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城市都得意洋洋，

彼此挑戰著對方。

這個因倚山而驕傲，

那個以臨海為榮光。

——拉·吉卜林

可惜沒有一部長篇小說描寫的是芝加哥，或者布法羅，或者田納西州的納什維爾！在美國，只有三個大城市可以稱得上「故事之城」——紐約當然在內，還有新奧爾良，最重要的是舊金山。

——弗克蘭·諾里斯

按照加利福尼亞人的說法，東部就是東部，而西部卻是舊金山。加利福尼亞人不僅僅是一個州的居民，而且還自成一個種族。他們是西部的南方人。相比之下，芝加哥人對自己城市的自豪感毫不遜色，但是你要問起他們為什麼會如此時，他們可就張口結舌了，又是說喜歡湖裡的魚，又是說喜歡新蓋的共濟會大樓。而加利福尼亞人則不同，他們說起來總是有條有理。

天氣是他們的一大話題，他們可以滔滔不絕地談上半個小時，而與此同時，你還在考慮煤炭的開支過大，考慮穿上厚厚的衣服。一旦他們把你的緘默誤認為是信服時，他們就忘乎所以，竟把金門城說成了新大陸的巴格達。這只是意見分歧的問題，沒有必要爭論。但是，親愛的兄弟姐妹們（我們都是亞當和夏娃的後裔），如果有誰用手指指著地圖說：「在這個城市裡，不可能有傳奇——這裡能發生什麼事呢？」那他就未免太輕率了。是啊，用一句話來否定歷史、傳奇以及蘭德—麥克納利，這未免太大膽、太輕率了。

納什維爾，城市名，田納西州的首府，一個轉運港，坐落在坎伯蘭河畔，有芝加哥—聖路易斯鐵路和北卡羅來納—路易斯維爾鐵路從此經過，被認為是南方最重要的教育中心。

晚上八點鐘，我下了火車。由於翻遍了辭典也找不到適當的形容詞，我不得不列出個配方表來做比喻了。

取倫敦的霧氣三十份，瘧疾十份，洩漏出管道的煤氣二十份，黎明時在磚地上結成的露珠二十五份，金銀花的香氣十五份，加以混合。

這種混合物讓你覺得近乎於納什維爾的毛毛細雨。它沒有樟腦丸的濃烈氣味，也沒有豌豆湯那麼濃厚，我說得已經足夠了——你一定知道那感覺。

我乘了一輛老式馬車來到旅館。我費了好大勁兒才剋制住自己，沒有爬到馬車頂上模仿西德尼·卡頓的樣子。拉車的畜生老得走不動，趕車的是個剛被解放了的黑奴。

我又累又困，一到旅館，就趕緊把趕車人要的五毛錢給了他（你放心，當然給了相當數目的小費）。我瞭解他們的脾氣，不願意聽他們嘮嘮叨叨地談起他們以前的「東家」或是「戰前」發生的什麼事情。

旅館是那種美其名曰「翻新」過的建築之一。那意思就是花了兩萬塊錢，在大廳裡添置了新的大理石柱，鋪上了瓷磚，裝上了電燈，休息室裡擺了銅痰盂，樓上的大房間裡都貼上一張路易斯安那—納什維爾鐵路的新時刻表和一張觀山圖的石印畫。旅館的管理無可挑剔，招待也帶著南方人細緻的殷勤，只不過服務員都像蝸牛爬行一樣慢，像瑞普·凡·溫克爾一樣樂觀。這兒的飯菜真是值得人們千里迢迢趕來品嚐，世上任何別的旅館都找不到這樣好的烤雞肝。

晚飯時，我向一個黑人侍者打聽城裡有什麼消遣。他鄭重其事地沉思了片刻，然後回答說：「哎，老闆，我實在想不出太陽落山之後還有什麼東西可供消遣了。」

太陽已經落山了，實際上它早就沉沒在毛毛細雨之中了。我已經無緣觀賞這個景緻。但我還是冒著細雨沿著街向前走，看看可能有些什麼東西。

這個城市坐落在起伏不平的土地上，街道有電燈照明——為此每年要花費三萬二千四百七十元。

我剛走出旅館，就碰上了種族暴亂。一群自由了的黑人，或是阿拉伯人，或是祖魯人，向我撲了過來，他們都拿著傢伙——還好，我定睛一看，不是來復槍，而是馬鞭，這才鬆了一口氣。我還隱隱約約地看到一大溜黑壓壓、笨乎乎的車輛，還聽到了能讓我安心的叫喊：「老闆，送到全城任何地方，都只要五毛錢。」這時我才知道，我不是受害者，而只是一個「乘客」。

