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基度山伯爵在巴黎社交界長時期生活過，他便會充分重視德·維勒福先生登門拜見他的這番舉動。
不論在位的國王是長房還是幼支，不論掌權的大臣是空論派、自由派還是保守派，德·維勒福先生在宮廷裡的地位總是很穩固；人人有口皆碑，稱他能幹，正如政治上的不倒翁一般都有能幹的聲譽；他受到很多人的憎恨，也得到某些人熱忱保護，但沒有人喜歡他，他是司法界佔據高位的人物之一，就像阿爾萊sup/sup或莫萊sup/sup那樣盤踞在高位之上。他的沙龍雖然經過他年輕的妻子和十八歲左右的前妻之女更新，仍然是巴黎嚴肅的沙龍之一，遵循著對傳統的崇拜和對禮儀的信仰。冷漠有禮、對政府的原則絕對忠誠、對理論和理論家深深蔑視、對觀念學派深惡痛絕，這些就是德·維勒福先生炫耀的家庭生活和社交生活的諸種因素。
德·維勒福先生不單是個法官，還幾乎是個外交家。他總是謙恭有禮地談起前朝，他跟前朝的關係使他得到當今宮廷的看重，他知道許多事，別人不僅要謹慎對待他，情況或許不會如此，但他就像反抗君主的封建領主一樣，住在一座無法攻克的堡壘內。這座堡壘就是他檢察長的職務，他巧妙地從中攫取一切好處，暫時離開職守只是為了當選議員，並通過反對派的立場來代替中立態度。
一般說，德·維勒福先生很少出門拜訪或回訪。他的妻子替他拜訪：這是社交界所容許的事，大家歸因於法官繁重而瑣碎的事務，而其實這只是傲慢的算計，貴族的本質，最後是這句格言的運用：「只要裝出自尊的樣子，別人就會尊敬你。」這句格言在我們的社會里比希臘人的那句格言「要有自知之明」有用百倍，今日，那句希臘格言已被「認識別人」這種更省力但更有利可圖的手段代替了。
對於朋友來說，德·維勒福是一個強大的保護者，對於敵人來說，這是一個默默無聲但激烈異常的對手，對於跟他無關的人來說，這是法律的化身，外貌高傲，面容冷漠，目光暗淡無力，或者咄咄逼人、洞察秋毫，他就是這樣一個人，四次革命的經歷巧妙地摞在一起，建造、繼而加固了他的底座。
德·維勒福先生素以法國最不好奇和最不庸俗的人物著稱，他每年開一次舞會，在舞會上出現一刻鐘，就是說，比國王在舞會上對待他的臣民還少四十五分鐘，在劇院、音樂會和任何公共場合，從來都見不到他，有時，但非常少見，他玩一局惠斯特牌戲sup/sup，而且要仔細為他挑選能與他平起平坐的牌友，那就是大使、大主教、親王、議長或者孀居的公爵夫人。
馬車停在基度山家門口的就是這樣一個人。
正當伯爵俯身對著一張大桌子，在一張地圖上察看從聖彼得堡到中國的路線時，隨身男僕通報德·維勒福先生來訪。
檢察官邁著走進法庭時那種莊重而刻板的步子，步入房間，這個人還像讀者以前在馬賽見到的那個代理檢察官，或者說得準確點是那個人的繼續。他的體質跟他的準則和諧一致，儘管要經歷歲月的行程，在他卻絲毫未變。他從修長變得瘦削，從蒼白變成蠟黃，他凹進去的眼睛瞘了進去，他的金邊眼鏡架在眼眶上，好像屬於臉的一部分，除了紅綬帶以外，他的其餘服裝全是黑色的，這種喪服顏色只有紅綬帶那點滾邊顯出了不同，紅綬帶不起眼地穿過紐孔，好像用畫筆勾出一條血紅的線。
不管基度山多麼有自制力，他還是帶著明顯的好奇心，一面還禮，一面打量法官；法官因為習慣多疑，尤其對社會上的奇聞很少相信，他傾向於將這個高尚的外國人——基度山已得到這個雅號——看做來開拓新市場的冒險家或者違犯放逐令的不法之徒，而不是羅馬教廷的大主教或者《一千零一夜》中的蘇丹。
「先生，」維勒福說，那種刺耳的聲調是法官在演說時裝出來的，他們在談話中無法或者不願擺脫，「先生，昨天您幫了我的妻子和兒子的大忙，感謝您是我要履行的職責。我就是來履行職責的，並向您表達我的衷心謝意。」
在說這番話時，法官的嚴厲目光絲毫沒有減少平時的狂妄。他剛說的一番話，是用總檢察長的口吻說出來的，脖子和肩膀挺得硬梆梆，怪不得他的奉承者說他是法律的化身。
「先生，」伯爵也冷冰冰地回答，「我很高興能為母親保全兒子的性命，因為據說母愛是最神聖的感情，而落在我身上的幸運不用先生您履行義務，雖然履行這個義務無疑是給我賞臉，因為我知道，德·維勒福先生從不濫用分給我的這種恩惠，但不管這種恩惠多麼寶貴，對我來說仍然比不上我內心的滿足。」
