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資本主義在俄國迅速發展，它提高了工農業生產力以及科學和技術水平，但同時它卻給廣大勞動群眾帶來了災害和苦難，契訶夫在《女人的王國》、《三年》和《出診》中以其獨特的筆觸對此作了反映。廠房給人以「一種地獄般的印象」，它像是「瞪著兩隻血紅眼睛」的「魔鬼」，而廠主是「剝削者」，在「吞食別人的生命，吸工人的血」。但在契訶夫筆下，不僅工人受苦受難，就連那些鉅額財富的主人也並未感到幸福。契訶夫受到他的一般民主主義立場和觀點的侷限，他未能揭示資本主義剝削的實質，在他筆下，資本主義是一種「來歷不明的處在生活之外並與人無關的支配力量」，在這種力量支配下，人們「屈從」於它，構成一種相互關係，在這種相互關係中「強者和弱者同樣受苦受難」。由於契訶夫不瞭解工人階級，所以他對資本主義剝削的揭露以及對工人的描繪都有很大的片面性。他筆下的工人是軟弱的和閉塞的，他們就連見到廠主的馬匹也都要脫帽鞠躬。從這個角度看，法捷耶夫說他不喜歡契訶夫的一些作品是有其道理的。
隨著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金錢的罪惡勢力越發滲透到俄國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小市民習氣無情地腐蝕著人們的心靈。契訶夫一直是庸俗習氣的嚴峻審判者，高爾基稱他是「庸俗的仇敵」。在《姚內奇》、《醋栗》和《脖子上的安娜》等作品中，他以更加犀利的筆觸暴露庸俗，鞭撻精神墮落的知識分子。
歷史已經表明，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俄國正醞釀著一九〇五年的大革命，社會上「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的情緒十分強烈。契訶夫在許多作品中藝術地反映了這種社會情緒。《套中人》、《醋栗》、《帶狗的女人》、《語文教師》、《出診》、《出差》、《新別墅》、《農民》、《新娘》等作品儘管反映的是極其不同的生活現象，但都滲透著「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的社會情緒。如果說契訶夫對醫生姚內奇和醋栗的主人奇木沙-喜瑪拉雅斯基這種自私庸人抱著無情否定的態度，那麼他對那些決心與庸俗和寄生生活決裂、嚮往美好和光明未來的知識分子則是滿腔熱情地讚揚，例如，語文教師尼基丁、獸醫伊凡·伊凡內奇、副檢察官魯仁和新娘娜佳等人都受到了契訶夫的讚頌。他對覺醒了的知識分子的讚賞，就同他對「瞪著兩隻血紅眼睛」的資本主義「魔鬼」的否定、對農村的貧富懸殊的暴露以及對自私庸人的解剖一樣，都洋溢著他的民主精神，散發著強烈的時代氣息。
契訶夫是一位傑出的作家，但他一貫十分熱心於公益事業。例如，由於他的努力，在塔列日、諾伏肖爾基和梅里霍沃三個村子裡造起了三所相當好的學校。又如，契訶夫不斷給一些地方圖書館贈送書籍，收到他贈書的有薩哈林、彼爾姆、謝爾普霍夫和塔幹羅格等地的圖書館。眾所周知，契訶夫是學醫的，他本人曾以戲謔的口氣說過，醫學是他的「髮妻」，而文學則是他的「情婦」。契訶夫醫生在梅里霍沃和雅爾塔等地常為窮苦農民免費診病和撮藥，而在一八九二年霍亂流行期間，他主持梅里霍沃醫療站的工作，控制二十五個村莊、四家工廠和一所修道院的病情，在短短三個月內經他診治的病員達一千人左右。熱心於公益事業的契訶夫畢生實踐了他的一個崇高信念：「為公共福利盡力的願望應當不可或缺地成為心靈的需要和個人幸福的條件。」
