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鞠耦的小姐樓

到南京尋史，夫子廟是給外地人看的，烏衣巷是小商販的幌子，攪和著混沌的秦淮河是拿來給人不正經地遙想秦淮兩岸當年的聲色的。雖然這六朝古都已走了樣，但它仍然有很多故事深藏在濃郁懷舊的磁場下。

在南京江蘇海事學院內，就有這麼一處老宅。

老宅子名叫「小姐樓」，是當年這個院落建築群三座小樓中唯一倖存的一座。主體結構是用赫紅色磚頭砌成，方正平穩，兩層而建，四周繞有青磚迴廊。掩映在綠樹叢蔭裡，典雅中又帶著威嚴。

這座宅子是李鴻章的女兒女婿在南京的住宅。

當年，李鴻章讓自己不得志的女婿——張佩綸帶著女兒——李菊耦，移家南京，偏居一隅。或許，遠離是非，不問世事，在李鴻章看來正是對那個已被朝廷冷落的女婿最好的體貼。

誰都沒有想到權重一時的李鴻章會把心愛的女兒許配給一個相差19歲、此前還娶過兩任妻室、留有兩個男孩的兵敗被貶之人。

1888年，娶李鴻章的大女兒李菊耦時，張佩綸42歲。正是潦倒之時。

光榮的起點與灰暗的轉身

遺傳有著隱秘的力量，潛伏在我們生命中的枝節細末處，總會在不經意間讓我們發現一點巧合。就像張愛玲說的「遺傳就是這樣神秘飄忽」，似乎這個家族成員都有一支生花妙筆。

1943年，張愛玲在上海發表了包括「我們文壇最美的收穫之一」——《金鎖記》在內的一系列力作，一剎那間轟動上海灘。1871年，她的祖父——張佩綸，名列進士榜第二十四位，次年進入翰林院。1845—1846年，她的曾祖父——李鴻章，在初次會試落榜後即以「年家子」的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國藩門下，學習經世之學。次年，李鴻章考中丁未科二甲第十三名進士。

而這些只是一個光榮的起點。1846年，28歲的張佩綸因表現優異，官至侍講，署左副都御使，也就是擁有了可以單獨上書的權利。言官生涯的九年裡，他評議朝政、彈劾汙吏，用文字指點江山，意氣風發，好不得意。也正因為「直聲」他成為朝廷紅人。後來，一疏上聞，四方傳誦，成為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連平日張佩綸愛穿的竹布長衫，都被大家競相模仿，成為時尚偶像。

清末四大譴責小說之一的《孽海花》裡面，很真實地再現了張佩綸當年的「盛況」。

上頭竟說一句聽一句起來，半年間那一個筆頭上，不知被他拔掉了多少紅頂兒。滿朝人人側目，他到處屁也不敢放一個。……人家愈怕，侖樵（即張佩綸）卻愈得意，米也不愁沒了，錢也不愁少了，車馬衣服也華麗了，房屋也換了高大的了，正是堂上一呼，堂下百諾；氣焰熏天，公卿倒屣；門前車馬，早晚填塞。

張佩綸靠著一支筆桿子，成為當時清朝廷「清流黨」的重要人物。

明清兩朝很流行清流之說，看著忠直、剛正不阿，打著「為了國家」的旗號，把看著不順眼的事和人，拿來說一番事。這裡面肯定不乏用心純粹的人。但是，也有不少人，在我看來，不過是為官為政的另外一種姿態。

但張佩綸的確是因為忠直而得到朝廷的重用。他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時，「內則不避權要，外則論議鋒厲，滿朝側目。」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楊約翰曾對人說：「在華所見大臣，忠清無氣習者惟佩綸一人。」

適逢法國侵略越南，覬覦我國南部，張佩綸連上書數十篇，力主抗法。當時與寶廷、黃體芳和何金壽為「四諫」成員。這正是清流一派的鼎盛時期，他們作為清流中負氣敢諫的人物名噪一時。這幾個中堅力量，都以文學侍從之臣而得以重用，成為手握重權的欽差。

然而，當他被派往福建會辦海疆事務時，當他意氣風發想在福建辦出個樣子時，他的人生，他亮麗明媚的前半生，灰暗地轉身了。是不是人都不能太順？否則物極必反？

我們不能把《孽海花》當做考據來讀，畢竟曾樸像一切名士派的文人一樣醉心於製造佳話。但張佩綸宦海沉浮、大起大落，時運乖蹇，經過文學的渲染，的確就是一部傳奇。

1884年，張佩綸來到福建。當時法軍早已虎視眈眈，就等著打這一仗。而清朝水師實在是沒有幾斤幾兩，我們從小學近代史，都知道，一到打水戰，都是慘敗的結局。好不容易出了個丁汝昌，也只是一個愛國主義的紅色典型，其實還是一個慘烈的例子。所以說，張佩綸，一個從來沒有受過什麼軍事訓練的文弱書生，會辦海疆，稍微清醒理智一點的人都知道，贏的機率有多小。

他自己也打算先到那裡瞭解情況，然後奏明朝廷時局與自己的實力並不匹配。如果能被召回，那敢情好。如果朝廷不改初衷，那自己就「設辭棄病」。然而，人生有很多事情總在不經意間被命運之手牽引到另一條道上。有時候，就是那麼一下子的改變，可能你會錯過一個人，可能你會錯過某件事，更有時候，你的人生會大抄底，全盤皆錯。

一到福建，張佩綸就改變了想法。他慷慨陳詞，心雄萬夫、殫精竭慮，廢寢忘食。甚至進駐戰爭最前沿馬尾船政局，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讓他突然改變了初衷，由一個手無寸鐵的書生，變成激昂萬千的將士。

