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曾見過正義的面，只見過它的彎曲的影兒——在「自我」的唇邊，在「威權」的面前，在「他人」的背後。
正義
人間的正義是在哪裡呢？
正義是在我們的心裡！從明哲的教訓和見聞的意義中，我們不是得著大批的正義麼？但白白地擱在心裡，誰也不去取用，卻至少是可惜的事。兩石白米堆在屋裡，總要吃它乾淨，兩箱衣服堆在屋裡，總要輪流穿換，一大堆正義卻扔在一旁，滿不理會，我們真大方，真捨得！看來正義這東西也真賤，竟抵不上白米的一個尖兒，衣服的一個扣兒。——爽性用它不著，倒也罷了，誰都又裝出一副發急的樣子，張張皇皇地尋覓著。這個葫蘆裡賣的什麼藥？我的聰明的同伴呀，我真想不通了！
我不曾見過正義的面，只見過它的彎曲的影兒——在「自我」的唇邊，在「威權」的面前，在「他人」的背後。
正義可以做幌子，一個漂亮的幌子，所以誰都願意念著它的名字。「我是正經人，我要做正經事」，誰都向他的同伴這樣隱隱地自詡著。但是除了用以「自詡」之外，正義對於他還有什麼作用呢？他獨自一個時，在生人中間時，早忘了它的名字，而去創造「自己的正義」了！他所給予正義的，只是讓它的影兒在他的唇邊閃爍一番而已。但是，這畢竟不算十分孤負正義，比那憑著正義的名字以行罪惡的，還勝一籌。可怕的正是這種假名行惡的人。他嘴裡唱著正義的名字，手裡卻滿滿地握著罪惡；他將這些罪惡送給社會，粘上金碧輝煌的正義的籤條送了去。社會憑著他所唱的名字和所粘的籤條，欣然受了這份禮；就是明知道是罪惡，也還是欣然受了這份禮！易卜生《社會棟樑》一齣戲，就是這種情形。這種人的唇邊，雖更頻繁地閃爍著正義的彎曲的影兒，但是深藏在他們心底的正義，只怕早已黴了，爛了，且將毀滅了。在這些人裡，我見不著正義！
在親子之間，師傅學徒之間，軍官兵士之間，上司屬僚之間，似乎有正義可見了，但是也不然。卑幼大抵順從他們長上的，長上要施行正義於他們，他們誠然是不「能」違抗的——甚至「父教子死，子不得不死」一類話也說出來了。他們發見有形的撲鞭和無形的賞罰在長上們的背後，怎敢去違抗呢？長上們憑著威權的名字施行正義，他們怎敢不遵呢？但是你私下問他們：「信麼？服麼？」他們必搖搖他們的頭，甚至還奮起他們的雙拳呢！這正是因為長上們不憑著正義的名字而施行正義的緣故了。這種正義只能由長上行於卑幼，卑幼是不能行於長上的，所以是偏頗的；這種正義只能施於卑幼，而不能施於他人，所以是破碎的；這種正義受著威權的鼓弄，有時不免要擴大到它的應有的輪廓之外，那時它又是肥大的。這些仍舊只是正義的彎曲的影兒。不憑著正義的名字而施行正義，我在這等人裡，仍舊見不著它！
在沒有威權的地方，正義的影兒更彎曲了。名位與金錢的面前，正義只剩淡如水的微痕了。你瞧現在一班大人先生見了所謂督軍等人的勁兒！他們未必願意如此的，但是一當了面，估量著對手的名位，就不免心裡一軟，自然要給他一些面子——於是不知不覺地就敷衍起來了。至於平常的人，偶然見了所謂名流，也不免要吃一驚，那時就是心裡有一百二十個不以為然，也只好姑且放下，另做出一番「足恭」的樣子，以表傾慕之誠。所以一班達官通人，差不多是正義的化外之民，他們所做的都是合於正義的，乃至他們所做的就是正義了！——在他們實在無所謂正義與否了。呀！這樣，正義豈不已經淪亡了？卻又不然。須知我只說「面前」是無正義的，「背後」的正義卻幸而還保留著。社會的維持，大部分或者就靠著這背後的正義罷。但是背後的正義，力量究竟是有限的，因為隔開一層，不由得就單弱了。一個為富不仁的人，背後雖然免不了人們的指謫，面前卻只有恭敬。一個華服翩翩的人，犯了違警律，就是警察也要讓他五分。這就是我們的正義了！我們的正義百分之九十九是在背後的，而在極親近的人間，有時連這個背後的正義也沒有！因為太親近了，什麼也可以原諒了，什麼也可以馬虎了，正義就任怎麼彎曲也可以了。