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

1917年4月9日

高中甫譯

修鞋匠家中的房客

世界大戰的烽火烈焰從四面八方包圍著瑞士這座和平小島，它在1915年、1916年、1917年和1918年不間斷地成為一部激動人心的偵探小說的場景。在豪華的飯店裡，敵對國家的使節冷冰冰地擦身而過，好像彼此從不認識似的，可此前一年他們還友好地在一起玩橋牌，邀請對方到自己家中做客。一大群身份不明的人的身影，在他們的住宅裡出沒無常。議員、秘書、隨員、商人、頭戴面紗或不戴面紗的貴夫人，每一個人都身負極端秘密的使命。飯店前懸掛外國國旗標誌的豪華轎車絡繹不絕，從車上走下來的是工業家、新聞記者、藝術界名流和外表上看來只是偶爾出來旅遊的人。但幾乎每一個人都有同樣的任務：想打探點東西，想窺視點東西。引領他們的門房、打掃房間的女僕也都受到逼迫去觀察、去竊聽。在旅館、在公寓、在郵局、在咖啡廳，彼此敵對的機構到處都在不停地工作。稱為宣傳的東西，一半是間諜活動；貌似愛的舉止，其實是背叛。所有這些匆忙過客的每一項公開的活動背後都隱藏著第二項、第三項的活動。一切都被監視，一切都被呈報。一個某種級別的德國人剛一抵達蘇黎世，在伯爾尼的敵方大使館就已經知道了，一個鐘頭之後巴黎也知道了。大大小小的特務每天都把大批真真假假的情報送到使館隨員手裡，他們再轉送出去。所有的牆壁都是透風的，所有的話都受到監聽，能從紙簍裡的廢紙和吸墨紙上的字跡重新制造出一份份報告，到最終這些狂舞的群魔竟瘋狂到這種地步，許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樣的人了：是獵手還是獵物，是間諜還是反間諜，是被出賣的人還是出賣者。

可在那些日子裡，關於一個人的報告卻少而又少，或許他太不引人注意了，他並不進出高等飯店，不泡在咖啡館，不觀看宣傳演出，而是與他的妻子住在一個修鞋匠的家裡閉門索居。就在科馬特河後面的一個狹隘、陳舊、起伏不平的斯皮格爾巷子裡，他住在那種堅實的、屋頂隆起的老城樓房的三層，房子已半被時間半被庭院中的一家小型香腸工廠燻得黑乎乎的。他的鄰居包括一家麵包房的女工、一個義大利人、一位奧地利演員。這些人對他幾乎一無所知，因為他寡言少語，他們只知道他是一個俄羅斯人，名字很繞口。他從他的國家逃亡多年，沒有巨大的錢財，沒有經營可觀的貿易。女房東對這兩個人的粗食淡飯和陳舊的衣著知道得一清二楚，他倆的整個家當都裝不滿他們搬來時帶的一個小籃子。

這個小個子男人是那樣不顯山露水，生活得儘可能不引人注意。他避免社交活動，同樓的人很少在他那尖削的臉上看到犀利和陰暗的目光，也很少看到有客人來訪。但他有規律地每天清晨九點去圖書館，直坐到十二點關門。十二點十分他準時回到家裡，差十分一點時他離開家，再次頭一個進入圖書館，一直坐到晚上六點。由於刺探情報的特務們只注意那些饒舌的人，他們不知道，對於世界的每一場革命而言，最危險的人永遠是最孤獨的人，他們讀的多，學到的也多。這樣一來，特務們對這個住在修鞋匠家中不引人注意的人就沒有什麼報告可寫。可在社會主義圈子裡人知道的恰恰是他，他曾在倫敦一家小型的、激進的俄羅斯流亡者雜誌社做編輯，在彼得堡是某一個發音很彆扭的特別黨派的領袖；但由於他在談論社會主義黨的那些最有名望的人時態度桀驁不馴，口吻十分輕蔑，聲稱他們的方法是錯誤的，由於他難以接近和不妥協，這樣一來人們對他的關心也就不多了。他有時晚間在一家小的無產者咖啡館召集會議，參加的人頂多有十五至二十個，多半是年輕人。於是人們對待這個怪僻的人，就像對待所有那些用茶和爭論來使他們腦袋發熱的俄國流亡者沒有什麼兩樣。沒有人把這個矮小而嚴峻的人當回事，在蘇黎世沒有多少人認為注意弗拉基米爾·烏里揚諾夫這個名字是至關重要之舉，這個住在修鞋匠家裡的人太默默無聞了。如果當時風馳電掣於使館之間的豪華汽車中有一輛在路上偶爾把這個人撞死的話，那這個世界就既不會認出在烏里揚諾夫名字下，也不會認出在列寧名字下的這個人了。

