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他於男女的事向來是懶得說的，還是回頭問他小姐的好；我們便談到別的事情上去。
吃了飯，我趕緊問韋小姐，她說：
「她是告訴孃的，你問娘去。」
我想這件事有些尷尬，便到西間裡問韋太太；她正看著李媽收拾碗碟呢。她見我問，便笑著說：
「你要問這些事做什麼？她昨天回去，原是借了阿桂的衣裳穿了去的，打扮得嬌滴滴的，也難怪，被她男人看見了，便約了些不相干的人，將她搶回去過了一夜。今天早上，她騙她男人，說要到此地來拿行李。她男人就會信她，派了兩個人跟著。哪知她到了這裡，便叫阿齊攔著那跟來的人；她自己便跪在我面前哭訴，說死也不願回她男人家去。你說我有什麼法子。只好讓那跟來的人先回去再說。好在沒有幾天，她們要上學了，我將來交給她的爹吧。唉，現在的人，心眼兒真是越過越大了；一個鄉下女人，也會鬧出這樣驚天動地的事了！」
「可不是，」李媽在旁插嘴道，「太太你不知道；我家三叔前兒來，我還聽他說呢。我本不該說的，阿彌陀佛！太太，你想她不願意回婆家，老願意住在孃家，是什麼道理？家裡只有一個單身的老子；你想那該死的老畜生！他捨不得放她回去呀！」
「低些，真的麼？」韋太太驚詫地問。
「他們說得千真萬確的。我早就想告訴太太了，總有些疑心；今天看她的樣子，真有幾分對呢。太太，你想現在還成什麼世界！」
「這該不至於吧。」我淡淡地插了一句。
「少爺，你哪裡知道！」韋太太嘆了一口氣，「——好在沒有幾天了，讓她快些走吧；別將我們的運氣帶壞了。她的事，我們以後也別談吧。」
開學的通告來了，我定在二十八走。二十六的晚上，阿河忽然不到廚房裡挈水了。韋小姐跑來低低地告訴我：「娘叫阿齊將阿河送回去了；我在樓上，都不知道呢。」我應了一聲，一句話也沒有說。正如每日有三頓飽飯吃的人，忽然絕了糧；卻又不能告訴一個人！而且我覺得她的前面是黑洞洞的，此去不定有什麼好歹！那一夜我是沒有好好地睡，只翻來覆去地做夢，醒來卻又一例茫然。這樣昏昏沉沉地到了二十八早上，懶懶地向韋君夫婦和韋小姐告別而行，韋君夫婦堅約春假再來住，我只得含糊答應著。出門時，我很想回望廚房幾眼；但許多人都站在門口送我，我怎好回頭呢？
到校一打聽，老友陸已來了。我不及料理行李，便找著他，將阿河的事一五一十告訴他。他本是個好事的人；聽我說時，時而皺眉，時而嘆氣，時而擦掌。聽到她只十八歲時，他突然將舌頭一伸，跳起來道：
「可惜我早有了我那太太！要不然，我準得想法子娶她！」
「你娶她就好了。現在不知鹿死誰手呢？」
我們默默相對了一會，陸忽然拍著桌子道：
「有了，老汪不是去年失了戀麼？他現在還沒有主兒，何不給他倆撮合一下。」
我正要答說，他已出去了。過了一會子，他和汪來了；進門就嚷著說：
「我和他說，他不信；要問你呢！」
「事是有的，人呢，也真不錯。只是人家的事，我們憑什麼去管！」我說。
「想法子呀！」陸嚷著。
「什麼法子？你說！」
「好，你們盡和我開玩笑，我才不理會你們呢！」汪笑了。
我們幾乎每天都要談到阿河，但誰也不曾認真去「想法子」。
一轉眼已到了春假。我再到韋君別墅的時候，水是綠綠的，桃腮柳眼，著意引人。我卻只惦著阿河，不知她怎麼樣了。那時韋小姐已回來兩天。我背地裡問她，她說：
「奇得很！阿齊告訴我，說她二月間來求娘來了。她說她男人已死了心，不想她回去；只不肯白白地放掉她。他教她的爹拿出八十塊錢來，人就是她的爹的了；他自己也好另娶一房人。可是阿河說她的爹哪有這些錢？她求娘可憐可憐她！孃的脾氣你知道。她是個古板的人；她數說了阿河一頓，一個錢也不給！我現在和阿齊說，讓他上鎮去時，帶個信兒給她，我可以給她五塊錢。我想你也可以幫她些，我教阿齊一塊兒告訴她吧。只可惜她未必肯再上我們這兒來囉！」
「我拿十塊錢吧，你告訴阿齊就是。」
我看阿齊空閒了，便又去問阿河的事。他說：
「她的爹正給她東找西找地找主兒呢。只怕難吧，八十塊大洋呢！」
