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艱難時世》的主題已經昭然若揭。然而，作者並沒有滿足於已經取得的成績，他還要把功利主義放在一個更廣闊、更具普遍意義的環境中去考察它的危害性。那就是，他要把它放在勞工和資本家兩大對峙的階級陣營中去考察它的不良的本質。為此，他創造了約瑟亞·龐德貝和斯蒂芬·布萊克普爾這兩個人物形象。
約瑟亞·龐德貝是一個自稱靠個人奮鬥而發跡的銀行家、工廠主。他是格雷戈林理論的忠實信徒和實踐者。他對功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的信仰甚至比格雷戈林還堅定。格雷戈林在經歷了家庭悲劇之後，倒能幡然悔悟，反省自己，在事實面前承認自己的失敗。他把自己的女兒逼上了絕路，但也仍愛著自己的女兒；他蔑視馬戲團的流浪藝人，但當那位扮小丑的演員因表演屢屢出錯而含羞出走時，他收養了他的女兒西絲。儘管他這樣做的動機是想以自己的教育方式去改造西絲，但這種行為本身還是具有人道主義的精神的。龐德貝與他就大不一樣。龐德貝是一個沒有人性、沒有同情心，只知自己賺錢，不顧工人死活的惡廠主的典型。他顛倒是非，無視事實，只要有工人向他抱怨生活的艱難，他便說他們是想用金調羹喝甲魚湯吃鹿肉。在他眼裡，他手下的工人只是可供驅使的「馬力」。科克敦的工廠上空瀰漫著滾滾的濃煙，遮蔽了太陽，他硬說這濃煙是有益於人的健康的。為了把自己裝扮成一個白手起家的「英雄」，他不惜糟蹋自己親生母親的名聲，胡謅自己是從陰溝里長大的。他那樣恬不知恥地吹噓自己的「創業史」，無非是為了張揚他所信奉的自由競爭的理論：社會是公平的，任何一個用六便士的本錢賺了六萬英鎊的資本家都可以公開提出疑問：為什麼他們周圍那六萬名僱工每人不能用六便士去賺六萬英鎊呢？「我所做的你也能做。你為什麼不去做呢？」
在《艱難時世》眾多人物中，斯蒂芬·布萊克普爾無疑是一個最苦命的人。他善良、厚道、安分守己，勤勤懇懇地在龐德貝的紡織廠裡做工，但他的命運卻是「一團糟」。他家裡有一個酗酒的瘋妻子，攪得他一刻也不得安寧。他摯愛著紡織女工瑞切爾，瑞切爾也深深地愛著他，並常常在他最困難的時候前來幫助他。但是，他無法與自己心愛的女人結合。根據當時的婚姻法，如果要解除婚約，他先得去民法博士會館起訴，然後再到某個習慣法法庭起訴，接著再到上院起訴，爭取得到議會的裁決書。如此一折騰，他至少得花上一千至一千五百英鎊。一個貧窮的紡織工，哪來這麼多錢呢？他只好讓早已破碎的家庭繼續維持下去。
為了爭取改善艱苦的生活條件，科克敦的紡織工人們組織了工人聯合會。斯蒂芬由於不主張對資本家採取過激的行動，沒有參加這個組織，因此受到工人運動的職業活動家、鼓動家斯萊克佈雷契的排擠和攻擊。他譴責斯蒂芬「拋棄了自己的職責，出賣了自己的旗幟，變成了叛徒、膽小鬼和變節者」，並煽動別的工人與他劃清界限。龐德貝通過密探得知了斯蒂芬在工人中的處境後想拉攏他，但斯蒂芬依然忠於自己的階級，不願像比澤那樣做資本家的幫兇。龐德貝惱羞成怒，最後解僱了斯蒂芬，迫使他為謀生計只好離開科克敦去找工作。露易莎在他危難之際想幫他一把，但她那位墮落的弟弟湯姆卻乘人之危，設了圈套去陷害他：湯姆偷了龐德貝銀行的錢並嫁禍於斯蒂芬。龐德貝懸賞捉拿斯蒂芬。為了洗刷自己的罪名，斯蒂芬連夜從外地趕回科克敦，準備向龐德貝澄清事實真相，結果在回來的路上掉進一口廢礦井裡，結束了自己慘淡的人生歷程。
《艱難時世》的作者是將勞資矛盾放在憲章運動這個大背景下來考察的，這就使它的思想內容具有了更深刻的時代意義和歷史認識價值。儘管斯蒂芬那溫和的人道主義並不代表當時工人階級的思想主流，但他的艱難的生存環境卻是典型的，是那場轟轟烈烈的運動的導火線。
憲章運動開始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後半期，當時的英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政治最強大、經濟最繁榮的國家，但是，少數人財富的增長和大多數人的貧困化同時發生，整個社會形成了富人和窮人兩大階層。廣大工人群眾對資產階級激進派領導的改革國會的鬥爭已感到失望，他們已開始意識到獨立地進行政治、經濟鬥爭的必要性。一八三六年六月，倫敦工人協會宣告成立。次年六月，倫敦工人協會草擬了一個爭取普選權的綱領，後來又把它制定成法案，以「人民憲章」為題於一八三八年五月公佈。「憲章運動」由此而得名。這個群眾性的運動不久分裂為兩派：「道義派」和「暴力派」。前者的鬥爭策略就是採取宣傳、集會和請願等合法的手段，反對使用暴力；後者的鬥爭策略則不限於和平方式，必要時準備以武裝起義、總罷工等非常手段來實現憲章的要求。