實現……

一天，那是1917年3月15日，蘇黎世圖書館的館員感到驚訝，時針已指向九點，每天所有圖書借閱者中那個最準時出現的人的座位卻空空如也。九點半了、十點了，那個不知疲倦的讀者仍沒有出現，並且也不會再出現了。因為在通向圖書館的路上，一個俄國朋友與他交談起來，或者更準確地說，俄國已經爆發了革命的訊息把他驚呆了。

列寧起初不願意相信，這個訊息令他一片茫然，但他隨即衝到湖邊的一個報攤上，腳步短促、有力。在那兒，在報紙的編輯部門前，他一小時一小時地，一天一天地等候著訊息。這訊息是真實的，而且每天對他來說越來越真實可信。開始只是一次宮廷革命的傳聞和表面上的內閣更迭，可隨後是沙皇的退位，一個臨時政府的成立，杜馬，俄國的自由，政治犯的大赦——這一切是他多年的夢想，這一切，他二十年來在秘密組織里、在監獄裡、在西伯利亞、在流亡中為之奮鬥的一切都實現了。他突然感到，這場戰爭中犧牲的上百萬人並不是白白地死去。他覺得他們的死並不是沒有意義的，他們是殉道者，為自由、正義和永久的和平的新國家而死，這個新的國家已經破曉了，這個通常像冰一樣澄明和冷峻的夢想家感到自己像從此心醉神迷了似的。現在坐在日內瓦、洛桑和伯爾尼的流亡者狹小的房間裡的其他上百人歡欣鼓舞，笑逐顏開，他們都為這樣的訊息而興高采烈：可以返回俄羅斯了，可以回家了，不是用假的護照，不是把名字隱匿起來，不是冒著死亡的危險進入沙皇帝國，而是以自由公民的身份進入自由的國家。他們都已收拾好少得可憐的財物，因為報紙上還登出了高爾基的言簡意賅的電文：「所有人都回家吧！」他們向四面八方發出電報和書信：回家，回家！聚集起來，團結一致！再次把他們的生命投入自他們生命首次覺醒就獻身的事業——俄國革命。

……失望

但幾天之後人們驚愕地認識到，這場像雄鷹展翅般激越人心的俄國革命並不是他們夢寐以求的革命，不是一場俄國革命。這是一次反對沙皇的宮廷暴動，由英國和法國外交官所策劃，為的是阻止沙皇與德國媾和；這不是他們為之而生、為之而死的革命，而是戰爭黨派、帝國主義者和將軍們的一個陰謀，他們不想使自己的計劃受阻。列寧和他的追隨者不久就看出來了，那項所有人都可以返回俄國的許諾並不適用於所有那些要求進行真正的、激烈的、卡爾·馬克思式的革命的人。米留可夫和另一些自由黨人已經下達指示，阻止他們回國。那些溫和的、有利於延長戰爭的社會主義者，如普利漢諾夫，被用極為親切的方式乘魚雷艇沿途由人陪同從英國回到彼得堡，而與此同時托洛茨基在哈利法克斯、其他的激進主義者在邊境卻遭到拘捕。在所有協約國的國境上都有一份黑名單，上列有在齊美爾瓦爾德召開的第三國際大會的參加者名單。列寧絕望地向彼得堡發出一封封電報，但它們不是被截留就是不予置理。在蘇黎世人們毫無所知的、在歐洲幾乎無人知道的，可在俄國人們卻知之甚詳：這個對手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是何等的強大、何等的有力、何等的矢志不移，又是何等的危險致命。

被攔阻回國的人束手無策，絕望日增。多年來他們在倫敦、在巴黎、在維也納召開的總部會議上思考他們俄國革命的戰略。他們考慮到了，他們設想到了，他們也討論了組織上的每一個細節。十幾年來他們在他們的雜誌上對各種困難、各種危險和各種可能性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進行探討。這個人畢生只對這樣一個總體思想一再進行思考，加以修正，並最明確地把它表述出來。因為他被阻留在瑞士，他的這次革命便變了味道，讓其他人搞失敗了，把他的人民解放的神聖思想用來為外國人的利益效勞了。在這些日子裡，列寧經歷了興登堡在這場戰爭最初日子的命運，兩者驚奇地相似。四十年的戎馬生涯，可在俄國人進軍時，他卻不得不身穿平民服裝坐在家裡，在插著小旗的地圖上關注戰事的進展和那些現役將軍們犯下的錯誤。在那些絕望的日子裡，通常是堅定的現實主義者的列寧此刻卻在做著最荒唐不過、最異想天開的迷夢：他在考慮是否能租一架飛機飛越德國和奧地利。但第一個要給予他幫助的人卻是個間諜。逃走的想法變得越來越狂暴，越來越激烈：他寫信到瑞典，要人給他弄一份瑞典護照，裝成啞巴，這樣不必回答詢問。不言而喻，列寧本人總是一到清早就認識到他在想入非非的夜裡所有那些荒唐的念頭都是行不通的。但一到大白天他也清楚了：他必須回俄國去，他必須取代其他人進行他的革命，在政治上進行真正的、誠實的革命。他必須回去，不久就回到俄國去；回去，不惜一切代價！

