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說題須避太抽象，太籠統的題目。如「宗教」，如「愛國」，如「社會改造」等題，最能養成誇大的心理，籠統的思想。從前小學堂國文題如「富國強兵策」等，就是犯了這個毛病。中學生演說應該選「肥皂何以能去汙垢」「松柏何以能冬青」「本村紳士某某人賣選舉票的可恥」一類的具體題目。辯論題須選兩方面都有理可說的題，如「鴉片宜嚴禁」只有一方面，是不可用的。

（2）方法。

演說辯論的班次不宜人數太多，太多了一個人每年輪不著幾回；也不宜太少，太少了演說的人沒有趣味。每班可分作小組，每組不可超過十六人。演說不宜太長，十分鐘儘夠了。演說的人須先一星期就選定題目，先作一個大綱，請教員看過，然後每段發揮，作成全篇演說。辯論須先分組，每組兩人，或三人。選定主張或反對的方面後，每組自己去搜集材料，商量分配的方法，發言的先後。

辯論分兩步。第一步是「立論」，每組的組員按預定的次序發言。第二步是「駁論」，每組反駁對手的理由。預備辯論時，每組須計算反對黨大概要提出什麼理由來，須先預備反駁的材料。這種預備有兩大益處：一，可以養成敏捷精細的思想能力；二，可以養成智識上的互助精神。辯論演說時，教員與學生各備鉛筆，記錄可批評的論點與姿勢，下次上課時，大家提出討論。

五、古文的教材與教授法

先說中學古文的教材。

（1）第一學年。

第一年專讀近人的文章。例如梁任公、康長素、嚴幾道、章行嚴、章太炎等人的散文，都可選讀。此外還應該多看小說。林琴南早年譯的小說，如《茶花女遺事》《戰血餘腥記》《撒克遜劫後英雄略》《十字軍英雄記》，朱樹人的《穡者傳》等書，都可以看。還有著作不多的學者，如蔡孑民《答林琴南書》，吳稚暉《上下古今談序》，又如我的朋友李守常、李劍農、高一涵做的古文，都可以選讀。平心而論，章行嚴一派的古文，李守常、李劍農、高一涵等在內——最沒有流弊，文法很精密，論理也好，最適宜於中學模範近古文之用。

（2）第二三四學年。

後三年應該多讀古人的古文。我主張分兩種教材：

1選本。不分種類，但依時代的先後，選兩三百篇文理通暢，內容可取的文章。從《老子》《論語》《檀弓》《左傳》，一直到姚鼐、曾國藩，每一個時代文體上的重要變遷，都應該有代表。這就是最切實的中國文學史，此外中學堂用不著什麼中國文學史了。

2自修的古文書。最重要的還是學生自己看的書。一箇中學堂的畢業生應該看過下列的幾部書：

史書：《資治通鑑》或《四史》（或《通鑑紀事本末》）。

子書：《孟子》《墨子》《荀子》《韓非子》《淮南子》《論衡》，等等。

文學書：《詩經》是不可不看的。此外可隨學生性之所近，選習兩三部專集，如陶潛、杜甫、王安石、陳同甫之類。

我擬的中學國文課程中最容易引起反對的，大概就在古文教材的範圍與分量。一定有人說：「從前中學國文只用四本薄薄的古文讀本，還教不出什麼成績來。現在你定的功課竟比從前增多了十倍！這不是做夢嗎？」我的回答是：

