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評論家認為福克納擅長寫長篇小說，他的短篇小說並不很出色。他在長篇小說方面的成就確實非同一般，光是一本《喧譁與騷動》就可以使他名垂史冊，何況他還有其他堪稱經典的諸如《我彌留之際》《八月之光》《押沙龍，押沙龍！》等好幾部長篇小說。至於短篇小說，福克納本人對這種體裁評價很高，認為它在藝術高度上僅次於詩歌，因為作家寫「長篇小說時可以馬虎，但在寫短篇小說時就不可以……它要求幾近絕對的精確」，「幾乎每一個字都必須完全正確恰當」。但他對自己的短篇小說卻常有微詞。他在一九三二年給編輯要求預支稿費的信中說，要是他得不到這筆錢，他就只好「放下長篇小說去再一次賣淫寫短篇小說了」。確實，為了生計，福克納常常寫些短篇小說給一些通俗雜誌來換取比較高的稿費。為了故事能被錄用，他常常根據編輯的意圖做些修改，但對長篇小說，他是絕對不讓編輯隨便改動一個字的。他似乎把自己寫短篇小說看成是為了賺錢，曾經做過圖表來對比長篇及短篇小說的稿費收入。他甚至說：「如果我得寫垃圾，我不在乎誰來買，只要他們能給我最好的價格。」這種自我貶抑的結果使評論家不去看重他的短篇故事。儘管幾十年來總有人撰文讚美福克納的短篇故事，但這類文章無論在數量還是質量上都比不上對他的長篇小說的評論。
然而，這種情況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有所改變。一九七九年，福克納家鄉的密西西比大學每年一度的福克納國際研討會首次以他的短篇小說為中心主題，並於次年出版了論文集。一九八一年瑞典福克納專家漢斯·謝率先發表專著《威廉·福克納的短篇小說生涯》，一九八五年，他又出專著《威廉·福克納：作為短篇小說作者的小說家》。同年，美國學者詹姆斯·卡洛瑟斯出版了專著《福克納的短篇小說》。從此，福克納的短篇故事成為學者們的新的研究物件，評論日漸增多，質量有所提高，有關的研討會也經常舉行。現在評論家一致認為福克納反對的是為了賺錢而寫的、帶商業氣息的、迎合大眾口味的短篇小說，他是一個出色的講故事的大師，因此他在短篇小說方面的成就也不可低估。福克納早在一九一九年，在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士兵的報酬》（一九二六年）以前，就開始寫短篇小說。但他究竟寫了多少短篇故事始終沒有定論。這一方面是因為福克納有的長篇最初的意圖不過是個短篇故事。例如，他原先打算寫一個叫《黃昏》的短篇故事，講一個勇敢的小女孩爬到大樹上去探視死亡，但在寫作過程中他發現短篇小說的形式不能表達故事素材的內涵，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先從一個兄弟的角度來敘述故事，但這還不夠。這就是第一部分。我換一個兄弟來敘述，還是不夠。那是第二部分。我又試了第三個兄弟的角度，因為凱蒂對我來說實在是太美麗太動人，不能降低她，讓她來講述，從別人的眼光來看待她是更加激動人心。然而那也失敗了。於是我親自出馬——第四部分——來解釋發生的一切，可我還是失敗了。」這就是一個短篇發展成為長篇小說《喧譁與騷動》的過程。另一部長篇《押沙龍，押沙龍！》也是同樣情況，起源也是一個短篇，叫《伊萬吉琳》。這篇小說並不十分出色，但由此產生的長篇《押沙龍，押沙龍！》卻成為公認的傑作。另一方面，福克納又常常把長篇小說的某一部分作為短篇在雜誌上發表，如《路喀斯·布香》是以《墳墓的闖入者》的第一、二章為基礎的。《花斑馬》經過修改，成為斯諾普斯三部曲的第一部《村子》的一部分。有些短篇如《曾有過這樣一位女王》最初是要寫成長篇，但始終未有發展。另一個無法確定的原因是人們很難界定究竟什麼是福克納的短篇？一九四六年他在馬爾科姆·考萊的提議下為《喧譁與騷動》寫的《附錄》算不算短篇小說？他晚年寫的《密西西比》《南方墳地》是散文還是短篇小說？當然，還有一個大問題：由一個個故事組成的《沒有被征服的》和《去吧，摩西》中的故事算章節還是算短篇小說？
對此，評論家都有各自的看法。但他們大體上承認福克納一生寫了一百多個短篇小說，他對短篇小說的創作態度基本上是嚴謹的。即便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說《幸運著落》，雖然內容比較瑣碎，但已顯示他講故事的才能，而且也包含他以後常寫的如飛行、異化、少年成長等主題與意象。在他長篇小說寫作最旺盛的時期，即從一九二八年開始撰寫《喧譁與騷動》《我彌留之際》，一直到一九四二年出版《去吧，摩西》這段時間，他在短篇小說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這時期發表的《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燒馬棚》《夕陽》《乾旱的九月》等短篇傑作可以跟他的長篇傑作相媲美。即使在晚年，他也沒有完全放棄短篇小說的創作。他對偵探小說發生興趣，以偵探小說的格局寫了《明天》《讓馬》等故事。甚至在他去世以後，評論家還在不斷髮掘他的短篇小說，最近的有一九九五年的《萊巴嫩的玫瑰花》、一九九九年的《路喀斯·布香》。從國外對福克納短篇小說的研究和發掘來看，我們現在翻譯出版他的短篇小說集可以說是跟上了國際潮流，是個很及時的措施。
