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旱魃》雜感
莫言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我的小說《紅高粱》發表後不久，有一次遇到阿城，他對我說：「你一定要讀讀朱西甯。」我聽了，也沒太往心裡去。過了兩年，我的小說《白狗鞦韆架》獲得聯合報小說獎，那獎座上刻著的決選委員的名字，第一位就是朱西甯先生。但我還是沒有讀他的書。後來，在新加坡見到天心小姐，溫良恭儉讓，有大家閨秀風範，又知祖籍是山東臨朐，與我的故鄉高密百里之距，於是更感親切。後數次赴臺，均見過天心小姐，但我一直沒敢提出見見朱先生或是討要一本朱先生著作的請求，這是一個巨大的遺憾。
二〇〇二年冬，應臺北國際藝術村的邀請做駐市作家一個月，期間又見天心，並見天文，得其贈送朱先生大作三本，一為《鐵漿》，一為《旱魃》，一為《華太平家傳》。當晚就讀了《鐵漿》，頗為震撼，也就明白了阿城讓我讀朱西甯的原因。在臺的數次演講中，都提到讀朱先生作品引發我的深切感慨。
回北京後曾接受《誠品好讀》編者電話採訪，讓我談談對朱先生小說的看法。我說：「《鐵漿》雖是短篇，但內涵的能量足可以擴充套件成波瀾壯闊的長篇鉅著。小說中兩家人為爭奪鹽槽對身體的傷害和鐵路這個西方怪物對鄉村自然經濟的破壞讓我震驚。而《華太平家傳》則是編年史式的浩瀚鉅製，小說中的故事、傳說、風俗習慣以及富有地方色彩的語言，都讓我備感親切……朱先生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就寫出來這樣優秀的作品，可惜我讀得太晚。若能早些讀到他這幾本書，我的《檀香刑》將更加豐富，甚至會是另外一番氣象……」
在臺期間因為忙亂，沒來得及讀《旱魃》。二〇〇三年春天，天文小姐來信，問我能不能為新版《旱魃》作序。為朱西甯先生作序？誠惶誠恐。我上世紀八十年代那些在大陸引起轟動的作品，無論在思想上和藝術上，都沒有超過朱先生早我二十多年寫的那批作品。朱先生是我真正的先驅。作序不敢，但寫一些讀後的感想還是可以的。於是就讀《旱魃》。當我剛讀到三三叢刊版《旱魃》的第十八頁，小兒八福對他的母親說「林爺爺還講，哪家墳土要是溼的話，墳裡就有旱魃……」時，我就猜到了這小說的結局。這並不是說我高明，而是說明我與朱先生使用的小說資源是那樣相同。我在家鄉聽說過的故事，朱先生早我幾十年就聽說了。我使用的素材，朱先生早我幾十年就使用過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在故鄉務農，連續十幾年大旱，春播秋種，都要挖井、擔水、澆灌，美其名曰「抗旱」。在艱苦的勞動間隙裡，我們像朱先生《旱魃》中的老農那樣仰望著播火的太陽，傳播著某地出了旱魃的謠言。說得有鼻子有眼，不由你不信。我曾經動過把旱魃寫成小說的念頭，現在看來，幸虧沒寫，因為我還沒聽到這些傳說的時候，朱先生的《旱魃》已經像一座豐碑，屹立在那裡了。
《旱魃》是一部洋溢著現代精神的偉大小說，至今讀來，依然是那樣地朝氣蓬勃，那樣地活力充沛，那樣地震撼靈魂。作者使用的素材雖然是鄉土的，但作者注入到小說中的思想，卻大大地超越了鄉土。小說著力塑造的人物儘管是上個世紀初葉的人，但他們的精神，至今值得我們敬仰。作者使用的語言，儘管具有故鄉的方言色彩，但由於精雕細琢，剪裁得當，並不會造成異地讀者閱讀時的障礙。
我看到一些臺灣的論者注意到了《華太平家傳》中的宗教思想，其實，早在《旱魃》中，朱先生的宗教思想已經表現得淋漓盡致。這個問題激起我很大的興趣。在大陸五十多年的小說中，一直沒有宗教信仰。近年來有西北地區的少數作家開始在小說中貫注他們的宗教，為此我多次表示讚賞。我認為沒有宗教精神的小說，很難成為經典。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我在《豐乳肥臀》中，曾經寫了一個瑞典籍傳教士和一箇中國女子的深摯愛情，並藉此宣揚了基督教的救贖精神。對此我頗為得意，但看了《華太平家傳》和《旱魃》後，我只能感嘆自己的膚淺。基督教對於我，是傳說和資料，但對於朱先生，則是家傳，是親歷。差距之遠，何異天壤。寫成小說，又怎可同日而語。《旱魃》這部小說，從表面上看是一個土匪頭子和一個女人的故事，但從深層裡看，卻是基督拯救兩個迷途羔羊的神蹟。朱先生想用這部書，傳播基督的精神，也彰顯信仰著基督精神的他的先人們在那個愚昧黑暗的時代裡建立的功勳。這樣的書寫不好就成了赤裸裸地說教，這是大陸文學幾十年的痼疾。但朱先生的生活積累實在是深厚無比，對他所要描寫的人物和事件感同身受。我想朱先生對他筆下的每棵樹木、每塊石頭都懷有深情。形象牢牢地控制著他，人物按照自己的邏輯發展。朱先生就像一個高明的騎手，順著他的人物走。因此，他的思想就不是說出來的，而是人物表現出來的。