在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十日寫給批評家基根-傑德洛夫的信中，契訶夫說在雅爾塔養病的他感到苦悶和寂寞，他訴苦說：「我覺得，生活在我身旁流過，而我看不到作為一個文學家應當看到的東西。」一九〇四年六月，契訶夫的病情惡化。在愛妻奧爾迦·克尼碧爾，莫斯科藝術劇院的天才演員的陪伴下他前往德國巴登維勒治療。是年七月十五日，契訶夫在該地逝世，結核桿菌在這位傑出的作家年僅四十四歲的時候奪走了他的寶貴生命。
在世界文壇上，契訶夫是一位罕見的藝術家。無論是小說，還是劇本，他都獨闢蹊徑，其藝術成就是高超的、舉世公認的。關於契訶夫的小說，列夫·托爾斯泰說過：他「創造了新的形式，因此我絲毫不假作謙遜地肯定說，在技術方面契訶夫遠比我高明！……這是一個無與倫比的藝術家」。托馬斯·曼認為，「毫無疑問，契訶夫的藝術在歐洲文學中是屬於最有力、最優秀的一類的。」海明威同樣高度評價了小說家契訶夫的藝術：「人們對我說，卡特琳·曼斯菲爾德寫了一些好的短篇小說，甚至是一些很好的短篇小說，但是在讀了契訶夫之後看她的作品，就好像在聽了一個聰明、博學的醫生講的故事後再聽一個尚年輕的老處女竭力編造出來的故事一樣。」而被譽為「英國的契訶夫」的卡特琳·曼斯菲爾德本人對安東·巴甫洛維奇卻敬佩得五體投地，她在寫給丈夫的一封信中說：「我願意將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換取契訶夫的一個短篇小說。」而在一九二一年寫的一篇札記中她寫道：「如果法國的全部短篇小說都毀於一炬，而這個短篇小說（《苦惱》）留存下來的話，我也不會感到可惜。」我國的一代文學宗師茅盾生前也曾號召作家們學習契訶夫在短篇小說中表現的「敏銳的觀察力」，「高度集中概括的藝術表現能力和語言的精煉」。時間是公正的評判員，契訶夫的小說經受了近百年的時間檢驗，它們依然閃耀著獨特的藝術光彩。
描寫最平凡事情的現實主義是契訶夫小說的重要特徵。契訶夫的著眼點總是平凡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他不作自然主義的描繪，不陷入日常生活的「泥沼」，他對生活素材認真細緻地進行「觀察、選擇」，而在創作過程中又進行「推測、組合」，使生活素材形象化和詩化，從平平常常的、似乎是偶然的現象中揭示出生活的本質。小學徒萬卡給老祖父寫信，老車伕姚納喪子，銀行職員古羅夫的邂逅，新娘娜佳出門求學，年輕的檢察官魯仁去農村驗屍，醫生柯羅遼夫出診，——這一切都是平平常常的普通人的生活遭際，既不離奇，又無曲折，然而契訶夫卻通過對這一切的描繪成功地從各種角度展示出當時俄國社會的症候。契訶夫面對反動、邪惡和庸俗勢力佔統治地位的社會，表露對汙濁現實的不滿、對勞苦大眾的同情以及對光明未來的嚮往，實屬難能可貴。
在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說中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動和性格發展，勾勒出他們精神面貌的變化過程，給人以完美的藝術享受，——這種獨樹一幟的心理刻畫是契訶夫小說的又一藝術特色。例如，契訶夫在《新娘》中讓讀者看到，娜佳經歷了一次重大的思想轉折，轉折的結果是她在道義上的覺醒，是她認識到庸俗無聊、不勞而獲的寄生生活的可恥性而與之決裂。為了體現娜佳思想上產生的轉折，契訶夫精心安排了參觀未來新房的場景。契訶夫詳加描繪的新房是未婚夫安德烈的興趣、好惡和生活情操的集中反映，也可以說是他的心靈寫照。娜佳原先對這個小市民的內心世界不甚了了，現在新房的佈置以及安德烈對新房所作的興致勃勃的介紹使她對他的內心世界和他的生活理想一目瞭然。正是在這時原先薩沙的勸說在娜佳心中起了作用，薩沙的勸說變成了她本人的決心，同那一輩子沒有變化的「不乾淨、不道德」的寄生生活決裂。契訶夫有獨到的心理描寫手法，短篇小說的有限篇幅不允許他細緻地、多面地直接描寫和刻畫人物的心理活動本身，他「努力使人物的心情在他們的行動中就清晰可見」。