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若只如初見
提到張愛玲的上海,總讓人聯想起百樂門、霞飛路上的國泰電影院、逸園跑狗場、南京路上的飛達咖啡館,偉達飯店,朵雲軒、愛斯頭、桃花賽璐璐梳、綠豆糕,還有那「克林克賴」的電車鈴聲。
《沉香屑:第一爐香》開頭就這麼寫:
請你尋出家傳的黴綠斑駁的銅香爐,點上一爐沉香屑,……您這一爐沉香屑點完了,我的故事也該完了。
如果說,在沉香屑撩鼻、古舊的青煙中聽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香港的故事,那麼今天我說的這個故事應該就著咖啡聽!
請您隨便在哪個街角一拐,拈個咖啡店坐下來,點一杯清咖啡。隨著杯中熱氣嫋嫋升起,讓我說一段20世紀20年代上海的故事。只是,這個故事與咖啡一樣,有點苦。
撥開歷史的塵埃,穿梭於時光的流年,回到1915年。
19歲的張御史的少爺——張志沂、黃軍門的小姐——黃素瓊,喜結良緣。兩人門當戶對,男才女貌,是人人稱羨的一對金童玉女。
五年後,1920年9月,生下大女兒——張愛玲。次年12月,生下兒子——張子靜。
僅看表面,這完全可以稱為「幸福的一家子」。但當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時,渺小的家庭和個人,在急劇變革的時代,在各種思想的突變中,打破了原有的一成不變的慣性,或一廂情願或心有不甘地走上各自的命運。
正如張愛玲所說:
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
當時,張志沂一家,一直與他二哥同過。這位張愛玲稱為二伯父的男子,是她祖父張佩綸的第一任妻子所生。整整大張志沂17歲。
長兄如父。在封建家庭中,這是一條不變的定律。何況,他們的父親母親早逝,張志沂和同父母的妹妹張茂淵一直跟著哥哥嫂子過日子。連他們母親李菊耦去世後所分財產,也由哥嫂保管。
《對照記》裡面有一張兄妹三人的合影。用張愛玲的話來說:這哪像什麼兄妹,簡直像父子仨。
張志沂的二哥不苟言笑、圓頭圓腦、壯實嚴肅。而張志沂長瘦清癯、生性風流。風流倒不見得就是作風不好的代名詞,而是這位從小飽讀詩書,又通英文的舊式才子的書生意氣。這樣的人,在兄長名下求生活,自然拘謹難捱。
張志沂一直找不到藉口分家,搬出去過小家庭的生活。後來,他託在北洋政府做交通部總長的堂房伯父引薦,終於在津浦鐵路局謀了個差事——英文秘書。就這樣,張志沂順理成章地分了家。
1923年,張志沂舉家,帶著自己的妹妹,由上海搬到天津。
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
這是「五四」運動之後的中國,西方思想在晚清尤其甲午戰爭之後大量傳入並影響年輕一族,這場聲勢浩大的新文化運動,使遺老遺少安逸、舒緩、陳舊的傳統生活方式受到致命的打擊。
現世亂得一派熱鬧。南邊在北伐,象徵禮樂王綱封建中國的最後一位皇帝溥儀就要被馮玉祥的大炮轟出紫禁城了。這邊,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3號,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就要召開了。
天下大亂。新的變革、新的制度、新的思想,與舊的世界衝撞、對抗。張公館還能「重門深掩,簾幕低垂」嗎?
到了天津,張志沂信馬由韁、自由放蕩、難以收心。這是在長兄的嚴治下的過度反彈,也是這些仰賴祖上餘蔭的舊式家族滿清遺少的思想境界。他們不自力更生,反而以出外謀生為恥。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舊制度的分崩離析一時還沒有打破日常生活的平靜,這些早先的望族表面上仍然可以維持往昔的生活格局,闊綽的排場、優越的物質生活、對富貴奢侈的攀比追求。
張愛玲對小時候在天津的記憶是「橙紅色的歲月」。家是一棟帶花園的大房子,有汽車有司機,傭人一大幫,張愛玲和弟弟都有專屬的保姆帶。
父母融洽、家庭富足,這樣的童年是快樂的。被喚作「疤丫丫」的丫頭和她在院裡玩。疤丫丫鞦韆盪到最高處,忽地翻了過去,很好玩。後院天井處養著雞,夏天的中午,穿著白底小紅桃紗短衫、大紅褲子,坐在小板凳上,喝完滿滿一小碗淡綠色、澀而微甜的六一散,一邊翻看一邊念著謎語兒歌:
小小狗,走一步,咬一口。
與弟弟在一起的遊戲,更是開心快樂。