我忽然覺得不自在起來，不願再問下去。
過了兩天，阿齊從鎮上回來，說：
「今天見著阿河了。孃的，齊整起來了。穿起了裙子，做老闆娘娘了！據說是自己揀中的。這種年頭！」
我立刻覺得，這一來全完了！只怔怔地看著阿齊，似乎想在他臉上找出阿河的影子。咳，我說什麼好呢？願運命之神長遠庇護著她吧！
第二天我便託故離開了那別墅；我不願再見那湖光山色，更不願再見那間小小的廚房！
1926年1月11日作。
（原載1926年11月22日《文學週報》第200期）
執政府大屠殺記
三月十八是一個怎樣可怕的日子！我們永遠不應該忘記這個日子！
這一日，執政府的衛隊，大舉屠殺北京市民——十分之九是學生！死者四十餘人，傷者約二百人！這在北京是第一回大屠殺！
這一次的屠殺，我也在場，幸而直到出場時不曾遭著一顆彈子；請我的遠方的朋友們安心！第二天看報，覺得除一兩家報紙外，各報記載多有與事實不符之處。究竟是訪聞失實，還是安著別的心眼兒，我可不得而知，也不願細論。我只說我當場眼見和後來耳聞的情形，請大家看看這陰慘慘的二十世紀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的中國！——十九日《京報》所載幾位當場逃出的人報告，頗是翔實，可以參看。
我先說遊行隊。我自天安門出發後，曾將遊行隊從頭至尾看了一回。全數約二千人；工人有兩隊，至多五十人；廣東外交代表團一隊，約十餘人；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一隊，約二三十人；留日歸國學生團一隊，約二十人，其餘便多是北京的學生了，內有女學生三隊。拿木棍的並不多，而且都是學生，不過十餘人；工人拿木棍的，我不曾見。木棍約三尺長，一端削尖了，上貼書有口號的紙，做成旗幟的樣子。至於「有鐵釘的木棍」我卻不曾見！
我後來和清華學校的隊伍同行，在大隊的最後。我們到執政府前空場上時，大隊已散開在滿場了。這時府門前站著約莫兩百個衛隊，分兩邊排著；領章一律是紅地，上面「府衛」兩個黃銅字，確是執政府的衛隊。他們都揹著槍，悠然地站著：毫無緊張的顏色。而且槍上不曾上刺刀，更不顯出什麼威武。這時有一個人爬在石獅子頭上照相。那邊府里正面樓上，欄杆上伏滿了人，而且擁擠著，大約是看熱鬧的。在這一點上，執政府頗像尋常的人家，而不像堂堂的「執政府」了。照相的下了石獅子，南邊有了報告的聲音：「他們說是一個人沒有，我們怎麼樣？」這大約已是五代表被拒絕以後了；我們因走進來晚，故未知前事——但在這時以前，群眾的嚷聲是決沒有的。到這時才有一兩處的嚷聲了：「回去是不行的！」「吉兆衚衕！」「……」忽然隊勢散動了，許多人紛紛往外退走；有人連聲大呼：「大家不要走，沒有什麼事！」一面還揚起了手，我們清華隊的指揮也揚起手叫道：「清華的同學不要走，沒有事！」這其間，人眾稍稍聚攏，但立即又散開；清華的指揮第二次叫聲剛完，我看見眾人紛紛逃避時，一個衛隊已裝完子彈了！我趕忙向前跑了幾步，向一堆人旁邊睡下；但沒等我睡下，我的上面和後面各來了一個人，緊緊地挨著我。我不能動了，只好蜷曲著。
這時已聽到劈劈啪啪的槍聲了；我平生是第一次聽槍聲，起初還以為是空槍呢（這時已忘記了看見裝子彈的事）。但一兩分鐘後，有鮮紅的熱血從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殺已在進行！這時並不害怕，只靜靜地注意自己的運命，其餘什麼都忘記。全場除劈啪的槍聲外，也是一大片靜默，絕無一些人聲；什麼「哭聲震天」，只是記者先生們的「想當然耳」罷了。我上面流血的那一位，雖滴滴地流著血，直到第一次槍聲稍歇，我們爬起來逃走的時候，他也不則一聲。這正是死的襲來，沉默便是死的訊息。事後想起，實在有些悚然。在我上面的不知是誰？我因為不能動轉，不能看見他；而且也想不到看他——我真是個自私的人！後來逃跑的時候，才又知道掉在地下的我的帽子和我的頭上，也滴了許多血，全是他的！他足流了兩分鐘以上的血，都流在我身上，我想他總吃了大虧，願神保佑他平安！第一次槍聲約經過五分鐘，共放了好幾排槍；司令的是用警笛：警笛一鳴，便是一排槍。警笛一聲接著一聲，槍聲就跟著密了，那警笛聲甚淒厲，但有幾乎一定的節拍，足見司令者的從容！後來聽別的目睹者說，司令者那時還用指揮刀指示方向，總是向人多的地方射擊！又有目睹者說，那時執政府樓上還有人手舞足蹈地大樂呢！