第一，從前的中學國文之所以沒有成效，正因為中學堂用的書只有那幾本薄薄的古文讀本。我們試回頭想想，我們自己做古文是怎樣學的？是單靠八九十篇古文得來的呢，還是靠看小說看古文書得來的？我自己從來背不出一篇古文，但是因為我自小就愛看小說，看史書，看雜書，所以我還懂得一點古文的文法。古文的選本都是零碎的，沒頭沒腦的，不成系統的，沒有趣味的。因此，讀古文選本是最沒有趣味的事。因為沒有趣味，所以沒有成效。我可以武斷現在中學畢業生能通古文的，都是自己看小說看雜誌看書得來的，決不是靠課堂上幾部古文選本得來的。我因此主張用「看書」來代替「講讀」。與其讀王安石的《讀孟嘗君傳》，不如看《史記》的《四公子列傳》；與其讀蘇軾的《范增論》，不如看《史記》的《項羽本紀》；與其讀林琴南的一部《古文讀本》，不如看他譯的一本《茶花女》。

第二，請大家不要把中學生當小孩子看待。現在學制的大弊就是把學生求知識的能力看得太低了。現在各級學堂的課程，都是為下下的低能兒定的，所以沒有成績。現在要談學制革命，第一步就該根本推翻這種為下下的低能兒定的課程學科！

第三，我這個計劃是假定兩級小學都已採用國語做教科書了。國語代替文言以後，若不能於七年之內，使高小畢業生能做通順的國語文，那便是國語教育的大失敗。學生既通國語，又在中學第一年有了國語文法（見下），再來學古文，應該更容易好幾倍；成績應該加快好幾倍。譬如已通一國文字的人，再學第二國文字時，成績要快得多。這是我深信不疑的。所以我覺得我擬的中學古文課程並不是夢想，是可以用實地試驗來決定的。

再說古文的教授法。上文說的用看書來代講讀，便是教授法的要點。每週三小時，每年至多不過四十週，合起來不過一百二十點鐘，若全靠課堂上的講讀，一年能講得幾篇文章？所以我主張：學校單規定學科內容的範圍與程度，教員自己分配每一課的分量，學生自己去預備本日指定的功課。學生須自己翻查字典，自己加句讀，自己分章，分節。上課時，只有三件事可做：

1學生質問疑難，請教員幫助解釋；教員可先問本班學生有能解釋的沒有；如沒有人能解釋，教員方可替他們解釋。

2大家討論所讀的書的內容。教員提出論點，引起大家討論；教員不當把一點鐘的時間自己佔據去，教員的職務在於指點出討論的錯誤或不相干的討論。

3教員可以隨時加入一些參考資料。例如讀章行嚴的文章時，教員應該講民國三四年的政治形勢，使學生知道他當時為什麼主張調和，為什麼主張聯邦。

此外的方法，上文第三章已講過，可以參用，不必重說了。

六、文法與作文

從前教作文的人大概都不懂文法，他們改文章全無標準，只靠機械的讀下去，讀得順口便是，不順口便不是，總講不出為什麼要這樣做，為什麼不可那樣做。以後中學堂的國文教員應該有文法學的知識，不懂文法的，決不配做國文教員。所以我把文法與作文並歸一個人教授。

先講文法。

第一年，專講國語的文法。要在一年之內，把白話文法的要旨都講完。為什麼先講國語的文法呢？一，因為學生有了七年的國語文，到中學一年的時候，應該把國語文中的「所以然」總括起來講解一遍，作一個國語教育的結束。二，因為先有了國語的文法作底子，後來講古文的文法便有了一種參考比較的材料，便更容易懂得了（我現在編一部《國語文法草案》，不久可以成書，此地不能細說國語文法的怎樣編法了）。

第二三四年，講古文的文法。

（1）用書。

現在還沒有好文法書。最好的書自然還要算《馬氏文通》。《文通》有一些錯誤矛盾的地方，不可盲從；《文通》又太繁了，不合中學堂教本之用。但是《文通》究竟是一部空前的奇書，古文文法學的寶庫。教員應該把《文通》仔細研究一遍，懂得了，然後可以另編一部更有條理、更簡明易曉的文法書。

（2）教授法。

講古文的文法，應該處處同國語的文法對照比較，指出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何以變了，變的理由何在，變的長處或短處在什麼地方。讓我舉幾個例：

