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憐的馬克西姆的死不禁使我陷入沉思。俄國農民對待死亡的態度是令人驚異的！彌留時的狀態既不能說是淡漠，也不能說是遲鈍；他們的死就像在舉行一種儀式：冷漠而簡單。
幾年前我另一個鄰居的村子裡有一個農民在穀物乾燥房裡被嚴重燒傷了。（他很可能就這樣待在穀物乾燥房裡，幸好一個過路的小商販把他這個半死的人拖出來：他先在一桶水裡浸溼一下，然後跑去拆掉正在燃燒的屋簷底下的那扇門。）我順路到他的小屋裡去看他。屋子裡非常昏暗，煙霧瀰漫，很悶。我問病人在哪裡。「在那邊呢，老爺，在炕上，」一個悶悶不樂的農婦拖長聲音回答我。我走近去——一個莊稼漢躺在那裡，身上蓋著一件皮襖，困難地呼吸著。「你覺得怎麼樣？」病人在炕上動了動，想坐起來，可是全身都是傷，已瀕臨死亡。「躺著，躺著，躺著……你，怎麼樣？」「當然，不好，」他說。「你痛嗎？」他不作聲。「你要點什麼嗎？」他還是不作聲。「要不要給你倒杯茶來，怎麼樣？」「不用。」我從他身邊走開，坐在長凳上。我坐了一刻鐘，坐了半小時，屋子裡像墳墓裡一樣靜。屋角聖像下的桌子旁躲著一個四五歲的小姑娘，正在吃麵包。母親有時用手指警告她別亂動。過道屋裡有人在走動、敲擊、說話；弟媳婦在切白菜。「喂，阿克西尼婭！」病人終於說話了。「要什麼？」「給我一點克瓦斯。」阿克西尼婭給他克瓦斯。又是一片寂靜。我悄悄問她：「給他領過聖餐了嗎？」「領過了。」這麼說，一切都準備好了：只是等死。我受不了，便走了……
我還記得，有一次我順路到紅山村醫院去看一個熟人卡皮通醫士，他是個著迷的獵人。
這家醫院設在從前地主莊院的廂房裡；女地主親自創辦了這所醫院，也就是叫人在門上釘了一塊淺藍色牌子，上面用白字寫上「紅山醫院」，又親手把一本很漂亮的登記冊交給卡皮通，讓他登記病人的名字。在登記冊的第一頁上由這位樂善好施的女地主家一個善於逢迎拍馬的聽差寫的下面一首小詩：
在這充滿快樂的美好地方，
一位美人親自創辦了這殿堂；
都來讚美你們主人的慷慨吧，
紅山村的居民們，你們都那麼善良！
而另一位紳士又在下面添了一句：
我也愛大自然！
伊凡·科貝里亞特尼科夫
醫士自己出錢買了六張病床，得到許可以後，便開始為上帝的子民治病。除了他，醫院裡還有兩個人：精神失常的雕刻工帕維爾和擔任過廚娘工作、患手麻痺症的農婦梅利基特里薩。他們兩人負責配製藥劑，烘乾或浸泡草藥；他們還要負責安定熱病患者的情緒。精神失常的雕刻工外表憂鬱，少言寡語，每天夜裡都要引吭高歌一曲《美麗的維也納》，還要走到每個過路人跟前，要求允許他娶一個早已死去的名叫瑪拉尼婭的姑娘。患手麻痺症的農婦經常打他，叫他去管火雞。有一次我在醫士卡皮通那裡聊天。我們剛剛談起最近的一次打獵，突然一輛大車駛進了院子，車上套的是一匹只有磨坊主才有的非常肥壯的瓦灰馬。大車上坐著一個穿新外衣、鬍子斑駁、身體結實的莊稼漢。「啊，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卡皮通隔著窗子叫道，「歡迎您……是雷鮑夫希諾的磨坊主，」他輕聲對我說。那莊稼漢喘著氣爬下大車，走進醫士的房間，找到聖像，畫了個十字。