我現在緩敘第一次槍聲稍歇後的故事，且追述些開槍時的情形。我們進場距開槍時，至多四分鐘；這其間有照相有報告，有一兩處的嚷聲，我都已說過了。我記得，我確實記得，最後的嚷聲距開槍只有一分餘鍾；這時候，群眾散而稍聚，稍聚而復紛散，槍聲便開始了。這也是我說過的。但「稍聚」的時候，陣勢已散，而且大家存了觀望的心，頗多趑趄不前的，所謂「進攻」的事是決沒有的！至於第一次紛散之故，我想是大家看見衛隊從背上取下槍來裝子彈而驚駭了；因為第二次紛散時，我已看見一個衛隊（其餘自然也是如此，他們是依命令動作的）裝完子彈了。在第一次紛散之前，群眾與衛隊有何衝突，我沒有看見，不得而知。但後來據一個受傷的說，他看見有一部分人——有些是拿木棍的——想要衝進府去。這事我想來也是有的；不過這決不是衛隊開槍的緣由，至多隻是他們的藉口。他們的荷槍挾彈與不上刺刀（故示鎮靜）與放群眾自由入轅門內（便於射擊），都是表示他們「聚而殲旃」的決心，衝進去不衝進去是沒有多大關係的。證以後來東門口的攔門射擊，更是顯明！原來先逃出的人，出東門時，以為總可得著生路；哪知迎頭還有一支兵——據某一種報上說，是從吉兆衚衕來的手槍隊，不用說，自然也是殺人不眨眼的府衛隊了！——開槍痛擊。那時前後都有槍彈，人多門狹，前面的槍又極近，死亡枕藉！這是事後一個學生告訴我的；他說他前後兩個人都死了，他躲閃了一下，總算倖免。這種間不容髮的生死之際也夠人深長思了。
照這種種情形，就是不在場的諸君，大約也不至於相信群眾先以手槍轟擊衛隊了吧。而且轟擊必有聲音，我站的地方，離開衛隊不過二十餘步，在第二次紛散之前，卻絕未聽到槍聲。其實這隻要看政府巧電的含糊其詞，也就夠證明了。至於所謂當場奪獲的手槍，雖然像煞有介事地舉出號數，使人相信，且我總奇怪；奪獲的這些支手槍，竟沒有一支曾經當場發過一響，以證明他們自己的存在。——難道拿手槍的人都是些傻子麼？還有，現在很有人從容地問：「開槍之前，有警告麼？」我現在只能說，我看見的一個衛隊，他的槍口是正對著我們的，不過那是剛裝完子彈的時候。而在我上面的那位可憐的朋友，他流血是在開槍之後約一兩分鐘時。我不知衛隊的第一排槍是不是朝天放的，但即使是朝天放的，也不算是警告；因為未開槍時，群眾已經紛散，放一排朝天槍（假定如此）後，第一次聽槍聲的群眾，當然是不會回來的了（這不是一個人膽力的事，我們也無須假充硬漢），何用接二連三地放平槍呢！即使怕一排槍不夠驅散眾人，盡放朝天槍好了，何用放平槍呢！所以即使衛隊曾放了一排朝天槍，也決不足做他們絲毫的辯解；況且還有後來的攔門痛擊呢，這難道還要問：「有無超過必要程度？」
第一次槍聲稍歇後，我茫然地隨著眾人奔逃出去。我剛髮腳的時候，便看見旁邊有兩個同伴已經躺下了！我來不及看清他們的面貌，只見前面一個，右乳部有一大塊殷紅的傷痕，我想他是不能活了！那紅色我永遠不忘記！同時還聽見一聲低緩的呻吟，想是另一位的，那呻吟我也永遠不忘記！我不忍從他們身上跨過去，只得繞了道彎著腰向前跑，覺得通身懈弛得很；後面來了一個人，立即將我撞了一跤。我爬了兩步，站起來仍是彎著腰跑。這時當路有一副金絲圓眼鏡，好好地直放著；又有兩架腳踏車，頗擋我們的路，大家都很艱難地從上面踏過去。我不自主地跟著眾人向北躲入馬號裡。我們偃臥在東牆角的馬糞堆上。馬糞堆很高，有人想爬牆過去。牆外就是通路。我看著一個人站著，一個人正向他肩上爬上去；我自己覺得決沒有越牆的氣力，便也不去看他們。而且裡面槍聲早又密了，我還得注意運命的轉變。這時聽見牆邊有人問：「是學生不是？」