契訶夫在他的創作實踐中一直遵循著這個原則，不斷豐富和充實著這個心理描寫原則，使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說能展示人物的內心世界，給讀者以具體和深刻的印象。這是契訶夫對世界文學寶庫作出的貢獻。在契訶夫的小說中，藝術細節在心理刻畫上也有很大作用。如，酸澀的醋栗以及地主尼古拉·伊凡內奇對它們的嘖嘖稱道，這種藝術細節非常形象地展示了這個地主的空虛和卑微的精神世界。又如，姚內奇每晚清點鈔票這一細節鮮明地暴露了守財奴的空虛內心和低階情趣。
真摯深沉的抒情性是契訶夫小說的又一特色。作家不僅真實地反映社會生活和情緒，描寫人物的覺醒或墮落，而且巧妙地流露他對覺醒者的同情和讚揚，對墮落者的厭惡和否定，對美好未來的嚮往，對醜惡現象的抨擊。列夫·托爾斯泰感到了契訶夫小說中的抒情意味，他稱「契訶夫是用散文寫作的普希金」。法國法蘭西學院院士、著名作家亨利·特羅亞說契訶夫是「第一個低聲向讀者傾訴的作家」。契訶夫本人很重視作者的個性在作品中的體現，他說過「要在劇本中能使人感覺到它的作者。在現在能讀到的許多劇本中，感覺不到作者的存在，好像它們全是在一家工廠裡由一部機器製造出來的」。但契訶夫不贊成在文藝作品中赤裸裸地表露作者本人的意圖，作者儘可為自己的主人公哭泣、呻吟，同主人公一塊兒痛苦，但是「這應該做得讓讀者看不出來」。契訶夫在這方面的本領是十分高超的，他在作品中真誠地抒發自己的情思，但又做得異常巧妙，讓讀者自己細細琢磨。他總把抒情流露融化在作品的形象體系之中，把抒情流露巧妙而合理地安排在適當的時機和場合，即安插在作品所描寫的生活和人物性格已經替抒情流露準備了成熟條件的地方。《醋栗》和《帶狗的女人》中都有十分適時和恰當的抒情流露，而且都具有強烈的批判性，而在《新娘》中作家的抒情既暴露可恥和骯髒的剝削生活，又反映他對美好未來的虔誠嚮往。借景抒情也是小說家契訶夫經常使用的手法，如《套中人》結尾部分的月夜景色，又如《在峽谷裡》的充滿抒情意味的寧靜、美麗、藍天裡星斗滿布的夜晚。
談論契訶夫的小說藝術，我們不該忽視他的笑、他的幽默和諷刺。契訶夫天賦有很強的幽默感。這種天賦的幽默感只有在同生活現象碰撞並展示其本質時才能夠產生具有審美價值的笑。契訶夫在創作早期寫下了大量令人捧腹的笑話和趣事，如《外科手術》等都是一些有趣的小品，都顯示了當時尚年輕的作家的詼諧才華。隨著時日的推移，作家對人生的認識深化起來，他的笑聲中已隱含著一層苦意。《預謀犯》中的丹尼斯令人既好笑又難受；《胖子和瘦子》中的笑包含著輕微的蔑視；《變色龍》、《普里希別耶夫中士》等作品則表明，作家在以笑為武器，辛辣地嘲諷那壓迫普通百姓的勢力；而在《牡蠣》、《哀傷》、《苦惱》和《萬卡》等描寫勞動者厄運的作品則表明，這裡的笑會引起讀者對人物的同情和愛憐。而成熟了的契訶夫對生活的觀察越來越深，在他銳利的目光下，任何裝飾有漂亮外衣的瑣碎、卑微、庸俗、渺小、骯髒或反動的東西都無法隱遁，他總能揭示它們的現象與本質之間的不一致和矛盾，暴露其醜惡的一面，加以嘲笑或諷刺。《第六病室》、《醋栗》和《套中人》等作品裡辛辣的諷刺常常和淡淡的幽默交織在一起。列夫·托爾斯泰很喜歡短篇小說《跳來跳去的女人》，據說，他在讀這個作品時，「笑得很厲害，並且讚美說：‘多麼細膩的幽默！’」。《跳來跳去的女人》、《寶貝兒》和《脖子上的安娜》中的幽默都是很細膩的，它的表現手段是極為普通的：抓準人物性格和言行中的內在不一致性，以正常的語言手段加以敘述和描繪。但在塑造「套中人」這個形象時，契訶夫卻使用了誇張手法。一系列的細節：從雨傘、雨鞋、麂皮手套、黑眼鏡、帳子直到棺材都誇張地強調著別利科夫的套子性。不過，這種誇張還是有別於薩爾蒂科夫-謝德林的諷刺所具有的那種怪誕和離奇。值得注意的是，契訶夫的笑再次證明了他的創作的民主主義性：他對勞動大眾的笑總是善意的同情的笑，而他一向譏嘲和諷刺的則是形形色色的醜惡勢力。