一同玩的時候,總是我出主意。我們是「金家莊」上能征慣戰的驍將,我叫月紅,他叫杏紅,我使一口寶劍,他使兩隻銅錘,還有許許多多虛擬的夥伴。開幕的時候永遠是黃昏,金大媽在公眾的廚房裡咚咚切菜,大家飽餐戰飯,趁著月色翻過山頭去攻打蠻人。路上偶爾殺兩頭老虎,劫得老虎蛋,那是巴斗大的錦毛毯,剖開來像白煮雞蛋,可是蛋黃是圓的。我弟弟常常不聽我的調派,因而爭吵起來。他是「既不能命,又不受令」的,然而他實在是秀美可愛,有時候我也讓他編個故事:一個旅行的人為老虎追趕著,趕著,趕著,潑風似的跑,後頭嗚嗚趕著??沒等他說完,我已經笑倒了,在他的腮上吻一下,把他當個小玩意。
所幸張愛玲把這一切都記錄在《私語》裡,使我們能看到一個活潑開朗、充滿童趣的小女孩,且生活得幸福愉快。看到這樣一個快樂可愛、臉肉嘟嘟的、聰明伶俐的小女孩,日後卻要遭受種種磨難,以及後來形成越來越孤絕的性格,真讓人心疼。環境、社會,特別是父母、家庭、對一個孩子的心理成長至關重要。每個小孩子生下來都是快樂的天使,可是卻要被生活磨礪,被自己父母或好或不好的個性影響,成人後,如果不快樂,不幸福,真是父母的罪過。
可惜,在這樣的暖色裡,母親卻要走了。
張志沂到天津後,結識一幫酒肉朋友,染上遺老遺少間的不良風氣——養姨太太、吸大煙、逛窯子、賭錢。
一個傳統的舊式妻子對舊式男人的這些不良風氣,雖心不情願,卻只能容忍不置一詞。但是,黃軍門的小姐——黃素瓊,對丈夫的墮落卻不能容忍。
這個湖南女子勇敢地反對自己的丈夫,言詞激烈。而張志沂雖然以新派人物自居,觀念上,卻還是傳統老爺作風,哪受得了為妻的「指手畫腳」。兩個人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
當爭吵不管用時,黃素瓊選擇了出國離家。
照張子靜的回憶來說:
我姑姑也是新派女性,站在我母親這一邊。後來發現兩個女人的發言對一個男人並不產生效力,她們就相偕離家出走以示抗議——名義上好聽一點,是說出國留學。
這個抗議裡面,還有逃離。
張府裡沉悶的鴉片煙味,是不適合這個果敢、堅決的女性的。
作為母親,黃素瓊失敗了
1924年,黃素瓊赴歐。
接下來的24年裡,她屢次出國,直到1948年離開中國,再也沒有返回。如果說第一次出走是被迫,有著娜拉的味道,那麼後面的離家出國卻是依循自己的內心,尋找自己的方向。
一個人走得太遠,會不會忘記自己的初衷,找不到計劃中的軌跡?黃素瓊折騰了這麼幾十年,最後還是一個人終了在倫敦。臨終前,她給張愛玲寫了最後一封信,想見一見。但是,張愛玲沒有回信。
《小團圓》中借楚娣(即張愛玲的姑姑)的口,這麼描述黃素瓊的一生:
倒像那「流浪的猶太人」,被罰永遠流浪不得休息的神話人物。
我腦海中,總有一副黃素瓊深鼻凹眼、嘴角抿成堅毅弧線的形象。
這個小腳女人,踏著一雙三寸金蓮橫跨兩個時代。她穿的皮鞋都是定製的,小得像童話人物的袖珍舞鞋,鞋尖還得塞好多棉花。她不僅遊走歐洲,還能在瑞士阿爾卑斯山滑雪。阿爾卑斯山脈的晴空下,灑下了她多少清脆嬌媚的笑聲?或許黃素瓊就是不服輸,人家做得的事情,自己也能做,還做得比別人好。
黃素瓊還是一個「學校控」。她從小受到的是私塾教育,從來沒有進過學校。心裡面,她對學校萬分著迷。在歐洲進過美術學校,1948年還在馬來西亞僑校教過半年書。包括後來,她支援張愛玲讀書、留洋,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夢想的一種延伸。
她還畫油畫,跟徐悲鴻、蔣碧薇、常書鴻等都熟識。
為了學會裁製皮革,她在英國一度下廠做女工製作皮包。「珍珠港事變」後,她從新加坡逃難到印度,曾經做過尼赫魯的兩個姐姐的秘書。
黃素瓊的計劃似乎並沒有成功。她有幸生於這個時代,能放下兒女、丈夫奔赴遙遠的國度追求自己的夢想;她又不幸生於這個時代,戰火、變革,時代的不徹底使她終究也不能那麼徹底。一個失敗的人,要麼是晚了一步,要麼是早了一步。
她不幸早了二三十年。
這個女人的確勇敢堅毅,但於兒女,卻少了溫情和柔和。她對張愛玲姐弟的態度,顯得刻板生硬,少了點母性,更像是老師嚴厲的說教。
從小她就注意他們的飲食,卻儼然是一個科學家的科學準則。她像「拐賣人口一樣」送張愛玲去讀書,更多的也僅僅是注重自己的感受。連自己的兒子抱著一雙報紙包裹的球鞋來投奔自己,眨巴著潮溼的大眼睛乞求母親收留時,黃素瓊也只是冷靜地對兒子說她不能收留他,因為已經收留了他的姐姐,經濟上吃不消。換作其他母親,早抱著受委屈的兒子痛哭了。
其實,她在國內排場不小,後面幾十年她一直在賣古董,身後還留有一箱古董,我猜想,當年多撫養一個孩子也不見得經濟上真的吃不消。
這個從封建大家庭走出來的女人,受到新文明的洗禮,她更向往那種自由自在的生活。包括她喜歡藝術,喜歡學校,說外語,結識文藝人士,在歐洲大陸行走,都是一種浪漫華麗的姿態。
讓這種人為兒女犧牲,不太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