下文不知如何，我猜是牆外的兵問的。那兩個爬牆的人，我看見，似乎不是學生，我想他們或者得了兵的允許而下去了。若我猜的不大錯，從這一句簡單的問語裡，我們可以看出衛隊乃至政府對於學生海樣深的仇恨！而且可以看出，這一次的屠殺確是有意這樣「整頓學風」的；我後來知道，這時有幾個清華學生和我同在馬糞堆上。有一個告訴我，他旁邊有一位女學生曾喊他救命，但是他沒有法子，這真是可遺憾的事，她以後不知如何了！我們偃臥馬糞堆上，不過兩分鐘，忽然看見對面馬廄裡有一個兵拿著槍，正裝好子彈，似乎就要向我們放。我們立刻起來，仍彎著腰逃走；這時場裡還有疏散的槍聲，我們也顧不得了。走出馬路，就到了東門口。
這時槍聲未歇，東門口擁塞得幾乎水洩不通。我隱約看見底下蜷縮地蹲著許多人，我們便推推搡搡，擁擠著，掙扎著，從他們身上踏過去。那時理性真失了作用，竟恬然不以為怪似的。我被擠得往後仰了幾回，終於只好竭全身之力，向前而進。在我前面的一個人，腦後大約被槍彈擦傷，汩汩地流著血；他也同樣地一歪一倒地掙扎著。但他一會兒便不見了，我想他是平安地下去了。我還在人堆上走。這個門是平安與危險的界線，是生死之門，故大家都不敢放鬆一步。這時希望充滿在我心裡。後面稀疏的彈子，倒覺不十分在意。前一次的奔逃，但求不即死而已，這回卻求生了；在人堆上的眾人，都積極地顯出生之努力。但仍是一味的靜；大家在這千鈞一髮的關頭，哪有閒心情和閒工夫來說話呢？我努力的結果，終於從人堆上滾了下來，我的運命這才算定了局。那時門口只剩兩個衛隊，在那兒閒談，僥倖得很，手槍隊已不見了！後來知道門口人堆裡實在有些是死屍，就是被手槍隊當門打死的！現在想著死屍上越過的事，真是不寒而慄呵！
我真不中用，出了門口，一面走，一面只是喘息！後面有兩個女學生，有一個我真佩服她；她還能微笑著對她的同伴說：「他們也是中國人哪！」這令我慚愧了！我想人處這種境地，若能從怕的心情轉為興奮的心情，才真是能救人的人。若只一味地怕，「斯亦不足畏也已！」我呢，這回是由怕而歸於木木然，實是很可恥的！但我希望我的經驗能使我的膽力逐漸增大！這回在場中有兩件事很值得紀念：一是清華同學韋傑三君（他現在已離開我們了！）受傷倒地的時候，別的兩位同學冒死將他抬了出來；一是一位女學生曾經幫助兩個男學生脫險。這都是我後來知道的。這都是俠義的行為，值得我們永遠敬佩的！
我和那兩個女學生出門沿著牆往南而行。那時還有槍聲。我極想躲入衚衕裡，以免危險；她們大約也如此的，走不上幾步，便到了一個衚衕口；我們便想拐彎進去。這時牆角上立著一個穿短衣的看閒的人，他向我們輕輕地說：「別進這個衚衕！」我們莫名其妙地依從了他，走到第二個衚衕進去；這才真脫險了！後來知道衛隊有搶劫的事（不僅報載，有人親見），又有用槍柄、木棍、大刀，打人，砍人的事，我想他們一定就在我們沒走進的那條衚衕裡做那些事！感謝那位看閒的人！衛隊既在場內和門外放槍，還覺殺得不痛快，更攔著路邀擊；其洩憤之道，真是無所不用其極了！區區一條生命，在他們眼裡，正和一根草、一堆馬糞一般，是滿不在乎的！所以有些人雖倖免於槍彈，仍是被木棍、槍柄打傷，大刀砍傷；而魏士毅女士竟死於木棍之下，這真是永久的戰慄啊！據燕大的人說，魏女士是於逃出門時被一個衛兵從後面用有楞的粗木棍兒兜頭一下，打得腦漿迸裂而死！我不知她出的是哪一個門，我想大約是西門吧。因為那天我在西直門的電車上，遇見一個高工的學生，他告訴我，他從西門出來，共經過三道門（就是海軍部的西轅門和陸軍部的東西轅門），每道門皆有衛隊用槍柄、木棍和大刀向逃出的人猛烈地打擊。他的左臂被打好幾次，已不能動彈了。我的一位同事的兒子，後腦被打平了，現在已全然失了記憶；我猜也是木棍打的。受這種打擊而致重傷或死的，報紙上自然有記載；致輕傷的就無可稽考，但必不少。所以我想這次受傷的還不止二百人！衛隊不但打人，行劫，最可怕的是剝死人的衣服，無論男女，往往剝到只剩一條褲為止；這只是看看前幾天《世界日報》的照相就知道了。就是不談什麼「人道」，難道連國家的體統，「臨時執政」的面子都不顧了麼；段祺瑞你自己想想吧！聽說事後執政府乘人不知，已將死屍掩埋了些，以圖遮掩耳目。這是我的一個朋友從執政府裡聽來的；若是的確，那一定將那打得最血肉模糊的先掩埋了。免得激動人心。但一手豈能盡掩天下耳目呢？我不知道現在，那天去執政府的人還有失蹤的沒有？若有，這個訊息真是很可怕的！