契訶夫的小說還有一個舉世公認的重要特色：緊湊、簡練、言簡意賅，「內容比文字多得多」。契訶夫本人也說，「我善於長事短敘。」他認為，「越是嚴密，越是緊湊，就越富有表現力，就越鮮明。」為求作品能嚴密和緊湊，他主張「用刀子把一切多餘的東西都剔掉」。他說：「要知道，在大理石上刻出人臉來，無非是把這塊石頭上不是人臉的地方都剔除罷了。」他的另一個重要見解是：「在短小的短篇小說裡，留有餘地比說過頭為好。」「小說裡所欠缺的主觀成分讀者自己會加進去的。」契訶夫在寫作實踐中認真貫徹了這些主張，因而他的中、短篇小說總是緊湊和簡練的，而形象又總是鮮明的。讀他的作品，讀者總有獨立思考的餘地，總會感到回味無窮。
在談論契訶夫作品的簡練時，我們不可忽視藝術家契訶夫的另一巨大貢獻，那就是他在短篇小說中勾勒生活背景的本領。在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說中，有了一個生活背景，作品就擴大了容量，可以更加深廣地反映社會生活。契訶夫在這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經驗是豐富的。他的結論是：在作品中，「除了人物以外」，要使讀者「還可以感到引出人物的那個人群、氣氛和背景」。以短篇小說《出差》為例，它的主人公魯仁在農村看到了貧富懸殊的兩個世界和兩種生活，這種農村見聞促進了魯仁的覺醒，同時，作家巧妙勾勒的農村生活畫面也使小說的內容更加豐厚、結構更加緊湊，使讀者深感「內容比文字多得多」。自然，限於短篇小說體裁的特點，作家不可能在篇幅有限的作品中詳細描繪生活背景，他只能作畫龍點睛式的勾勒，而這又使作品顯得更加簡練和緊湊。在有些作品中，契訶夫不圍繞中心人物勾勒生活背景，而是隻插敘一兩個與小說情節和中心人物並無直接關聯的故事。例如，在《醋栗》中他插敘了兩個故事，故事之一講一個商人在臨終前將自己的全部彩票和錢鈔用蜜糖拌和，一古腦兒地吃下肚去；故事之二講一個牲口販子急於找回一條斷腿，因為在一隻穿在斷腿上的皮靴裡藏著二十個盧布。這兩則故事雖然與作品的中心人物沒有直接關聯，但它們也構成了一種背景，使《醋栗》得以更深更廣地反映生活，更簡潔和鮮明地揭示一個道理：銅臭已經侵蝕了許多人的靈魂，地主奇木沙·喜瑪拉雅斯基絕非個別現象。我們再看《姚內奇》，庸俗的圖爾金一家的無聊生活以及許多常在他們家湊熱鬧、「酒醉飯飽、心滿意足」的客人也構成一種生活背景，它生動和具體地陪襯著姚內奇的精神墮落。在短篇小說中契訶夫勾勒這類生活背景堪稱匠心獨用。
契訶夫的全部創作表明，他是一個獨特的藝術家。他離開人世將近百年，他的中短篇小說經受住了時間的檢驗，成為世界文庫中的無尚瑰寶和珍貴遺產。
契訶夫在《札記》中寫下了兩句話：「我們都是人民。我們所做的一切最好的工作都是人民的事業。」用這兩句話來評價這位傑出的俄羅斯作家是再恰當不過的。
契訶夫是人民的作家，而他的優秀藝術作品是人民的事業。那滲透在他全部創作中的道德激情（對庸俗、寄生和剝削的憎惡，對勞動者的痛苦生活的同情，對光明生活的嚮往），那些他塑造的針砭時弊的生動形象（如「變色龍」、「套中人」，姚內奇等）在今天仍不失其藝術魅力，而且仍是我們同小市民的庸俗人生觀以及資產階級的拜金主義進行鬥爭的思想武器。人類決不會無休止地朝金錢頂禮膜拜，進步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之光終將照耀人們的心靈。契訶夫的優秀小說所具有的社會意義和藝術價值是永遠不可磨滅的，而他的民主主義精神面貌是任何投機文人都歪曲不了的。
契訶夫將永遠和進步人類在一起。
朱逸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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