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和迪梅斯戴爾先生那次非同尋常的見面中，赫斯特·普林發現牧師身體消耗的狀況，深為吃驚。他的神經好像徹底垮掉了。他的道德力量被糟蹋得比孩子的還不堪一擊。他的道德力量倒臥在地上，扶都扶不起來，儘管他的智慧方面的才能還保持著原有的力量，或者也許獲得了一種病態的精力，可這是隻有疾病才能給予的。她很清楚一連串別人全然不知的隱情，因此她馬上推斷出，除了迪梅斯戴爾先生自己良心合理的活動之外，他的安寧和平靜已經被一架可怕的機器帶動起來，而且這架機器還在不停地運轉。她很清楚這個可憐的墮落的男人過去曾經經歷了什麼，因此當他懼怕得瑟瑟發抖，向她這個被拋棄的女人求救，支援他對付那個他本能地發現的敵人時，她的靈魂開始不安了。還有，她認定他有權利得到她的最大幫助。由於長期與社會隔絕，所以一點不習慣按照她自己以外的什麼標準來衡量自己的觀念正確還是錯誤，赫斯特看見，或者似乎看見，就牧師的境況而言，她身上擔負著責任，而且這種責任是她對別人、對整個世界都不必要的。把她與其他人類捆縛在一起的鏈子——花兒的、絲綢的、金子的，或者別的什麼物質東西的——早已統統斷開了。可是這裡有一條共同犯罪的鐵鏈子，這是牧師和她都掙不斷的，如同所有別的紐帶一樣，這條鏈子連線之時就帶來了種種義務。

赫斯特·普林今昔兩重天，和她初期受辱期間我們看見她的身份不完全一樣了。歲月來了又去，去了又來。波兒現在已經七歲了。她的母親，胸前戴著那個紅字，刺繡別出心裁且熠熠生光，早已經成了小鎮居民再熟悉不過的物件。這種情況不難理解，一個人在一個群體中顯山顯水，卻與公眾和個人的利益無爭，毫無妨礙，人們最終會普遍地加以尊重，赫斯特·普林的身份正是這樣的。這也正是人性的可貴之處，除了自私行為被迫發揮作用，人性的愛比恨更容易產生。恨，經過逐步的平靜的過程，甚至可以轉變成愛，除非這種轉變不斷受阻，原有的敵對感情不斷受到新的刺激。在赫斯特·普林這件事情上，既沒有刺激，也沒有什麼麻煩。她從來不與公眾對抗，只是一味順從，而且逆來順受；她沒有因為順從而要求什麼，為所遭受的苦難而要求補償；她沒有把各種同情看得很重。還有，這些年來她遠離醜聞，潔身自好的生活無可指摘，她的好名聲大體上得到了認可。在人類的眼界裡，現在沒有什麼可失去的，沒有什麼可希望的，而且似乎也沒有希望得到什麼，就只能誠心誠意地尊重道德，把這個可憐的漫遊者帶回到正道上。

人們也看出來，赫斯特從來沒有以哪怕最低微的名分分享這個世界的種種好處——只是呼吸人人都呼吸的空氣，用自己的雙手辛苦幹活，為波兒和她自己掙來日常的麵包——一旦涉及利益得失，她很快想到她是人類的同胞姐妹。窮苦人但凡有什麼要求，她隨時會奉獻自己微小的援助；儘管那種心地不善的窮鬼，對經常送到門口的食物或者用可以刺繡皇袍的手指縫製的衣服，罵罵咧咧，不知好歹，但是赫斯特毫無怨言。小鎮發生瘟疫的時候，赫斯特忘我獻身的精神，無人能比。的確，一年四季不管發生什麼災難，公眾也好個人也罷，這個被社會遺棄的女人立即首當其衝。她走進被災難籠罩的家庭，不是一個客人，而是一個有難同當的親人；彷彿受難家庭裡陰鬱的昏暗光線就是媒介，她正好藉此和她的同胞進行溝通。這樣的場合，那個刺繡的字母閃閃有光，雖然是非人間的光，卻給人安慰。在別的場合它是罪孽的標誌，在病房裡它便是一支小小蠟燭。即便在受難者艱難的終結境地，它的光亮也能穿過時間的邊緣照過去。塵世的光迅速暗淡下去，來世的光還沒有來到受難者跟前，它這時引領他在什麼地方把腳踩穩。在這樣的危急時刻，赫斯特的天性顯露了自身的溫暖和豐饒；那是一口人類慈悲的活水井，真正的要求有求必應，最大的要求也源源不斷地滿足。她的胸口，戴著那個恥辱的標誌，卻是需要依託的頭顱的更柔軟的枕頭。她是自封的「垂恩修女」；或者，我們還不如說，是這個世界沉重的手賜予她這個頭銜的，只是這個世界和她都沒有指望這樣的結果。那個字母是她內心感召的象徵物。她身上可以找到如此有用的幫助，做事的力量那麼強大，同情的力量那麼強大，許多人因此再也不把那個猩紅的a字按原有的含義理解了。人們說a字就是「能」；赫斯特·普林有一身女子的能量，卻是那麼強大無比。