維勒福沒有料到這種攻擊，大吃一驚，就像一個士兵感到戳至他身穿的甲冑之下的一擊那樣哆嗦起來，他那不可一世的嘴唇一彎，表明他從一開始就不把基度山伯爵看做一個謙恭有禮的貴族。
他環顧四周，想抓住一樣東西當作談資，因為剛才的話題已被摔得粉碎。
他看到自己進來時基度山在查詢的那張地圖，於是說：
「您在關心地理，先生？這是一門內容豐富的學問，對您尤其如此，據說，您見過許多地方，就像印在地圖上的那麼多。」
「是的，先生，」伯爵回答，「我想對人類作整體的生理研究，而您每天卻對例外現象作這種研究。我想，從整體到部分，比從部分到整體對我要更容易。從已知數到未知數而不是從未知數到已知數，這是一條代數公理……請坐，先生。」
基度山給檢察官指指一張扶手椅，後者不得不親自往前挪一挪，而基度山只稍往後一倒，剛才檢察官進來時，他正跪坐在這張椅子上，這樣，伯爵側身對著來客，背朝窗戶，手肘支在地圖上，這張地圖眼下成為談資，這場談話就像在莫爾賽夫家裡和唐格拉爾家裡一樣，如果不在情境上，至少在人物方面，進行得完全一樣。
「啊！您在講哲學，」維勒福沉吟一下說，如同一個競技者遇到一個強勁的對手，在養精蓄銳一樣，「那麼，先生，我以名譽保證！如果我像您一樣無所事事，我會找一件不那麼索然寡味的事去做。」
「不錯，先生，」基度山回答，「對於用巨型顯微鏡來研究人的生物來說，人是一條醜陋的毛蟲。我想，您剛才說，我無所事事。喲，您倒自以為有事可做，先生？或者說得更明白些，您以為自己的所作所為夠得上稱之為某件事？」
維勒福感到了這個古怪的對手狠狠的第二擊，越發驚訝，法官好久沒有聽到這樣有力的奇談怪論了，或者不如說他是頭一回聽到。檢察官想方設法作出回答。
「先生，」他說，「您是外國人，我想，剛才您也說過，你平生有一部分時間在東方國家度過，因此您不知道，人類正義在這些野蠻的地方是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實現的，而在我們國家，則採取謹慎而有分寸的步驟。」
「恰恰相反，先生，恰恰相反，這是古代的pedeclaudosup/sup。我知道一切，因為我尤其關注各國的司法機構，我將各國的犯罪訴訟程式和天理人情作比較，我應該說，先生，仍然是原始民族的法律，就是說同等報復的法律，我感到最符合上帝的心願。」
「如果這種法律被接受，先生，」檢察官說，「它就大大簡化了我們的法典，正像您剛才所說的，我們的法官一下子就會無事可做。」
「恐怕就是這樣，」基度山說，「您知道，人類的創造是從複雜走向簡單的，簡單總是完美。」
「暫且，先生，」法官說，「我們的法典還帶著互相矛盾的條文存在著，這些條文來自高盧人的風俗、羅馬法和法蘭克人的習俗，然而，您會承認，瞭解所有這些法律不能不經過長期的工作，而且必須長期研究才能獲得這種瞭解，還必須具備卓越的記憶力，才能不致忘記獲得的知識。」
「我同意這種看法，先生，但您所知的只是法國的法典，而我不僅知道這部法典，而且知道一切國家的法典：英國的、土耳其的、日本的、印度的法律，跟法國的法律一樣，我都熟悉，所以我有理由說，相對而言（您知道一切都是相對的，先生），跟我的所作所為比較起來，您做的事情很少，跟我所知的比較起來，您還有許多東西要學會。」
「您學會這一切出於什麼目的呢？」維勒福驚訝地問。
基度山露出微笑。
「好，先生，」他說，「我看，雖然您有高雅之士的美譽，但您卻以社會上講求實利的、庸俗的觀點看待一切事物，從人開始，以人結束，就是說按照人類智力所能允許的最有限、最狹隘的觀點看問題。」
「請解釋一下，先生，」維勒福越來越驚訝，「我不明白您的話……不太明白。」
「我是說，先生，如果眼睛只盯住各國的社會機構，您就只看到機器的彈簧，卻看不到使機器活動的崇高工匠，我是說，在您面前和周圍的人中，您只承認那些由大臣或國王簽署委任狀的官吏，而卻無視置於這些官吏、大臣和國王之上，賦予他們一項使命而不是一個官職去完成的人，我是說這些人為您膚淺的目光所看不到。這是機體衰弱和不完備的人的弱點所在。托比亞斯sup/sup把那個前來恢復他視力的天使看做一個普通的年輕人。將被阿提拉sup/sup的民族誤以為他不過是眾征服者之中的一個，所有人必須在顯示了上天給他們的使命之後，才被人承認，托比亞斯必須說‘我是主的天使’，阿提拉必須說‘我是上帝的錘子’，他們兩人的神性才算顯露。」
