會給張愛玲當導遊，與她一起領略美國城市的各種美。他們到過紐約、波士頓、華盛頓、舊金山等城市。張愛玲曾經說過，只要有賴雅，只要是賴雅陪著她，那麼這個城市整個都是她的。這是多麼飽含深情的依戀。
有空時，他們手牽手去看電影。不要忘了，賴雅可是給好萊塢當了12年編劇。聽賴雅談起好萊塢電影的各種八卦趣聞，張愛玲樂得哈哈大笑。而這些電影張愛玲並不陌生，她也是一個影迷。當年在上海時，她曾經如痴如醉地追捧過每一部電影。
賴雅是那種天生的樂天派，與他在一起都會被他的溫暖、熱情所感染。他常常帶著張愛玲走街串巷，吃遍小吃，領略當地風光。這些地方，於他來說多半是舊地重遊，他熟門熟路、熱情周到、談笑風生、幽默風趣，給整個行程增色不少。有一年張愛玲過生日，他還帶著對脫衣舞表演好奇萬分的張愛玲一起去觀看。當愛情坐實在生活瑣事上時，不見得都變得平庸，反而有了更加可靠的依戀。
還不僅如此，賴雅更是張愛玲瞭解美國、進入美國社會的嚮導。有了賴雅這樣一個孜孜不倦的「老師」，張愛玲才能迅速地瞭解這個陌生的國度，包括各種政策、福利、責任、權益。可以說有了賴雅這樣一個當地人，張愛玲才有了被認同感。
1958年9月30日，是張愛玲38歲的生日。沒想到那天早晨，秋雨颯颯，氣溫一下子下降好多。剛開始還是小雨，慢慢的，雨變大了。雨滴打在窗玻璃上，畫出一個又一個大大的圓。樹葉夾著雨飄落一地。有些黃盡，有些卻還有半成綠意。怎不敵這秋風秋雨，一起都掉了下來。
賴雅望向窗外，不知道這雨何時才會停。這時，聯邦調查局派人來核查賴雅某項債務問題，真有點雪上加霜的意味。但就這麼著也沒能影響賴雅的心情，他唯一的想法就是這些人快點離開，雨快點停下來，好讓他們的好戲開場。
還是天公作美，聯邦調查局的人走後，天也放晴了。他們的慶典說起來真的很簡單。就是先去郵局寄了封信，然後回家晚餐。接著張愛玲梳妝打扮，兩個人看了一場電影。再回到家中，吃完剩下的飯菜。看起來好平常平淡的內容，張愛玲卻告訴賴雅，這是她有生以來最快樂的生日。
或許真的不需要驚濤駭浪的驚喜，相愛的人能手牽手沒有任何干擾沒有任何顧慮地做一些平淡的事情，也覺得幸福和滿足。
平常生活中才直見「死生契闊，與子相悅；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真實。
命運讓你痛，你卻要回報以歌
幸福的生活各有各的幸福，不幸的生活也有不同的不幸。在開始與賴雅的這幾年的生活中，歡愉中有時也有愁雲。結婚才兩個月的時候，賴雅就中風了。事實上，早在1943年他就有過一次輕度中風，1954年63歲時再次中風住院。這是第三次，使他變得非常虛弱。1956年年底時，他的病又一次復發，因面部神經麻痺再度入院。所幸的是，他就像一個打不倒的鐵人，總能從病榻中站起來，再一次面帶微笑。可賴雅的病無疑給他們的生活投下了難以抹去的陰影。賴雅不僅是她的丈夫，更是她的家、她的全部，是溫暖她的那束光。現在，這束光，隨時都可能熄滅，平靜的生活就像汪洋裡的一葉小舟，誰也無法預測下一刻是一如既往地前行還是瞬間就被洶湧的波濤打入海底。
生命是一襲華美的旗袍，爬滿了蚤子。
張愛玲19歲時參加《西風》雜誌三週年紀念徵文比賽時寫成的《天才夢》裡，一語成讖。
與貧窮疾病、生老病死這些壓力相比，最讓張愛玲痛心的是，她的「美國天才夢」沒有如願以償。當她艱辛完成的《粉淚》竟然沒有一個出版商願意出版時，她一下子被打垮，病倒數日，一個月之後才恢復過來。兩年後，炎櫻來信又談到此事，她不禁再次落淚，情緒低落到極點。有一次，夜裡她夢到一位不知名的中國作家取得了極大的成就，相比之下，她覺得很丟人。第二天一早她心痛無比地向賴雅描述夢中的情形。這些，都是她在美國文學夢一再受挫後的反應。
為了養家餬口，張愛玲不得不把半個身子探回母語世界。多年來，在香港給她尋求劇本寫作並付給她最高稿酬的好友宋淇，一直幫她。人們常說張愛玲自愛得自私，親情愛戀在她身上常常毫不留情地一刀斬斷，寫的文字看透人間冷暖，為人處事也通常決絕。