穿越德國：行還是不行？

瑞士處在義大利、法國、德國和奧地利之間。作為革命者的列寧，穿越協約國的道路是封鎖的；作為俄國的一個臣民，作為一個敵對國家的公民穿越德國和奧地利的道路也是不被允許的。但是出現了一個荒謬的局面：列寧從德國皇帝威廉那裡得到的好感卻遠比從俄國的米留剋夫和法國的普安卡雷得到的要多。德國需要在美國宣戰的前夕不惜任何代價與俄國媾和。這樣一來，這個會給美國和法國在俄國的使節們造成麻煩的人就成了他們歡迎的一個幫手。

但是採取這樣一個步驟卻要承擔巨大的責任，列寧怎能突然與自己在文章裡上百次譴責和抨擊過的德意志帝國進行接觸談判呢？因為在所有迄今的道德意義上，在戰爭期間，在敵方總參謀部的允許下進入和穿行敵對國家，這無疑是種叛國行為。列寧當然知道，他這樣做必定使自己的政黨和自己的事業遭到攻訐，他會被懷疑拿了德國政府的錢財，是被派回俄國當特務的，而且一當他的立即媾和的綱領實現的話，他就要永遠承擔歷史的罪責，阻礙俄國取得勝利的和平。不言而喻，不僅僅是那些溫和的革命者，就是大多數與列寧志同道合的人也會感到愕然。他怎麼宣佈迫不得已時他要走這條最最危險、最最受人詆譭之路？他們驚詫地指出，早就通過瑞士社會民主黨人進行了談判，用交換戰俘的合法和中立的手段把俄國革命者遣返回國。但列寧認識到，這條路會變得漫長，俄國政府會人為地和蓄意地拖延下去，曠日持久，遙遙無期；而他知道，現在每一天和每一小時都是決定性的。他看到的只有目的，而其他人很少有膽量、很少有魄力去決定做出一項按現存的規則和觀點來看是背叛性的舉動。但列寧內心打定了主意，並表明他個人承擔他與德國政府商談的責任。

協定

正因為列寧知道他採取的步驟引人注目、富有挑戰性，他做得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瑞士工會書記弗裡茨·普拉頓受他的委託前去會見德國使節，向他提出了列寧的條件；在此之前這位使節已經在同俄國流亡者進行商談了。這個矮小的並不聞名的流亡者——他好像已經預見到了他即將獲得的權威——絕不是在向德國政府提出一項請求，而是向它提出條件，只有在這些條件下，這個旅行者才準備接受德國政府提供的便利：承認這節車廂具有治外法權；進出車廂均不得檢驗護照或身份證明；他們自己交納正常的費用；個人不得被強行或擅自離車。羅堡伯格部長把這些情況上報，直呈到魯登道夫手中，他當然應允，儘管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對這項世界歷史上，也許是他在生活中最重大的決定絲毫沒有談及。德國使節還試圖對列寧提供的尚存歧義的文本中的某些細節進行修改，如不僅是俄國人，而且像拉狄克這樣一個同行的奧地利人也不受檢查。但德國政府像列寧一樣太著急了，因為在這一天，4月5日，美國已經向德國宣戰了。