這回的屠殺，死傷之多，過於五卅事件，而且是「同胞的槍彈」，我們將何以間執別人之口！而且在首都的堂堂執政府之前，光天化日之下，屠殺之不足，繼之以搶劫，剝屍，這種種獸行，段祺瑞等固可行之而不恤，但我們國民有此無臉的政府，又何以自容於世界！——這正是世界的恥辱呀！我們也想想吧！此事發生後，警察總監李鳴鐘匆匆來到執政府，說：「死了這麼多人，叫我怎麼辦？」他這是局外的說話，只覺得無善法以調停兩間而已。我們現在局中，不能如他的從容，我們也得問一問：
「死了這麼多人，我們該怎麼辦？」
1926年3月23日作，屠殺後五天寫完。
（原載1926年3月29日《語絲》第72期）
哀韋傑三君
韋傑三君是一個可愛的人；我第一回見他面時就這樣想。這一天我正坐在房裡，忽然有敲門的聲音；進來的是一位溫雅的少年。我問他「貴姓」的時候，他將他的姓名寫在紙上給我看；說是蘇甲榮先生介紹他來的。蘇先生是我的同學，他的同鄉，他說前一晚已來找過我了，我不在家；所以這回又特地來的。我們閒談了一會，他說怕耽誤我的時間，就告辭走了。是的，我們只談了一會兒，而且並沒有什麼重要的話；——我現在已全忘記——但我覺得已懂得他了，我相信他是一個可愛的人。
第二回來訪，是在幾天之後。那時新生甄別試驗剛完，他的國文課是被分在錢子泉先生的班上。他來和我說，要轉到我的班上。我和他說，錢先生的學問，是我素來佩服的；在他班上比在我班上一定好。而且已定的局面，因一個人而變動，也不大方便。他應了幾聲，也沒有什麼，就走了。從此他就不曾到我這裡來。有一回，在三院第一排屋的後門口遇見他，他微笑著向我點頭；他本是捧了書及墨盒去上課的，這時卻站住了向我說：「常想到先生那裡，只是功課太忙了，總想去的。」我說：「你閒時可以到我這裡談談。」我們就點首作別。三院離我住的古月堂似乎很遠，有時想起來，幾乎和前門一樣。所以半年以來，我只在上課前、下課後幾分鐘裡，偶然遇著他三四次；除上述一次外，都只匆匆地點頭走過，不曾說一句話。但我常是這樣想：他是一個可愛的人。
他的同鄉蘇先生，我還是來京時見過一回，半年來不曾再見。我不曾能和他談韋君；我也不曾和別人談韋君，除了錢子泉先生。錢先生有一日告訴我，說韋君總想轉到我班上；錢先生又說：「他知道不能轉時，也很安心地用功了，筆記做得很詳細的。」我說，自然還是在錢先生班上好。以後這件事還談起一兩次。直到三月十九日早，有人誤報了韋君的死信；錢先生站在我屋外的臺階上惋惜地說：「他寒假中來和我談。我因他常是憂鬱的樣子，便問他為何這樣；是為了我麼？他說：‘不是，先生你很好的；我是因家境不寬，老是愁煩著。’他說他家裡還有一個年老的父親和未成年的弟弟；他說他弟弟因為家中無錢，已失學了。他又說他歷年在外讀書的錢，一小半是自己休了學去做教員弄來的，一大半是向人告貸來的。他又說，下半年的學費還沒有著落呢。」但他卻不願平白地受人家的錢；我們只看他給大學部學生會起草的請改獎金製為借貸制與工讀制的信，便知道他年紀雖輕，做人卻有骨氣的。
我最後見他，是在三月十八日早上，天安門下電車時。也照平常一樣，微笑著向我點頭。他的微笑顯示他純潔的心，告訴人，他願意親近一切；我是不會忘記的。還有他的靜默，我也不會忘記。據陳雲豹先生的《行述》，韋君很能說話；但這半年來，我們所見的，卻只有他的靜默而已。他的靜默裡含有憂鬱、悲苦、堅忍、溫雅等等，是最足以引人深長之思和切至之情的。他病中，據陳雲豹君在本校追悼會里報告，雖也有一時期，很是躁急，但他終於在離開我們之前，寫了那樣平靜的兩句話給校長；他那兩句話包蘊著無窮的悲哀，這是靜默的悲哀！所以我現在又想，他畢竟是一個可愛的人。
