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布和瑪利紅久已認為主人是忠厚長者，聽說他自由受到威脅，不由得大為驚慌；他們替主人提心吊膽，進去看夏同太太，夏娃和大衛，問問可有什麼事能夠讓他們出力。他們倆進去，三個人正在流淚，他們一向過著簡單的生活，想不到現在要把大衛藏起來。說不定有些暗探已經在注意大衛的行動，象他這樣心不在焉的人，怎麼逃得過他們的監視呢？
高布說：「如果太太肯等一等，我可以到敵人的陣地上去偵察一下。別看我模樣兒象德國人，這個差事我是內行！我是地道的法國人，乖得很呢。」
瑪利紅說：「太太，讓他去吧，他一心想保護先生。高布不是亞爾薩斯人，是……是一條真正的看家狗！」
大衛說；「行，高布，你去吧。究竟怎麼辦，咱們還來得及考慮。」
高布趕往執達員家。大衛的敵人正在那裡聚會，商量如何抓他。
在內地，逮捕債務人的事即使發生，也是一樁過火的，出乎常規的事。第一，大家素來相熟，誰也不敢使出人人厭惡的手段。債權人和債務人一輩子都得見面。其次，儘管內地人痛恨破產（他們叫倒帳）這種合法的盜竊，一個做買賣的要是有心來一次大規模的倒帳，儘可溜往巴黎。巴黎好比外省的比利時，有些藏身之處叫人不得其門而入，而執達員手中的逮捕狀過了法定期限就失效。此外，還有其他的阻礙幾乎使逮捕無從執行。住宅不得侵犯的法律在內地始終受到尊重，沒有例外；執達員不能象在巴黎一樣進入第三者家中逮捕債務人。立法的人認為巴黎應當除外，因為巴黎一幢屋子經常住著許多人家。在內地，就算要走進債務人自己的屋子去抓人，執達員也必須請治安法官協助。治安法官是管轄執達員的上司，他是否同意和執達員合作，多半可以自由決定。治安法官有一點值得稱讚，他覺得逮捕債務人這個義務不好隨便承擔，他不願被盲目的情慾或者私仇利用。還有另外一些困難同樣不容易解決：象人身羈押這種嚴酷的法律本是不必要的，而風俗習慣的影響還能改變法律的性質，甚至使法律不生效力。大城市中有的是無所不為的光棍流氓，甘心替人做奸細；小城的居民彼此都熟悉，不可能受執達員僱用。萬一最窮苦的階層中有人幹了這種卑鄙的勾當，在當地就要立腳不住，在巴黎或者別的人口稠密的地方，逮捕債務人是商務警察的獨行生意，在內地卻是一粧極其棘手的事，債務人和執達員為此互相鬥法，各顯神通，有些異想天開的玩藝給報紙的社會新聞提供的材料，有時竟妙不可言。
長子戈安得不願意出面；胖子戈安得自稱為受梅蒂維埃委託辦這樁案子，帶著賽利才到杜布隆家。那時戈安得已經僱用賽利才做印刷所監工，另外許他一千法郎，要他幫著對付大衛。杜布隆有兩個助手可以調派。因此戈安得弟兄有三條獵狗監視他們的目的物。逮捕的時候，杜布隆還能調動憲兵；按照判決書規定，遇到執達員要求，憲兵應當出來協助。杜布隆的事務所設在屋子底層，事務所裡面一間是他的辦公室。當下五個人正在那兒集會。
事務所外邊有一個寬敞的走廊，鋪著石板，象一條過道。臨街的門不大不小，兩旁掛著司法人員的金漆招牌，中間刻著執達員三個黑字。事務所臨街的兩個窗洞裝著粗大的鐵柵。辦公室朝著園子。執達員對園藝女神極有感情，靠牆的花果架上，果樹種得出色，而且是他親自種的。廚房正對事務所，廚房背後是樓梯。屋子在一條小街上，坐落在一八三〇年後才完工，而當時還在建造的新法院後面。要了解高布那天的遭遇，以上的細節不能說沒有用處。亞爾薩斯人打算見執達員，假裝出賣主人，探聽對方的圈套，好回去防備。廚娘出來開門，高布說要見杜布隆先生。女傭人正在洗碗，被人打攪，不大高興，她開啟事務所的門，叫陌生人進去等著，說先生在辦公室裡和人談話。她報告主人有一個漢子找他。杜布隆聽見漢子兩字，知道是鄉下人，吩咐說：「叫他等著！」高布便靠著辦公室的門坐下。
胖子戈安得道：「喂，你打算怎麼進行？最好明兒早上就逮住他，省點時間。」
賽利才道：「那容易得很，他名副其實是個傻瓜。」
高布一聽戈安得的聲音和那兩句話，馬上猜到裡面就在談他東家的事；等到他聽出賽利才的口音，愈加詫異了。
他毛骨悚然的想道：「那小子還吃過他的飯呢。」
杜布隆道：「朋友們，我看應當這樣：從菩里歐街和桑樹廣場起，咱們一路佈置人馬，距離遠一些，可是各個方向都要照顧到，才能監視傻瓜，——這綽號我很喜歡，直監視到他躲進一幢他自以為安全的屋子；讓他太太平平住幾日，然後有一天在日出或日落之前可能碰到他。」
胖子戈安得道：「這個時候他在幹什麼呢？說不定會跑掉的。」
杜布隆道：「他在家裡，他要出門，我準知道。我派了一個司法人員守在桑樹廣場，另外一個站在法院的拐角兒上，還有一個離開我屋子三十步。那傢伙一齣門，我手下的人立刻吹口哨為號；他走不到三十步，我就靠這個電報式的通訊知道了。」
一般執達員都把助手冠冕堂皇的稱為司法人員。
高布想不到運氣這麼好，輕輕走出事務所，對女傭人說：「杜布隆先生一時還不得空，我明兒清早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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