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祭法》，「壇有禱，焉（則）祭之；無禱乃止」。
（6）《三年問》，「故先王焉（乃）為之立中制節」。
（7）又，「焉使倍之，故再期也」。
（8）《大戴禮·王言》篇，「七教修，焉（乃）可以守；三至行，焉（乃）可以徵」。
（9）《曾子·制言》篇，「有知，焉（乃）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
（10）《齊語》，「鄉有良人，焉（乃）以為軍令」。
（11）《吳語》，「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乃）可以濟事」。
（12）《老子》，「信不足，焉（於是）有不信」。
（13）《管子·幼官》篇，「勝無非義者，焉（乃）可以為大勝」。
（14）又《揆度》篇，「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乃）不窮」。
（15）《墨子·親士》篇，「焉（乃）可以長生保國」。
（16）又《兼愛》，「必知亂之所自起，焉（乃）能治之」。
（17）又《非攻》，「湯焉（乃）敢奉率其眾以鄉有夏之境」。
（18）《莊子·則陽》篇，「君為政，焉（乃）勿鹵莽；治民，焉（乃）勿滅裂」。
（19）《荀子·議兵》篇，「若赴水火，入焉（則）焦沒耳」。
（20）又，「凡人之動也，為賞慶為之，則見害傷焉（乃）止矣」。
（21）《離騷》，「馳椒邱且焉（於是）止息」。
（22）《九章》，「焉（於是）洋洋而為客」，「焉（於是）舒情而抽信兮」。
（23）《九辯》，「國有驥而不知乘兮，焉（乃）皇皇而更索」。
（24）《招魂》，「巫陽焉（乃）下招曰」。
（25）《遠遊》，「焉（乃）逝以徘徊」。
（26）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是乎作州兵」。《晉語》作「焉作轅田，焉作州兵。」是「焉」與「於是」同義。
（27）《荀子·禮論》篇，「三者偏亡，焉無安人」。《史記·禮書》用此文，焉作則。《老子》，「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天下」。《淮南·道應訓》引此，則作焉。是「焉」與「則」同義。
這種方法，先蒐集許多同類的例，比較參看，尋出一個大通則來：完全是歸納的方法。但是以我自己的經驗看起來，這種方法實行的時候，決不能等到把這些同類的例都收集齊了，然後下一個大斷案。當我們尋得幾條少數同類的例時，我們心裡已起了一種假設的通則。有了這個假設的通則，若再遇著同類的例，便把已有的假設去解釋他們，看他能否把所有同類的例都解釋的滿意。這就是演繹的方法了。演繹的結果，若能充分滿意，那個假設的通則便成了一條已證實的定理。這樣的辦法，由幾個（有時只須一兩個）同類的例引起一個假設，再求一些同類的例去證明那個假設是否真能成立：這是科學家常用的方法。假設的用處就是能使歸納法實用時格外經濟，格外省力。凡是科學上能有所發明的人，一定是富於假設的能力的人。宋儒的格物方法之所以沒有效果，都因為宋儒既想格物，又想「不役其知」。不役其知就是不用假設，完全用一種被動的態度。那樣的用法，決不能有科學的發明。因為不能提出假設的人，嚴格說來，竟可說是不能使用歸納方法。為什麼呢？因為歸納的方法並不是教人觀察「凡天下之物」，並不是教人觀察亂七八糟的個體事物；歸納法的真義在於教人「舉例」，在於使人於亂七八糟的事物裡面尋出一些「類似的事物」。當他「舉例」時，心裡必已有了一種假設。如錢大昕舉衝，中，陟，直，趙，竺等字時，他先已有了一種「類」的觀念，先有了一種假設。不然，他為什麼不舉別的整千整萬的字呢？又如王氏講「焉」字的例，他若先沒有一點假設，為什麼單排出這些句中和句首的「焉」字呢？漢學家的長處就在他們有假設通則的能力。因為有假設的能力，又能處處求證據來證實假設的是非，所以漢學家的訓詁學有科學的價值。道光年間有個方東澍做了一部《漢學商兌》，極力攻擊漢學家，但他對於高郵王氏的《經義述聞》，也不能不佩服，不能不說「實足令鄭朱俛首，自漢、唐以來未有其比」。這可見漢學家的方法精密，就是宋學的死黨也不能不心服了。