背後的正義只有存生疏的人們間。生疏的人們間，沒有什麼密切的關係，自然可以用上正義這個幌子。至於一定要到背後才叫出正義來，那全是為了情面的緣故。情面的根柢大概也是一種同情，一種廉價的同情。現在的人們只喜歡廉價的東西，在正義與情面兩者中，就儘先取了情面，而將正義放在背後。在極親近的人間，情面的優先權到了最大限度，正義就幾乎等於零，就是在背後也沒有了。背後的正義雖也有相當的力量，但是比起面前的正義就大大地不同，啟發與戒懼的功能都如攙了水的薄薄的牛乳似的——於是仍舊只算是一個彎曲的影兒。在這些人裡，我更見不著正義！
人間的正義究竟是在哪裡呢？滿藏在我們心裡！為什麼不取出來呢？它沒有優先權！在我們心裡，第一個尖兒是自私，其餘就是威權、勢力、親疏、情面等等；等到這些角色一一演畢，才輪得到我們可憐的正義。你想，時候已經晚了，它還有出臺的機會麼？沒有！所以你要正義出臺，你就得排除一切，讓它做第一個尖兒。你得憑著它自己的名字叫它出臺。你還得抖擻精神，準備一副好身手，因為它是初出臺的角兒，搗亂的人必多，你得準備著打——不打不成相識呀！打得站住了腳攜住了手，那時我們就能從容地瞻仰正義的面目了。
1924年5月14日作。
（原載《我們的七月》）
說話
誰能不說話，除了啞子？有人這個時候說，那個時候不說。有人這個地方說，那個地方不說。有人跟這些人說，不跟那些人說。有人多說，有人少說。有人愛說，有人不愛說。啞子雖然不說，卻也有那伊伊呀呀的聲音，指指點點的手勢。
說話並不是一件容易事。天天說話，不見得就會說話；許多人說了一輩子話，沒有說好過幾句話。所謂「辯士的舌鋒」「三寸不爛之舌」等讚詞，正是物稀為貴的證據；文人們講究「吐屬」，也是同樣的道理。我們並不想做辯士，說客，文人，但是人生不外言動，除了動就只有言，所謂人情世故，一半兒是在說話裡。古文《尚書》裡說，「唯口，出好興戎」，一句話的影響有時是你料不到的，歷史和小說上有的是例子。
說話即使不比作文難，也決不比作文容易。有些人會說話不會作文，但也有些人會作文不會說話。說話像行雲流水，不能夠一個字一個字推敲，因而不免有疏漏散漫的地方，不如作文的謹嚴。但那些行雲流水般的自然，卻決非一般文章所及。——文章有能到這樣境界的，簡直當以說話論，不再是文章了。但是這是怎樣一個不易到的境界！我們的文章，哲學裡雖有「用筆如舌」一個標準，古今有幾個人真能「用筆如舌」呢？不過文章不甚自然，還可成為功力一派，說話是不行的；說話若也有功力派，你想，那怕真夠瞧的！
說話到底有多少種，我說不上。約略分別：向大家演說，講解，乃至說書等是一種，會議是一種，公私談判是一種，法庭受審是一種，向新聞記者談話是一種；——這些可稱為正式的。朋友們的閒談也是一種，可稱為非正式的。正式的並不一定全要拉長了面孔，但是拉長了的時候多。這種話都是成片段的，有時竟是先期預備好的。只有閒談，可以上下古今，來一個雜拌兒；說是雜拌兒，自然零零碎碎，成片段的是例外。閒談說不上預備，滿是將話搭話，隨機應變。說預備好了再去「閒」談，那豈不是個大笑話？這種種說話，大約都有一些公式，就是閒談也有——「天氣」常是閒談的發端，就是一例。但是公式是死的，不夠用的，神而明之還在乎人。會說的教你眉飛色舞，不會說的教你昏頭搭腦，即使是同一個意思，甚至同一句話。
中國人很早就講究說話。《左傳》《國策》《世說》是我們的三部說話的經典。一是外交辭令，一是縱橫家言，一是清談。你看他們的話多麼婉轉如意，句句字字打進人心坎裡。還有一部《紅樓夢》，裡面的對話也極輕鬆，漂亮。此外漢代賈君房號為「語妙天下」，可惜留給我們的只有這一句讚詞；明代柳敬亭的說書極有大名，可惜我們也無從領略。近年來的新文學，將白話文歐化，從外國文中借用了許多活潑的，精細的表現，同時暗示我們將舊來有些表現重新咬嚼一番。這卻給我們的語言一種新風味，新力量。加以這些年說話的艱難，使一般報紙都變乖巧了，他們知道用側面的，反面的，夾縫裡的表現了。這對於讀者是一種不容避免的好訓練；他們漸漸敏感起來了，只有敏感的人，才能體會那微妙的咬嚼的味兒。這時期說話的藝術確有了相當的進步。論說話藝術的文字，從前著名的似乎只有韓非的《說難》，那是一篇剖析入微的文字。現在我們卻已有了不少的精警之作，魯迅先生的《立論》就是的。這可以證明我所說的相當的進步了。