「那麼，」維勒福不勝驚訝，以為在對一個有宗教幻想的人或者瘋子說話，「您自認為是上述的奇人當中的一個嗎？」
「為什麼不是呢？」基度山冷冷地說。
「對不起，先生，」維勒福大為震驚地說，「請原諒，我來拜見您，卻不知道拜見的人知識和才智遠遠超過常人的知識和一般的頭腦。我們是受到文明腐蝕的不幸的人，在我們國家裡，像您這樣擁有巨大財產的貴族——至少據說如此，請注意我不在詢問您——那些富有的特權階層，把時間消磨在社會思考和哲學幻想上，那是極其少見的，因為這些思考和幻想至多隻能安慰那些時乖運蹇，被剝奪人間歡樂的人。」
「唉，先生，」伯爵說，「您達到這樣顯要的地位，卻沒有容許過和遇到過一些例外嗎？您的目光非常需要精細和穩妥，但您從來沒有運用這種目光一下子猜度出要審視的是哪一種人嗎？一個法官難道不但需要成為最好的實施法律的人和最精明的辨清訴訟黑幕的人，而且要成為人心的探測器和驗出每顆心靈或多或少所包含的雜質的試金石嗎？」
「先生，」維勒福說，「說實話，您駁得我啞口無言，我從來沒有聽人像您這樣議論過。」
「這是因為您總是禁錮在一般情況的圈子內，您從來不敢振翼飛到上帝把不愛露面和異乎尋常的人所安身的高層領域。」
「先生，您認為存在這種領域，異乎尋常和不愛露面的人混雜於我們之中嗎？」
「為什麼不是呢？您看得到您呼吸的、賴以為生的空氣嗎？」
「那麼，我們看不到您所說的那種人嗎？」
「恰恰相反，只要上帝允許他們幻化成形，您就看得到他們，您就能摸到他們，同他們摩肩接踵，對他們說話，他們也回答您。」
「啊！」維勒福微笑說，「我承認，一旦這種人當中的一個要同我接觸，我希望事先知道。」
「您已經如願以償，先生，因為您剛才已經得到通知，現在我再告訴您。」
「這樣的話，您就是那種人？」
「我屬於這種異乎尋常的人，是的，先生，而且我相信，迄今為止，沒有人處在跟我相同的地位上。國王的領土要麼受到山脈和河流，要麼受到風俗變化和語言不同的限制。我的王國則像世界一樣廣袤，因為我既不是義大利人、法國人、印度人、美國人，也不是西班牙人：我以四海為家。沒有一個國家的人可以說看到我出生。唯有上帝知道哪一個地方的人能看到我辭世。我接受各國的習俗，我會說各國語言。您以為我是法國人，是嗎？因為我說法語跟您一樣流利純粹。而我的努比亞奴隸阿里以為我是阿拉伯人，我的管家貝爾圖喬以為我是羅馬人，我的女奴海蒂以為我是希臘人。因此您明白，我沒有國籍，不要求任何政府保護，不承認任何人為兄弟，使強者止步的顧忌或使弱者癱瘓的障礙，卻不能使我止步或使我癱瘓。我只有兩個對手，我不想說兩個贏家，因為我只要持之以恆，就能使它們屈服：這就是距離和時間。第三個，也是最可怕的對手，是造成我死亡的條件。只有這個條件能在我前進的道路上止住我，不讓我達到奔赴的目標：其餘的一切，都在我的算計之中。世人稱之為運氣決定的東西，破產呀、變故呀、可能性呀，我都一一預見到，即使有某些機會會落到我身上，但沒有一種能把我打倒。除非我離世，我始終保持原樣，因此我對您說出一些您從來沒有聽到過的話，即使從國王的嘴裡也說不出來，因為國王需要您，別人害怕您。在我們這樣一個結構可笑的社會里，誰都免不了要對自己說：‘有朝一日或許我要跟檢察長打交道。’」
「您呢，先生，您也可能這樣說，因為眼下您住在法國，您自然而然遵守法國的法律。」
「我知道這一點，先生，」基度山回答，「但只要我該到一個國家，我就開始通過我特有的方法，研究我可能對之有所期待或者要防備的所有的人，做到同他們本人一樣，甚至超過他們本人對自己的瞭解，導致的結果是，不管我要跟他打交道的檢察官是誰，他肯定會比我更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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