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世界上的通俗小說多如恆河沙數，但優秀作品寥寥無幾，其中大仲馬（一八○二—一八七○）的《基度山恩仇記》可說是數一數二的佳作。這不僅是就其擁有的讀者數量之多，就其歷久不衰的時間之長而言，而且是就其藝術上的精湛和技巧的完美才下此論斷的。毋庸置疑，《基度山恩仇記》是通俗小說的典範作品之一。
以通俗小說而躋身於重要作家之列，在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的作家為數不多，大仲馬就是其中之一，由此可見，他在小說創作中的成就決不可低估。但大仲馬在小說史中的地位，只是到了二十世紀才日見上升的。十九世紀的評論家對大仲馬的小說創作是頗有微詞的。朗松的《法國文學史》就無視大仲馬的小說創作。然而，大仲馬的小說畢竟經受了時間考驗，文學史家們不得不重新估價大仲馬的小說家地位。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後出版的幾部有權威性的法國文學史，都不同程度地給予大仲馬的小說創作以一定篇幅和肯定的評價，認為「大仲馬的長篇故事始終受到喜歡歷史的神奇性的讀者所讚賞sup/sup，」「作為司各特的熱情讚賞者，他把傳奇性的歷史變為生動的別緻的現實，為廣大讀者所接受sup/sup。」在這兩句評語中，文學史家們指出了讀者廣泛接受和讚揚的事實，歸因於大仲馬把歷史變為生動的現實的藝術才能。而法國評論家亨利·勒梅特爾則更進一步，認為在巴爾扎克從事《人間喜劇》這一構成社會學總和的小說創作時，在喬治·桑從事空想社會主義的小說創作時，在雨果構思《悲慘世界》時，大仲馬也在寫作「一種整體小說」sup/sup。所謂整體小說，是指廣泛描寫一整段歷史時期的小說。大仲馬的歷史小說從十六世紀宗教戰爭寫到十九世紀的七月王朝時期sup/sup，包攬的歷史畫面是廣闊的，就這一點而言，稱之為整體小說也未嘗不可。誠然，並不是說大仲馬的小說在思想意義上可以跟巴爾扎克和雨果等一流大作家的小說相媲美。然而從大仲馬的歷史小說的某些方面來看，它們應該佔有不低的地位，這並不是過高的評價。
《基度山恩仇記》是大仲馬的代表作之一，屬於當時的「報刊連載小說」。十九世紀初期，報紙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隨之報刊連載小說也應運而生，這是報紙吸引讀者訂戶的重要手段。一部吸引人的報刊連載小說有時能使報紙的訂數激增，數以十萬計。寫報刊連載小說的作家有大仲馬、歐仁·蘇（一八○四—一八五七）、蘇利埃（一八○○—一八四七）、費瓦爾（一八一七—一八八七）等一大批，他們獲得了極大的成功，直接影響了巴爾扎克、雨果、喬治·桑等作家，這些大作家汲取了大仲馬等人的藝術手法，以豐富自己的創作。更重要的是，報刊連載小說「在這一革命中起了重大作用：它在整個浪漫主義時代深深地改變了文學與讀者之間的關係，也極大地促使十九世紀成為小說的黃金時代sup/sup。」報刊連載小說為十九世紀法國小說的空前繁榮並達到發展頂峰作出了貢獻，它具有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從這個大背景來考察《基度山恩仇記》，才能給這部小說以恰如其分的地位。