中國人對於說話的態度，最高的是忘言，但如禪宗「教」人「將嘴掛在牆上」，也還是免不了說話。其次是慎言，寡言，訥於言。這三樣又有分別：慎言是小心說話，小心說話自然就少說話，少說話少出錯兒。寡言是說話少，是一種深沉或貞靜的性格或品德。訥於言是說不出話，是一種渾厚誠實的性格或品德。這兩種多半是生成的。第三是修辭或辭令。至誠的君子，人格的力量照徹一切的陰暗，用不著多說話，說話也無須乎修飾。只知講究修飾，嘴邊天花亂墜，腹中矛戟森然，那是所謂小人；他太會修飾了，倒教人不信了。他的戲法總有讓人揭穿的一日。我們是介在兩者之間的平凡的人，沒有那偉大的魄力，可也不至於忘掉自己。只是不能無視世故人情，我們看時候，看地方，看人，在禮貌與趣味兩個條件之下，修飾我們的說話。這兒沒有力，只有機智；真正的力不是修飾所可得的。我們所能希望的只是：說得少，說得好。
（原載1929年6月10日《小說月報》）
論無話可說
十年前我寫過詩；後來不寫詩了，寫散文；入中年以後，散文也不大寫得出了——現在是，比散文還要「散」的無話可說！許多人苦於有話說不出，另有許多人苦於有話無處說；他們的苦還在話中，我這無話可說的苦卻在話外。我覺得自己是一張枯葉，一張爛紙，在這個大時代裡。
在別處說過，我的「憶的路」是「平如砥」「直如矢」的；我永遠不曾有過驚心動魄的生活，即使在別人想來最風華的少年時代。我的顏色永遠是灰的。我的職業是三個教書；我的朋友永遠是那麼幾個，我的女人永遠是那麼一個。有些人生活太豐富了，太複雜了，會忘記自己，看不清楚自己，我是什麼時候都「了了玲玲地」知道，記住，自己是怎樣簡單的一個人。
但是為什麼還會寫出詩文呢？——雖然都是些廢話。這是時代為之！十年前正是五四運動的時期，大夥兒蓬蓬勃勃的朝氣，緊逼著我這個年輕的學生；於是乎跟著人家的腳印，也說說什麼自然，什麼人生。但這只是些範疇而已。我是個懶人，平心而論，又不曾遭過怎樣了不得的逆境；既不深思力索，又未親自體驗，範疇終於只是範疇，此處也只是廉價的，新瓶裡裝舊酒的感傷。當時芝麻黃豆大的事，都不惜鄭重地寫出來，現在看看，苦笑而已。
先驅者告訴我們說自己的話。不幸這些自己往往是簡單的，說來說去是那一套；終於說的聽的都膩了。——我便是其中的一個。這些人自己其實並沒有什麼話，只是說些中外賢哲說過的和並世少年將說的話。真正有自己的話要說的是不多的幾個人；因為真正一面生活一面吟味那生活的只有不多的幾個人。一般人只是生活，按著不同的程度照例生活。
這點簡單的意思也還是到中年才覺出的；少年時多少有些熱氣，想不到這裡。中年人無論怎樣不好，但看事看得清楚，看得開，卻是可取的。這時候眼前沒有霧，頂上沒有云彩，有的只是自己的路。他負著經驗的擔子，一步步踏上這條無盡的然而實在的路。他回看少年人那些情感的玩意，覺得一種輕鬆的意味。他樂意分析他背上的經驗，不止是少年時的那些；他不願遠遠地捉摸，而願剝開來細細地看。也知道剝開後便沒了那跳躍著的力量，但他不在乎這個，他明白在冷靜中有他所需要的。這時候他若偶然說話，決不會是感傷的或印象的，他要告訴你怎樣走著他的路，不然就是，所剝開的是些什麼玩意。但中年人是很膽小的；他聽別人的話漸漸多了，說了的他不說，說得好的他不說。所以終於往往無話可說——特別是一個尋常的人像我。但沉默又是尋常的人所難堪的，我說苦在話外，以此。