我沿著長長的，一直通向上山方向的街道走著——真不知道這些街走到頭怎麼下來，也許根本下不來了，除非把它們統統剷平。在少數幾條「大街」上，我不時還能看到店鋪裡有燈光；看到電車載著可敬的市民開來開去；看到交談著的人走過；還聽到一家賣蘇打水和冰淇淋的鋪子裡傳出近乎活潑的笑聲。在那些稱不上「大」的街道上，兩側的房子裡無不洋溢著平安與祥和。許多窗簾拉得嚴嚴實實的視窗裡透出了燈光，偶爾有幾座房子裡還傳出鋼琴聲，樂聲整齊優雅，無可挑剔。確實沒有什麼「消遣」。我琢磨著要是能在太陽落山之前來到就好了。於是，我只得回到了旅館。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南部邦聯的胡德將軍向納什維爾進軍，圍困了托馬斯將軍率領的一支北部聯邦同盟部隊。托馬斯將軍率部奮戰，在一場激烈的戰鬥中擊潰了南部邦聯軍。

生活在南部嚼菸草地區的人們，在和平時期表現出的精湛的射擊技術，我不僅久有耳聞，衷心欽佩，並且親眼目睹過。但是，在我居住的旅館裡，我還是遇到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寬敞的休息室裡擺著十二隻嶄新鋥亮的碩大的銅痰盂，高得可以稱做甕，口子又那麼大，連女子壘球隊的最佳投手在五步之外都能把球投進去。但是，儘管經歷了可怕的戰役，並且戰鬥仍在進行，它們仍是毫髮未損。它們仍舊擺在那裡，嶄新鋥亮，氣派非常。但是，倒霉的傑斐遜·布里克啊！那瓷磚地——那美麗的瓷磚地啊！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納什維爾戰役，並且依照我愚蠢的習慣，想從中得到有關遺傳的射擊技術的推論。

在這裡，我第一次見到了溫特沃思·卡斯韋爾少校（這個頭銜用在這裡著實不太恰當）。我第一眼看到他，就知道他是哪種人——老鼠到處都有。我的老朋友a．丁尼森先生講的話一向精闢，他曾說：

先知啊，詛咒喋喋不休的嘴吧，

詛咒不列顛的禍害——老鼠。

我們可以把「不列顛」這個地名，隨意換成什麼地方。但老鼠終歸是老鼠。

這個人在旅館的休息室裡來回亂轉，活像一條忘了自己把骨頭埋在什麼地方的餓狗。他那張臉大得出奇，又紅潤又臃腫，帶著菩薩般的迷糊而定心的神情。他只有一個值得肯定的地方——鬍子颳得非常光。人身上的獸性特徵是可以消除的，除非他沒刮乾淨鬍子便到處亂跑。現在想起來，那天如果他沒有刮過鬍子，跑來同我搭訕，我肯定不會理睬的，那麼，世界犯罪記錄上也許會少掉一件謀殺案。

卡斯韋爾少校向一個痰盂開火時，我站的地方正巧離痰盂不到五步遠。我相當機警，看到進攻者使用的不是打松鼠的來復槍，而是加特林機槍，就連忙閃到一旁。少校抓住這個機會，馬上向我這位非戰鬥人員道歉。他說起話來滔滔不絕，不出四分鐘，他就和我交上了朋友，還把我拉到了酒吧間。

我想在這裡要插上一句，我是南方人。我之所以是南方人，並不是由於職業或行業的關係。我不喜歡用窄領帶，也不愛戴垂邊帽，不穿雙排扣大禮服，不喜歡嚼菸草，也避而不談謝爾曼將軍毀掉了我多少包棉花。樂隊演奏《迪克西》的時候，我也並不喝彩。我在皮面椅子上坐得低了一些，又要了一杯啤酒，希望朗斯特里特曾經……可是又有什麼用呢？

卡斯韋爾少校用拳頭捶了一下吧檯，響起了薩姆特要塞第一槍的迴音。當他打完了阿波馬托克斯的最後一槍時，我開始滿懷希望，以為他該收場了。誰知他卻開始扯起他的家譜來，說亞當只不過是卡斯韋爾家族一支旁系的遠房表親。數完了家譜，叫我討厭的是他又談起了他的家庭私事。他說起他的妻子，說她的祖先可以一直追溯到夏娃，還破口大罵有人造謠說她可能同該隱沾親帶故。

進店時是他要的酒，這時我開始懷疑，他是不是想用沒完沒了的廢話把我忽悠暈，然後糊里糊塗地替他付賬。可是，等酒端上來時，他把一枚銀幣「啪」的一聲放在了吧檯上。這樣一來，當然還要喝上一輪。我付了第二輪的酒錢，就拔腿離開了他，因為我實在不願意和他在一起了。我脫身之前，他還在喋喋不休地和別人高聲談著他妻子如何掙到了一筆錢，還拿出一把銀幣給人看。