七
我在上文已舉了音韻學和訓詁學的例，我現在再舉清代校勘學作例。古書被後人抄寫刻印，很難免去錯抄錯刻的弊病。譬如我做了一篇一百字的文章，寫好之後，我自己校看一遍，沒有錯字。這個原稿可叫做「甲」。我的書記重抄一篇，送登《北京大學月刊》。因為「甲」是用草字寫的，抄本「乙」誤認了一個字，遂抄錯了一個字。這篇「乙」稿拿去排印，商務印書館的排工又排錯了一字；這個印本，可叫做「丙」。這三個本子的「可靠性」有如下的比例：
「甲」本，100；「乙」本，99；「丙」本，97．02。
這一個本子，只經過三手，已比原本減少2．98的可靠性了。何況古代的著作，經過了一兩千年的傳抄翻印，那能保得住沒有錯誤呢。校勘學的發生，只是要糾正這種「日讀誤書」的危險。但是這種校勘的工夫，初看似乎很容易，其實真不容易。譬如上文說的「丙」本，只須尋著我的「甲」本，細細校對一遍，就可校正了。但是這種容易的校勘是不常有的。有些古書並沒有原本可用來校對，所有的古本，無論怎樣古，終究是抄本。有時一部書只有一個傳本，並無第二本。校書的人既不可隨意亂改古書，又不可穿鑿附會，勉強解說（說詳本篇第四章），自不能不用精密的方法，正確的證據，方才能使人信服。清代的校勘學之所以能使人信服，正因為他用的是科學的方法。
校勘學的方法可分兩層說。第一是根據，第二是評判，根據是校勘時用來作比較參考的底本。根據大約有五種：
（1）根據最古的本子。例如阮元的《論語註疏校勘記》引據的本子是：《漢石經殘字》《唐石經》《宋石經》皇侃《義疏》《高麗本》（據陳《論語古訓》引的）《十行本》（宋刻的，元明修補的）《閩本》（明嘉靖時刊）《非監本》（明萬曆時刊）《毛本》（明崇禎時刊）共計九種古本。
（2）根據古書裡引用本書的文句。例如《群書治要》《太平御覽》等書引了許多古書，可以用作參考。又如阮元校勘《論語》「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一句，先說：「皇本，高麗本，而作之；行下有也。」這是前一種的根據。阮元又說：「按《潛夫論·交際篇》，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亦作之字。」這是第二種根據。又如《荀子·天論》，「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這四項是平等的，不當夾一個「則」字。《韓詩外傳》有這一段，沒有「則」字；《群書治要》引的，也沒有「則」字。故王念孫根據這兩書，說「則」字是衍文。
（3）根據本書通行的體例。最明顯的例是《墨子·小取》篇，「闢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第二個「也」字，初看似乎無意思，故畢沅校《墨子》，便刪了這個字。王念孫後來發現「《墨子》書通以也為他」一條通例，故說這個「也」字也是「他」字：「舉他物以明此物謂之譬」，這就明白了。他的兒子王引之又用這條通例來校《小取》篇「無也故焉」的「也」字也是「他」字；又「無故也焉」一句也應該改正為「無也故焉」，那「也」字也是「他」字。後來我校《小取》篇，「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兩句，也用這條通例來把第一和第三個「也」字都讀作「他」字。
（4）根據古注和古校本。古校本最重要的莫如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古注自漢以來多極了，不能遍舉。我且舉兩個應用的例。《易·繫辭傳》，「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議字實在講不通。《釋文》雲，「陸姚、桓元、荀柔之作儀」。「儀」字作效法解，與「擬」字並列，便講得通了。《繫辭》又有「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我不懂得此處何故單說「吉」，不說「吉凶」。後來我讀孔穎達《正義》說「諸本或有兇字者，其定本則無也」，方才知道唐初的人還見過有「兇」字的本子，可據此校改。後來我讀《漢書·楚元王傳》，「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此又可證我的前說。