中年人若還打著少年人的調子，——姑不論調子的好壞——原也未嘗不可，只總覺「像煞有介事」。他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寫出那冒著熱氣或流著眼淚的話；一個神經敏銳的人對於這個是不容易忍耐的，無論在自己在別人。這好比上了年紀的太太小姐們還塗脂抹粉地到大庭廣眾裡去賣弄一般，是殊可不必的了。
其實這些都可以說是廢話，只要想一想咱們這年頭。這年頭要的是「代言人」，而且將一切說話的都看作「代言人」；壓根兒就無所謂自己的話。這樣一來，如我輩者，倒可以將從前狂妄之罪減輕，而現在是更無話可說了。
但近來在戴譯《唯物史觀的文學論》裡看到，法國俗語「無話可說」竟與「一切皆好」同義。嗚呼，這是多麼損的一句話，對於我，對於我的時代！
1931年3月。
沉默
沉默是一種處世哲學，用得好時，又是一種藝術。
誰都知道口是用來吃飯的，有人卻說是用來接吻的。我說滿沒有錯兒；但是若統計起來，口的最多的（也許不是最大的）用處，還應該是說話，我相信。按照時下流行的議論，說話大約也算是一種「宣傳」，自我的宣傳。所以說話徹頭徹尾是為自己的事。若有人一口咬定是為別人，憑了種種神聖的名字，我卻也願意讓步，請許我這樣說：說話有時的確只是間接地為自己，而直接的算是為別人！
自己以外有別人，所以要說話；別人也有別人的自己，所以又要少說話或不說話。於是乎我們要懂得沉默。你若念過魯迅先生的《祝福》，一定會立刻明白我的意思。
一般人見生人時，大抵會沉默的，但也有不少例外。常在火車輪船裡，看見有些人迫不及待似的到處向人問訊，攀談，無論那是搭客或茶房，我只有羨慕這些人的健康；因為在中國這樣旅行中，竟會不感覺一點兒疲倦！見生人的沉默，大約由於原始的恐懼，但是似乎也還有別的。假如這個生人的名字，你全然不熟悉，你所能做的工作，自然只是有意或無意的防禦——像防禦一個敵人。沉默便是最安全的防禦戰略。你不一定要他知道你，更不想讓他發現你的可笑的地方——一個人總有些可笑的地方不是？——你只讓他儘量說他所要說的，若他是個愛說的人。末了你恭恭敬敬和他分別。假如這個生人，你願意和他做朋友，你也還是得沉默。但是得留心聽他的話，選出幾處，加以簡短的，相當的讚詞；至少也得表示相當的同意。這就是知己的開場，或說起碼的知己也可。假如這個人是你所敬仰的或未必敬仰的「大人物」，你記住，更不可不沉默！大人物的言語，乃至臉色眼光，都有異樣的地方；你最好遠遠地坐著，讓那些勇敢的同伴上前線去。——自然，我說的只是你偶然地遇著或隨眾訪問大人物的時候。若你願意專誠拜謁，你得另想辦法；在我，那卻是一件可怕的事。——你看看大人物與非大人物或大人物與大人物間談話的情形，準可以滿足，而不用從牙縫裡迸出一個字。說話是一件費神的事，能少說或不說以及應少說或不說的時候，沉默實在是長壽之一道。至於自我宣傳，誠哉重要——誰能不承認這是重要呢？——但對於生人，這是白費的；他不會領略你宣傳的旨趣，只暗笑你的宣傳熱；他會忘記得乾乾淨淨，在和你一鞠躬或一握手以後。
朋友和生人不同，就在他們能聽也肯聽你的說話——宣傳。這不用說是交換的，但是就是交換的也好。他們在不同的程度下了解你，諒解你；他們對於你有了相當的趣味和禮貌。你的話滿足他們的好奇心，他們就趣味地聽著；你的話嚴重或悲哀，他們因為禮貌的緣故，也能暫時跟著你嚴重或悲哀。在後一種情形裡，滿足的是你；他們所真感到的怕倒是矜持的氣氛。他們知道「應該」怎樣做；這其實是一種犧牲，「應該」也「值得」感謝的。但是即使在知己的朋友面前，你的話也還不應該說得太多；同樣的故事，情感，和警句，雋語，也不宜重複地說。《祝福》就是一個好榜樣。你應該相當地節制自己，不可妄想你的話佔領朋友們整個的心——你自己的心，也不會讓別人完全佔領呀。你更應該知道怎樣藏匿你自己。只有不可知，不可得的，才有人去追求；你若將所有的盡給了別人，你對於別人，對於世界，將沒有絲毫意義，正和醫學生實習解剖時用過的屍體一樣。