把《基度山恩仇記》看做通俗小說的典範作品是確當的，因為這部小說具備了優秀的通俗小說的一些基本特點；這些特點對於一般的小說創作無疑也有借鑑作用。
《基度山恩仇記》的第一個藝術特點是：情節曲折、安排合理。
大凡成功的通俗小說，無不是情節曲折，波瀾起伏的。《基度山恩仇記》在這一點上堪稱典範。小說一開卷就緊緊吸引住讀者。主人公唐泰斯遠航歸來，準備結婚；他年輕有為，做了代理船長，前程似錦。可是，他的才幹受到船上會計唐格拉爾的嫉恨，在唐格拉爾的策劃下，他的情敵費爾南向當局告了密，誣陷他是拿破崙黨人。於是飛來一場橫禍；在他舉行訂婚儀式時，他被當局逮捕。恰巧他的案件牽連到檢察官維勒福的父親，維勒福為了保護其父，將唐泰斯毫不留情地打入死牢。這一富於戲劇性的開場正是「一石激起千重浪」，為下文跌宕起伏的情節打下了合理的基礎。緊接著唐泰斯在黑牢裡的經歷更是寫得有聲有色，這是全書最精彩的部分之一。唐泰斯在獄中一度滿懷希望，以為維勒福會公正地釋放他，隨後希望破滅，他起了輕生的念頭。他在牢裡巧遇法里亞神甫，通過地道互相往來，這段奇遇極富傳奇意味。法里亞不幸中風死去，唐泰斯計上心來，鑽進包裹法里亞屍體的麻袋，終於逃出虎口。看到這裡，誰都會屏住呼吸，為作者的巧妙構思拍案叫絕。這只是小說的序幕。小說正文是寫唐泰斯的報恩和復仇經過。唐泰斯根據法里亞的指點，發現了寶庫，成了億萬富翁，改名為基度山伯爵。他得知摩雷爾船主曾為營救他出獄真心實意地出過力，並資助過他父親，是他的恩人。在船主處於破產境地、準備開槍自盡時，他及時地伸出了援救之手，給船主還清債務，並送給船主一條嶄新的帆船。小說著重寫基度山伯爵的復仇經過，大仲馬匠心獨運之處，在於把三次復仇寫得互不相同，各異其趣，但又與三個仇人的職業和罪惡性質互有關連。莫爾賽夫奪人之妻，出賣恩人，結局是妻子離他而去；他身敗名裂，兒子為他感到羞恥，不願為他而決鬥，他只得以自殺告終。維勒福落井下石，害人利己，又企圖活埋私生子，結局是自己的犯罪面目被揭露，妻子和兒子雙雙服毒死去，面對窮途末路他發了瘋。唐格拉爾是陷害唐泰斯的主謀，又逼得唐泰斯的父親貧病餓死，他靠投機發家；基度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讓他受騙，終至破產，並讓他忍受飢餓之苦，他被迫把拐騙的錢如數退出。這樣不同的結果使復仇情節不致呆板，而是富有變化。讀者料想不到會是如此結局，讀完之後，掩卷再思，又會覺得這樣的結局再好不過，不能不擊節歎賞作者巧於安排。
大仲馬並不滿足於基本情節的離奇曲折，因為小說篇幅很長，只有這樣單純的情節仍會顯得單調。於是他在其中穿插了不少驚險緊張的場面，例如：卡德魯斯在風雨之夜謀財害命，殺死首飾商，奪取了五萬法郎；在羅馬近郊神出鬼沒的綠林好漢，利用狂歡節進行綁架活動；維勒福的私生子安德烈亞從苦役監踏入上流社會，最後事情敗露，再次被捕入獄；卡德魯斯夜入基度山伯爵府邸偷盜，竟被安德烈亞刺殺；維勒福夫人為了奪取遺產，下毒害人，但基度山伯爵暗中保護瓦朗蒂娜，先讓她假死，然後轉移……這些次要情節險象環生，具有奇峰突起，迂迴曲折，大起大落的藝術效果，而又不游離於主要情節之外。這種大故事套小故事的寫法運用得恰到好處：每一個小插曲都寫得很緊湊、很精彩，但又沒有喧賓奪主，相反，是為主要情節服務的，或者說，是主要情節中的一環。因為它們都與主人公有關，大多數還是他直接操縱的，所以小說情節繁複而不散漫，讀來只覺得描寫精彩紛呈，而無冗長拖沓之感。