例一，白話說「我騙誰？」古文要說「吾誰欺？」白話說「你愛什麼？你能做什麼？」古文要說「客何好，客何能？」這是不同的句法。比較的結果得一條通則：「若外動詞的止詞是一個疑問代名詞，這個疑問代名詞在白話裡須放在外動詞之後，在古文裡須在外動詞之前主詞之後。」

例二，《論語》陽貨欲見孔子一章，陽貨在路上教訓了孔子一頓，孔子答應道：「諾，吾將仕矣。」同類的例如「原將降矣」「趙將亡矣」。既用表示未來的「將」字，何以又用表示完了的「矣」字呢？再看白話說：「大哥請回，兄弟去了」；「大哥多喝一杯，我要走了。」這是相同的句法，比較起來，可得一條通則：「凡虛擬（subjunctive）的將來，白話與古文都用過去的動詞，古文用‘矣’，白話用‘了’。」分得更細一點，可得兩式：

這種比較的教法功效最大。此外還可用批評法：由教員尋出古文中不合文法的例句，使學生指出錯在何處，何以錯了。我從前曾舉林琴南「而方姚卒不之踣」一句，說「踣」是內動詞，不該有「之」字作止詞。這種不通的句子古文裡極多。前天上海《晶報》上有人舉《孟子》「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勃然興之矣」一句，以為「興」是內動詞，不可有「之」字作止詞。這個例很可為林先生解嘲！這一類的例，使學生批評，可以增長文法的興趣，可以免去文法的錯誤。

次講作文。

（1）應該多做翻譯，翻白話做古文，翻古文做白話文。翻譯的用處最大：

一，練習文法的應用。例如講動詞的止詞時，可令學生翻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無所不能」，「他什麼都不懂」等句，使他們懂得止詞的位置有種種不同的變法。二，譯長篇可使學生練習有材料的文字。做文最忌沒有話說。翻譯現成的長篇，先有材料作底子，再講究怎樣說法，便容易了。

（2）若是出題目做的文章，應注意幾點：

一，最好是令學生自己出題目；二，千萬不可出空泛或抽象的題目；三，題目的要件是：第一要能引起學生的興味，第二要能引學生去收集材料，第三要能使學生運用已有的經驗學識。

（3）學生平日做的筆記，雜誌文章，長篇通訊，都可以代替課藝。

教員應該極力鼓勵學生寫長信，作有系統的筆記，自由發表意見。這些著作往往比敷衍的課藝高無數倍；往往有許多學生平時不能做一百字的《漢武帝論》，卻能做幾千字的白話通訊。這種事實應該使做教員的人起一點自責的覺悟！

（4）作文的時間不可多，至多二週一次。作文都該拿下堂去做。

（5）改文章時，應該根據文法。合文法的才是通，不合文法的便是不通。每改一句，須指出根據那一條文法通則。例如有學生做了「而方姚卒不之踣」，我圈去「之」字，須說明「之」字何以不通。又如學生做了「客好何？」我改為「客何好？」或「客好何物？」也須說明古文何以不可說「客好何」。

（6）千萬不可整篇塗去，由教員重作。如有內容倫理上的錯誤，可由教員批出，但不可代做。

七、結論

我這篇《中學國文的教授》，完全是理想的。一個人的理想自然是有限的，但我希望現在和將來的中學教育家肯給我一個試驗的機會，使我這個理想的計劃隨時得用試驗來證明那一部分可行，那一部分不可行，那一部分應該修正。沒有試驗的主觀批評是不能使我心服的。

我演說之後，有許多人議論我的主張，他們都以為我對於中學生的期望太高了。有人說：「若照胡適之的計劃，現在高等師範國文部的畢業生還得重進高等小學去讀書呢！」這話固然是太過，但我深信我對於中學生的國文程度的希望，並不算太高。從國民學校到中學畢業是整整的十一年。十一年的國文教育，若不能做到我所期望的程度，那便是中國教育的大失敗！

原載於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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