只有在幽暗的房子裡，才有她的容身之地。陽光照進來的時候，她就不在那裡了。她的身影便會消失在門坎兒外面。這位助人為樂的人離去了，也不回頭看看那種感激之情，如果那些她熱情滿懷地服務過的人的心流露出來的話。在街頭碰見他們，她也從來不抬頭接受他們的問候。如果他們執意與她主動說話，她會把指頭放在那個紅字上，擦身而過。這可以說成是自尊，但是表現得非常謙卑，這種謙卑的影響便會在公眾心目中產生軟化的效果。公眾在脾氣上表現得很專橫；普通的公道，一旦當作一種權利拼命要求，公眾的脾氣會較勁，加以拒絕；但是一旦要求是完全依賴於公眾的寬宏大量，如同暴君喜歡恩賜那樣，比公道更多的東西倒往往可以唾手可得呢。社會把赫斯特·普林的態度看作這樣一種性質的要求，便對它過去迫害過的人網開一面，露出更加慈祥的面孔，這是赫斯特無意討要的，或者，也許是她不配的。

這個群體的統治者們以及智慧的飽學的人士，認識到赫斯特的優秀品質，要比一般老百姓晚一些。當初他們與老百姓共同懷有的種種偏見，被理智的鐵框架緊緊地箍在一起，要揚棄這些偏見還需要非常艱鉅的勞作。但是，日復一日，他們臉上那些刻薄的僵硬的皺紋漸漸放鬆，隨著歲月流逝，也許就變成了類似慈悲的表情了。這種情況在那些有身份的人身上發生了，儘管他們顯赫的身份對公眾的道德具有庇護的責任，但一樣不會例外。與此同時，過自己日子的個人呢，早已經原諒赫斯特·普林的脆弱了；不，更多，他們已經開始把那個紅字不再看作罪孽的標誌，而視為她一樁又一樁善行的標誌了，因為她為此已經忍受了過長過多的懲罰。「你看見那個戴著刺繡徽章的女人了嗎？」他們見到陌生人便這樣說。「那就是我們的赫斯特，這個小鎮自己的赫斯特，她對窮人非常善良，對病人樂於救助，對受苦受難的人千方百計進行安慰！」一點不錯，人性的傾向喜歡壞事傳遍天下，揭人家的老底，巴不得把人家多年前的陳穀子爛芝麻搬弄給別人聽。但是，說歸說，事實歸事實，在這種搬弄是非的人眼裡，那個紅字卻已經具有戴在修女胸前的十字架的效果了。那個紅字賦予佩戴的人一種神聖的意義，讓她能夠在一切危難中安然無恙。如果她落到了盜賊的手裡，那也會保佑她平安無事。據說，許多人也相信，一個印第安人曾經抽出箭來射那個標誌，而且射中了，卻沒有傷著人，掉落在了地上。