從小說的產生經過，也可以看出大仲馬這種善於編織故事的傑出才能。大仲馬在一次到地中海作狩獵航行時，在厄爾巴島附近發現了基度山這個小島，他被島名所吸引，產生了要以此作為他下一部小說的書名。機會來了：一八四三年，出版商要他寫一部《巴黎遊覽印象》。大仲馬從一則真實的社會新聞得到啟發。這則新聞的材料來自巴黎警察局檔案（一八三○—一八三八），由珀金寫成《被揭露的警方：鑽石與復仇》。大仲馬從中發現了f·皮科的故事。皮科被錯判為英國奸細，關押了七年，於一八一四年出獄。一個名叫法里亞的神甫遺贈給他一筆財產，他依靠這筆財產來複仇，殺死了三個仇人，最後，那個給他提供內情的揭露者又把他暗殺了，揭露者臨死前作了懺悔sup/sup。皮科是唐泰斯的原型。這個真實的故事與《基度山恩仇記》只能說大致相似；經過了大仲馬的藝術加工後（據研究，小說由馬蓋和菲奧朗蒂寫出初稿，再由大仲馬加工和定稿），小說才成為真正的藝術品。大仲馬對原來這個真實故事的改動，有幾處是值得注意的。其一是時代的改動，原來發生在一八○七年至一八一四年之間，即在第一帝國時期。小說改為一八一五年之後，也就是說在復辟王朝時期（關在黑牢裡）和七月王朝時期，把揭露的矛頭對準了復辟王朝的黑暗窳敗，而不是去抨擊拿破崙政權。其二，小說主人公在獄中待了十四年而不是七年，用以加強主人公遭遇的悲慘，為他的復仇的合理性增加分量。其三，小說主人公不是期滿釋放，而是逃出來的，潛逃過程顯示了作家的豐富想象力。其四，基度山伯爵的財產不是由法里亞神甫遺贈的，而是在神甫指點下發現的，而且數目大得不可比擬，這樣寫能增加小說的傳奇性。其五，基度山是根據法里亞神甫的分析瞭解到自己的仇人是誰，並經過自己的核實，他的復仇經過完全是作家杜撰出來的，最後，他根本沒有親手殺死仇人，否則難以脫身；其他次要情節也是作家虛構的。上述幾個方面的改動能給人以啟迪，顯示了大仲馬如何成功地將生活中的原型和故事進行藝術加工，《基度山恩仇記》是一個出色的範例。
可是，在進行藝術虛構時決不能違反生活真實，否則就會流於荒唐無稽，導致藝術上的失敗。大仲馬是非常注意情節安排的合理可信的。以唐泰斯在黑牢中的經歷為例：這座紫杉堡監獄陰森可怕，作者的描述異常具體細緻，讀者彷彿身臨其境，看到主人公如何在他的牢房裡生活。為了描寫這一環境，大仲馬曾經去遊歷過這個地方。他說過：「有一件事我是不會貿然去做的，這就是我沒有見過的地方，我不會寫到我的小說和戲劇裡……為了寫作《基督山恩仇記》，我又到卡塔盧尼亞和紫杉堡去過。」從這句話可以看出大仲馬的嚴謹的寫作態度。黑牢的環境寫得如此真實，是同作者的實地觀察分不開的。
