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沒法子，就來找我，叫我為這青年去謀一職業，如報館校對、書局夥計之類；假使是真的找不到職業，那麼亦必須請一家書店或報館在名義上用他做事，而每月的薪水三四十元，當由魯迅自己拿出，且由我轉交給這書局或報館，作為月薪來發給。
這事我向當時的現代書局說了，已經說定是每月由書局和魯迅各拿出一半的錢來，使用這一位青年。但正當說好的時候，這一位青年卻和愛人脫離了魯迅而走了。
這一件事情，我記得章錫琛sup/sup曾在魯迅去世的時候寫過一段短短的文章；但事實卻很複雜，使魯迅為難了好幾個月。從這一回事情之後，魯迅就愛說「青年是挑了一擔同情來的」趣話。不過這僅僅是一例，此外，因同情青年的遭遇，而使他受到痛苦的事實還正多著哩！
民國十八年以後，因國共分家的結果，有許多青年，以及正義的鬥士，都無故而被犧牲了。此外，還有許多從事革命運動的青年，在南京、上海，以及長江流域的通都大邑里，被捕的，正不知有多少。在上海專為這些革命志士以及失業工人等救濟而設的一個團體，是共濟會。但這時候，這救濟會已經遭了當局之忌，不能公開工作了，所以弄成請了律師，也不能公然出庭，有了店鋪作保，也不能去向法庭請求保釋的局面。在這時候，帶有國際性的民權保障自由大同盟，才在孫夫人（宋慶齡女士）、蔡先生（孑民）等的領導之下，在上海成立了起來。魯迅和我，都是這自由大同盟的發起人，後來也連做了幾任的幹部，一直到南京的通緝令下來，楊杏佛sup/sup被暗殺的時候為止。
在這自由大同盟活動的期間，對於平常的集會，總不出席的魯迅，卻於每次開會時一定先期而到；並且對於事務是一向不善處置的魯迅，將分派給他的事務，也總辦得井井有條。從這裡，我們又可以看出，魯迅不僅是一個只會舞文弄墨的空頭文學家，對於實務，他原是也具有實際幹才的。說到了實務，我又不得不想起我們合編的那一個雜誌《奔流》——名義上，雖則是我和他合編的刊物，但關於校對、集稿、算發稿費等瑣碎的事務，完全是魯迅一個人效的勞。
他的做事務的精神，也可以從他的整理書齋，和校閱原稿等小事情上看得出來。一般和我們在同時做文字工作的人，在我所認識的中間，大抵十個有九個都是把書齋弄得雜亂無章的。而魯迅的書齋，卻在無論什麼時候，都整理得必清必楚。他的校對的稿子，以及他自己的文章，塗改當然是不免，但總繕寫得非常的清楚。
直到海嬰長大了，有時候老要跑到他的書齋裡去翻弄他的書本雜誌之類；當這樣的時候，我總看見他含著苦笑，對海嬰說：「你這小搗亂看好了沒有？」海嬰含笑走了的時候，他總是一邊談著笑話，一邊先把那些攪得零亂的書本子堆疊得好好，然後再來談天。
記得有一次，海嬰已經會得說話的時候了，我到他的書齋去的前一刻，海嬰正在那裡搗亂，翻看書裡的插圖。我去的時候，書本子還沒有理好。魯迅一見著我，就大笑著說：「海嬰這小搗亂，他問我幾時死；他的意思是我死了之後，這些書本都應該歸他的。」
魯迅的開懷大笑，我記得要以這一次為最興高采烈。聽這話的我，一邊雖也在高笑，但暗地裡一想到了「死」這一個定命，心裡總不免有點難過。尤其是像魯迅這樣的人，我平時總不會把死和他聯合起來想在一道。就是他自己，以及在旁邊也在高笑的景宋女士，在當時當然也對於死這一個觀念的極微細的實感都沒有的。
這事情，大約是在他去世之前的兩三年的時候；到了他死之後，在萬國殯儀館成殮出殯的上午，我一面看到了他的遺容，一面又看見海嬰仍是若無其事地在人前穿了小小的喪服在那裡快快樂樂地跑，我的心真有點兒絞得難耐。
魯迅的著作的出版者，誰也知道是北新書局。北新書局的創始人李小峰是北大魯迅的學生；因為孫伏園從《晨報副刊》出來之後，和魯迅、啟明及語堂等，開始經營《語絲》之發行，當時還沒有畢業的李小峰，就做了《語絲》的發行兼管理印刷的出版業者。
北新書局從北平分到上海，大事擴張的時候，所靠的也是魯迅的幾本著作。
後來一年一年地過去，魯迅的著作也一年一年地多起來了，北新和魯迅之間的版稅交涉，當然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北新對著作者，平時總只含混地說，每月致送幾百元版稅，到了三節，便開一清單來報賬的。但一則他的每月致送的款項，老要拖欠，再則所報之賬，往往不十分清爽。