（5）根據古韻。我引王念孫《讀書雜誌》一段作例：
《淮南子·原道訓》，「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盪，與天地鴻洞；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與萬物始終」。案始終當作終始（上文雲，「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公洞為韻。右始為韻（右古讀若「以」，說見《唐韻正》）。若作始終，則失其韻矣。
《俶真訓》，「若夫真人則動溶於至虛而遊於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圄，馳於外方（外方據道藏本；各本作方外），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織女」。案「宇內」當為「內宇」（內宇猶宇內也，若林中謂之中林，谷中謂之中谷矣）。內宇與外方相對為文。宇與野，圄，雨，父，女，為韻（野古讀若「墅」，說見《唐韻正》），若作「宇內」則失其韻矣。
《說林》篇，「無鄉之社，易為黍肉；無國之稷，易為求福。」案「黍肉」當作「肉黍」。後人以肉與福韻相協，故改為「黍肉」。不知福字古讀若逼，不與肉為韻也。社黍為韻（社古讀若墅。《說文》，社從示，上聲。《甘誓》，「不用命戮於社」，與祖為韻。《郊特牲》，「而君親警社」，與賦，旅，伍，為韻。《左傳》閔二年，成季將生卜辭，「閒於兩社」，與輔為韻。《管子·揆度》篇，「殺其身以釁其社」，與鼓，父，為韻），稷福為韻。若作黍肉，則失其韻矣。
以上五項是校勘學的根據。但是這幾種根據都有容易致誤的危險。先說古本。我們所有的「古本」，已不知是經過了多少次口授手寫的抄本了，其中難保沒有錯誤。近人最崇拜宋版的書，其實宋版也有好壞，未必都可用作根據。次說古書轉引本書的文句，也有兩大危險。第一，引書的人未必字字依照原文，往往隨意增減字句。第二，初引或不誤，後來傳抄翻印，難免沒有錯誤。次說本書的通例，也許著書的人偶然變例。次說古注與古校本。古校本往往有許多種不同的，究竟應該從那一個校本。古注本也有被後人妄改了的。例如《老子》二十三章，「信不足焉，有不信焉」。這句本當作「信不足，焉有不信。」（看上文第六節）故王弼注云，「忠信不足於下，焉有不信也。」（此據《永樂大典》本）但今本王注改作「忠信不足於下焉，有不信焉」，這便不成話了。最後說古韻的根據，有時也容易致誤。我且引一條最可注意的例：
《易經·剝象傳》：「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又《豐象傳》，「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這兩條的韻很不容易說明。顧炎武作《易音》，竟不懂「用」何以能與「載」「事」為韻。楊賓實說，兩「用」字皆「害」字之誤。盧文弨贊成此說，說：「害在十四泰，載在十九代，事在七志，古韻皆得相通。古害字作，故易與‘用’字相混。」
這一說，從表面看去，似乎很圓滿了。後來王念孫駁他道：「凡《易》言君子小人者，其事皆相反。君子得輿，小人剝廬，亦取相反之義……非謂小人不能害君子也。右肱為人之所用，右肱折則終不可用……折肱則害及肱矣，何言終不可害乎？今案‘用’讀為‘以’。《蒼頡》篇，‘用，以也’。用與以聲近而義同，故用可讀為以。猶‘集’與‘就’聲近而義同，故集可讀為就；‘戎’與‘汝’聲近而義同，故戎可讀為汝也……《剝象傳》以災，尤，載，用，為韻；《豐象傳》以災，志，事，用，為韻……於古音並屬‘之’部……若‘害’字則從豐聲，豐讀若介，於古音屬‘祭’部……（在諸經中，與害為韻者）凡發，撥，大，達，敗，晰，逝，外，未，說，轄，邁，衛，烈，月，揭，竭，世，艾，歲等字，皆屬‘祭’部。遍考群經《楚辭》，未有與‘之’部之災，尤，載，志，事等字同用者。至於《老》《莊》諸子，無不皆然。是害與災，尤，載，志，事五字，一屬‘祭’部，一屬‘之’部，兩部絕不相通。」（《經義述聞》卷二）