但是，當皇冠出版社的編輯為她擋了一篇住在洛杉磯的女作家d小姐因參訪她不得，轉而翻看「採訪」她的垃圾物品的報道時，她給出版社的編輯寫了一封信：
有時候片刻的肝膽相照也就是永久的印象，我珍視跟您這份神交的情誼，那張卡片未能表達於萬一，別方面只好希冀鑑諒。
同樣，在她自知來日不多時，她把自己所有作品的版權全部留給了宋淇夫婦。就因為當年他們夫婦倆曾經幫助過她。
這就是張愛玲，對自己母親寫信來求臨終一見，終還是把信擱下，隱忍不發。對著一個素未謀面的編輯卻能寫下「肝膽相照」這樣的字眼。同樣的人，為何一個看似寡情，一個卻形似深情？
仔細想想也想得通，她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一切都依從自己的內心，對人對事絕沒有半點勉強，一邊可以擁有濃烈柔情，一邊又可以雲淡風輕。同時眼裡容不得半點沙子。簡單到常人覺得沒有人之常情，又亦或簡單到讓人接受起來分量不輕。
劇本寫作其實並不是她所願。多年後，當詹姆士·萊昂採訪她時，對於賴雅的編劇創作，她認為正是在劇本寫作時過多地運用套路模式，以及取悅觀眾的劇情安排，這些公式和竅門破壞了他成為一個嚴肅作家的資質。張愛玲不僅深深地懂得賴雅，同時，她還了解劇本寫作。從她給香港電影圈寫劇本開始，她就明白這些駕輕就熟的題材、故事，可以說都是某種公式的派生物。只要熟悉公式，加入適當的技巧，把人物填充進去，一部劇本也就完成了。而這種東西寫多之後，創作者的開拓思想會被削弱，落筆處更會缺乏個性。如果創作者本身沒有很強的抵禦能力，更容易被這種模式牽著鼻子走，久而久之，完全都是套路的東西，自己的文學之路卻越來越窄。
想一想，好萊塢本來就是一個只看是否賣座、只認票房的光怪陸離的圈子，它哪裡管你「嚴肅作家」的夢。而這個聲色利誘的圈子，多的是人趨之若鶩。賴雅能在裡面寫12年的劇本，既是幸也是不幸。
1961年夏天，張愛玲打算為她計劃寫作的英文小說《少帥》到臺灣蒐集資料，同時她想去香港尋找更多的謀生機會。賴雅雖然不情願，但也沒有理由阻止她。就這樣，10月，張愛玲離開舊金山飛往臺北，帶著她對新機遇的憧憬。計劃寫作中的《少帥》是以張學良為原型的小說，她指望著能以這個美國人比較熟悉的人物故事來開啟美國文壇的局面。同時，香港那裡等著她的工作是要把她鍾愛一生的《紅樓夢》改寫成一部上下集的電影。這些都是她很喜歡做的事情，更可喜的是，她開始受到臺灣一些文藝圈子的追捧。
另外，雖然在美國生活了6年，但是畢竟不是自己的母語圈子。在這個國度，不被認可帶來的陌生感、距離感，始終折磨著她。這次，終於拿到綠卡，獲得美國公民身份，終於可以不再為綠卡而心懸上下；終於可以放心地離開，不用擔心回不來。張愛玲選擇這個時間回臺灣香港，頗值得玩味。
回到有著同樣審美和觀念的環境，聽著熟悉的母語，看著相似的面孔，這些都讓她放鬆。就像我們在水裡憋久了，猛地衝出水面，重重地舒坦地深呼吸，是那樣的痛快、恣意。
採訪張學良的願望落空了，其實想一想都能知道，此時張學良還被軟禁，怎麼會允許人採訪呢？但這沒影響她的心情。因為此時，她在臺灣已有一幫追隨者。夏志清後來廣為流傳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專為張愛玲開闢一章。這一章最初曾以論文的形式出現，1957年由夏志清的哥哥夏濟安翻譯後刊登在臺北的《文學》雜誌上。夏濟安是臺灣大學外文系的教授，白先勇、歐陽子、陳若曦等人都是他的學生。經由夏濟安的推薦，夏志清的文章無疑引起了這些日後成為臺灣文壇著名人物的文學新人對張愛玲的關注，或者說是敬意。
這樣的一次旅行讓張愛玲興致甚高。因為讀了王楨和的小說《鬼·北風·人》，看到裡面對花蓮的描寫很感興趣，還安排了一次花蓮之行。按照計劃，她還準備從花蓮去臺東、屏東，參觀屏東的矮人節，而後取道高雄回臺北。
可是剛到臺東，張愛玲就接到訊息：賴雅嚴重中風。