因此他就避免了借小說說教，而是讓小說自己表現出來原本就包含著的宗教精神。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圓滿的，但都不是完美的。因此對宗教的質疑就成了小說現代性的重要表現。這有時候並非是作家的本意。我猜想朱先生作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是不會對他的宗教提出質問的，但因為他順從了小說中的人物，順從了小說的根本定律，所以他的小說中也就出現了尖銳的質疑。當皈依了基督、散盡了財寶、收束了身心、勤懇地勞動著的唐鐵臉被他的仇家打死在油坊的榨槽上時，他的妻子佟秋香，撕毀了那幅「寬窄路途」的立軸中堂，「好像撕毀了半個天，把上帝的褲子撕了下來」。然後，對著她們的引路人金長老大發雷霆：「難道說，主就不長眼睛？人也悔改了，什麼都舍掉不要了。做了多少好事，行了多少善，還要他怎麼樣？天哪，作惡不得惡報，行善倒得了惡報。哪裡還有天理！就這麼個公道嗎？教人寒心哪……」當然，篤信基督的朱先生讓金長老把佟秋香說服，並讓她為自己與主討價還價的行為感到了羞愧。但她在激憤之時喊出的質問，並不因此而失去意義。一般的讀者，也不會輕易地被金長老說服。這大概是朱先生料想不到的。這是一個基督徒與一個小說家的矛盾，而這矛盾，恰也是小說的福音。
《旱魃》之所以能如窖藏的美酒，歷久彌香，還在於小說中塑造的人物，幾乎個個鮮活地表現出來自己鮮明的個性。那個寄託了朱先生全部理想的金長老，那殺人如麻而又能迷途知返的土匪頭子唐鐵臉，那勇敢潑辣、有膽有識的佟秋香，那雖然窮困落魄但依然頑強地保持著自己的尊嚴的雜耍班主佟老爹，連雜耍班子裡的皮二爺和油坊裡的把式林爺爺、強老宋這樣的次要人物，也是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從塑造人物的功力上看，《旱魃》又是一部繼承了中國古典小說寶貴的白描傳統的傑作。人物的話語，都是聞其聲如見其人。這樣的功力，不是那些所謂的「先鋒派」作傢俱備的。這樣的功力，建立在飽經滄桑的人生閱歷的基礎上，建立在對生活的豐富佔有上，建立在對所寫人物極端熟悉的基礎上。
《旱魃》還展示了朱先生強悍、飽滿、意象豐富猶如激流飛瀑的語言風格。我大概地可以想象出朱先生用這樣的語言，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臺灣文壇上造成的震盪。他的語言猶如亂石砌成的牆壁，佈滿了尖銳的鋒芒。他的語言如光滑的卵石投擲到銅盤上發出鏗鏘的回聲。這樣的語言需要奔跑著閱讀，這樣的語言扔到水中會沉底。朱先生善用比喻，而且是他獨創的比喻，別人無法重複。他異想天開，視萬物皆有靈。正像加西亞·馬爾克斯所說：「所有的事物皆有生命，問題是如何喚起它們的靈性。」
「饕餮了整一個長夏的饞老陽，仍然不知還有多渴，所有的綠都被咂盡了，一直就是這麼嗞嗞嗞嗞地吮吸著彌河兩岸被上天丟開不要了的這片土地。」「唐家宅子前的大水塘，已涸得板硬。黑深的裂縫，該已裂進陰間去了。塘底上捲翹起乾魚鱗一樣的土皮。那裡殘留著冬臘天裡暖魚的枯辣椒秧子，草草亂亂，團團的狼藉，髒黑裡翹起白骨一樣嶙嶙的老莖子，倒像整堆子糜爛的魚屍骨。」「屋草繕得切糕樣整齊，叫春的貓子都不曾到那上面踢蹬過。」「那一對松噹噹的眼皮，不知斷了哪根吊筋，低垂著，臉要仰得很高，才看得到天。」「可天是死了。天是石女，生不出一朵雲，一滴水，決計不給人一點點回生的指望。莊稼戶認命地一再退讓，一直退讓出一百個火毒的太陽。」「堅韌的盼望是一根愈繅愈細的生絲，臨到不曾斷絕的邊口兒上……」不需例舉了，這樣的語言在書中比比皆是。這樣的語言是諸多小說家夢寐以求的，這樣的語言與溫文爾雅的朱先生形成了多麼巨大的反差啊，由此可見，朱先生的內心世界是多麼瑰麗而豐富。我感到朱先生的語言是從李長吉那些「石破天驚逗秋雨」的詩裡化出來的。對一個少小離家、浪跡天涯的小說家來說，他用語言尋找故鄉，他用語言創造故鄉，語言就是他的故鄉。
《旱魃》的結構，也顯示了朱先生不願意按部就班地、輕車熟路地講述一個故事的藝術雄心。多少驚心動魄的事件，鑲嵌在一個線性發展的故事當中。這樣的結構，也正是我的《紅高粱》的結構。我慶幸現在才看到《旱魃》，否則我將失去寫作《紅高粱》的勇氣。正因為我至今才讀朱先生，所以我才能在不知不覺地沿著朱先生開闢的道路前進的同時，因為與朱先生個性、學養等方面的差異，而使自己的作品具有了一些個人的特質。
前面我說，很遺憾沒有見過朱先生，其實何需見，書在猶人在，讀他的書，猶如聆聽他的教誨。朱先生的道路，是一條正確的道路，我以前是無意識地走在了這條道路上，今後就應該自覺地沿著這條道路義無反顧地前進了。
二〇〇三年八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