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堡》至少擁有兩套當局：真實存在的當局，以及眾人想象中的當局。然而真實存在的當局過於龐大，且幾乎從不現身，想象中的當局甚至更為龐大，其基礎僅僅建立在對真正當局雪泥鴻爪式的議論之上。至少在村子裡，對當局的議論是如雲霧般全面籠罩下來的猜測的集合體，而這種層層鉸接起來的猜測，反而起到了真正當局理應實現的功用。當然，以當局慣用的邏輯來解釋的話，這項事實本身亦是官員們早就佈置好的計劃——因為當局是絕不犯錯的，我們只是對現狀缺乏理解。

真實存在的當局仍然要再分裂為兩種。其一為原文中的behörden，指的是整個官方系統、整套公共權力機構，雖為泛指，但卻由於卡夫卡本人創造出的「城堡」概念，意外地集合到了一處。那麼城堡是不是等同於這個當局呢？顯然也不是，因為城堡似乎只是辦公地點的集合，是無窮無盡的辦公室，而當局卻至少是官員們的集合。然而，城堡這個地點加上官員這個群體，卻也還是「城堡」（或許可以稱之為「城堡當局」，但文中角色還是習慣簡稱其為「城堡」），所以單就詞語本身而言，它同時也具有了當局的象徵意味。至於地理意義上的城堡除了是辦公地點之外還是什麼，文中則語焉不詳，我們只能依稀知道，那裡恐怕也是韋斯特維斯特伯爵大人的住所，因為施瓦策爾曾在午夜時分當眾向k.宣稱過，此時去找伯爵索求在領地過夜的相關許可，是大不敬的行為。

但伯爵是否真住在城堡裡，施瓦策爾卻並未明說，他只是不允許k.去找伯爵而已。而當時k.所說的也僅僅是一句氣話，並沒有打算真去找他。作為讀者，雖然依稀覺得「有城堡便有領地，有領地便有貴族」這樣的觀念似乎是合情合理，但若想要找到韋斯特維斯特確實住在城堡裡的實證，那也是自始至終都找不到的。況且，這位名字純屬虛構、擁有當地最高權力的人物，只是短暫地現身於三言兩語的交談之中，之後便再也無人提及了。但施瓦策爾這個角色的出現，卻第一次牽扯出了城堡裡的權力架構：他自稱為「伯爵手下的公職人員」——事實上，在城堡及其對應領地內履行公職的人是很多的，如克拉姆、索爾提尼這樣的官員自不必說，還有莫姆斯這種同時為兩位官員辦事的村務秘書，以及貌似兼職的村長和實質上充當了村長秘書的妻子。官員們在城堡的辦公室裡辦公，口述機要，自然就要配備抄寫員，而訊息的傳遞又需要信使，所以才會催生出「阿瑪莉亞侮辱信使」這起在本書中佔據了不少篇幅的公案。官員公務繁忙，所以要有大批僕人伺候著，辦事方面也需要秘書們來代勞，但秘書的身份同樣種類龐雜，除了上述的村務秘書莫姆斯外，尚有埃爾蘭格這樣的首席秘書。話說回來，埃爾蘭格也只是首席秘書之一，而且恐怕還是要再來細分等級的：畢竟，根據橋頭旅館老闆對施瓦策爾的描述，他那位作為城堡總管的父親，身份只是城堡副總管，而且還是副總管當中身份排在最後面的。書中曾經指名道姓地提起過一位名為弗裡茨的城堡副總管，還曾描述過橋頭旅館內懸掛著的、城堡總管的肖像畫，但這些總管級別的人物之後就沒再出現過了。

城堡總管究竟是做什麼的？或許正如字面意思一般，是那些負責對城堡內部具體事務進行管理的人物，是傳統意義上的城堡領主必須提供的職位。書中之所以不提及他們，大概是因為與主角k.的行為之間並未產生任何交集：他們可能是進入城堡之後才需要真正接觸到的人物，而且很可能是跟伯爵本人相關的。可是k.終究連克拉姆都見不到（就連從門上小孔中成功窺探到他，都是藉助了角度與燈光的協助），也就更不必提這些高高在上的人物了。