後來，北新對魯迅及其他的著作人，簡直連月款也不提，節賬也不算了。靠版稅在上海維持生活的魯迅，一時當然也破除了情面，請律師和北新提起了清算版稅的訴訟。
照北新開給魯迅的舊賬單等來計算，在魯迅去世的前六七年，早該積欠有兩三萬元了。這訴訟，當然是魯迅的勝利，因為欠債還錢，是古今中外一定不易的自然法律。北新看到了這一點，就四出地託人向魯迅講情，要請他不必提起訴訟，大家來設法談判。
當時我在杭州小住，打算把一部不曾寫了的《蜃樓》寫它完來。但住不上幾天，北新就有電報來了，催我速回上海，為這事盡一點力。
後來經過幾次的交涉，魯迅答應把訴訟暫時不提，而北新亦願意按月攤還積欠兩萬餘元，分十個月還了；新欠則每月致送四百元，決不食言。
這一場事情，總算是這樣的解決了；但在事情解決，北新請大家吃飯的那一天晚上，魯迅和林語堂兩人，卻因誤解而起了正面的衝突。
衝突的原因，是在一個不在場的第三者，也是魯迅的學生，當時也在經營出版事業的某君。北新方面，滿以為這一次魯迅的提起訴訟，完全系出於這同行第三者的挑撥。而忠厚誠實的林語堂，於席間偶爾提起了這一個人的名字。
魯迅那時，大約也有了一點酒意，一半也疑心語堂在責備這第三者的話，是對魯迅的諷刺；所以臉色變青，從座位裡站了起來，大聲地說：
「我要宣告！我要宣告！」
他的宣告，大約是宣告並非由這第三者的某君挑撥的。語堂當然也要聲辯他所講的話，並非是對魯迅的諷刺；兩人針鋒相對，形勢真弄得非常的險惡。
在這席間，當然只有我起來做和事佬；一面按住魯迅坐下，一面我就拉了語堂和他的夫人，走下了樓。
這事當然是兩方的誤解，後來魯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語堂之間，是有過一次和解的。可是到了他去世之前年，又因為勸語堂多翻譯一點西洋古典文學到中國來，而語堂說這是老年人做的工作之故，而各起了反感。但這當然也是誤解，當魯迅去世的訊息傳到當時寄居在美國的語堂耳裡的時候，語堂是曾有極悲痛的唁電發來的。
魯迅住的景雲裡那一所房子，是在北四川路盡頭的西面，去虹口花園很近的地方。因而去狄思威路北的內山書店亦只有幾百步路。
書店主人內山完造sup/sup，在中國先則賣藥，後則經營販賣書籍，前後總已有了二十幾年的歷史。他生活很簡單，懂得生意經，並且也染上了中國人的習氣，喜歡講交情。因此，我們這一批在日本住久的人在上海，總老喜歡到他店裡去坐坐談談；魯迅於在上海住下之後，也就是這內山書店的常客之一。
「一·二八」滬戰發生，魯迅住的那一個地方，去天通庵只有一箭之路，交戰的第二日，我們就在擔心著魯迅一家的安危。到了第三日，並且謠言更多了，說和魯迅同住的他三弟巢峰（周建人）被敵憲兵毆傷了；但就在這一個下午，我卻在四川路橋南，內山書店的一家分店的樓上，會到了魯迅。
他那時也聽到了這謠傳了，並且還在報上看見了我尋他和其他幾位住在北四川路的友人的啟事。他在這兵荒馬亂之間，也依然不消失他那種幽默的微笑；講到巢峰被毆傷的那一段謠言的時候，還加上了許多我們所不曾聽見過的新鮮資料，證明一般空閒人的喜歡造謠生事，樂禍幸災。
在這中間，我們就開始了向全世界文化人呼籲，出刊物公佈暴敵獰惡侵略者面目的工作，魯迅當然也是簽名者之一；他的實際參加聯合抗敵的行動，和一班左翼作家的接近，實際上是從這一個時期開始的。
「一·二八」戰事過後，他從景雲裡搬了出來，住在內山書店斜對面的一家大廈的三層樓上；租金比較的貴，生活方式也比較的奢侈，因而一般平時要想尋出一點弱點來攻擊他的人，就又像是發掘得了至寶。
但他在那裡住得也並不久，到了南京的秘密通緝令下來，上海的反動空氣很濃厚的時候，他卻搬上了內山書店的北面，新造好的大陸新村（四達裡對面）的六十幾號房屋去住了。在這裡，一直住到了他去世的時候為止。
南京的秘密通緝令，列名者有六十幾個，多半與民權保障自由大同盟有關的文化人。而這通緝案的呈請者，卻是在杭州的浙江省黨部的諸先生。
說起杭州，魯迅極端的厭惡；這通緝案的呈請者們，原是使他厭惡的原因之一，而對於山水的愛好，別有見解，也是他厭惡杭州的一個原因。
有一年夏天，他曾同許欽文到杭州去玩過一次；但因湖上的悶熱，蚊子的眾多，飲水的不潔等關係，他在旅館裡一晚沒有睡覺，第二天就逃回上海來了。自從這一回之後，他每聽見人提起杭州，就要搖頭。