因為這些根據都容易弄錯，故校勘學不能全靠根據。校勘學的重要工夫在於「評判」。校勘兩字都是法律的名詞，都含有審判的意思；英文「textualcriticism」譯言「本子的評判」。我們顧名思義，可知校勘學決不單靠本子或他種的根據，可知校勘重在細心的判斷。上文王念孫校一個「用」字，便是評判的工夫。段玉裁有《與諸同志書論校書之難》一篇，說這個道理最明白：
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訛不漏之難也，定其是非之難。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說之是非。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後可斷其立說之是非。二者不分，如治絲而棼，如算之淆亂其法質，而瞀亂乃至不可理。
何謂底本？著書者之稿本是也。何謂立說？著書者所言之義理是也。
《周禮·輪人》：「望而視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迤也。」自《唐石經》以下各本皆作「下迤」。唐賈氏作「不迤」。故《疏》曰：「不迤者，謂輻上至轂，兩兩相當，正直不旁迤，故曰不迤也。」文理甚明。今各本疏文皆作「下迤」（「下迤者，謂輻上至轂，兩兩相當，正直不旁迤，故曰下迤也」），其語絕無文理，則非賈文之底本矣。此由宋人以《疏》合經《注》者，改《疏》之「不」字合經之「下」字，所仍之經非賈氏之經本也。然則經本有二，「下」者是歟？「不」者是歟？
曰，「下」者是也。「望而視其輪」，謂視其已成輪之牙。輪圜甚，牙皆向下迤邪，非謂輻與轂正直兩兩相當也。經下文，「縣之以視其輻之直」，自謂輻。「規之以視其圜」自謂圜。輪之圜在牙。上文「轂，輻，牙，為三材」，此言輪，輻，轂。輪即牙也。然則《唐石經》及各本經作「下」，是；賈氏本作「不」，非也。而義理之是非得矣。倘有淺人校《疏》文「下迤」之誤，改為「不迤」，因以疏文之「不迤」，改經文之「下迤」，則賈疏之底本得矣，而於義理乃大乖也。（段氏共引五例今略。）
故校經之法，必以賈還賈，以孔還孔，以陸還陸，以杜還杜，以鄭還鄭，各得其底本，而後判其義理之是非，而後經之底本可定，而後經之義理可以徐定。不先正《注》《疏》《釋文》之底本，則多誣古人。不斷其立說之是非，則多誤今人……（《經韻樓集》）
我們看了這種校勘學方法論，不能不佩服清代漢學家的科學精神。淺學的人只覺得漢學家斤斤的爭辯一字兩字的校勘，以為「支離破碎」，毫無趣味。其實漢學家的工夫，無論如何瑣碎，卻有一點不瑣碎的元素，就是那一點科學的精神。
凡成一種科學的學問，必有一個系統，決不是一些零碎堆砌的知識。音韻學自從顧炎武、江永、戴震、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直到章炳麟、黃侃研究古音的分部，聲音的通轉，不但分析更細密了，並且系統條理也更清楚明白了。訓詁學用文字假借，聲類通轉，文法條例三項作中心，也自成系統。校勘學的頭緒紛繁，很不容易尋出一些通則來。但清代的校勘學卻真有條理系統，做成一種科學。我們試看王念孫《讀〈淮南子〉雜誌》的《後序》，說他訂正《淮南子》共九百餘條，推求「致誤之由」，可得六十四條通則。這一篇一萬二千字的空前長序（《讀書雜誌》九之二十二）真可算是校勘學的科學方法論。又如俞樾的《古書疑義舉例》的五、六、七，三卷也提出許多校勘學的通則，也可算是校勘學的方法論。
八
我想上文舉的例很可以使讀者懂得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了。他們用的方法，總括起來，只是兩點。一，大膽的假設，二，小心的求證。假設不大膽，不能有新發明。證據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上文舉的許多例，大概多偏重求證的一方面。我現在且引清學的宗師戴震論《尚書·堯典》「光被四表」的光字的歷史作為最後的一條例，作為我這一篇方法論的總結束。