最開始時出現的公職還有辦公室主任，這也是借施瓦策爾之口表述出來的。根據前後文的邏輯，此項職務正式的名稱應為「中央辦公室主任」——這一名稱的神秘程度堪比後文中的「x.執行委員會」。相比之下，x.執行委員會的存在倒更有可能是真的，因為包括「中央辦公室」和「城堡副總管弗裡茨」這樣的提法，全是k.在偷聽電話時得來的，但這樣的說法已經被村長明確否定掉了，甚至連「橋頭旅館的電話能夠聯絡到城堡」這件事都是假的，變成了一種提供給公職人員的消遣，當然，這種消遣同樣也別有深意，誠如村長的那句反問：「來自城堡的公職人員，提供的資訊怎麼可能全無深意？」考慮到村長也可能出於某些尚不得而知的目的說了假話，或者至少半真半假的話，想給出明確判斷的決心就更顯得荒唐了。反觀「x.執行委員會」這幾個字，至少是以印戳的形式，蓋在了白紙黑字的公函上，總歸比虛無縹緲的偷聽與信口開河的解釋更具把握些。諷刺的是，k.在這件事上曾經十分仰賴的一項證據，也即公函是由克拉姆的信使親自送來這件事，在全書臨近結尾時卻發生了難以置信的反轉——信使巴納巴斯只是在冒充公職人員，他的目的與k.基本相同，都是想通過接觸城堡來為自己討回公道，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是為全家人，而後者只為自己。可是，儘管巴納巴斯的信使身份有可能是假的（因為並不能排除他拿到公函後馬上轉正的可能），他拿來的卻是克拉姆的親筆信；儘管信中全是官僚慣用的套話，但至少被村長認證為貨真價實的私人信件；儘管這封來信原本的目的可能已被掩蓋，但它到底還是能夠抓在手中的真實。說到這裡，部分讀者可能已經被這種一環套一環的假設、否定與反駁給弄糊塗了：全書充斥著密不透風的推理與毫無意義的結論，k.的各種行為看似也是彼此矛盾甚至不可理喻的，那麼——《城堡》的真實究竟在哪裡？

合適的回答之一：這就是真實，只是被放大了。

與卡夫卡創作《審判》sup/sup的年代相比，在他創作《城堡》時，世界格局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奧匈帝國轟然倒下sup/sup，自1918年10月起，帝國境內各個民族地區陸續宣佈獨立。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式結束，君主制壽終正寢，以德語為母語的原奧匈帝國組成了「德意志奧地利共和國」，然而協約國害怕奧地利在「民族自決」浪潮影響下併入新成立的魏瑪共和國，從而無法完成削弱德意志的目的，不只禁止奧地利併入德國，還強行將原奧匈帝國內的部分德語地區劃歸了捷克和義大利。1919年9月的《聖日耳曼條約》簽署後，一切塵埃落定，布拉格市民卡夫卡就這樣從一位原奧匈帝國公民，正式變成了說德語的捷克人。

作為現代人，尤其是出生於長期大一統和平年代下的中國人，是很難真正理解帝國分崩離析後，個體長期懸置在毫無安全感狀態下的感受的。上溯至唐朝時期，安史之亂爆發後，藩鎮割據、邊疆不穩，經營多年的西域逐漸被吐蕃蠶食，情況便與卡夫卡創作《城堡》時的背景有些許相似。於是，當潼關失守，杜甫輾轉各地，最終棄官入川時，才能吟出「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這種空寂且哀喪的詩句。《春望》的精神核心亦能在《城堡》中窺出相似來，唯獨《城堡》以冗長與荒誕的形式堆砌，將這種歷史背景的提煉隱藏得更深了些。甚至「渾欲不勝簪」式的細節，《城堡》裡也是一樣不缺的。

還是暫且將目光聚焦回卡夫卡——早在戰爭結束前，他就已經患上了結核病。戰爭期間哥薩克騎兵對加利西亞的掃蕩，給布拉格帶來了大批猶太難民，作為猶太人的卡夫卡在接觸、救濟難民的過程中，也從中汲取了波蘭猶太神秘主義的一些觀念，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哈西德主義。關於哈西德主義，若是讀過伍迪·艾倫所著的《門薩的娼妓》，應該能夠有一些直觀的瞭解。下面引述一則典型的哈西德教派故事：

教徒長途跋涉，去請教當時一位地位最高的拉比問題。

雖然這位拉比地位最高，但也可能是最愚蠢的人。

教徒見到拉比後，問他如何才能尋得內心的安寧。

拉比先是仔細審視了此人，然後讓他馬上回頭看自己身後。

教徒聽話地轉過身去，結果拉比用燭臺敲打了此人的後腦勺。

並且反問他是否已經得到了內心的安寧。

在另一則故事裡，教徒認為自己的女兒和鯡魚之間沒有區別，先知卻堅持要弄清具體是跟哪種鯡魚長得一樣。

這些故事與《城堡》的敘述之間顯然存在著某種共通之處：並非寓言性這種寬泛的東西，而是淹沒在荒誕中的理性。哈西德式故事省卻了長篇大論的解釋，但沒有任何人能夠完全否認歧義之中隱藏著的邏輯與哲理。1917年9月，卡夫卡曾在給布羅德的信中明確指出，哈西德故事中所傳達的猶太性，能夠令他立刻感受到自由狀態。傾聽猶太復國主義人士長達數小時之久的激烈辯論，也令他對「反駁一切」產生了某種具象——作為某種需要掙脫的形式，這種性格特徵在《城堡》裡的k.身上展現得淋漓盡致。