「怎麼樣，瓦西里·德米特里奇，有什麼新聞？……您大概不大舒服吧？您臉色不大好。」「是啊，卡皮通·季莫菲伊奇，有點不對頭。」「您怎麼啦？」「是這麼回事，卡皮通·季莫菲伊奇。不久前我在城裡買了幾塊做磨盤用的石頭，就把它們運回家，我從大車上搬下來的時候使了一把勁，您說怎麼著，我肚子咕嚕響了一聲，好像什麼東西斷了……從那個時候起，我就覺得不舒服。今天感到特別難受。」「呣，」卡皮通呣了一聲，嗅了嗅鼻菸，「這是疝氣病。這件事發生多久了？」「已經第十天了。」「第十天了？（醫士倒抽了一口冷氣，搖搖頭。）讓我檢查一下。嗯，瓦西里·德米特里奇，」最後他說，「我很同情你，從心裡同情你，你的情況不好，你的病可不是鬧著玩的，留在我這兒吧；我一定盡一切努力，不過我也不敢擔保。」「我的病有這麼重嗎？」吃驚的磨坊主咕噥著。「是啊，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很重；要是你早兩天來就沒事了，真可以說是手到病除，可現在已經發炎，眼看就要變成壞疽了。」「不可能，卡皮通·季莫菲伊奇。」「我已經對您說了。」「怎麼會這樣！（醫士聳聳肩膀。）難道我會因為這點該死的小病死掉嗎？」「我沒有這麼說……我只是請您留在我這兒。」莊稼漢想了又想，看看地上，然後望了我們一眼，搔搔後腦勺，便伸手去拿帽子。「您上哪兒去，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哪兒去，當然是回家去囉，既然病得這麼重。要是這樣，就得回去安排後事囉。」「您這樣會害了自己的，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別這樣；我就感到奇怪，您是怎麼把車趕到這兒的。留下來吧。」「不，卡皮通·季莫菲伊奇老兄，既然要死，就死在家裡；我要是死在這兒，上帝知道家裡會發生什麼事。」「瓦西里·德米特里奇，還不知道事情會怎麼樣呢……當然危險，很危險，毫無疑問……所以您應該留下來。」莊稼漢搖搖頭。「不，卡皮通·季莫菲伊奇，我不能留下……您是不是給我開點藥啊。」「光吃藥是沒有用的。」「我不能留下，我說過了。」「那就請便吧……以後可別怪我！」
醫士從登記冊上撕下一張紙，開了藥方，囑咐了還應該做些什麼事。莊稼漢拿了藥方，給了卡皮通半個盧布，走出房間，坐上大車。「那就再見了，卡皮通·季莫菲伊奇，過去要是有什麼事得罪了，請多原諒，我要是有個三長兩短，請不要忘記我那幾個孤兒……」「噯，留下來吧，瓦西里！」莊稼漢只是搖了一下頭，用韁繩抽了一下馬，便駕車駛出了院子。我走到街上，目送他離去。道路泥濘不堪，坑坑窪窪；磨坊主不慌不忙、小心翼翼地駕著車，靈巧地趕著馬，不時和迎面碰到的人打打招呼……第四天他就死了。