我在旅館服務檯取房間鑰匙時，服務員很客氣地對我說：「如果卡斯韋爾那傢伙讓您心煩，您儘管直說，我們可以把他攆出去。他是個討厭的人，是個閒漢，他沒有正當職業，但身上總有花不完的錢。我們似乎找不到合法的理由把他轟出去。」

「哎，是啊，」我思索了一下說，「我也沒有申訴的理由。不過我願意正式宣告，我不希望和他有什麼交往。你們這個城市，」我接著說，「看起來很安靜。就是不知道你們這裡有什麼東西可供新來的人消遣的，有什麼新奇玩意，或者比較刺激的？」

「嗯，先生，」服務員說，「下星期四有場表演。那是——我等會兒查一下，然後把海報和冰水一起送到您的房間。晚安。」

上樓進了自己的房間，我向窗外望去。不過才晚上十點多鐘，然而我看到的城市已經一片寂靜。細雨仍在下個不停，到處閃爍著暗淡的街燈。街燈稀稀落落，像是婦女義賣市場出售的蛋糕裡的葡萄乾。

「真是個安靜的地方。」我暗自思索著，脫下一隻鞋，把它扔在樓下的天花板上，「這裡的生活沒有東部和西部城市那樣豐富多彩。只能算是個普普通通的商業城市，沉悶而且乏味。」

納什維爾是全國重要的製造業中心之一。是全美第五大皮革皮鞭市場，是南方最大的糖果和餅乾生產城市，其紡織品、儀器和藥品的貿易數額也相當可觀。

我得告訴你，我怎麼會來到納什維爾。這些題外話肯定會使你感到厭煩，正如我自己也覺得厭煩一樣。我本來是因為一些私事在別的地方出差，受北方一家雜誌社委託，在這裡逗留一下，替雜誌社和一名叫阿扎里亞·阿戴爾的撰稿人建立聯絡。

阿戴爾（除了筆跡之外，對此人的其他情況我一無所知）曾寄來過幾篇隨筆（那真是難得的佳作！）和幾首詩，讓編輯們在一點鐘吃午飯時都讚不絕口。因此，他們委託我來這裡找到這位阿戴爾，搶在其他出版商提出每字一毛或兩毛的稿酬之前，同他或她以每字兩分錢的稿酬簽訂一個合同，買下他或她的作品。

第二天上午九點鐘，我吃完烤雞肝之後（你要能找得到這家旅館，不妨來嚐嚐），走到外面一片無休無止的茫茫細雨中。在第一個拐角處，我就碰到了凱撒大叔。他是個身體健碩的黑人，看上去比金字塔的年紀還要大，頭髮灰白卷曲，長相使我一下子想起布魯特斯，轉念之間又覺得像是已故的塞蒂瓦約皇帝。他穿的大衣非常奇特，我之前從未見過，以後也再不會見到。它一直拖到腳踝，原本是南部邦聯軍的大衣。但是因年深日久，日曬雨淋，顏色已經斑駁不堪。與它相比，約瑟夫的大衣也會像單色畫一樣黯然失色。關於這件大衣，我還要囉唆兩句，因為它和這個故事有關——這故事發展得很慢，因為在納什維爾這個地方，你是不能指望發生什麼新鮮事的。

可以確定這件大衣原本是一位軍官的。大衣的披肩已經不見了，原先綴在胸前的漂亮的盤花橫條和流蘇也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用普通麻線巧妙地捻成的新盤花橫條，它們被細心地縫了上去（我猜這恐怕是哪位年長的「黑媽媽」的功勞）。這些麻線也磨損得亂蓬蓬的。它們沿著早就消失了的盤花橫條的痕跡往上縫，一定是為了不失往日的氣派，儘管不甚漂亮，但足見其煞費苦心。此外，使這件大衣的滑稽色彩與悲哀情思達到頂點的是，它的紐扣只剩下一顆，除了從上邊數的第二顆，其他全掉了。大衣的其他地方是用麻繩系起來的，麻繩的一端穿過原來的扣眼，另一端穿過在對襟上粗粗戳通的洞孔。像這樣裝飾得稀奇古怪，又這麼色彩斑斕的奇特衣服確實少見。它僅有的那顆紐扣有半元銀幣那麼大，是牛角制的，也用粗麻線縫在衣服上。

那個黑人站在一輛非常舊的馬車旁邊，如果含當年離開諾亞方舟之後，去做出租馬車的生意，那麼他用時可能就是這輛。他見我走近，忙開啟車門，取出一把雞毛撣子虛晃幾下，用深沉粗重的聲音說：「請上車，先生。車上一粒灰塵也沒有——剛剛出殯回來，先生。」

我推測，參加這種隆重的儀式，馬車大概要特別做一番清潔工作。我向街上望了望，發現人行道旁排列的出租馬車大抵如此，沒什麼選擇的餘地。我掏出記事本，找到阿扎里亞·阿戴爾的地址。

