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許多偉大的人物,」我這樣說是基於眾多事實的基礎之上的,「聲稱他們的成就應該歸功於某些傑出的女人的幫助與鼓勵。」
「這些我也知道,」傑夫·彼得斯說,「我在歷史和神話書上讀到過關於聖女貞德、耶魯夫人、考德爾太太、夏娃和歷史上其他著名女性的故事。不過,依我看來,現在女性無論在政界還是在商界都發揮不了什麼作用。說起來,女人有什麼過人之處呢?一流的廚師、時裝設計師、護士、管家、速記員、職員、理髮師和洗衣工都是男人。‘女人’能夠超過男人的工作恐怕只有一件,那就是娛樂雜耍中的男演員。」
「我偶爾也曾有過這種想法,」我說,「但不管怎麼說,你畢竟總能感到女人的機靈和直覺,對你這行——哦,對你的生意會有所幫助。」
「嗯,」傑夫鄭重其事地點了點頭,說道,「難道你真這樣認為嗎?不過,在任何一次乾淨的騙局裡,女人都是靠不住的搭檔。在你最需要她們幫助的時候,她們卻誠實起來,拆你的臺。我就曾領教過。
「我在準州地區有一個老朋友名叫比爾·亨伯爾,有一次他突發奇想,想要到聯邦法院當一名執法官。當時,我和安迪正在做一門合法公平的生意——推銷一種手杖。只要擰開手杖的柄,湊在嘴邊一倒,就會有半品脫上等的黑麥威士忌流到你的喉嚨裡,作為對你的聰明才智的酬勞。警官們時常來找我和安迪的麻煩。當比爾把他這種勇挑重擔的遠大志向告訴我時,我立刻就想到比爾出任執法官對彼得斯—塔克公司的業務是大有裨益的。
「‘傑夫,’比爾對我說,‘你是學識淵博,受過良好教育的人,而且你的學識不侷限於基礎知識,你經驗豐富,成就卓著。’
「‘這我承認,’我說,‘對此我從未後悔。我不是那種主張免費教育從而使教育身價大跌的人。請你告訴我,究竟什麼對人類最有價值,是文學呢還是賽馬?’
「‘這個……嗯……怎麼說呢,玩詩歌的……當然啦,我的意思是詩人和偉大作家聲望最高。’比爾說。
「‘這話不假,’我說,‘既然如此,那些偉大的金融家和慈善家為什麼在賽馬場要收兩塊錢的入場券,圖書館卻免費開放呢?’我接著說,‘這種做法不是在向群眾灌輸一種思想,讓他們對這兩種自修和不守秩序的行為的相對價值做出正確的估計嗎?’
「‘你的論點已經超越了我所能理解和爭辯的範圍了,’比爾說,‘我要你做的只是去一趟華盛頓,想辦法替我謀到這個職位。我修養並不深厚,也不擅長爾虞我詐。我只不過是個普通公民,並且我需要這份工作。我殺過七個人,’比爾說,‘我有九個小孩,而且從今年五月一日起,我就成為了一名優秀的共和黨黨員。我既不識字,也不會寫,可是我看不出我擔任執法官有什麼不合適。我覺得你的搭檔塔克先生,’比爾接著說,‘也是個頭腦靈活、擅長阿諛奉承的人,他一定能協助你幫我弄到這工作。我先付你一千元,作為你們在華盛頓吃喝行賄以及交通上的費用。如果你弄到了那份工作,我再付你一千元現鈔,並且保證在十二個月內不干涉你私販威士忌。你對西部是不是有足夠的忠誠,能幫我在賓夕法尼亞鐵路東端終點站的白房子向老爹疏通疏通?’比爾說道。
「後來,我和安迪交流了一下,他對這件事興趣濃厚。安迪這個人個性複雜,他不滿足於像我那樣埋頭幹活,向農民推銷那種既能搗肉排,又能當鞋擦、燙髮箍、扳手、指甲銼、土豆搗碎器和音叉的小小的萬能工具。安迪有藝術家的氣質,不能把他當做牧師或正人君子那樣的人,純粹從商業的角度來衡量。於是,我們接受了比爾的委託,立刻動身前往華盛頓。
「我們在華盛頓南達科塔大道的一家酒店裡安頓了下來,隨後,我對安迪說:‘安迪,這是咱們有生以來第一次不得不做真正不誠信的生意。拉關係、走後門這類的事情咱們從來沒幹過的;但是為了比爾·亨伯爾,我們不得不出此下策。在一樁正當合法的買賣中,’我說,‘我們不妨來點兒弄虛作假的成分,可是在這種窮兇極惡、違法亂紀的生意裡,我卻認為最好還是採用直截了當、光明正大的方式。’我接著說,‘我建議,我們從這筆錢當中取五百元,直接交給國家競選委員會主席,讓他開一張收據,再把收據放在總統先生的辦公桌上,然後和他談比爾的事情。總統一定喜歡候選人以這樣光明正大的方式來謀取官位,而不喜歡搞暗箱操作。’
「安迪贊同我的看法,但我們把計劃和酒店服務員商討之後,不得不放棄了這個主意。他對我們說,要想在華盛頓得到一官半職,只有一種辦法,那就是通過一個議會女說客。他推薦一個人給我們,那個人就是艾弗裡夫人,據說這位夫人在社交界和外交界都地位顯赫。他還告訴了我們艾弗裡夫人的地址。
「第二天早上十點鐘,我和安迪來到了她下榻的酒店,被帶進了她的會客室。
「這位艾弗裡太太讓人一見就覺得心情舒暢,煩惱頓消。她的頭髮和二十元面值的黃金證券背面的顏色一樣,她的眼睛湛藍,她的美豔足以使《七月》雜誌的封面女郎相形見絀,和她相比,她們不過是孟農加希拉煤船上的廚娘。
「她穿著一件領口很低、綴滿銀質亮片的衣服,戴著鑽石戒指和耳墜。她香肩裸露,一手在接桌上的電話,另一手正端著一杯茶。
「‘好吧,小夥子們,’她過了一會兒說,‘有什麼事嗎?’
「我儘可能簡短地把我們要為比爾辦的事告訴了她,並且開了我們所能付出的價錢。
「‘去西部混個官做很容易,’她說,‘讓我看看,誰能替我們辦成這件事。找準州的代表沒什麼用。我想,’她接著說,‘交給斯奈普參議員應該差不多,他是從西部什麼地方來的。讓我看看我的私人資料中他是個什麼情況。’她說著,從書桌上標有‘斯’字的一格中取出了幾張卡片。
「‘好的,’她說,‘他的卡片上標有一個星號,說明他「隨時樂於效勞」。再讓我們看看,「年齡五十五;結過兩次婚;長老會教徒;喜歡金髮的姑娘、托爾斯泰的小說、打撲克和清燉甲魚;喝三瓶酒就會情緒激動。」哦,’她接著說,‘我有把握讓你的朋友布默先生受命成為駐巴西公使。’
「‘亨伯爾,’我糾正她說,‘他要的位置是聯邦法院的執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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