三月十八日晚上，我知道他已危險；第二天早上，聽見他死了，嘆息而已！但走去看學生會的佈告時，知他還在人世，覺得被鼓勵似的，忙著將這訊息告訴別人。有不信的，我立刻舉出學生會佈告為證。我二十日進城，到協和醫院想去看看他；但不知道醫院的規則，去遲了一點鐘，不得進去。我很悵惘地在門外徘徊了一會，試問門役道：「你知道清華學校有一個韋傑三，死了沒有？」他的回答，我原也知道的，是「不知道」三字！那天傍晚回來；二十一日早上，便得著他死的資訊——這回他真死了！他死在二十一日上午一時四十八分，就是二十日的夜裡，我二十日若早去一點鐘，還可見他一面呢。這真是十分遺憾的！二十三日同人及同學入城迎靈，我在城裡十二點才見報，已趕不及了。下午回來，在校門外看見槓房裡的人，知道柩已來了。我到古月堂一問，知道柩安放在舊禮堂裡。我去的時候，正在重殮，韋君已穿好了殮衣在照相了。據說還光著身子照了一張相，是照傷口的。我沒有看見他的傷口；但是這種情景，不看見也罷了。照相畢，入殮，我走到柩旁：韋君的臉已變了樣子，我幾乎不認識了！他的兩顴突出，頰肉癟下，掀唇露齒，哪裡還像我初見時的溫雅呢？這必是他幾日間的痛苦所致的。唉，我們可以想見了！我正在亂想，棺蓋已經蓋上；唉，韋君，這真是最後一面了！我們從此真無再見之期了！死生之理，我不能懂得，但不能再見是事實，韋君，我們失掉了你，更將從何處覓你呢？
韋君現在一個人睡在剛秉廟的一間破屋裡，等著他迢迢千里的老父，天氣又這樣壞；韋君，你的魂也彷徨著吧！
1926年4月2日。
（原載1926年4月9日《清華週刊》）
不知道
世間有的是以不知為知的人。孔子老早就教人「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這是知識的誠實。知道自己的不知道，已經難，承認自己的不知道，更是難。一般人在知識上總愛表示自己知道，至少不願意教人家知道自己不知道。蘇格拉底也早看出這個毛病，他可總是盤問人家，直到那些人承認不知道而止。他是為真理。那些受他盤問的人，讓他一層層逼下去，到了兒無可奈何，才只得承認自己不知道；但凡有一點兒躲閃的地步，這班人一定還要強詞奪理，不肯輕易吐出「不知道」那句話的。在知識上肯坦白地承認自己不知道的，是個了不得的人，即使不是聖人，也該是君子。知道自己的不知道，並且讓人家知道自己的不知道，這是誠實，是勇敢。孔子說「是知也」，這個不知道其實是真知道——至少真知道自己，所謂自知之明。
世間可也有以不知為妙的人。《莊子·齊物論》記著：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
三問而三不知。最後齧缺問道：「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的回答是，至人神妙不測，還有什麼利害呢！他雖然似乎知道至人，可是並不知道至人知道不知道利害，所以還是一個不知。所以《應帝王》裡說，「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莊學反對知識，王倪才會說知也許是不知，不知也許是知——再進一層說，那神妙不測的境界簡直是個不可知。王倪的四個不知道使齧缺恍然悟到了那境界，所以他「躍而大喜」。這是不知道的妙處，知道了，妙處就沒有了。《桃花源記》里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太上隱者「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人與自然為一，也是個不知道的妙。