環境的真實是藝術真實的第一步。藝術需要虛構，但虛構也要符合真實。後者似乎需要更多的藝術匠心。這裡面，細節的真實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一個細節的疏忽往往導致整個情節的失實。《基度山恩仇記》在描寫挖地道這個細節上就處理非常得妥貼。試想，挖地道所出的土是相當可觀的，這些土倒在一個廢置不用的小房間裡，等填滿了，就搗碎土塊，一點點從視窗拋灑出去，隨風送到遠處，灑落在海里，不留下任何痕跡。這兩處交代是頗有說服力的，足以打消讀者心裡的疑問。另外一個細節也寫得很有分寸：唐泰斯要經過長途游泳才能逃離監獄，然而，他在牢裡呆了十四年，一個沒有活動的人不可能有足夠的體力游完這段距離。作者當然考慮到這一點，他留下了幾處伏筆，寫唐泰斯平時如何鍛鍊體力，其中挖地道也是一種方式，加之他是一個熟練的水手，深諳水性。這樣，當寫到他在海里游泳逃脫時，就順情合理，使讀者感到真實可信。再一個例子：唐泰斯成為基度山伯爵以後，他需要具有教養，否則就不能出入於交際場所。作者也事先交代了他向法里亞學習各種知識的細節，並把他復仇的時機推遲到若干年之後，這時基度山已完全擺脫了下層人物的談吐舉止，並掌握了各種復仇本領，如他是個擊劍和射擊能手。這樣就避免了不合理的描寫。大仲馬對細節的處理大半是相當巧妙的，毫不令人感到勉強。
高爾基說過：「虛構就是從既定的現實的總體中抽出它的基本意義而且用形象體現出來。」sup/sup這就是說，虛構是從現實中來，符合現實的基本特點，而且要生動形象。《基度山恩仇記》中的藝術虛構正是體現了這些要求，做到了離奇曲折而又安排合理。
《基度山恩仇記》的第二個藝術特點是：光怪陸離，熔於一爐。
這部小說觸及的社會生活面極其廣闊，上至路易十八的宮廷、上流社會的燈紅酒綠，下至監獄的陰森可怕和犯人的陰暗心理、綠林強盜的綁架和仗義疏財，也有市民清貧的生活，這些全都得到了精細的描繪。
小說對各個社會階層的描寫具有絢麗的色彩，不是浮光掠影式的掃描，而是有一定深度的寫照。在描寫宮廷時，作者用揶揄的筆觸去對待路易十八。這個經歷了二十多年流亡生活，如今登上寶座的國王，處在風雨飄搖的地位中。雖然他竭力保持國王的威嚴，但一遇突發事件便驚慌失措。平時他手捧古典著作，以顯示博學和有哲學頭腦，其實他相當麻木不仁，不知腳下的火山即將爆發，十分昏聵。作者寥寥幾筆就寫出了路易十八本人的特點和他的宮廷風尚。小說對上流社會的描繪是豐富多彩的。大型舞會和豪華婚禮場面令人眩目，尤其婚禮儀式上的簽名透露了時代的風習；宴會上「水陸羅八珍」，其奢華和耗費異常驚人；價格高昂的駿馬在貴族生活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往往用來炫耀主人的富有，而遊山玩水、觀看歌劇演出又是公子哥兒不可或缺的消遣活動；金碧輝煌的客廳和名畫的陳設是顯露財富的一種手段，實際上他們缺乏慧眼，藝術鑑賞力庸俗不堪；為了爭奪財產，連檢察官的夫人也不惜屢次下毒，以謀財害命；最具特色的是關於金融投機的描寫，這方面的刻畫似乎在同時代的作家中也不多見。唐格拉爾的金融投機活動以及唐格拉爾夫人和德佈雷的合夥金融投機，揭示了銀行家跟政府當局暗中勾結的內幕。他們竊取了重要的政治情報，及時購買或丟擲公債券和國庫券，從而賺取了數十萬法郎乃至百萬法郎的鉅款。他們之間是彼此利用的關係，必要時可以妻子為釣餌，丈夫容忍妻子的偷情行為；合作的一方到了無利可圖時，也就毫不容情地與情婦一刀兩斷，各奔東西。小說對上流社會的描繪是淋漓盡致的。