「我要到傑薩明大街八百六十一號去。」我說著就想跨進馬車。但那黑人伸出又粗又長、猩猩一般的胳臂攔住了我。他那張陰沉的大臉上突然掠過猜疑和敵意。接著，他很快又放下心來，討好似的問：「你去那裡做什麼啊，老闆？」

「這跟你有什麼關係？」我有點兒惱火，不客氣地反問。

「沒什麼，先生，沒什麼。只不過那地方很偏僻，很少有人到那裡去。請上車吧，座位很乾淨——剛剛出殯回來，老闆。」

至少走了一英里半，馬車才到達目的地。除了那輛古老的馬車在坑坑窪窪的磚地上顛簸時發出的可怕的「咔嗒」聲外，我什麼聲音也聽不見；除了夾雜著煤煙、瀝青和夾竹桃花氣味的毛毛雨的味道外，我什麼氣味也聞不見。透過淌著雨水的車窗，我只見到兩排霧氣濛濛的房屋。

這座城市的面積有十平方英里，街道總長一百八十一英里，其中一百三十七英里經過鋪設。全城水管管道系統造價兩百萬美元，幹線總長七十七英里。

傑薩明大街八百六十一號是一幢破敗的老房子。它離街道三十碼，被一叢蒼翠的樹木和未經修剪的灌木所環抱。一排枝葉茂盛的黃楊樹幾乎遮沒了圍籬。大門關著，用一條繩子打著活結把門柱系在第一根籬笆的樁子上。你一走進門就會發現，八百六十一號只是一個空殼，一個影子，是昔日榮耀顯赫的幽靈。但按照故事情節的發展，我還沒有走進那幢房子。

馬車「咔嗒」一聲停止了，疲憊的牲口也收住了腿。我把五毛錢給了車伕，並且自以為很大方地加了兩毛五分錢的小費，他卻不接受。

「兩塊錢，先生。」他說。

「怎麼會是兩塊？」我問道，「我明明聽到你在旅館門口喊的是‘送到全城任何地方，都只要五毛錢。’」

「兩塊錢，先生。」他固執地重複說，「從旅館到這兒有好長一段路呢。」

「這地方還在城裡，你怎麼也不能說它出了城呀。」我爭辯道，「你可別以為碰到了個好欺負的北方佬。你看見那邊的小山了嗎？」我一邊指著東面，一邊說（細雨還下個不停，其實我自己也看不見那些小山），「嗯，我是在山那邊土生土長的。你這個又老又笨的黑傢伙，你長了眼睛，連人都分不清嗎？」

塞蒂瓦約皇帝陰沉的臉色柔和了下來。「你是南方人嗎，先生？我想大概是你那雙鞋子使我誤會了。南方人穿的鞋子前面沒有這麼尖。」

「現在，車費就只要五毛錢了吧？」我毫不妥協地說。

他又恢復了原先那種貪婪而充滿敵意的神情，但只持續了十秒就消失了。

「老闆，」他說，「本來是該收五毛，但是我必須要兩塊錢，先生。我非得有兩塊錢不可。我知道你是哪裡人之後，先生，我也就不想再強要了。不過，我只是告訴你，今晚生意很冷淡，我必須得有兩塊錢。」

他那張五官濃重的大臉上顯露出安詳與自信。他的運氣比他想象得要好，他非但沒有遇到一個不瞭解車費標準的傻瓜，反倒碰上了一位施主。

「你這個該死的老流氓，」我一面說，一面把手伸進口袋，「真該把你交給警察。」

我第一次見到他露出笑容。他知道，他心裡明白，他早就料到了。

我給了他兩張一元的鈔票。我遞過去時，發現其中一張已經飽經滄桑了。鈔票缺了右上角，中間被撕開過，而後又被粘了起來。有人用一條藍色的紗紙粘住了破損的地方，維持了它的可流通性。

關於這個非洲強徒的描寫，暫時到此為止。我滿足了他的要求之後，解開繩套，開啟了那扇吱呀作響的大門。

正如我剛才所說，這幢房屋只剩個空殼了。它準有二十年沒有碰到過油漆刷子了。我不明白，為什麼沒有一陣大風把這座像紙牌搭成的房子掀翻。等我又仔細看了看緊緊圍繞在它周圍的樹木之後，我才明白其中的道理——那些經歷過納什維爾戰役的樹木，依然伸展著枝丫保護著這所房子，使它免受暴風雨、敵人和寒冷的襲擊。

阿扎里亞·阿戴爾接待了我。她出身名門，五十歲左右，滿頭銀髮，身體像她居住的房屋一般脆弱單薄。她穿著我從未見過的最便宜、最乾淨的衣服，有著像皇后一般質樸的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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