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時世》問世於一八五四年，是作者在其盛年奉獻給讀者的又一部經典之作。
這部小說直接的創作動機出於商業方面的考慮。一八五三年下半年，狄更斯主編的《家常話》雜誌很不景氣，發行量急劇下降。為了擺脫經濟上困窘的局面，狄更斯與他的助手們經過商議，決定由他寫一部新的小說來爭取讀者。次年四月，《艱難時世》開始在《家常話》上每週一期連載，直至同年八月全文載完。事實證明這部小說是受讀者歡迎的，在連載的五個月當中，《家常話》的盈利比先前增長了一倍。
但是，我們不能由此而認為狄更斯是為了取悅讀者而創作這部作品的。《艱難時世》絕不是一部媚俗之作，相反地，它是一部十分嚴肅的社會問題小說。事實上，經濟方面的考慮很快被作者強烈的社會責任心所替代。在創作實踐中，狄更斯關心的不再是雜誌發行量的多少，而是社會的利益、勞資的矛盾、百姓的疾苦。它最後的成功完全在於文學創造的魅力，在於文學所具有的那種解剖人生、警示世人的功能！
《艱難時世》這部小說是題獻給托馬斯·卡萊爾的，這是一條非常重要的線索。此君何許人也？狄更斯為什麼要把這部作品題獻給他？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弄清這個問題即意味著把握了這部作品的肯綮。
卡萊爾是與狄更斯同時代的英國作家、歷史學家、思想家。他積極參加憲章運動，批判現存的社會制度。他的諷刺小說《舊衣新裁》指出社會已分化為彼此對抗的兩派人：一派是「紈絝子弟」和富人，穿著漂亮的衣衫；另一派是「衣衫襤褸的乞丐」。在《憲章運動》和《過去與現在》這兩本著作中，他嚴詞抨擊貧富不均的現象，並認為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只是一個騙局。他反對傑里米·邊沁所提倡的功利主義和以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等人為代表的政治經濟學說，不相信自由競爭的經濟政策能造福於全社會。在《法國革命史》一書中，他認真地考察了那一段轟轟烈烈的歷史，得出的結論是：人民群眾艱苦的經濟狀況是造成社會動盪的根本原因。
卡萊爾的社會學說和思想觀點顯然十分深刻地影響了狄更斯。他把《艱難時世》題獻給卡萊爾，是表達自己的立場和觀點的一種方法。可以說，狄更斯在這裡與卡萊爾唱起了雙簧：一個以史家的筆法去探討真理；另一個則以文學創造的生花妙筆去驗證自己所堅信的真理。兩人一唱一和，志同道合。而且，狄更斯的這個立場還是一貫的。晚於《艱難時世》五年發表的《雙城記》就是直接在卡萊爾的《法國革命史》的影響下創作的。這已是後話。
《艱難時世》共分三卷：「播種」、「收割」和「歸倉」，這裡作者引用了《聖經》的典故。《聖經·新約·加拉太書》第六章第七節有云：「不要自欺，上帝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什麼，收的也是什麼。」《艱難時世》中的這位播種者的名字是格雷戈林，一個專講實際的國會議員和理論家。
說白了，格雷戈林就是故事的發生地科克敦的功利主義者，或者說功利主義的代言人。他說不上是小說的絕對主角，但全部情節都是為了駁斥他那一套理論而設定的。他原先是個五金批發商，後來做了國會議員。他是一個遵循「二加二等於四，而不是更多」這樣一條原則的人；他的口袋裡經常裝著一把尺子、一臺天平秤、一張乘法表，隨時準備稱一稱、量一量人性的任何部分。他那個頑固不化的腦袋裡裝的只有「事實」兩字，信念、希望和仁愛這類東西都被他置之腦後。他在國會中的工作只是填填表格，看看資料。用狄更斯辛辣的諷刺語言來說，他為之工作的那個國會只是一個巨大的「垃圾堆」，他和議員同事們都是「掃垃圾的人」，他們只知道相互揚揚灰塵，把自己弄得蓬頭垢面，把環境弄得烏煙瘴氣，從不知道對「人民」這個抽象的概念盡任何責任。