在描繪下層社會方面，同樣有獨到之處。小說對牢獄生活的描寫精細入微，將一般讀者一無所知的犯人生活展示出來；從對犯人的切口恰如其分的運用，可見作者對這些社會渣滓的生活也是瞭解的。小說關於苦役犯搖身一變，企圖通過婚姻改變社會地位的描寫，也不是毫無根據的。巴爾扎克筆下的伏脫冷當上了公安機關的處長，確實是一種社會現象，拿破崙第三就依靠一批地痞流氓和社會渣滓爬了上去。值得注意的是，大仲馬把綠林大盜跟一般盜賊嚴格區分開來。羅馬近郊綠林好漢的首領瓦姆帕是牧童出身，善惡分明，往往只打劫為富不仁的豪紳。他平時喜愛閱讀凱撒的《回憶錄》和普盧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表明他有高尚的志趣和較高的文化修養。同是下層人物，他和他的手下跟安德烈亞、卡德魯斯等苦役監逃犯迥然不同。此外，小說對一般老百姓和公務員也有入木三分的描繪。諸如失去了兒子之後寧願餓死的唐泰斯的老父親，快報站中熱衷於園藝的發報老頭，知足常樂的馬克西米利安夫婦，收養安德烈亞的科西嘉人貝爾圖喬及其善良的嫂子，等等，都是有代表性的小人物。《基度山恩仇記》雖然說不上對社會百態有全面的寫照，卻也是關於復辟王朝、尤其是七月王朝時期的一幅社會風俗畫卷。
還應指出，《基度山恩仇記》富有地方色彩和異國情調。作為浪漫派作家，大仲馬異常熱衷於描寫法國和外國的風土人情。地中海沿岸的走私船和走私販子東躲西藏的生活，他們以大海和小島作為活動據點，與沿岸各地有密如絲網的聯絡，他們甚至與綠林好漢也有勾結，他們豪爽的性格是與漂泊不定的生活分不開的。科西嘉島民強悍的復仇意識與善良品質的奇異溶合，也構成了地方色彩中具有魅力的方面之一：貝爾圖喬為哥哥復仇，一路追殺維勒福，而他的嫂子像愛親兒子一樣撫養安德烈亞，百依百順，就是一例。另外，保持西班牙風俗的卡塔盧尼亞人以漁業為生的寧靜日子，展示了這個少數民族與法蘭西人民不同的生活風貌。至於異國情調，在這部小說中更是突出。羅馬狂歡節車水馬龍、萬頭攢動的瘋狂場面；假面具和奇裝異服的大展覽更是五彩繽紛，令人目不暇接。狂歡節開始前的處決犯人則不可思議，富有神秘色彩。羅馬競技場上的優美夜景和綠林好漢古怪的接頭方式也令人神往和不可捉摸。再如希臘戰爭中這一段富有浪漫色彩的插曲：阿里—泰貝林的被出賣和慘遭殺害，他的妻子和幼女被叛徒費爾南賣給了奴隸販子。這段插曲把當時吸引歐洲人注意的希臘戰爭寫進小說之中。此外，基度山伯爵的僕人阿里曾因觸犯蘇丹禁令被割去舌頭的殘酷刑罰，把北非的風俗也勾勒了一筆。
五光十色的社會生活和斑斕奪目的地方色彩、異國情調有機地結合在一起，表現出大仲馬能將廣闊的視野與浪漫主義的藝術趣味熔於一爐的高超技巧，這種特點是與小說的傳奇性緊密相連的。將上層社會生活與下層社會生活結合起來描寫，目的之一是為了製造傳奇性，在歐仁·蘇的小說《巴黎的秘密》（一八四二至一八四三）中已經有過嘗試，獲得了巨大成功。但在《巴黎的秘密》中，對社會底層的描寫很難說是暴露社會的黑暗面，小說中對流氓、匪徒、妓女、苦役監犯人的描寫帶上了濃厚的獵奇意味，作者明顯地站在維護社會秩序的上流人士的立場上，居高臨下、鄙夷不屑地對待處於社會底層的人。大仲馬則不同，他對綠林好漢、走私者有好感，因此，他對下層人物的描寫比較符合生活真實。更不用說他插入了對政治仇恨和金錢作用的描寫，在思想上略高一籌。更重要的是，大仲馬這種全景式的描寫以豐富多采的色調作為點綴，能滿足不同階層的讀者的興趣，這是《基度山恩仇記》能贏得廣大讀者的一個重要原因。
《基度山恩仇記》的第三個藝術特點是：結構完整，一氣呵成。