其實他自己也知道這一仗完全沒有把握，在他給侄子張人俊的信中，滿紙悽苦悲涼，對這場戰爭他哪有什麼把握。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他。他放棄了庸俗自私的虛與尾蛇、自我保全，豪邁立於信仰的巔峰。明知不可為也要為之，壯懷激烈，滿腔悲壯。

這樣的縱情一搏，這樣慷慨絕望的情懷，成全的是一個男人的雄心，一個叱吒風雲、策馬揚鞭、響噹噹的男人夢想。

然而這是一場輸定了的戰爭。這一年的七月，法軍在大風雨中出兵，讓全無防範的清軍措手不及，加上兵器陳舊，「所部五營潰，其三營殲焉」。

有一個笑話是說，潰敗後的統帥張佩綸，臨陣脫逃，逃亡路途還不忘啃豬腳。時人以聯戲曰：「三錢鴉片，死有餘辜。半個豬蹄，別來無恙。」其實，人生本來就有很多平面，平時展現出來的都是拿得上臺面的，但在突發事件臨陣關頭，有時候可能就有些走樣。有時候人倒是因為不完全，而變得生動。

這個人，因為有著這些缺陷，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畫中人物。或許，人也應該學得平和一些，學會理解每一種狀況。

當然，這個男人畢竟還是做錯了。不僅丟兵棄甲，還讓洋務派苦心經營的馬尾船廠毀於一旦。這場著名的「馬江之戰」使張佩綸一番建功立業的雄心成為話柄。他遭到朝野上下的齊聲譴責，朝廷很快問罪下來，革職流放到黑龍江熱河。

東床快婿的不快樂

就是這樣一個政治生涯似乎已經走到頭的人，卻被李鴻章選為東床快婿。李鴻章為什麼會選張佩綸，是因為政治原因？想做一個高姿態，不計前嫌，博取佳話？張佩綸曾經參過李鴻章驕奢罔上之罪。還是想網羅人才，真正器重他的才幹？從李鴻章對朋友的言語中可見一斑：「幼樵以北學大師，作東方贅婿，……老年得此，深愜素懷。」

這個曾經激昂文字、指點江山的人，投於李鴻章門下。李在天津時，張就一直隨他在幕中。但這個明知打不過法軍還慷慨請戰，內心激揚澎湃的人，真的能扮演好他幕僚的角色嗎？畢竟他們一清一濁，在政治上本來就存在分歧。

1900年，李鴻章與八國聯軍各國代表談判，因在對俄國的態度上與李鴻章意見不合，這個慷慨言事的書生拂袖而去。

同時他發現，雖然很多事情，李鴻章會諮詢他的意見，但是真正採納的很少。作為一個男人，這才是讓人挫敗的。除了李鴻章，李家人喜歡他的本來就不多。這種不喜歡可能都是從李夫人那裡傳遞出來的。當時，張佩綸與李菊耦結婚前，李鴻章的老婆就不同意，不依不饒、大哭大鬧一場。李鴻章本來就是一個懼內之人，要不是李菊耦「慧眼識英雄」，表態「爹爹選的總不會錯」，這樁姻緣也不會成。

在這樣的環境下，一個男人是多麼壓抑。事業上沒有抱負，生活中又寄人籬下。

這樣的尷尬，才使得他居然會在李鴻章七十大壽的晚宴上，選擇沉默。在那個闔府歡慶的夜晚，就連宮裡都派人來賀壽，皇上和太后送來匾額賀禮。這個男人卻在自己房間裡，與李菊耦下了一天的棋。看似不把一切放在眼裡，強硬是做給別人看的，其實正是一個男人受傷的內心。

1894年7月，中、日在朝鮮交戰，李鴻章過繼的長子李經方主和，而張佩綸主戰。這個大舅子李經方居然託人在皇上那裡參張佩綸「干預公事，不安本分」。

朝廷下的判決是要張佩綸立即搬出李家，不許逗留。李鴻章上折辯護無效。

你會怎麼看李鴻章?

原本我對李鴻章沒有什麼特殊感情，但當看了他對很多事情的態度、處理方式之後，覺得這個權傾一時、不可一世的人很多時候僅僅就是一個父親、一個長輩。而代表大清帝國簽訂的那些侮辱性的條約，實在是由不得他。說他「喪權辱國」，也太放大一個人的力量。

他赴英國訪問，把對方所贈名犬宰而烹之，還寫函「所賞珍味，感新得沾其珍」，一時傳為笑柄。但我總覺得這是一個老人對無奈時局的應對。

1895年，他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簽訂《馬關條約》，次年，要赴俄國賀俄沙皇加冕並簽訂《中俄密約》。他與李經方坐船到日本換船，日方早在岸上為他準備了行館，但他拒不上岸，夜宿船中，「誓終身不復履日地」。第二天，換乘的船駛來，需要先坐小船銜接，他得知小船是日方船，仍拒不登船。後來日方只好在兩船間架一飛樑，他才登梁換船，駛去俄國。這一年，他正好72歲。

李鴻章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在朝四十餘年，無一日不在要津。1901年7月，李鴻章與聯軍簽訂了此生最後一次乞和條約。他曾對郵傳部尚書盛宣懷說：「和約定，我必死。」9月7日，他逝於北京賢良寺寓所。這最後一次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他以78歲高齡抱著必死的心情前往，其生命中揹負的沉痛能不能企望得到芸芸眾生的瞭解和諒解？

《孽海花》裡面曾寫道在威毅伯（即李鴻章）的臥房裡，莊侖樵（即張佩綸）瞥見桌上一卷署著「祖玄女史弄筆」的詩稿，其中兩首議論中法戰爭的七律，最後一句是「功罪千秋付史評」。莊侖樵當下「不覺兩股熱淚骨碌碌地落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