有意思的是，我國在介紹福克納時往往先翻譯他的短篇小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現代雜誌》發表他的短篇《伊萊》、五十年代《譯文雜誌》登載他的《勝利》和《拖死狗》，七十年代末對福克納的介紹則是從《外國文藝》的《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開始的。對於我們外國讀者，從短篇小說入手來了解福克納確實是一條捷徑。這主要是因為福克納的短篇比他的長篇容易理解。前面說過，他為了故事能被錄用，常常根據編輯的意圖做些修改，使它們更能被讀者所接受。因此福克納在短篇小說裡很少使用錯綜複雜的多視角、意識流等試驗手法，語言方面也少用晦澀的難詞偏字，句子也不那麼冗長累贅。他在短篇中更多采用寫實手法和民間故事的技巧，因而情節鮮明，戲劇性強，生活氣息比較濃厚。
不過，這不等於福克納的短篇小說沒有特色。相反，他的短篇充分顯示他的故事大師的才能。以我們這本集子為例，所收的故事可以說篇篇都獨具一格。從題材來說，它們涉及南方舊時代的衰亡、新舊南方的對比、社會公正、種族關係、戰爭、少年成長、愛情、榮譽觀念及道德抉擇等問題，其廣泛性遠遠超出他同時代的海明威、費茨傑拉德等許多作家。《燒馬棚》深刻表現一個孩子要在家庭觀念、血緣關係和仁義、公道、正派等處世之規的衝突中做出正確的道德抉擇是何等艱難。不僅如此，小說還同時預示這孩子雖然背叛了父親卻永遠擺脫不了父親對他的影響；《乾旱的九月》不僅揭露了南方種族主義者對黑人的歧視與殘忍，還展示了一個年華已逝好景不再的女人的悲哀，以及傳統觀念對人的影響和人際關係，等等；《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曾有過這樣一位女王》描述了一箇舊時代的沒落，但與此同時，對新時代、新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也提出了有力的批判；但如果我們從女性主義角度來分析這兩個故事和《夕陽》，甚至《乾旱的九月》，我們還可以發現福克納對女性的同情，他的超前意識使他在半個世紀以前就尖銳地批評社會及舊思想、舊習俗對婦女的禁錮與壓制。此外，《明天》所刻畫的對一個孩子的愛，雖不驚心動魄卻感人肺腑，這個故事還曾被改編拍成電影，可見其魅力不同一般。即使是那些過去不太為評論家看好的故事，如《榮譽》《瞧！》《兩個士兵》等，今天來看也還有出色之處。《榮譽》雖然談的是個比較抽象的概念，但如同《調換位置》聯絡在一起，可以幫助我們瞭解福克納在他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說中所強調的作家應該讚揚的勇敢、同情、忍耐等「亙古真情」。《瞧！》表面上是一個滑稽可笑、不太可能發生的事情，但其中印第安人的智慧不能不讓我們肅然起敬。尤其是，如果我們知道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黑人向華盛頓進軍的大規模示威活動，我們便不能不欽佩，福克納在三十多年前就預見到總有一天美國的種族矛盾會大爆發，少數民族會起來反抗。有人曾認為在日本人轟炸珍珠港以後寫的《兩個士兵》是應景之作，感情色彩太濃，等等，這些看法失之公允。這個故事讓我們瞭解福克納是一個有責任感的作家，有強烈的愛國心。他特地把《兩個士兵》和它的姊妹篇《永垂不朽》收在一九五〇年出版的《福克納短篇小說選》裡，說明他並不只緬懷往昔時光，並不只表現舊南方敗落，而是關心時代政治，注意社會問題。
在手法方面，《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一個短篇就分五個小節，從愛米麗小姐的去世開始，轉了一圈，在最後一節又回到她的死亡，首尾相接，天衣無縫。在五個小節中，時序來回顛倒，故事懸念迭出，福克納正是通過這種非傳統的敘述手法來迫使讀者注意故事的有關時間的主題。他沒有用意識流的手法向我們展示愛米麗的內心活動，只是通過一系列不按時序排列的事件來表現一個生活在過去時代的女人的悲劇。這些事件的先後順序是許多評論家的研究課題。我們未必能完全弄明白，但我們可以從中領略福克納在《喧譁與騷動》和《押沙龍，押沙龍！》等長篇中運用得更得心應手的時序顛倒的手法。在《夕陽》裡，福克納從一個孩子的角度來講故事，用兩個不懂人事的孩子的無聊爭吵來反襯黑人南希的恐懼、痛苦與無奈，這種手法恐怕不是一般作家所能想到的。福克納沒有對康普生太太做任何描寫，而是利用她跟康普生先生的對話來揭露她的冷漠與自私。這種用對話說明人物性格的做法可以跟海明威相媲美。《乾旱的九月》五個小節中，第一、第三、第五圍繞種族主義分子麥克萊頓，第二、第四兩節以米妮小姐為中心。兩條線索交替進行，連語言都有差異，麥克萊頓部分幾乎完全以對話為主，句子短，節奏快，充分體現帶種族偏見的人的浮躁情緒，另外兩節句子比較長，節奏也比較慢，更多展現的是米妮小姐的心理活動。故事中反覆出現的「塵土」兩字及其意象，給人一種世界猶如荒原，人類走向滅亡，末日就要降臨的印象，把小說的主題襯托得十分鮮明。《花斑馬》又是另一種風格。第一人稱的「我」用講故事的口吻娓娓道來，用反諷、誇張和輕描淡寫、低調處理等民間故事的手法把一個不講道德、沒有人情味的新生資產階級分子的醜惡面目揭露得淋漓盡致。
凡此種種都說明福克納在短篇小說的技巧方面也是匠心獨具，取得了傑出的成就，因此完全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這是我們翻譯這本集子的出發點，希望我們的讀者能通過閱讀對這位大師有所瞭解，併產生進一步瞭解他的長篇小說的願望。
陶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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