人情上也有以不知道為妙的。章回小說敘到一位英雄落難，正在難解難分的生死關頭，突然打住道：「不知英雄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這叫做「賣關子」。作書的或「說話的」明知道那英雄的性命如何，「看官」或聽書的也明知道他知道，他卻賣痴賣呆地裝作不知道，愣說不知道。他知道大家關心，急著要知道，卻偏偏且不說出，讓大家更擔心，更著急，這才更不能不去聽他的看他的。妙就妙在這兒。再說少男少女未結婚的已結婚的提到他們的愛人或伴兒，往往只禿頭說一個「他」或「她」字。你若問他或她是誰，那說話的會賭氣似的答你：「不知道！」賭氣似的是為你明知故問，害羞帶撒嬌可是一大半兒。孩子在賭氣的時候，你問什麼，他往往會給你一個「不知道！」，專心的時候也會如此。就是不賭氣不專心的時候，你若問到他忌諱或瞞人的話，他還會給你那個「不知道！」，而且會賭起氣來，至少也會賭氣似的。孩子們總還是天真，他的不知道就是天真的妙。這些個不知道其實是「不告訴你！」或「不理你！」或「我管不著！」。
有些脾氣不好的成人，在脾氣發作的時候也會像孩子似的，問什麼都不知道。特別是你弄壞了他的東西或事情向他商量怎麼辦的時候，他的第一句答話往往是重重的或冷冷的一個「不知道！」。這兒說的還是和你平等的人，若是他高一等，那自然更夠受的。——孩子遇見這種情形，大概會哭鬧一場，可是哭了鬧了就完事，倒不像成人會放在心裡的。——這個「不知道！」其實是「不高興說給你！」。成人也有在專心的時候問什麼都不知道的，那是所謂忘性兒大的人，不太多，而且往往是一半兒忘，一半兒裝。忌諱的或瞞人的話，成人的比孩子的多而複雜，不過臨到人家問著，他大概會用輕輕的一個「不知道」遮掩過去；他不至於動聲色，為的是動了聲色反露出馬腳。至於像「你這個人真是，不知道利害！」還有，「咳，不知道得多少錢才夠我花的！」這兒的不知道卻一半兒認真，一半鬧著玩兒。認真是真不知道，因為誰能知道呢？你可以說：「天知道你這個人多利害！」「鬼知道得多少錢才夠我花的！」還是一樣的語氣。「天知道」，「鬼知道」，明明沒有人知道。既然明明沒有人知道，還要說「不知道」，不是費話？鬧著玩兒？鬧著玩可並非沒有意義，這個不知道其實是為了加重語氣，為了強調「你這個人多利害」，「得多少錢才夠我花的」那兩句話。
世間可也有成心以知為不知的，這是世故或策略。俗語道，「一問三不知」，就指的這種世故人。他事事怕惹是非，擔責任，所以老是給你一個不知道。他不知道，他沒有說什麼，鬧出了大小錯兒是你們的，牽不到他身上去。這個可以說是「明哲保身」的不知道。老師在教室裡問學生的書，學生回答「不知道」。也許他懶，沒有看書，答不出；也許他看了書，還弄不清楚，想著答錯了還不如回一個不知道，老師倒可以多原諒些。後一個不知道便是策略。五四運動的時候，北平有些學生被警察廳逮去送到法院。學生會請劉崇佑律師作辯護人。劉先生教那些學生到法院受訊的時候，對於審判官的問話如果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或者怕出了岔兒，就乾脆說一個「不知道」。真的，你說「不知道」，人家抓不著你的把柄，派不著你的錯處。從前用刑訊，即使真不知道，也可以逼得你說「知道」，現在的審判官卻只能盤問你，用話套你，逼你，或誘你，說出你知道的。你如果小心提防著，多說些個「不知道」，審判官也沒法奈何你。這個不知道更顯然是策略。不過這策略的運用還在乎人。老辣的審判官在一大堆廢話裡夾帶上一兩句要緊話，讓你提防不著，也許你會漏出一兩個知道來，就定了案，那時候你所有的不知道就都變成廢物了。
最需要「不知道」這策略的，是政府人員在回答新聞記者的問話的時候。記者若是提出不能發表或不便發表的內政外交問題來，政府發言人在平常的情形之下總得答話，可是又著不得一點兒邊際，所以有些左右為難。固然他有時也可以「默不作聲」，有時也可以老實答道，「不能奉告」或「不便奉告」；但是這麼辦得發言人的身份高或問題的性質特別嚴重才成，不然便不免得罪人。在平常的情形之下，發言人可以只說「不知道」，既得體，又比較婉轉。