那時是不可思議的孤獨，你將不能支援自己，而傾僕到無底的黑暗裡去。一個情人常喜歡說：「我願意將所有的都獻給你！」誰真知道他或她所有的是些什麼呢？第一個說這句話的人，只是表示自己的慷慨，至多也只是表示一種理想；以後跟著說的，更只是「口頭禪」而已。所以朋友間，甚至戀人間，沉默還是不可少的。你的話應該像黑夜的星星，不應該像除夕的爆竹——誰稀罕那徹宵的爆竹呢？而沉默有時更有詩意。譬如在下午，在黃昏，在深夜，在大而靜的屋子裡，短時的沉默，也許遠勝於連續不斷的倦怠了的談話。有人稱這種境界為「無言之美」，你瞧，多漂亮的名字！——至於所謂「拈花微笑」，那更了不起了！
可是沉默也有不行的時候。人多時你容易沉默下去，一主一客時，就不準行。你的過分沉默，也許把你的生客惹惱了，趕跑了！倘使你願意趕他，當然很好；倘使你不願意呢，你就得不時地讓他喝茶，抽菸，看畫片，讀報，聽話匣子，偶然也和他談談天氣，時局——只是複述報紙的記載，加上幾個不能解決的疑問——總以引他說話為度。於是你點點頭，哼哼鼻子，時而嘆嘆氣，聽著。他說完了，你再給起個頭，照樣地聽著。但是我的朋友遇見過一個生客，他是一位準大人物，因某種禮貌關係去看我的朋友。他坐下時，將兩手籠起，擱在桌上。說了幾句話，就止住了，兩眼炯炯地直看著我的朋友。我的朋友窘極，好容易陸陸續續地找出一句半句話來敷衍。這自然也是沉默的一種用法，是上司對屬僚保持威嚴用的。用在一般交際裡，未免太露骨了；而在上述的情形中，不為主人留一些餘地，更屬無禮。大人物以及準大人物之可怕，正在此等處。至於應付的方法，其實倒也有，那還是沉默；只消照樣籠了手，和他對看起來，他大約也就無可奈何了罷？
（原載1932年11月7日《清華週刊》第38卷第6期）
論誠意
誠偽是品性，卻又是態度。從前論人的誠偽，大概就品性而言。誠實，誠篤，至誠，都是君子之德；不誠便是詐偽的小人。品性一半是生成，一半是教養；品性的表現出於自然，是整個兒的為人。說一個人是誠實的君子或詐偽的小人，是就他的行跡總算賬。君子大概總是君子，小人大概總是小人。雖然說氣質可以變化，蓋了棺才能論定人，那只是些特例。不過一個社會里，這種定型的君子和小人並不太多，一般常人都浮沉在這兩界之間。所謂浮沉，是說這些人自己不能把握住自己，不免有詐偽的時候。這也是出於自然。還有一層，這些人對人對事有時候自覺地加減他們的誠意，去適應那局勢。這就是態度。態度不一定反映出品性來；一個誠實的朋友到了不得已的時候，也會撒個謊什麼的。態度出於必要，出於處世的或社交的必要，常人是免不了這種必要的。這是「世故人情」的一個專案。有時可以原諒，有時甚至可以容許。態度的變化多，在現代多變的社會里也許更會使人感興趣些。我們嘴裡常說的，筆下常寫的「誠懇」「誠意」和「虛偽」等詞，大概都是就態度說的。
但是一般人用這幾個詞似乎太嚴格了一些。照他們的看法，不誠懇無誠意的人就未免太多。而年輕人看社會上的人和事，除了他們自己以外差不多盡是虛偽的。這樣用「虛偽」那個詞，又似乎太寬泛了一些。這些跟老先生們開口閉口說「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同樣犯了籠統的毛病。一般人似乎將品性和態度混為一談，年輕人也如此，卻又加上了「天真」「純潔」種種幻想。誠實的品性確是不可多得，但人孰無過，不論哪方面，完人或聖賢總是很少的。我們恐怕只能寬大些，卑之無甚高論，從態度上著眼。不然無謂的煩惱和糾紛就太多了。至於天真純潔，似乎只是兒童的本分——老氣橫秋的兒童實在不順眼。可是一個人若總是那麼天真純潔下去，他自己也許還沒有什麼，給別人的麻煩卻就太多。有人讚美「童心」「孩子氣」，那也只限於無關大體的小節目，取其可以調劑調劑平板的氛圍氣。若是重要關頭也如此，那時天真恐怕只是任性，純潔恐怕只是無知罷了。幸而不誠懇，無誠意，虛偽等等已經成了口頭禪，一般人只是跟著大家信口說著，至多皺皺眉，冷笑笑，表示無可奈何的樣子就過去了。自然也短不了認真的，那卻苦了自己，甚至於苦了別人。年輕人容易認真，容易不滿意，他們的不滿意往往是社會改革的動力。可是他們也得留心，若是在誠偽的分別上認真得過了分，也許會成為虛無主義者。