算起來她離家不過十來天，回不回去，這樣的問題讓她左右為難。當時她離開美國時只買了一張單程機票，手頭並沒有多餘的錢買回程票，她是帶著孤注一擲的決心想著要在香港大幹一場的。現在連香港都沒看到，她怎麼心甘？慶幸的是，賴雅的病情也基本穩定下來，而他這一病也需要更多的花費。帶著矛盾的心情，1961年11月，張愛玲到了香港。
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三次到香港，也是最後一次回到祖國。
但是這次香港已經不復親切。電影界的情形與20世紀40年代的上海和50年代初的香港的電影圈大不一樣。電影公司對編劇不大重視，一切都是老闆和導演說了算。劇本會被隨意篡改，編劇也得隨時根據導演或者老闆的意思修改指令碼。
她需要改寫成上下集的《紅樓夢》本子，一再修改，很長時間都沒有通過。這期間，她甚至完成了另一個劇本。《紅樓夢》改寫未遂，她就拿不到稿酬，那麼她的香港之行就完全失敗了。所以，在身體狀況不佳的情況下，她仍然不得不加班加點，眼睛寫出血來，也不忍放棄。更讓人心驚的是，修改過程中，聽說另一家電影公司居然也搶著要拍《紅樓夢》，而現在這家公司可能要放棄這個計劃，這更讓她心急如焚。
夜深人靜時，在狹窄的居室裡，從視窗望著遙遠的月光，而此時，香港的月亮是那麼的陌生和冷漠。這個她一再認為能給她帶來好運的「朵雲軒信紙上的一滴淚」，這個有著強烈衝撞的鮮豔色彩讓她喜歡的地方，這個不同文化種族大雜燴的地方，第一次讓她如此心涼。
在香港盤桓幾個月後，張愛玲才與賴雅聯絡上。之前她寫的信之所以石沉大海全是因為她弄錯了地址，現在得知賴雅病情大見好轉，她懸著的心終於放下來了。賴雅每一封來信，都催促她早日回去。如果說兩人的婚姻，一開始多是張愛玲依賴賴雅，那麼此時，久病年老的賴雅不僅從身體上，從心理上也開始依賴張愛玲了。每一封來信，他都盼著她回家。
家，對於這兩個人來說，非比尋常。孤獨、失意、沮喪的人，只有回到家中才能溫暖。那份依賴和依戀，不僅是療傷的良藥，更是生活下去的希望。
賴雅在信中告訴張愛玲，他找了一處新家，就裝修風格，他們在信中還討論了一番。對於營造一個溫暖的家，兩個人都很用心。可見，他們彼此是非常珍惜對方的。
就這樣，雖然香港的事情懸而未決，1962年3月16日，張愛玲鎩羽而歸。
這一次遠東之行，可以說收穫甚微。但當賴雅在華盛頓機場迎接她時，他並沒有看到一個愁容滿面、疲憊不堪的張愛玲。或許是因為看清了現實並接受了現實，她反而有一份放鬆。或許是因為看清，她對自己的將來有了新的調整和計劃。回到美國的張愛玲顯得生機勃勃。我想這份生機的後面，還有一種昂揚的鬥志。
分別了半年的兩個人，在賴雅選中的公寓裡面安頓下來，過了一段平靜的時光。雖然沒有采訪到《少帥》的主人公，她還是投入寫作，同時繼續給香港電影公司寫劇本。
人生就是一場場考驗
20世紀60年代中葉，賴雅癱瘓在床，喪失了工作和自理能力。這時，張愛玲更得埋頭寫劇本賺錢養家。不僅如此，她還得扮演護士、義工的角色。不擅長家務的她，要去照顧一個大小便失禁的人。這些困難她都只能一個人扛著。可見，這時她生活和精神上承擔著怎樣的壓力。
雪上加霜的是，一直給她在香港聯絡劇本工作的宋淇，離開了電影公司。而寫劇本一直是她經濟上很大的來源。她不得不從所住的公寓搬到黑人區中福利性質的廉價住所。同時，她重新聯絡美國新聞處，尋求更多的翻譯工作，並將美國之音的一些西方名著改編成廣播劇。
對於張愛玲這樣一個有著強烈的文學夢、文學迷的人來說，沒有文學創作，不能寫作自己喜歡的文字，其實是非常痛苦的。這種痛苦，於常人來說難以理解，但對於她來說，簡直比掏心掏肺還痛苦，完全是抽掉了她生命的軸心。成天對著一個病入膏肓，已不可能康復的人，她會是怎樣的心情？
後人推測她此時的狀態，常常用她在港大讀書經歷港戰時，寫成的《燼餘錄》來判斷。那時日本人攻城，18天后香港淪陷。時間雖然不長，但全城人還是經歷了一次生死場。張愛玲她們這些港大的學生也不例外，逃難的逃難，沒有地方可逃的人，為了有口飯吃，就去做看護。