4月6日中午，弗裡茨·普拉頓收到值得紀念的決定：「諸事已按所希望的那樣安排妥當。」1917年4月9日下午二時半，一小群衣著寒酸的人，手提箱子從扎林格爾霍夫旅館動身前往蘇黎世火車站。他們一共二十三個人，其中有婦女和兒童。在男人中間只有列寧、季諾維耶夫和拉狄克的名字日後為人所知。他們用了一頓簡單的午餐，共同簽署了一份檔案，他們知道《小巴黎人》報上的一份報道，說俄國臨時政府意欲把穿越德國的旅行者當作叛國犯加以對待。他們用笨拙的、呆板的字型簽下了他們的名字，聲稱他們對這次旅行承擔全責並同意所有的條件。一切準備停當，他們安靜而果斷地開始了這次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行程。他們抵達車站沒有引起絲毫注意，沒有出現一個新聞記者，也沒有出現一個攝影記者。在瑞士，有誰認識這位烏里揚諾夫先生呢？他戴著一頂揉皺了的帽子，穿著一件陳舊的上衣和一雙笨重得可笑的礦山鞋（他一直穿到瑞典），混在這群提箱拿籃的男人和婦女中間，靜靜地、不引人注意地在車廂中找尋一個位置。這些人看起來和其他大量的移民一樣，都是來自南斯拉夫、羅塞尼亞和羅馬尼亞，他們經常在蘇黎世街頭坐在他們的木箱子上，在人們把他們繼續運到德國海港並從那裡越過大洋之前休息幾個鐘頭。不贊成這次旅行的瑞士工人黨沒有派代表前來送行，只有一兩個送來少許食品和向家鄉捎去問候的俄國人，還有一兩個人前來，是為了在最後幾秒鐘提醒列寧這是一次「沒有意義的、犯罪的旅行」。但決定已經做出了。三點十分，司機發出了訊號。列車滾動起來，朝戈特馬丁根、德國的邊境站駛去。三點十分，從這個時刻起世界的時鐘有了另一樣的走法。

封閉的列車

上百萬顆毀滅性的炮彈在世界大戰中投射出來，工程師們在設計重量更大、破壞力更大、射程更遠的炮彈。但是在現代歷史上沒有一顆炮彈比這趟列車射得更遠、更能決定命運的了。這趟裝載著這個世紀最危險、最堅定的革命者的列車，此刻正從瑞士邊境呼嘯著穿越德國，前往彼得堡，到那兒去炸燬時代的秩序。

這顆獨特的炮彈——一趟有二等和三等車廂的列車——在戈特馬丁根停線上路上；婦女和孩子乘二等車廂，男人們乘三等車廂。一條粉筆線標明是中立區，它把俄國人的領地與兩個德國軍官的包廂分離開來，這兩個軍官是陪同運送這批活生生的烈性炸藥的。列車沒有發生任何情況，滾滾向前，穿越黑夜。只是在法蘭克福時突然擁來一群德國士兵，他們聽到俄國革命者穿越旅行的訊息。他們，還有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想與這些旅行者進行交談的企圖都被拒絕。列寧知道得很清楚，哪怕他在德國土地上與一個德國人說上唯一的一句話，也會遭到懷疑。在瑞典，他們受到了隆重的歡迎。他們飢腸轆轆地撲向瑞典的餐桌，瑞典人提供的豐美早餐對他們說來如同難以置信的奇蹟。隨後，列寧才換掉那雙笨重的礦山鞋，讓人給他買了一雙新鞋和幾件衣服。俄國邊界終於到了。

炮彈發射出去了

列寧在俄國土地上的第一個舉動是獨具特色的：他不是去看人，而是首先撲到報紙上。他已經有十四年不在俄國了，他沒有看到土地、國旗和身穿制服計程車兵。但這個有鋼鐵般意志的思想家不像其他人那樣熱淚盈眶，不像女人們那樣去擁抱驚恐得莫名其妙計程車兵。報紙，首先是報紙，《真理報》，去檢查它們，看每一頁是否堅決地站在共產國際的立場上。他憤怒地揉碎了報紙。不，不夠，還一直是些祖國的廢話，還一直是些愛國主義的濫調，還一直不完全是他的純粹的革命思想。他感到，他回來得正是時候，去扭轉舵輪，去實現他的生活理想，勝利或者失敗。但是他能做到嗎？最後的不安，最後的擔心。米留可夫不會在彼得堡——那時還叫這個名字，但不會太久了——讓人把他逮捕嗎？前來車廂迎接他的朋友們，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在陰暗的三等車廂裡——燈光暗淡，一片朦朧——臉上露出一絲奇怪的、神秘的微笑。他們沒有回答，或者他們不想回答。

然而現實做出的回答卻是聞所未聞。當列車駛入芬蘭火車站時，巨大廣場上擠滿了數以萬計的工人，擎著各式各樣武器前來保護他的人群在等候這個流亡歸來的人。《國際歌》呼嘯而起。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現在走出了車廂，這個前天還住在修鞋匠家中的男人，被上百隻手抓住，舉到了一輛坦克上面。大樓上、要塞上的探照燈朝他掃了過來，他在坦克上向人民做了他的第一次講演。大街震顫起來，不久「震撼世界的十天」開始了。炮彈發射出去了，一個帝國、一個世界被摧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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