人與人事與事之間各有分際，言行最難得恰如其分。誠意是少不得的，但是分際不同，無妨斟酌加減點兒。種種禮數或過場就是從這裡來的。有人說禮是生活的藝術，禮的本意應該如此。日常生活裡所謂客氣，也是一種禮數或過場。有些人覺得客氣太拘形跡，不見真心，不是誠懇的態度。這些人主張率性自然。率性自然未嘗不可，但是得看人去。若是一見生人就如此這般，就有點野了。即使熟人，毫無節制的率性自然也不成。夫婦算是熟透了的，有時還得「相敬如賓」，別人可想而知。總之，在不同的局勢下，率性自然可以表示誠意，客氣也可以表示誠意，不過誠意的程度不一樣罷了。客氣要大方，合身份，不然就是誠意太多；誠意太多，誠意就太賤了。
看人，請客，送禮，也都是些過場。有人說這些只是虛偽的俗套，無聊的玩意兒。但是這些其實也是表示誠意的。總得心裡有這個人，才會去看他，請他，送他禮，這就有誠意了。至於看望的次數，時間的長短，請作主客或陪客，送禮的情形，只是誠意多少的分別，不是有無的分別。看人又有回看，請客有回請，送禮有回禮，也只是回答誠意。古語說得好，「來而不往非禮也」，無論古今，人情總是一樣的。有一個人送年禮，轉來轉去，自己送出去的禮物，有一件竟又回到自己手裡。他覺得虛偽無聊，當作笑談。笑談確乎是的，但是誠意還是有的。又一個人路上遇見一個本不大熟的朋友向他說，「我要來看你。」這個人告訴別人說，「他用不著來看我，我也知道他不會來看我，你瞧這句話才沒意思哪！」那個朋友的誠意似乎是太多了。凌叔華女士寫過一個短篇小說，叫做《外國規矩》，說一位青年留學生陪著一位舊家小姐上公園，盡招呼她這樣那樣的。她以為讓他愛上了，哪裡知道他行的只是「外國規矩」！這喜劇由於那位舊家小姐不明白新禮數，新過場，多估量了那位留學生的誠意。可見誠意確是有分量的。
人為自己活著，也為別人活著。在不傷害自己身份的條件下顧全別人的情感，都得算是誠懇，有誠意。這樣寬大的看法也許可以使一些人活得更有興趣些。西方有句話：「人生是做戲。」做戲也無妨，只要有心往好裡做就成。客氣等等一定有人覺得是做戲，可是隻要為了大家好，這種戲也值得做的。另一方面，誠懇，誠意也未必不是戲。現在人常說，「我很誠懇地告訴你」，「我是很有誠意的」，自己標榜自己的誠懇，誠意，大有賣瓜的說瓜甜的神氣，誠實的君子大概不會如此。不過一般人也已習慣自然，知道這只是為了增加誠意的分量，強調自己的態度，跟買賣人的吆喝到底不是一回事兒。常人到底是常人，得跟著局勢斟酌加減他們的誠意，變化他們的態度；這就不免沾上了些戲味。西方還有句話，「誠實是最好的政策」，「誠實」也只是態度；這似乎也是一句戲詞兒。
（原載1941年1月5日《星期評論》第8期）
撩天兒
《世說新語·品藻》篇有這麼一段兒：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子敬寒溫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熟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推此知之。」
王子敬只談談天氣，謝安引《易繫辭傳》的句子稱讚他話少的好。《世說》的作者記他的兩位哥哥「多說俗事」，那麼，「寒溫」就是雅事了。「寡言」向來被認為美德，原無雅俗可說；謝安所讚美的似乎是「寒溫‘而已’」，劉義慶所著眼的卻似乎是「‘寒溫’而已」，他們的看法是不一樣的。
