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黎明，有輝煌，便一定會有黃昏。羅馬帝國的黃昏就在這時來臨了。

古代歷史教科書把西元476年定為羅馬帝國滅亡之年，因為在那一年，末代羅馬皇帝被趕下了寶座。不過正如羅馬的建立並非朝夕之功，羅馬的滅亡也是一個緩慢消亡的過程，所以絕大多數羅馬人根本未沒覺察到他們熱愛的舊世界正在滅亡。他們抱怨時局的動盪，感嘆生活的艱難。食品價格很貴，可工人的薪水少得可憐。他們詛罵奸商們抬高物價的行為。這些人壟斷了穀物、羊毛和金幣，只管自己賺取暴利。有時遇上一個貪得無厭、橫徵暴斂的總督，他們也會起來造反。不過總的說起來，在西元頭4個世紀裡，大多數的羅馬人依舊過著正常日子。他們照常吃喝（視錢囊的鼓癟，儘量購買），他們照常愛恨（根據他們各自的性格），他們照常去劇場（只要有免費的角鬥士搏擊表演）。當然，像所有時代一樣，也有不幸的人們餓死。可生活在繼續，而人們一點不知道，他們的帝國已註定要滅亡。

他們怎麼意識得到危險呢？羅馬帝國正在處處顯示著輝煌繁榮的景象。有寬闊暢通的大道連線各個省份；有帝國警察在勤勞地工作，毫不留情地清除攔路盜賊；邊界防禦很好，使居住在歐洲北部荒野的蠻族不能靠近一步；全世界都在向強大的羅馬進貢納稅；而且，還有一群精明能幹的人們在日夜地工作，試圖糾正過去的錯誤，爭取使帝國重返共和國早期的幸福時光。

不過正如我在上一章講過的，羅馬帝國的根基已經腐爛，造成它衰敗的深層原因從未被弄清楚，因此所有改革都不能挽救其註定滅亡的命運。

從根本上說，羅馬起初且一直是一個城邦，跟古希臘的雅典或科林斯並沒多大區別。它有足夠的能力主宰整個義大利半島。可要作整個文明世界的統治者，羅馬從政治上說是不合格的，從實力上講是無法承受的。它的年輕人大多數死於戰爭。它的農民被沉重的軍役和賦稅拖垮，不是淪為職業乞丐，就是受僱於富有的莊園主，以勞動換取衣食，成為富人們的「農奴」。這些不幸的農民既非奴隸，也不是自由民，他們像樹木和牲畜一樣，成為他們所服務的那塊土地上的附屬品，終生不能離開。

帝國的榮耀是最高目標。國家意味著一切，普通公民則什麼也不是。至於悲慘的奴隸，他們興奮地傾聽保羅演講的言辭，接受了那位謙卑的拿撒勒木匠所散佈的福音。他們並不反抗自己的主人，相反，他們被教導要溫柔順從，盡力遵照主人的意旨行事。不過，既然眼前的世界無非是一個悲慘的地方，不能進步，奴隸們也就都喪失了對現世的興趣。他們寧願「打那美好的仗」，為進入天堂樂土而傾力付出。但他們不願為羅馬帝國打仗，因為那不過是某個野心勃勃的皇帝為渴求更多更輝煌的勝利，在努米底亞或帕提亞或蘇格蘭發動的侵略戰爭。

這樣，一個又一個世紀過去了，情形變得越來越糟。最初幾位羅馬皇帝還肯保持「領袖」傳統，授權部族的頭領管住各自的屬民。可二、三世紀的羅馬皇帝卻是些職業軍人，變成了地地道道的「兵營皇帝」，其生存全靠著他們的保鏢，就是所謂禁衛軍的忠誠。皇位的輪換頻繁，靠著謀殺得到通向帝王寶座的道路。隨後，篡位者又迅速地被謀殺，因為另一個野心家掌握了足夠財富，能賄賂禁衛軍發動新一輪的政變。

與此同時，野蠻民族正在頻頻敲擊北方邊境的大門。由於再沒有土生土長的羅馬士兵可抵禦侵略，只能招募些外國僱傭軍去對付來犯者。這些外國僱傭兵可能正巧與他抗擊的敵人屬於同一種族，不難想見，他們在戰鬥中很容易產生對敵人的憐憫之情。最後，皇帝決定實驗一種新措施，允許一些野蠻部族在帝國境內定居。其他的部族也接踵而至。不過他們很快就怨氣沖天，抗議貪婪的羅馬賦稅奪走他們僅有的一切。當他們抗議未能得到重視，他們便進軍羅馬，更大聲的呼籲，以便得到皇帝陛下的迴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