這位極端的功利主義者不僅自己信奉事實至上的原則，而且還用這一套理論去教育下一代。他首先把它「播種」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他扼殺天真，排斥幻想，把小格雷戈林整天關在書房裡從事五花八門的科學實驗。他讓他們擁有各種各樣的標本陳列櫃，如貝殼標本櫃、金屬標本櫃、礦物標本櫃，等等。這些標本都排列得整整齊齊，貼上了標籤。但這些石塊和礦物的標本都是從哪裡來的呢？顯然是用巨大的硬工具從五花八門的原物上敲打下來的。作者用半敘半議的口吻驚呼：「如果貪婪的小格雷戈林們攫取了比這更多的東西，慷慨的老天爺呀，那些被貪婪的小格雷戈林們所攫取的東西又該是些什麼呢？」
格雷戈林還把自己的理論「播種」到家庭以外的那片更廣闊的土地上去。他創辦了一所學校，有意把別人的孩子也培養成他自己的孩子那樣子。他要他們背誦馬的定義，準確地說出馬有二十四顆臼齒、四顆犬齒、十二顆門牙；他告訴他們：沒有人見過四足動物在牆壁上走來走去，因此，就不能用有四足動物的花紙來糊牆壁。小說開宗明義就是他對該校教師麥契克姆奇爾德先生的訓誡：
記住，我需要的是事實。除了事實，不要教給這些男女孩子任何東西。生活中唯一需要的是事實。別栽培其他任何事物，把別的一切都清除乾淨。你只能用事實去構造有理性的動物的大腦，其他一切都用不上。這是我培養我自己的孩子的原則，也是我培養這些孩子的原則。堅持事實，先生！
格雷戈林的這套事實哲學在實踐中卻是失敗的。當它作用於家庭時，造成的是家庭的悲劇；當它作用於社會時，造成的是社會的悲劇。這恐怕是倡導者自己始料未及的。
在父親嚴格的管教下，格雷戈林的女兒露易莎和兒子湯姆成了精神上的畸形人。露易莎年紀輕輕就產生了厭世的思想，經常呆呆地坐在爐火前，望著掉落的火星，思索生命的短促與虛幻。後來，她父親要她嫁給生性暴戾、浮誇，年紀比她大三十歲的銀行家龐德貝，她居然麻木不仁地任人擺佈。對於自己的婚姻，對於決定自己一生幸福的一件事，她只是淡淡地說：「這有什麼關係呢，父親？」
如果說格雷戈林的教育在露易莎身上只是體現為一種危害於她自身的惡果的話，那麼，在湯姆身上就體現為一種危害他人、具有極大的破壞性的惡果了。湯姆憑著與龐德貝的親戚關係，在銀行裡謀得了一個十分舒適的職位，但他很快交上了一些不三不四的狐朋狗友，出沒於賭場，變成一個寡廉鮮恥的「狗崽子」。他最後還走上了犯罪道路——盜竊銀行裡的錢，並嫁禍於人，做出最卑劣者所為的卑劣的勾當。
格雷戈林創辦的以事實原則為辦學方針的學校的學生也沒有結出好果子。那個能把馬的定義背得滾瓜爛熟的模範學生比澤後來變成了一個陰險狡詐的密探。當湯姆的醜行敗露後，他為了討好龐德貝，取代湯姆在銀行中的位子，不惜恩將仇報，千方百計要把他昔日恩人的兒子緝拿歸案。
這就是格雷戈林「播種」功利主義所得到的收穫！當露易莎在花花公子哈特豪斯的誘惑下終於無法忍受不幸的婚姻帶給她的痛苦時，她是這樣對她的父親說的：「哦，父親，是你把我弄成這樣子的。你就想辦法救救我吧！」當格雷戈林責問湯姆為什麼會幹出那麼丟人現眼的事時，他的兒子是這樣回敬他的：「那麼多人受僱於人……他們中總有許多人是不誠實的。這是一條規律——這話我聽你說過不止一百次。我怎麼能違反規律呢？你常用這樣的話來安慰別人，父親，現在就拿它來安慰你自己吧。」當格雷戈林不顧長者的體面可憐巴巴地哀求比澤放了他的兒子時，比澤是這樣對他的舊恩人說的：「我相信，整個社會的法則就是一個個人利益的問題。你必然孜孜以求的就是個人的利益。這是你唯一的支柱。人性本來就是如此。我從小就受這一法則的教育，先生，這你是知道的。」
這才是自食其果！「人種的是什麼，收的也是什麼」這句話在這裡有了最好的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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