有一個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蝕爛症。痛苦到了極點，面部表情反倒近於狂喜……眼睛半睜半閉，嘴拉開了彷彿癢絲絲抓撈不著地微笑著。整夜地叫喚：「姑娘啊！姑娘啊！」悠長地，顫抖地，有腔有調。我不理。我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沒良心的看護。我恨這個人，因為他在那裡受磨難，終於一房間的病人都醒過來了。他們看不過去，齊聲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來，陰沉地站在他床前，問道：「要什麼？」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給他點東西，不拘什麼都行。我告訴他廚房裡沒有開水，又走開了。他嘆口氣，靜了一會，又叫起來，叫不動了，還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三點鐘，我的同伴正在打瞌盹，我去燒牛奶，老著臉抱著肥白的牛奶瓶穿過病房往廚下去。多數的病人全都醒了，眼睜睜望著牛奶瓶，那在他們眼中是比捲心百合花更為美麗的。
香港從來未曾有過這樣寒冷的冬天。我用肥皂去洗那沒蓋子的黃銅鍋，手疼得像刀割。鍋上膩著油垢，工役們用它殿湯，病人用它洗臉。我把牛奶倒進去，銅鍋坐在藍色的煤氣火焰中，像一尊銅佛坐在青蓮花上，澄靜，光麗。但是那拖長腔的「姑娘啊！姑娘啊！」追蹤到廚房裡來了。小小的廚房只點一支蠟燭，我看守著將沸的牛奶，心裡發慌，發怒，像被獵的獸。
這人死的那天我們大家都歡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時候，我們將他的後事交給有經驗的職業看護，自己縮到廚房裡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爐小麵包，味道頗像中國酒釀餅。雞在叫，又是一個凍白的早晨。我們這些自私的人若無其事地活下去了。
大家總是用這篇文章來分析，認為張愛玲此時此刻對賴雅也是這樣的心情。
其實這些看似冷血的描寫，僅僅是戰爭中，一群年輕學生的寫照。張愛玲冷靜地，沒有粉飾、也不誇張地寫出來，她展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人性。但並不是她的全部。
有時候，文學造詣很高的人，為文與為人常常能涇渭分明。所以以此文來推測張愛玲，實在是欠妥。
當年，為了那個胡姓男人，她跨過諸江麗水、顛沛流離地去找他。為了與賴雅的生活更好些，她寫作寫得兩眼流血。這些事情，又是常人能夠承受並堅持的嗎？
我想，面對病床上終不可康復的丈夫時，張愛玲更多是哀傷而不是憤怒。或許也有抱怨也有失望，但，當看著一直緊緊拉著的手，漸漸地放鬆時，心中的痛苦又哪是旁人能夠理解的？
張愛玲曾經嘗試請人來照顧賴雅，自己前往營地寫作掙錢。但是別人的照料難以周到，這一嘗試還是行不通。
1967年，她申請到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此外，位於麻州康橋的雷克德里芙大學也向她發出邀請。這一次她把丈夫帶在了身邊。
1967年10月8日，生命落幕了。賴雅離開了。
後來那個布萊希特的研究者採訪張愛玲時說：
她與賴雅最後的那幾年過得艱難（賴雅晚年健康狀況惡化，致使他生活起居幾乎事事要人照料），我很訝異在這樣的前提下，她能敞開心懷毫不忌憚地與人談論他。言辭中，她對這個在生命將盡處拖累她寫作事業的男人，絲毫不見怨懟或憤恨之情。相反地，她以公允的態度稱許她先生的才能，說明他的弱點所在。
賴雅去世時76歲。這時張愛玲47歲。照理說，她還有愛人或者婚姻的機會。但從此，她關閉心門。賴雅去世多年後，她仍冠以他的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