後來，我搬到杭州去住的時候，也曾寫過一首詩送我，頭一句就是「錢王登遐仍如在」；這詩的意思，他曾同我說過，指的是杭州黨政諸人的無理的高壓。他從五代時的記錄裡，曾看到過錢武肅王的時候，浙江老百姓被壓榨得連褲子都沒有穿，不得不以磚瓦來遮蓋下體。這事不知是出在哪一部書裡，我到現在也還沒有查到，但他的那句詩的原意，卻就係此而言。我因不聽他的忠告，終於搬到杭州去住了，結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黨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這一位吃黨飯出身，積私財至數百萬，曾經呈請南京中央黨部通緝我們的先生，對我竟做出了比敵人對待我們老百姓還更兇惡的事情，而且還是在這一次的抗戰軍興之後。我現在雖則已遠離祖國，再也受不到他的姦淫殘害的毒爪了；但現在仍還在執掌以禮義廉恥為信條的教育大權的這一位先生，聽說近來因天高皇帝遠，渾水好撈魚之故，更加加重了他對老百姓的這一種遠溢過錢武肅王的德政。
魯迅不但對於杭州沒有好感，就是對他出生地的紹興，也似乎並沒有什麼依依不捨的懷戀。這可從有一次他的談話裡看得出來。是他在上海住下不久的時候，有一回我們談起了前兩天剛見過面的孫伏園。他問我伏園住在哪裡，我說，他已經回紹興去了，大約總不久就會出來的。魯迅言下就笑著說：「伏園的回紹興，實在也很可觀！」他的意思，當然是紹興又憑什麼值得這樣的頻頻回去。
所以從他到上海之後，一直到他去世的時候為止，他只匆匆地上杭州去住了一夜，而絕沒有回去過紹興一次。
預言者每不為其故國所容，我於魯迅更覺得這一句格言的確鑿。各地黨部的對待魯迅，自從浙江黨部發動了那大彈劾案之後，似乎態度都是一致的。抗戰前一年的冬天，我路過廈門，當時有許多廈大同學曾來看我，談後就說到了廈大門前，經過南普陀的那一條大道，他們想呈請市政府改名「魯迅路」以資紀念。並且說，這事已經由魯迅紀念會（主其事的是廈門星光日報社長鬍資周及記者們與廈大學生代表等人）呈請過好幾次了，但都被擱置著不批下來。我因為和當時的廈門市長及工務局長等都是朋友，所以就答應他們說這事一定可以辦到。但後來去市長那裡一查問，才知道又是黨部在那裡反對，絕對不準人們紀念魯迅。這事情，後來我又同陳主席說了，陳主席當然是表示贊同的。可是，這事還沒有辦理完成，而抗戰軍興，現在並且連廈門這一塊土地，也已經淪陷了一年多了。
自從我搬到杭州去住下之後，和他見面的機會，就少了下去，但每一次我上上海去的中間，無論如何忙，我總抽出一點時間來去和他談談，或和他吃一次飯。
而上海的各書店，雜誌編輯者，報館之類，要想拉魯迅的稿子的時候，也總是要我到上海去和魯迅交涉的回數多，譬如，黎烈文sup/sup初編《自由談》的時候，我就和魯迅說，我們一定要維持它，因為在中國最老不過的《申報》也曉得要用新文學了，就是新文學的勝利。所以，魯迅當時也很起勁，《偽自由書》、《花邊文學》集裡許多短稿，就是這時候的作品。在起初，他的稿子就是由我轉交的。
此外，像良友書店、天馬書店，以及生活出的《文學》雜誌之類，對魯迅的稿件，開頭大抵都是由我為他們拉攏的。尤其是當魯迅對編輯者們發脾氣的時候。做好做歹，仍復替他們調停和解這一角色，總是由我來擔當。所以，在杭州住下的兩三年中，光是為了魯迅之故，而跑上海的事情，前後總也有了好多次。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春天，我到了福建，和他見面的機會更加少了。但記得就在他已故的前兩個月，我回上海，他曾告訴了我他的病狀，說醫生說他的肺不對，他想於秋天到日本去療養，問我也能夠同去不能。我在那時候，也正在想去久別了的日本一次，看看他們最近的社會狀態，所以也輕輕談到了同去嵐山看紅葉的事。可是從此一別，竟就再沒有和他作長談的幸運了。
關於魯迅的回憶，枝枝節節，另外也正還多著，可是他給我的信件之類，有許多已在搬回杭州去之前燒了，有幾封在上海北新書局裡存著，現在又沒有日記在手頭，所以就在這裡，先暫擱筆，以後若有機會，或許再寫也說不定。
附：
本篇於一九三八年香港《星島週刊》第一期上發表開頭一部分後，因該刊停刊而終止。後又於一九三九年三月至九月上海《宇宙風乙刊》創刊號、第九期、第十一期和第十二期上連載。開始連載時，有《〈宇宙風〉編者按》如下：