多卷本的長篇小說有各種各樣的寫法。有的頭緒繁多，像一棵大樹一樣，枝繁葉茂，又如一座花園一樣，曲徑通幽，四通八達，在那些力圖反映一個歷史時期的社會生活的長篇小說中，往往採用這種手法，如《紅樓夢》和《戰爭與和平》就是這樣。但這種手法如果處理不當，就會顯得枝蔓太多，七零八碎，而導致結構上的失敗。還有一種是先寫主要人物，隨著他的經歷逐漸引出其他人物，其他人物的活動與主要人物的活動密切相關，構成了一個整體。這種寫法頗為常見，其優點是脈絡清楚，重點突出，敘述自然。如《約翰·克利斯朵夫》、挪威女作家溫塞特的《克麗絲丁》就屬於這一類。近代有的多卷本長篇小說，則採用倒敘式的回憶手法，如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長達三百多萬字，由主人公醒來後躺在床上回憶的往事所組成。《基度山恩仇記》的結構類似第二種，但又不盡相同。它一開卷就引出幾個主要人物，他們之間的矛盾鬥爭構成了小說的全部內容：前面四分之一的篇幅寫主人公被陷害的經過，後面四分之三寫主人公如何復仇。
這種結構非常清楚明晰。前面部分只能算是個楔子。正是這個楔子引出了後來的復仇情節，前者為後者的基礎，因而兩者是緊緊銜接在一起的。至於復仇情節，雖然分成三條線索，但彼此交叉進行，並且交叉而不亂，敘述有條不紊：每條線索保持一定的獨立性，最後才匯合到一起，寫來環環相扣，步步深入。
問題在於，作者在組織基本情節的時候，是怎樣處理大量的插入情節的？因為處理不好的話，基本情節就會被插入情節所淹沒。尤其《基度山恩仇記》是一部報刊連載小說，這類小說往往會為了吸引讀者而插入一些游離於主題和基本情節之外的枝節，從而破壞了作品的完整性。難能可貴的是，《基度山恩仇記》避免了這種弊病。在大仲馬筆下，大量的次要情節都同主要情節有密不可分的聯絡，或者說，次要情節被有機地組織到主要情節的基幹之中。例如，從三十一章到三十八章，小說突然變換了環境，轉到義大利的羅馬，描寫利用狂歡節進行活動的綠林好漢。乍看似乎小說離開了基本情節，再看下去，小說引出了基度山伯爵的仇人莫爾賽夫的兒子阿爾貝。阿爾貝被綁架的事件成為基度山伯爵返回巴黎，進入上流社會的一條導引線。僅此一點，這段情節還不能說是十分必要的。直到故事末尾，唐格拉爾席捲鉅款潛逃到義大利，落到了這夥綠林好漢之手，他們用一餐飯付十萬法郎的辦法迫使唐格拉爾吐出全部贓款。至此，前面那段插曲便成為不可缺少的情節，與基本情節有機地結合起來了。再舉一個插入情節的例子：唐泰斯出獄並尋得大宗財寶以後，曾去尋訪卡德魯斯以證實唐格拉爾和莫爾賽夫怎樣寫密信的經過。卡德魯斯這時是小酒店老闆，他的再出現起到了溝通上下情節的作用，並通過他的口，介紹了一些人物的經歷，簡化了交代過程。從卡德魯斯那裡又引出一個人物——安德烈亞。基度山把他從苦役監弄出來，作為他復仇的工具。安德烈亞成了義大利的貴族子弟，出入巴黎上流社會。處於拮据狀態的唐格拉爾想招他為女婿，以擺脫困境。他敗露身份後，在法庭上揭露了維勒福假正人君子的醜惡面目。卡德魯斯和安德烈亞的故事寫得很吸引人，同時與唐格拉爾、維勒福等主要人物的經歷緊密交織在一起，成為主要情節發展的紐帶。由於次要情節安排得當，所以這部小說能保持酣暢始終、首尾貫一。