《堯典》「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蔡沈解「光」為「顯」，這是最普通的解法。但是孔安國《傳》說，「光，充也」。光字作顯解，何等近情近理。為什麼古人偏要解作「充」字呢？豈不是舍近而求遠嗎？但是戴震說：
《孔傳》，「光，充也。」陸德明《釋文》無音切。孔衝遠《正義》曰，「光，充，《釋言》文」。據郭本《爾雅》，「桄，潁，充也」。注曰，「皆充盛也」。《釋文》曰，「桄，孫作光，古黃反」。用是言之，光之為充，《爾雅》具其義……雖《孔傳》出魏晉間人手，以僕觀此字，據依《爾雅》，又密合古人屬詞之法，非魏、晉間人所能，必襲取師師相傳舊解，見其奇古有據，遂不敢易爾。後人不用《爾雅》及古注，殆笑《爾雅》迂遠，古注膠滯，如光之訓充，茲類實繁。餘獨以謂病在後人不能遍觀盡識，輕疑前古，不知而作也。
戴震是不信偽《孔傳》的人，但他卻要為「光，充也」一句很不近情理的話作辯護士。我們且看他的說法：
《爾雅》桄字，六經不見。《說文》，「桄，充也」。孫愐《唐韻》，「古曠反」。《樂記》，「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鄭康成注曰，「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釋文》曰，「橫，古曠反」。《孔子閒居》篇，「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鄭注曰，「橫，充也」。疏家不知其義出《爾雅》。
《堯典》古本必有作「橫被四表」者。橫被，廣被也。正如《記》所云，「橫於天下」，「橫於四海」，是也。橫四表，格上下，對舉……橫轉寫為桄，脫誤為光。追原古初，當讀「古曠反」，庶合充霩廣遠之義。
這真是大膽的假設。他見郭本《爾雅》的桄字在孫本作光，又見《說文》有「桄，充也」的話，又見《唐韻》讀桄為古曠反，而《禮記》的橫字既訓為充，又讀古曠反——他看了這些事實，忽然看出他們的關係來，遂大膽下一個假設，說《堯典》的光字就是桄字，也就是橫字。但是《尚書》的各本明明都作「光」字。戴震於是更大膽的提出一個很近於武斷的假設，說「《堯典》古本必有作橫被四表者」。這話是乾隆乙亥年（1755年）《與王內翰鳳喈書》裡說的。過了兩年（1757年）錢大昕和姚鼐各替他尋著一個證據：
（證一）《後漢書·馮異傳》有「橫被四表，眧假上下」。
（證二）班固《西都賦》有「橫被六合」。
過了七年多（1762年），戴震的族弟受堂又替他尋著兩個證據：
（證三）《漢書·王莽傳》，「昔唐堯橫被四表」。
（證四）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
過了許多年，他的弟子洪榜又尋得一證：
（證五）《淮南·原道訓》，「橫四維而含陰陽」。高誘注，「橫讀桄車之桄」。是漢人橫桄通用，甚明。
他的弟子段玉裁又尋得一證：
（證六）李善注《魏都賦》，引《東京賦》「惠風橫被」。今本《東京賦》作「惠風廣被」，後人妄改也。
這一個字的考據的故事，很可以表示清代學者做學問的真精神。假使這個光字的古本作橫已無法證實了，難道戴震就不敢下那個假設了嗎？我可以斷定他仍是要提出這個假設的。如果一個假設是站在很充分的理由上面的，即使沒有旁證，也不失為一個很好的假設。但他終究只是一個假設，不能成為真理。後來有了充分的旁證，這個假設便升上去變成一個真理了。
戴震自己論這個字的考據道：
述古之難，如此類者，遽數之不能終其物。六書廢棄，經學荒謬，二千年以至今……僕情僻識狹，以謂信古而愚，愈於不知而作。但宜推求，勿為株守。例以光之一字，疑古者在茲，信古者亦在茲。
「但宜推求，勿為株守」八個字是清學的真精神。
（附記）此篇第一至第六章是民國八年（1919年）八月作的；第七章是九年（1920年）春間作的；第八章是十年（1921年）十一月作的。相隔日久，中間定有不貫串之處。將來有暇時，當細細修正。
原載於1919年11月、1920年9月、1921年4月《北京大學月刊》第5、7、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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