憲章運動在英國共經歷了十多年的歷史，其間三起三落，到了五十年代已經接近尾聲，但仍有一些城市的工人在那裡堅持鬥爭。就在狄更斯開始寫作《艱難時世》前幾個月，蘭開夏郡普雷斯頓城的工人還舉行了一次聲勢浩大的罷工運動。狄更斯曾親自去那裡做過採訪，並把採訪文章發表在《家常話》上。在那篇文章中，他表達了自己對工人的同情，但同時又斷言，他們的行為已被引入歧路。他認為：「僱工和僱主的關係就像生活中其他關係一樣，應該有感情的介入，應該相互溝通、相互容忍、相互體諒，應該有某種無法用資料明確表示的東西，否則，他們的關係就會惡化、壞透，永遠結不出好果子。」
這是狄更斯對待憲章運動的態度，也是他的《艱難時世》在反映勞資矛盾時所表現的基本思想傾向。
狄更斯本質上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同情斯蒂芬這樣的勞苦大眾，衷心希望他們能過上更好的日子。從這個良好的願望出發，他反對像龐德貝那樣不顧工人死活的功利主義的資本家。他通過斯蒂芬之口向他們大聲疾呼：
先生，……高壓手段是絕對行不通的。
征服和壓服也是絕對行不通的。不合情理地只認一方永遠是對的，另外一方永遠是錯的，這也是絕對、絕對行不通的。置之不理也是絕對行不通的。把成千上萬的人拋在一邊，讓他們永遠過著那樣的生活，永遠陷入那樣的泥沼中，那麼，他們就會成為這一方，你們成為另一方，一條漆黑一團、不可逾越的鴻溝就會把雙方隔開。只要這種不幸的局面不改變，不管時間是長還是短，這條鴻溝都會存在下去。如果你們不去接近工人群眾，不以仁慈心和耐心友好地對待他們……那也是根本行不通的，除非太陽會變成冰！
狄更斯已經認識到階級對抗的嚴重性，已經看到窮人和富人之間存在的那條鴻溝。他希望用階級調和的方法來消除這種反抗，填平這條鴻溝。和憲章運動中的「道義派」一樣，他不主張暴力對抗。小說中的龐德貝無疑是他激烈抨擊的物件，但那位主張暴力的工人鼓動家斯萊克佈雷契也是他所否定的一個人物。他對勞資兩大陣營中的極端分子各打了五十大板。他所肯定的是斯蒂芬那樣的工人：自己受了千般萬般的苦，仍不失仁慈心和耐心。面對迫害自己、造成自己不幸的有產者，不是向他們揮舞拳頭，而是直言進諫，用真情去感化他們，使他們醒悟過來，變成和他一樣具有仁愛精神和非凡耐心的人。如果勞資雙方都變溫和了，都能體諒對方、關心對方了，那麼，這個天下就太平了，人生也就美好了。——這正是人道主義的狄更斯所描繪的理想社會的藍圖。
然而，他的這幅藍圖在現實生活中有幾分實現的可能呢？這一點恐怕連作者自己也心中沒底。
龐德貝之流顯然是工人的死對頭，他們是一些完全喪失人性的人，要期望他們對工人大發慈悲是不可能的。格雷戈林們則屬於人性沒有完全泯滅的有產者，他們也許會像《艱難時世》中那位功利主義的理論家那樣最後反省自己，縮短自己與工人群眾的距離，但那也不是必然的趨勢。讀者甚至有理由懷疑，小說中的格雷戈林從一開始的頑固不化到後來的幡然悔悟，是不是轉變得太突然了一點兒呢？作者對他所抱的期望是不是太樂觀了一點兒呢？如果沒有經歷家庭悲劇的切膚之痛，這個格雷戈林或別的許許多多格雷戈林會不會想到檢討自己的錯誤，自覺自願地放棄功利主義的原則，成為工人的朋友呢？這些問題狄更斯沒有回答，恐怕也無法回答。
儘管《艱難時世》最後給我們描繪的那幅藍圖不那麼可信，但它仍不失為一部具有歷史認識價值的好書，因為作者確實已把他那個時代的「艱難」狀況寫出來了，只是他所提出的克服這種「艱難」的法子，不像他揭示「艱難」時所做到的那樣令人心服口服。
狄更斯是繼莎士比亞之後文學創造最具多樣性的作家。他視野開闊，反映生活的層面豐富，描寫具有廣度和深度。這是他大多數小說的基本特色，也是《艱難時世》的基本特色。表現在具體的創作實踐中，這種特色是以在大容量的時空中創造一群人而不是少數幾個主人公為標誌的。從故事開始到結束，基本情節的時間線索已經拉得很長，而在人物的描寫中，現實的因素又跟歷史的因素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這就使作者所創造的人物形象具有更豐滿的整體效果：龐德貝如此，格雷戈林如此，露易莎和斯蒂芬等人也是如此。科克敦雖然只是個規模不大的新興的工業城市，小說中的人物都活動在這個相對穩定的範圍內，但作者描寫的視角幾乎是全方位的：格雷戈林的石頭院，斯賴瑞的馬戲團，龐德貝的銀行和鄉間別墅，斯蒂芬的陋居，等等，無不在作者審視的目光的照臨之下。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科克敦就是倫敦，就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
為了追求多樣性的藝術效果，作品中人物的主次關係就顯得不那麼突出。甚至可以說，《艱難時世》是一部沒有主角的小說，至少是沒有絕對的主角。相對的主角倒有好幾個：格雷戈林、龐德貝、斯蒂芬、露易莎、西絲等人都是。這樣的小說在結構上往往顯得比較鬆散，不容易引人入勝。但狄更斯以其嫻熟的藝術技巧、機智而富有幽默感的語言彌補了這一缺憾。這也是他高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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