文學作品的結構在藝術上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一個短篇、一箇中篇，常常要講究結構的嚴謹。長篇小說同樣需要在結構上下功夫。小說的結構就像人的形體一樣，是決定作品在藝術上優劣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所有寫作多卷本長篇小說的作家都能給作品結構以足夠的重視，因而有的作品寫得枝蔓蕪雜、冗長囉嗦。儘管長篇小說可以更充分地、更廣闊地去描繪社會生活，但這並不等於可以漫無止境地去描繪社會現實，它仍然必須服從集中概括的藝術原則。作品結構關係到作家對現實生活作出怎樣的集中概括，並用何種形式表現出來。《基度山恩仇記》由於做到了結構的嚴密、緊湊、清晰，而產生了一氣呵成的藝術效果。
《基度山恩仇記》的第四個藝術特點是：善寫對話，戲劇性強。
大仲馬十分擅長寫人物對話，全書十分之八的篇幅都由對話組成，其餘部分的敘述多半是每章開頭的介紹或過渡性的交代。對話寫得流暢、自然、生動自不必說，仔細琢磨，還有如下幾個值得注意的地方。
其一，小說人物的思想和性格往往是通過對話加以表現的。維勒福審問唐泰斯的場面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當時，維勒福志得意滿，他攀上了一門高親，前程似錦。他的未婚妻得知他要審理一個緊急案件時，囑咐他要仁慈寬宏，他也正準備滿足未婚妻的願望。他初見唐泰斯，先詢問唐泰斯是什麼政見。唐泰斯回答，他從來沒有什麼政見，只是代替老船長到厄爾巴島去過一次，給巴黎的一個人託帶一封信，維勒福便問他這是封什麼信。當維勒福看到信是寫給他父親的時候，他大吃一驚，臉色轉成蒼白。唐泰斯問他是不是認識收信的人，他這樣回答：「一個王上的忠僕是不認識叛徒的。」叛徒指他的父親努瓦蒂埃，因為努瓦蒂埃信奉共和，是拿破崙黨人；他為了忠於王室，把他的父親斥為叛徒。這句答話將維勒福的醜惡嘴臉暴露得相當清楚。維勒福雖然臉色發白，額角出汗，但他並沒有慌張。他問過唐泰斯，知道唐泰斯並不瞭解信的內容，而且誰也不知道這封信以後，馬上作出了決定。他佯稱唐泰斯有嚴重嫌疑，不能馬上恢復自由，然而他自稱對唐泰斯是友好的，要設法縮短拘留他的時間。維勒福把這封信投到壁爐裡燒掉，說是給唐泰斯消滅主要的罪證，並吩咐唐泰斯關於這封信不要洩漏一個字。唐泰斯真以為他是個好心人，發誓答應了。這一場面全是用對話寫出的，維勒福的奸滑陰險、隨機應變躍然紙上。唐泰斯被警官帶出去以後，維勒福因力竭神疲，支援不住，倒在椅子裡。突然，他腦子裡閃過一個念頭，嘴角浮上了微笑：他要把唐泰斯打入死牢，然後星夜趕到巴黎，向路易十八告密：拿破崙即將返回大陸。他自言自語，要從這封本來會使他完蛋的信，得到飛黃騰達的機會。這個人物惡毒卑劣的心靈和盤托出了。維勒福的思想和性格在這場短短的對話裡已經基本上塑造出來。
再舉一段兩個反面人物的對話，看看作者是怎樣塑造他們的思想和性格的。唐格拉爾在酒店裡挑起費爾南的嫉妒心，費爾南問他有沒有辦法把唐泰斯抓起來，唐格拉爾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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