「寡言」雖是美德，可是「健談」「談笑風生」，自來也不失為稱讚人的語句。這些可以說是美才，和美德是兩回事，卻並不互相矛盾，只是從另一角度看人罷了。只有「花言巧語」才真是要不得的。古人教人寡言，原來似乎是給執政者和外交官說的。這些人的言語關係往往很大，自然是謹慎的好，少說的好。後來漸漸成為明哲保身的處世哲學，卻也有它的緣故。說話不免陳述自己，評論別人。這些都容易落把柄在聽話人的手裡。舊小說裡常見的「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就是教人少陳述自己。《女兒經》裡的「張家長，李家短，他家是非你莫管」，就是教人少評論別人。這些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說話並不一定陳述自己，評論別人，像談談天氣之類。就是陳述自己，評論別人，也不一定就「全拋一片心」，或道「張家長，李家短」。「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這兒就用得著那些美才了。但是「花言巧語」卻不在這兒所謂「巧妙」的裡頭，那種人往往是別有用心的。所謂「健談」「談笑風生」，卻只是無所用心的「閒談」「談天」「撩天兒」而已。
「撩天兒」最能表現「閒談」的局面。一面是「天兒」，是「閒談」少不了的題目，一面是「撩」，「閒談」只是東牽西引那麼回事。這「撩」字抓住了它的神兒。日常生活裡，商量，和解，乃至演說，辯論等等，雖不是別有用心的說話，卻還是有所用心的說話。只有「閒談」，以消遣為主，才可以算是無所為的，無所用心的說話。人們是不甘靜默的，愛說話是天性，不愛說話的究竟是很少的。人們一輩子說的話，總計起來，大約還是閒話多，費話多；正經話太用心了，究竟也是很少的。
人們不論怎麼忙，總得有休息；「閒談」就是一種愉快的休息。這其實是不可少的。訪問，宴會，旅行等等社交的活動，主要的作用其實還是閒談。西方人很能認識閒談的用處。十八世紀的人說，說話是「互相傳達情愫，彼此受用，彼此啟發」的。十九世紀的人說，「談話的本來目的不是增進知識，是消遣」。二十世紀的人說，「人的百分之九十九的談話並不比蒼蠅的哼哼更有意義些；可是他願意哼哼，願意證明他是個活人，不是個蠟人。談話的目的，多半不是傳達觀念，而是要哼哼」。
「自然，哼哼也有高下；有的像蚊子那樣不停地響，真教人生氣。可是在晚餐會上，人寧願作蚊子，不願作啞子。幸而大多數的哼哼是悅耳的，有些並且是快心的。」看！十八世紀還說「啟發」，十九世紀只說「消遣」，二十世紀更只說「哼哼」，一代比一代乾脆，也一代比一代透徹了。閒談從天氣開始，古今中外，似乎一例。這正因為天氣是個同情的話題，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而又無需乎陳述自己或評論別人。劉義慶以為是雅事，便是因為談天氣是無所為的，無所用心的。但是後來這件雅事卻漸漸成為雅俗共賞了；閒談又叫「談天」，又叫「撩天兒」，一面見出天氣在閒談裡的重要地位，一面也見出天氣這個話題已經普遍化到怎樣程度。因為太普遍化了，便有人嫌它古老，陳腐；他們簡直覺得天氣是個俗不可耐的題目。於是天氣有時成為笑料，有時跑到諷刺的筆下去。
有一回，一對未婚的中國夫婦到倫敦結婚登記局裡，是下午三四點鐘了，天上雲沉沉的，那位管事的老頭兒卻還笑著招呼說：「早晨好！天兒不錯，不是嗎？」朋友們傳述這個故事，都當作笑話。魯迅先生的《立論》也曾用「今天天氣哈哈哈」諷刺世故人的口吻。那位老頭兒和那種世故人來的原是「客套」話，因為太「熟套」了，有時就不免離了譜。但是從此可見談天氣並不一定認真地談天氣，往往只是招呼，只是應酬，至多也只是引子。笑話也罷，諷刺也罷，哼哼總得哼哼的，所以我們都不斷地談著天氣。天氣雖然是個老題目，可是風雲不測，變化多端，未必就是個腐題目；照實際情形看，它還是個好題目。去年二月美大使詹森過昆明到重慶去。昆明的記者問他：「此次經滇越路，比上次來昆，有何特殊觀感？」他答得很妙：「上次天氣炎熱，此次氣候溫和，天朗無雲，旅行甚為平安舒適。」這是外交辭令，是避免陳述自己和評論別人的明顯的例子。天氣有這樣的作用，似乎也就無可厚非了。