卡夫卡終身未能實現的夢想，是去耶路撒冷圖書館負責裝訂圖書，是去特拉維夫當一名餐廳服務員。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裡，他已經極端厭惡布拉格這個城市，但卻無法逃離那裡，無法「迴歸以色列」。《城堡》集中完成於1922年春夏兩季，秋季擱筆。1921年時，他幾乎整年都住在普列索夫州的馬特里阿尼sup/sup，那裡有一間結核病療養院，由福爾貝格sup/sup夫人創辦，主治醫生名叫施特雷林格sup/sup。包括卡夫卡在內的三十多位結核病人住在這個與其說是醫院不如說是膳宿公寓的地方，三餐都在配套的公共食堂裡吃飯，除了病人之外，附近部隊醫院的軍人也會過來用餐。從1920年12月18日一直到1921年8月26日，長達八個半月的時間裡，卡夫卡就一直住在這裡。施特雷林格的治療採取保守且自由放任的態度，病人們醒著時除了休息和聊天外，就只剩下一天五杯牛奶、測七次體溫、交唾液樣本、定期稱量體重這四件事情可做——百年以前歐洲這種對結核病人進行半隔離的治療思路，令人不覺聯想起集中營或瘋人院，當然待遇上確實要好得多。與卡夫卡一同療養的病人們是典型的前朝遺民，理所當然地說著捷克語、匈牙利語和德語，除了猶太人外都有著輕微的反猶主義傾向，於是眾人聊天時又會展開無休無止的辯論，對無聊之極的人們而言，只要開口，就是以反駁和駁倒為榮的，這當然也進一步豐滿了尚未開始創作的《城堡》主角k.的具體形象。

甚至連《城堡》的男二號——信使巴納巴斯這一角色，其很大一部分特徵也是來自卡夫卡在福爾貝格夫人療養院的真實經歷。1921年2月，一位來自布達佩斯的二十一歲猶太孤兒羅伯特·克洛普斯托克sup/sup住進了療養院。這名因為結核病而被迫離開醫學院的小夥子對卡夫卡極度親近，作家本人對他的描述是「很難分清在他內心起作用的力量究竟是善良還是邪惡，不管是哪種，這種力量都異常強大。倘使是在中世紀，人們肯定會以為他是著了魔。他這樣一個年輕人，才剛剛二十一歲，高大又強壯，肩膀寬闊，臉頰粉嫩，非常聰明且毫無私心，但又極度敏感」。——這幾乎就是現實版的巴納巴斯。克洛普斯托克對卡夫卡的崇拜，是因為他自己也很想成為作家，但卡夫卡逐漸看清他的本質，認為他本可以成為一流的醫生，但當作家卻必定是三流的。由於施特雷林格的無作為，克洛普斯托克在很多時候充當了卡夫卡私人醫生的角色，因為結核病伴隨的支氣管炎、腸胃炎等，這位布達佩斯醫學院的高才生恰好懂得如何處理。另外，一大群前朝遺民中出現了這位明顯與眾不同的年輕人，也給日漸消沉的作家帶來了些許心理上的支撐。與克洛普斯托克的關係越密切，卡夫卡就越認為自己對他負有一定的責任，他甚至不惜動用自己在布拉格與柏林的各種關係，幾番輾轉之後，終於讓克洛普斯托克回到了醫學院。卡夫卡去世後，這位現實中的巴納巴斯最終成了肺病專家。

然而，讓年輕人重返醫學院的過程，對於卡夫卡而言卻是艱辛的。重返布拉格之後，卡夫卡與克洛普斯托克之間通過書信進行溝通。克洛普斯托克的訴求仍在成為作家或是醫生之間搖擺，他在多封信中言辭激烈地指責卡夫卡，認為他離開後便對自己過於冷漠，並沒有全力幫助他，但隨後又極其懇切地主動道歉，說自己不夠體諒，同時自卑地表示出放棄的態度。在《城堡》中，k.對巴納巴斯始終抱有一種充滿矛盾的好感，儘管他多次令k.失望，但希望仍被寄託在他的身上，誠如現實中的卡夫卡充滿耐心地忍受住了克洛普斯托克長期的責難，並且最終幫助了他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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