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尋找，」唐格拉爾說，「就能找到。不過，」他繼續說，「我見鬼才插手呢，這跟我有什麼相干？」
「我不知道這是否與您相干，」費爾南抓住他的手臂說，「但我所知的是，您對唐泰斯有某種私怨；懷恨在心的人不會搞錯別人的情感。」
「我對唐泰斯有某種私怨？決沒有，我發誓。我看到您遭逢不幸，您的不幸令我關心，如此而已；只要您以為我是在謀私利，那麼再會，我親愛的朋友，您自己盡力擺脫困境吧。」唐格拉爾也佯裝站起來要走。
「不，」費爾南拉住他說，「別走！說到底，您恨不恨唐泰斯與我關係不大。我恨他，我大聲承認。您找到辦法，我來幹，只要不死人，因為梅爾塞苔絲說過，如要有人殺死唐泰斯，她就會自殺。」
這段對話把唐格拉爾的刁滑詭詐描寫得栩栩如生。他利用費爾南企圖搶奪唐泰斯的未婚妻的心理，誘使費爾南上鉤，達到借他人之手置唐泰斯於死地的目的。同唐格拉爾的狡詐相映襯的，是費爾南的兇悍強蠻，他害人之心的急切情態歷歷如在眼前。這兩個人物的心理面貌、性格特徵都在對話中展現出來了。
其二，《基度山恩仇記》幾乎不用敘述的方法，而是用人物對話的手法來展開情節、甚至交代往事的。比如，維勒福企圖在夜深人靜的時刻埋掉他同唐格拉爾夫人的私生子，這是維勒福的隱私，也是導致他身敗名裂的一樁罪行。這一情節是由貝爾圖喬敘述出來的。貝爾圖喬雖然很不願意，還是按照基度山伯爵的吩咐，買下了一座無人居住的郊區住宅。他陪基度山伯爵來到花園的一棵大樹下。基度山伯爵指出這兒曾經發生過一件罪案。原來，當年貝爾圖喬為了復仇，曾企圖在這裡刺殺維勒福。他親眼看到了維勒福活埋私生子的情景。貝爾圖喬把事情本末都講給基度山伯爵聽了。看到這裡，讀者明白了基度山伯爵種種安排的用意，這一情節又為後面的描寫埋下了伏筆。作者省去了另闢章節補敘維勒福過去的這段經歷，小說情節的發展也不致突然中斷；插入的這一段既起著解釋的作用，又起著推動情節發展的作用。大仲馬十分喜愛這種相當經濟的手法，努瓦蒂埃與政敵的決鬥，海蒂公主的身世，基度山寶藏的發現，等等，都是這樣口述出來的。
大仲馬有時還採用了頗為別緻的對話寫法：努瓦蒂埃後來全身癱瘓，不能說話，只能以眼睛來表達思想。他閉上右眼表示要他的孫女瓦朗蒂娜過來，閉上左眼要他的僕人過來，眼睛眨幾下表示拒絕和不同意，眼睛眨一下表示許可。他想表達思想時就舉目望天。為了表達更復雜的思想，可以拿一本字典來幫助。當他看到所要表達的詞的字母時，就用眼睛示意，使人明白他要做什麼。他眼睛的動作與別人的理解配合成一場巧妙的無言的「對答」。這種對話既增加了情節的趣味，也豐富了行文的變化。
與這種對話體相配合的，是大仲馬採用了短段落的寫法，有時一句話就是一段，小說中幾乎找不到超過一個印刷頁的段落。短段落能起到易於閱讀、行文流暢的效果。因此，如果翻譯時認為敘述的段落過多，顯得零碎，而把數段合併成一個大段，那麼就會有損於原文如滔滔流水的氣勢和閱讀效果，違背了作者的原意。這種短段落的寫法已為金庸、古龍、梁羽生等當代通俗小說家所承襲，可見這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敘述手段。
從上述可以看到，《基度山恩仇記》中的對話寫得富有戲劇性。讀者如果稍加註意就會發現，無論兩個人、三個人，還是許多人的對話，都寫得像戲劇場面那樣，其中充滿了矛盾衝突，起伏變化。大仲馬最初是作為浪漫派劇作家而登上文壇的，他在二三十年代創作了一系列劇作，其中的《亨利三世及其宮廷》（一八二九）獲得很大成功，預示了以雨果為首的新一代浪漫派的勝利。他的小說引起轟動後，他還陸續改編成戲劇上演。毫無疑問，他將戲劇創作的經驗也搬到小說中來，因而有的評論家說，大仲馬在寫作小說時仍然是一個戲劇家。這個評語頗有道理。大仲馬確實是把小說寫成無數個連線起來的戲劇場面，所以對話在他的小說中佔據了大部分篇幅，而且充滿了戲劇性。這是大仲馬的小說的一個相當重要的特點。他的小說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得之於此。這就是在平易順暢的對話中展現激烈動盪的感情、尖銳曲折的衝突。對話近乎日常生活的口語，便通俗曉暢；而激烈動盪的感情和尖銳曲折的衝突是對現實生活的提煉和概括，使內容變得複雜而生動。這兩方面的成功結合也是堪稱範例的。
《基度山恩仇記》的第五個藝術特點是：形象鮮明、個性突出。
誠然，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基度山恩仇記》雖然不能說非常出色，但在同類小說中還是屬於佼佼者之列。
首先，作者能從時代的變遷去刻畫人物思想的變化和性格的形成。唐泰斯一開始是一個正直單純的水手，對生活的複雜性十分無知。他獲得財富以後，閱歷漸深，便變得老謀深算。雖然他疾惡如仇，保持著早年正直的品質，但他已失去單純的一面，變得鐵面無情，手段兇狠。作為大富豪，他的變化是很合乎邏輯的。唐格拉爾和莫爾賽夫在小說開頭一個是陰騭之徒，一個是無賴小人。後來，唐格拉爾靠鑽營有方，當上了銀行家，他的不擇手段、唯利是圖的本質得到充分的表露；而莫爾賽夫的背信棄義，卑鄙無恥又有進一步的發展。他們的變化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七月王朝的「精華」人物的發家過程，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