這個象徵的作用——或者，換種說法，這一象徵所表示的社會地位——在赫斯特·普林本人的心靈上，是強大的，特殊的。她性格的所有輕盈而優雅的綠葉，都已經被這個紅紅的烙印炙烤得萎縮了，早早地脫落了，只留下一個裸露的粗糙的輪廓，也許令人反感，倘使她有朋友和夥伴，也會被它排斥掉的。就是她身上的吸引人的東西，也經歷了相似的變化。這部分原因是她的服飾顯露了刻意的莊重，部分原因是她的形容舉止沒有顯耀的意思了。她厚實而多姿多彩的頭髮轉變得令人心酸，要麼剪得很短，要麼完全用帽子藏起來，沒有一綹秀髮會在陽光裡飄飛。一半由於這些原因，不過還有些別的原因，使得赫斯特的臉上好像不再有「愛情」可以逗留的地方；赫斯特的身姿，儘管依然端莊而如雕像一般，但是「激情」永遠不會夢想被那身姿緊緊抱住而無法抽身了；赫斯特的胸脯，再也不能聊作「愛慕」的枕頭了。一些品質已經離開了她，可她曾經擁有這些品質時才顯得更有女人味道。一個女人遭遇並經受了一種特別嚴厲的經歷，女人的性格和人品便往往會落得這樣的命運，往往會面臨這樣的苛刻的發展。如果她一味溫柔，那麼她就會死去。如果她活下去，溫柔的東西要麼從她身上擠出來，或者——外表的樣子是一樣的——深深地擠壓到她的內心裡，再也不會表露出來。後一種情況也許是最真實的理論。女人曾經做過女人，後來停止做女人，那隨時還可再次成為女人，只要具備這種變身術的點化魔法就行了。我們將會看見，赫斯特·普林以後會不會得到這種點化，會不會發生這樣的轉變。

赫斯特的印象多半是大理石的那種冰冷，應該歸因於環境，在很大程度上她的生命擺脫了激情和感情，轉移到思想上了。孤單單站在這個世界——真的孤單，對社會無所依賴，只對小波兒加以引導和保護；孤單，而且也不希望恢復她的社會地位，哪怕她還沒有對這樣的希望表示不屑——她把一條斷裂的鏈子的殘節碎片統統扔掉了。這世界的法則已經不是她心靈的法則。那樣一個時代，人類的智力獲得了新的解放，已經得到了更活躍更寬闊的範圍，這是許多個世紀以前無法相比的。軍人已經推翻了貴族和國王。比軍人更有膽略的人推翻並重新安排——實際上並非如此，但是理論上講是這樣的，因為理論就是他們最真實的地盤——古代偏見的整個體系，因為這個體系和古代原則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赫斯特·普林接受了這種精神。她沿襲了一種思考的自由，當時在大西洋彼岸這種做法是屢見不鮮的，但是如若我們的祖先了解到了這點情況，那他們會認為這是一種比紅字所代表的罪惡更要命的重罪。在她獨居一隅的小茅屋裡，就在海邊不遠，各種拜訪她的思想，還沒有膽量走訪新英格蘭境內別的住房；人們如果看見影子般的客人前來敲門，一準會認為像魔鬼來加入他們的招待聚會一樣危險了。

值得注意的是，思考最放得開的人，往往對社會外部的條例默然接受，不越雷池半步。思想足以讓他們滿足，不會把思想本身在行動的血肉之軀上浪擲。赫斯特的情況似乎就是這樣的。但是，如果小波兒從來沒有從精神世界來到她身邊，那麼情況也許就很不一樣了。那她也許會走進歷史，彪炳千秋，讓我們看見她與安妮·哈欽森手拉著手，成為一個教派的奠基人。她也許會在她的某個階段，修煉成一個女先知。她也許，而且很有可能，慘死在那個時期嚴酷的法庭判官之手，只因她試圖顛覆清教徒體制的根基。然而，在教育孩子的過程中，做母親的思想熱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洩。天意把這個小姑娘託付給赫斯特，要她看護好女性的胚芽和花朵，讓她在重重困難中得到呵護，得到發展。一切都在與她作對。這個世界充滿敵意。這女孩自己的天性中有些錯誤的東西，不斷地提醒這孩子出生得不是時候——是她母親不合法的情慾的釋放——而且經常逼迫赫斯特發問，錐心疼痛地發問，這個可憐的小東西就這樣生下來，是作孽還是行善？