談話的開始難，特別是生人相見的時候。從前通行請教「尊姓」「臺甫」「貴處」，甚至「貴庚」等等，一半是認真——知道了人家的姓字，當時才好稱呼談話，雖然隨後大概是忘掉的多——另一半也只是哼哼罷了。自從有了介紹的方式，這一套就用不著了。這一套裡似乎只有「貴處」一問還可以就答案發揮下去；別的都只能一答而止，再談下去，就非換題目不可，那大概還得轉到天氣上去，要不然，也得轉到別的一些瑣屑的節目上去，如「幾時到的？路上辛苦吧？是第一次到這兒罷？」之類。用介紹的方式，談話的開始更只能是這些節目。若是相識的人，還可以說「近來好吧？」「忙得怎麼樣？」等等。這些瑣屑的節目像天氣一樣是哼哼調兒，可只是特殊的調兒，同時只能說給一個人聽，不像天氣是普通的調兒，同時可以說給許多人聽。所以天氣還是打不倒的談話的引子——從這個引子可以或斷或連地牽搭到四方八面去。
但是在變動不居的非常時代，大家關心或感興趣的題目多，談話就容易開始，不一定從天氣下手。天氣跑到諷刺的筆下，大概也就在這當兒。我們的正是這種時代。抗戰，轟炸，政治，物價，歐戰，隨時都容易引起人們的談話，而且儘夠談一個下午或一個晚上，無須換題目。新聞本是談話的好題目，在平常日子，大新聞就能夠取天氣而代之，何況這時代，何況這些又都是關切全民族利害的！政治更是個老題目，向來政府常禁止人們談，人們卻偏愛談。袁世凱、張作霖的時代，北平茶樓多掛著「莫談國事」的牌子，正見出人們的愛談國事來。但是新聞和政治總還是跟在天氣後頭的多，除了這些，人們愛談的是些逸聞和故事。這又全然回到茶餘酒後的消遣了。還有性和鬼，也是閒談的老題目。據說美國有個化學家，專心致志地研究他的化學，差不多不知道別的，可就愛談性，不惜一晚半晚地談下去。鬼呢，我們相信的明明很少，有時候卻也可以獨佔一個晚上。不過這些都得有個引子，單刀直入是很少的。
談話也得看是哪一等人。平常總是地位差不多職業相近似的人聚會的時候多，話題自然容易找些。若是聚會里夾著些地位相殊或職業不近的人，那就難點兒。引子倒是有現成的，如上文所說種種，也儘夠用了，難的是怎樣談下去。若是知識或見聞夠廣博的，自然可以抓住些新題目，適合這些特殊的客人的興趣，同時還不至於冷落了別人。要不然，也可以發揮自己的熟題目，但得說成和天氣差不多的雅俗共賞的樣子。話題就難在這「共賞」或「同情」上頭。不用說，題目的性質是一個決定的因子。可是無論什麼地位什麼職業的人，總還是人，人情是不相遠的。誰都可以談談天氣，就是眼前的好證據。雖然是自己的熟題目，只要揀那些聽起來不費力而可以滿足好奇心的節目發揮開去，也還是可以共賞的。這兒得留意隱藏著自己，自己的知識和自己的身份。但是「自己」並非不能作題目，「自己」也是人，只要將「自己」當作一個不多不少的「人」陳述著，不要特別愛惜，更不要得意忘形，人們也會同情的。自己小小的錯誤或愚蠢，不妨公諸同好，用不著愛惜。自己的得意，若有可以引起一般人興趣的地方，不妨說是有一個人如此這般，或者以多報少，像不說「很知道」而說「知道一點兒」之類。用自己的熟題目，還有一層便宜處。若有大人物在座，能找出適合他的口味而大家也聽得進去的話題，固然很好，可是萬一說了外行話，就會引得那大人物或別的人肚子裡笑，不如談自己的倒是善於用短。無論如何，一番話總要能夠教座中人悅耳快心，暫時都忘記了自己的地位和職業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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