「本文原是鬱先生寫給在香港出版的一個週刊的，只登了一小半，那個只印兩三千本的週刊便停刊，所以在本刊把全文刊登一次。鬱先生原擬寫成三四萬字，現在他作客南洋，編者已去函請為續寫，以成完璧。」
同年六月至八月再次在新加坡《星洲日報半月刊》第二十三期、第二十五期和第二十七期連載，內容從正文第七部分開始至結束，比在《宇宙風乙刊》的連載，增加了第八至十二部分。這次連載時，作者在文前原有說明如下：
「去年自武漢疏散出來，避難在洞庭湖南岸的漢壽，一住就住上了三個月。在漢壽，沒有書看，也沒有事情做；忽而接到香港的陶亢德的信，說《星島週刊》將次發行，無論如何，要為他寫一點東西。就於病閒傷老——沒落傷老的心緒，自從被沫若比作孤竹君之幼子以來，尤其是有了家庭不幸的現在，二十年左右，始終不曾離開過我一時半刻，實在是一種奇怪的心理現象之餘，為他寫了幾段回憶魯迅的斷片。
原稿的一半，曾在週刊第一期上登載過一回，後來又在上海《宇宙風乙刊》創刊號上，登載過一回；這一回在這裡，是第三次登載了，若環境許可的話，總想每期寫出一點來，直記到他死的時候為止。
去年寫的幾段，因篇幅關係，不能轉載，現在的兩段，是剛寫下來的。」
（原載香港一九三八年《星島週刊》第二期，未完，後刊一九三九年三月至九月上海《宇宙風乙刊》和一九三九年六月至八月新加坡《星洲日報半月刊》）sectionepub:type="footnotes"張定璜（1895—1986），別名張鳳舉，「身邊小說」代表人物。/section徐祖正（1894—1978），字耀辰，現代文學家。
沈尹默（1883—1971），曾任北京大學教授和校長、輔仁大學教授。
錢玄同（1887—1939），「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錢三強之父。
馬幼漁（1878—1945），名裕藻，音韻學家、文字學家。
愛羅先珂（1889—1952），俄國詩人，世界語者，童話作家。
孫伏園（1894—1966），紹興人。現代散文作家、著名副刊編輯，有民國「副刊大王」之稱。
川島（1901—1981），原名章廷謙，中國現代著名的散文家。
歐陽予倩（1889—1962），中國著名戲劇藝術家，曾任中央戲劇學院院長。
劉勉己（生卒年不詳），時任《晨報》總編輯。
徐旭生（1888—1976），中國現代著名的史學家、政治活動家。
章士釗（1881—1973），曾任「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
劉百昭（1893—?），曾任北京市政府教育部專門教育司司長。
許壽裳（1883—1948），字季茀，現代傳記作家、學者。
陳源（1896—1970），文學評論家、翻譯家。
楊蔭榆（1884—1938），著名作家楊絳先生的三姑母，中國近代史上第一位女大學校長。
顧頡剛（1893—1980），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民俗學家，古史辨學派創始人，現代歷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拓者、奠基人。
錢杏邨（1900—1977），與蔣光慈等發起組織「太陽社」與魯迅筆戰。
葉靈鳳（1905—1975），畢業於上海美專，主編過《洪水》半月刊。
張若谷（生卒年不詳），著名文學評論家。
曾今可（1901—1971），名國珍，因參加「五四運動」而被開除學籍。
王獨清（1898—1940），經鄭伯奇介紹加入創造社，曾任理事，並主編《創造月刊》，成為該社後期主要詩人之一。
章錫琛（1889—1969），別名雪村，浙江紹興人，出版家，開明書店創辦人。
楊杏佛（1893—1933），即楊銓，經濟管理學家，辛亥革命社會活動家，中國人權運動先驅，中國管理科學先驅。
內山完造（1885—1959），日本岡山人，主要經營內山書店。魯迅先生的摯友，自起漢名鄔其山。晚年從事日中友好工作。
黎烈文（1904-1972），中國現代著名作家、翻譯家、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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