在《基度山恩仇記》中，不單主要人物，而且次要人物也寫得相當生動。愛錢貪財的卡德魯斯夫婦，作惡成性的安德烈亞，淫蕩無行的唐格拉爾夫人，毒辣陰險的維勒福夫人，堅定高尚的努瓦蒂埃，熱情善良的摩雷爾，正直純真的馬克西米利安，熱烈誠摯的瓦朗蒂娜，軟弱和善的梅爾塞苔絲，耿直單純的阿爾貝，博學多識的法里亞，都給讀者留下鮮明的印象。還有那個我行我素、厭惡男人、個性強硬的歐仁妮，她把父親叫到客廳中談判那一個場面，真是把一個高傲、任性的少女寫得呼之欲出。但她畢竟不如唐格拉爾那麼老辣，在唐格拉爾把即將宣告破產的底牌亮出來以後，她只能委曲求全。一部長篇小說，連次要人物也寫得活靈活現，這是它在藝術上成功的鮮明標誌。
大仲馬塑造人物的功力還表現在他對同類人物的思想和性格作出細緻的區分。三個主要的反面人物莫爾賽夫、唐格拉爾和維勒福，分別代表七月王朝時期政界、金融界和司法界的頭面人物，在身分上明顯不同。同樣醜惡的靈魂，也各有不同的特點，而且這不同之處寫得比較細膩。唐格拉爾和維勒福同是狡猾陰險，但唐格拉爾稍微顯露一些，維勒福則老奸巨猾。在陷害唐泰斯這一點上，唐格拉爾雖然假手於人，但畢竟還是親手動筆，在場的人還有第三者，容易落下把柄。維勒福則燒掉罪證，擺脫干係，而且讓唐泰斯存有幻想，陷害了別人還讓被害人感激自己。另外，他明明知道自己的妻子下毒，卻佯裝不知，直至可能危及自身，才露出兇相，要妻子自盡，把她甩掉。他的毒如蛇蠍寫得何等出色！莫爾賽夫比起他們來則較為赤裸裸，具有流氓習氣。他的發跡與這種習氣不無聯絡。再拿維勒福夫人和唐格拉爾夫人來說，兩人都很貪財。維勒福夫人心狠手毒，不惜連續下毒，而唐格拉爾夫人卑瑣猥褻，以出賣色相來謀取錢財。又如摩雷爾船主和努瓦蒂埃，兩人有相近的政治信仰，而且都心地正直，但兩人性格頗不相同。摩雷爾熱誠，而努瓦蒂埃剛烈。這種細微的不同使讀者不致把同類人物混同起來。故而評論家認為大仲馬塑造了「令人難忘的人物」sup/sup，這是深中肯綮的評語。
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畫是在法國十九世紀初期興起的，以巴爾扎克、司湯達為代表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在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的基礎上加以發展的藝術主張，由恩格斯總結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現實主義原則。這一主張推動法國文學發展到新的階段。批判現實主義的潮流不能不影響到浪漫派劇作家大仲馬。他在人物塑造上也注意從社會環境的角度去刻畫人物性格特點。大仲馬這種寫法，給「斗篷加長劍」、「黑小說」等極盡詭譎怪誕、離奇恐怖的內容的流行小說注入了新的生命。過去的流行小說只注意情節的詭奇，甚至到了荒誕的地步，而不著意去描繪人物性格，因此，長期以來不登大雅之堂。大仲馬則開始注意刻畫人物性格，這無異於對流行小說進行了革新，使之在藝術上大大提高了一步，終於使流行小說登堂入室，進入文學領域，這是大仲馬在法國小說史上的一大貢獻。
《基度山恩仇記》在藝術上並非盡善盡美。例如，善寫對話固然是一大優點，但描述自有它的功能，完全用對話來代替描述總不免要對環境和人物的勾畫都有所影響。較之同時代的大作家，大仲馬筆下的人物描寫還嫌不足，談不上塑造了傑出的典型。在心理描寫方面，大仲馬運用得還不夠純熟。然而瑕不掩瑜，這些缺點無損於《基度山恩仇記》成為世界上通俗小說中的扛鼎之作。
鄭克魯
【註釋】
p·布呂奈爾等：《法國文學史》第二卷，第四七六一四七七頁，博爾達斯出版社，巴黎，一九七二年。
卡斯泰等：《法國文學史》，第六六五頁，阿金特出版社，巴黎，一九八一年。
勒梅特爾：《法國文學史》，第三卷，第二四一頁，博爾達斯—拉封出版社，比利時版一九七二年。
如寫宗教戰爭時期的小說：《馬戈王后》、《蒙梭羅夫人》、《四十五人》；寫路易十三時期的小說：《三個火槍手》、《二十年後》、《布拉日洛納子爵》；寫路易十五至大革命時期的小說：《約瑟夫·巴爾薩莫》、《王后的項鍊》、《昂日·皮圖》、《沙爾尼伯爵夫人》。
勒梅特爾：《法國文學史》，第三卷，第二三九頁。
見j.p.德·博馬舍等：《文學辭典》第一卷第六九八頁，博爾達斯出扮社，巴黎，一九八四年。
高爾基：《蘇聯的文學》，《文學論文選》，第三三七頁，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年。
《作家辭典》，第二卷，第六十九頁，羅貝爾—拉豐出版社，巴黎，一九五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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