的確，同樣黑色的問題經常在腦海浮現，如何看待整個女性的命運。即便是女性中最幸福的人，那樣的存在就可以接受麼？至於她自己的個體的存在，她早已經認定是否定的，而且認為這是定論，不用再提了。思考的傾向，儘管可以讓女人保持平靜，如同男人的情況一樣，卻讓她感到悲哀。也許，她看出來這樣一項沒有希望的使命擺在她的面前。作為第一步，社會的整個體系要徹底推翻，然後建立嶄新的體系。其次，男人的固有的本質，或者長期沿襲的、已經成為第二本性的習慣，要從根本上進行改造，然後社會才會允許女人得到大體上公平和合理的地位。最後，所有其他困難不斷排除之時，女人還不能享受到這些初期改革的好處，除非她們自身經歷一種更加巨大的變化；在這種變化中，也許，那種靈氣的本質，女人最真實的生命所依託的那種本質，到頭來會發現已經蒸發了。一個女人進行這樣的思考，是永遠克服不了這些問題的。它們沒有辦法得到解決，或者只有一種辦法解決。如果女人的心靈碰巧發揮了最大的作用，那麼它們就不攻自破了。所以，赫斯特·普林的心既然已經喪失了正常的健康的跳動，那她就只好在腦海的黑暗的迷宮裡彷徨，一點頭緒也沒有：一會兒在不可逾越的崖壁前另尋出路，一會兒在深淵的邊緣連連倒退。她周遭全都是野蠻而陰森的景象，到處找不到家，到處找不到舒適。很多時候，她的內心會升起一種可怕的疑問：將小波兒馬上送往天國，她自己進入「永恆的裁決」應該有的未來世界，是不是更可取呢？

那個紅字並沒有盡到它的職責。

但是，在尊敬的迪梅斯戴爾先生守夜的那個夜裡，她與他不期而遇，讓她有了一個新的思考題目，給她設立了一個目標，看起來值得費盡周折和犧牲來實現這一目標。她親眼看出來那種極度的痛苦，牧師在其中苦苦掙扎，或者說停止掙扎了。她看出來牧師站在發瘋的邊緣，倘若他還沒有跨過去的話。我們無法懷疑，悔恨的秘密針刺本來具有什麼樣的疼痛程度，那隻主動伸出來減痛的手又往裡邊新增了更加致命的毒汁。一個暗中的敵人一直緊緊地跟在他身邊，裝扮成他的朋友和救助者，隨時利用這樣的機會，恣意撥動迪梅斯戴爾先生的天性中那些脆弱的發條。赫斯特禁不住責問自己，她這方面原本在真理、勇氣和忠誠上就有不足，才讓牧師置於這樣一種境地，可以事前防止的罪惡沒有防止，任何好兆頭都沒有指望了。她事實上得出的唯一申辯理由是，她過去一直找不到一種辦法，讓牧師擺脫比他所經歷的更加黑暗的毀滅，只好預設羅傑·奇林沃思隱姓埋名的計謀了。在這種衝動下，她做出了選擇，而且已經選定了，照目前的情形看來，兩種辦法中更可悲的一種。她決心補救她的過錯，趁著還可能挽回來的時候。多年來經受嚴酷而嚴肅的考驗，讓她增長力量，她感覺自己不再像當時那個夜晚那樣無力對付羅傑·奇林沃思了，那時她因為犯罪而矮人一截，因為恥辱而陷入半瘋狀態，他們在獄室裡一起談話時一切都還恍如昨日。從那以後，她已經一步步走了過來，到達了一個更高的點。另一方面，那個老傢伙，彎腰屈背地伺機報復，結果讓自己降低到了與她相當的水平，或者也許更低的水平。

終於，赫斯特·普林下定決心，會見她過去的丈夫，使出自己的所有力量解救顯然早已被他掌控在手心裡的那個犧牲品。這個時機沒有尋找很久就來了。一天中午，帶著小波兒在半島上一處隱蔽的場所，她看見了那個老醫生，一條胳膊上挎著一個籃子，另一隻手拄著木杖，彎著腰在地面上尋找可以用來配製草藥的根莖和植物。

英文是able,能力，能幹，能行等諸多含義，第一個字母是a,作者利用詞義進一步褒揚女主人公。

哈欽森（1591—1643），北美女宗教改革家，主張靠直覺接觸上帝，反對清教徒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