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讀到伏尼契的小說《牛虻》，是在1953年。那時，我還是一個剛考上初中的少年。

1950年代初期，是中蘇友好的歲月，大量引進了不同題材的蘇聯文學作品。針對青年成長教育的翻譯小說，有《普通一兵》《卓婭和舒拉的故事》，尤其是廣泛傳播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在這本書中，主人公保爾.柯察金從普通少年成長為紅軍優秀戰士的過程中，他受到一部外國小說的巨大影響，這部小說就是《牛虻》。由於這部小說中的主人公亞瑟不平凡的命運——從一個天真純潔的神父之子，覺醒之後毅然投身血與火的革命鬥爭，變成一個視死如歸的無神論者，最終獻出了自己的生命——給予保爾.柯察金的性格成熟，產生了非同一般的影響，反映了一個無產階級的戰士，如何從一個義大利反宗教的革命青年身上汲取戰鬥的力量和堅定的信念。

當時，看完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小說的中國青年人，都十分渴望馬上能讀到《牛虻》這部小說。1953年秋天，我得到這部小說的中譯本，如飢似渴地一口氣讀完了它，不但中譯文筆優美，而且由蘇聯版本轉引過來的插圖也相當精美，主要是插圖畫家通過牛虻的外形對他的性格刻畫，達到相當準確的程度。

那時，我還在蘇州的外祖父家，就讀於市立第六中學，是一個十分迷戀繪畫的初中學生。課餘時間，常常在外祖父家門外大街上畫速寫，畫挑擔進城的菜農、賣雜貨的小販、輪船碼頭上的船工、老虎灶上供水的大嫂……其後，我先後考進了中央美院附中以及北京電影學院美術系。

不過，我從來不曾想到，未來的某一天會成為中文版《牛虻》的插圖作者。

1978年的一天，忽然有一位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美術編輯來找我說：「《牛虻》這部小說要再版。這一次，我們不用蘇聯版本的插圖，需要中國畫家自己來創作一套表現書中人物和情節的插圖，希望你能接受這個任務。」

我真是又驚又喜，感到十分意外又非常幸運。

靜下心來想一想，他們為什麼會找到我呢？！

可能因為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前後，《人民文學》《人民電影》（《大眾電影》復刊之初曾一度改名《人民電影》）等刊物先後復刊，陸續發表過不少中、短篇小說和電影劇本，我曾經如約畫過不少的插圖。在一個青黃不接的特殊歲月中，我的專業努力和認真態度，得到了出版界有識之士的關注和肯定，才使我獲得了為小說《牛虻》中文版創作插圖的機會。

一箇中國作者要為一本外國小說畫插圖，離不開兩項基本條件：第一，要有較充分的原小說所在國的地域風貌、建築風俗、人物狀貌等形象資料；第二，要有源於這些資料的獨特的想象力。

雖然，蘇聯電影藝術家在1957年前後，拍攝過一部改編自同名小說的電影《牛虻》，並且演員陣容強大，是當時蘇聯電影界的當紅巨星出演，我在進入電影學院前後多次看過這部電影。但是，憑我當時閱歷不深的入世之感和藝術鑑賞力，認為電影《牛虻》和小說《牛虻》之間，在氣質上相距頗遠，俄羅斯人的粗狂剛強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理想主義，與義大利人濃郁的宗教氣息以及女作家細膩、憂傷的敘事格調，似乎令人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尤其是伏尼契筆下的牛虻，是一個少年憂鬱敏感、流亡受盡心靈和身體創傷，雖革命鬥志堅強卻內心孤獨冷傲的男人。文學形象本來就是經由讀者充分的想象而展示千姿百態的接受物件，「亞瑟——牛虻」，對於各國讀者而言，也是毫不例外的一個例子吧。

北京電影學院圖書館裡，有十分豐富的各國電影雜誌和畫刊，雖然我已畢業，雖然「文革」剛剛結束還未全部開放，但我仍得到了主管老師的大力支援，讓我有充分的自由翻閱和使用外國電影和攝影資料，在佔有大量有義大利和歐洲18—19世紀曆史、風俗形象的基礎上，構思和完成了1978年版的《牛虻》小說插圖。第二年，1979年，在第二屆「全國書籍裝幀藝術展覽」上，榮獲了插圖獎。

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人們的心情都融化在一種迎接春天的溫暖氣氛中。當時我創作這套插圖時一直是處在激動、歡快和順暢的心情中，幾乎沒有什麼障礙地完成了任務。當然，其中有比較成功的畫幅，比如「牛虻向瓊瑪傾訴衷情」和「蒙泰尼裡在陰森的教堂一角向上帝懺悔」；這些畫幅不止一次被收入有關的研究中國插圖、連環畫的書籍或刊物中，得到肯定的評價。也有比較不成功的，比如「流亡多年之後亞瑟的歸來」和「牛虻在廣場上與敵人槍戰」的畫幅，在構思上和製作上都顯得粗糙，缺乏精緻的人物性格刻劃和獨特的構思。

2011年5月，我應義大利米蘭大學的邀請，前往該校作短期訪學。在幾十年後終於有機會親歷了佛羅倫薩、威尼斯、羅馬等城市，回味了1978年時無緣實地考察小說主人公的故鄉風情。

當中國青年出版社在新世紀的今天，又一次再版這部小說之時，本來我抱著激動的心情，想修改重畫其中幾幅不甚滿意的舊作。但是，由於一次意外的摔傷導致腰部骨折，美好的願望終於未能實現，仍只能以當年的原貌面對讀者，以遺憾的心情向大家致歉！

倪震201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