這個不知道其實是「無可奉告」，比「不能奉告」或「不便奉告」語氣略覺輕些。至於發言人究竟是知道，是不知道，那是另一回事兒，可以不論。現代需用這一個不知道的機會很多。每回的局面卻不完全一樣。發言人斟酌當下的局面，有時將這句話略加變化，說得更婉轉些，也更有趣些，教那些記者不至於窘著走開去。這也可以說是新的人情世故，這種新的人情世故也許比老的還要來得微妙些。
這個「不知道」的變化，有時只看得出一個「不」字。例如說，「未獲得續到報告之前，不能討論此事」，其實就是「現在無可奉告」的意思。前年九月二十日，美國赫爾國務卿接見記者時，「某記者問，外傳美國遠東戰隊已奉令集中菲律賓之加維特之說是否屬實。赫爾答稱：‘微君言，餘固不知此事。’」從現在看，赫爾的話大概是真的，不過在當時似乎只是一句幽默的辭令，他的「不知」似乎只是策略而已。去年八月羅斯福總統和丘吉爾首相在大西洋上會晤，華盛頓六日國際社電——「海軍當局宣稱：當局接得總統所發波多馬克號遊艇來電，內稱遊艇現正沿海岸緩緩前進；電訊中並未提及總統將赴海上某地與英首相會晤。」這是一般的宣告，因為當時全世界都在關心這件事。但是宣告裡只說了些閒話，緊要關頭卻用「電訊中並未提及」一句遮掩過去，跟沒有說一樣。還有，威爾基去年從英國回去，參議員克拉克問他：「威爾基先生，你在周遊英倫時，英國希望美國派艦護送軍備，你有些知道嗎？」威爾基答道：「我想不起有人表示過這樣的願望。」「想不起」比「不知道」活動得多；參議員不是新聞記者，威爾基不能不更婉轉些，更謹慎些——可是結果也還是一個「無可奉告」。
這個不知道有時甚至會變成知道，不過知道的都是些似相干又似不相干的事兒，你摸不著頭腦，還是一般無二。前年十月八日華盛頓國際社電，說羅斯福總統「恐亞洲局勢因滇緬路重開而將發生突變」，「日來屢與空軍作戰部長史塔克，海軍艦隊總司令李卻遜，及前海軍作戰部長現充國防顧問李海等三巨頭會商。總統並於接見記者時稱，彼等會談時僅研究地圖而已云云」。「僅研究地圖而已」是答應了「知道」，但是這樣輕描淡寫的，還是「不知道」的比「知道」的多。去年五月，澳總理孟席爾到美國去，謁見羅斯福總統，「會談一小時之久。後孟氏對記者稱：吾人僅對數項事件，加以討論，吾人實已經行地球一週，結果極令人振奮雲。澳駐美公使加賽旋亦對記者稱，澳總理與總統所商談者為古今與將來之事件」。「經行地球一週」，「古今與將來之事件」，「知道」的圈兒越大，圈兒裡「不知道」的就越多。
這個不知道還會變成「他知道」。去年八月二十七日華盛頓合眾社電，說記者「問總統對於野村大使所謂日美政策之暌隔必須彌縫，有何感想。總統避不作答，僅謂現已有人以此事詢諸赫爾國務卿矣」。已經有人去問赫爾國務卿，國務卿知道，總統就不必作答了。去年五月十六日華盛頓合眾社電，說羅斯福總統今日接見記者，說「美國過去曾兩次不宣而戰，第一次系北非巴巴拉之海盜，曾於一八八三年企圖封鎖地中海上美國之航行。第二次美將派海軍至印度，以保護美國商業，打擊英、法、西之海盜」。「記者詢以‘今日亦有巴巴拉海盜式之人物乎？’總統稱：‘請諸君自己判斷可也。’」「諸君自己判斷」，你們自己知道，總統也就不必作答了。「他知道」或「你知道」，還用發言人的「我」說什麼呢？——這種種的變形，有些雖面目全非，細心吟味，卻都從那一個不知道脫胎換骨，不過很微妙就是了。發言人臨機應變，儘可層出不窮，但是百變不離其宗；這個不知道也算是神而明之的了。
1942年1月5日作。
（原載1942年1月12日《當代評論》第2卷第1期）
本文為《溫州的蹤跡》之四。
原注：「一塊兒」也。
海格爾，現通譯為「黑格爾」。
此文原載在《清華週刊》上，所以用了向清華人說話的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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