俄羅斯人對待死亡的態度是令人驚異的。許多死者的音容笑貌至今猶浮現在我的腦海裡。我想起了你，我的老朋友，沒有讀完大學課程的學生阿維尼爾·索羅科烏莫夫，一個非常出色而高尚的人！我又看到你那患肺病的發青的面孔，你那稀疏的淡褐色頭髮，你那溫和的微笑，你那熱情的目光，你那修長的肢體；我聽見你那微弱而親切的聲音。你受聘在一個大俄羅斯地主古爾·克魯皮亞尼科夫家，教他的孩子福法和焦佳學俄語、地理和歷史，耐心地忍受著古爾本人那令人難堪的戲言、管家粗暴的客氣、懷恨的男孩們庸俗的胡鬧；帶著苦笑，然而又毫無怨尤地執行無聊的女主人各種異想天開的要求；然而，在晚飯之後的傍晚，你得以休息，又是多麼怡然自得啊，那時你終於擺脫了所有的責任和工作，坐在窗前，若有所思地吸著菸斗或者如飢似渴地翻閱著那本殘破而油汙的厚雜誌——那是那個像你一樣無家可歸的苦命人土地丈量員從城裡帶來給你的。那時你多麼喜愛詩歌和各種小說，你的眼睛多麼容易噙滿淚水，你笑得多麼開心，你那純潔得像嬰兒一般的心靈充滿了對人們多麼真摯的愛，對一切善良美好的事物懷有多麼崇高的共同感情！應該說句實話：你並不特別機智，你天生沒有好的記性，你也不很勤奮；在大學裡人家都認為你是個劣等生，上課時打瞌睡，考試時高傲地一聲不吭；然而是誰為了同學的一帆風順和優異成績高興得眼睛放出快樂的光芒，激動得喘不過氣來？是阿維尼爾……是誰盲目地相信朋友的崇高志向？是誰自豪地讚揚他們？是誰倔強地保護他們？是誰既不嫉妒也不懷有虛榮心？是誰無私地犧牲自己的利益？是誰樂於服從那些連替自己解鞋帶都不配的人？……都是你，都是你，我們心地善良的阿維尼爾！我記得：當你為了履行「合同」離開的時候，是懷著悲痛欲絕的心情和同學們告別的；不祥的預感折磨著你……果然，在鄉村裡你備受艱辛，在鄉村裡沒有誰能讓你虔誠地洗耳恭聽，沒有誰能讓你感到驚奇，沒有誰值得你去愛……那些草原居民，那些受過教育的地主對待你就像對待一般教師一樣；有的態度粗暴，有的漫不經心。況且你貌不驚人，你靦腆，容易臉紅、出汗，說話結結巴巴……連鄉村的空氣也不能使你恢復健康：你像一支蠟燭那樣消融了，可憐的人！不錯：你的房間朝向花園；稠李樹、蘋果樹、菩提樹都把它們的落英撒在你的桌子上、墨水瓶上和書本上；牆上掛著一塊淺藍色綢鍾墊，那是一位善良、多情的德國女子，長著一頭金黃鬈髮和一雙深藍色眼睛的家庭女教師在離別時送給你的；有時會有一個老朋友從莫斯科來看望你，拿出別人寫的甚至是自己寫的詩歌，使你欣喜若狂；然而孤獨的生活、教師的身份這種令人難以忍受的奴隸地位，無法擺脫的境遇、漫長的秋天和冬天，加上病魔纏身……可憐的，可憐的阿維尼爾！
在索羅科烏莫夫去世前不久我去看望過他。那時他已經幾乎不能下地走路了。地主古爾·克魯皮亞尼科夫沒有把他趕出去，但已停發他的薪金，並且為焦佳另請了一個老師……把福法送進武備中學。阿維尼爾坐在窗前一張舊的高靠背圈椅上。天氣極好。一排光禿禿的深褐色菩提樹上方，晴朗的秋日天空呈現出一片令人心曠神怡的蔚藍色；樹上最後幾片零零落落的金黃色葉子在微微抖動，發出簌簌的聲響。冰凍的土地在陽光下冒著水氣，緩緩地解凍；太陽嫣紅的夕照淡淡地投落在泛白的草地上；空中彷彿可以聽到一種輕微的噼啪聲；花園裡僱工們的說話聲清晰可聞。阿維尼爾披著一件破舊的布哈拉式晨衣，綠色的圍巾使他那枯瘦的臉上映出一片淡淡的灰綠色。他看到我非常高興，伸出手來，開始跟我說話，同時咳嗽著。我讓他平靜下來，坐到他身邊……阿維尼爾膝蓋上放著一本認真抄寫的柯爾佐夫詩集；他微笑著用手輕輕敲敲它。「這才叫詩人，」他竭力抑制著咳嗽，喃喃地說，接著用極其微弱的聲音朗誦起來：
雄鷹的翅膀
是不是被縛住？
它高飛的前方
是不是被圍堵？
我攔住他：醫生禁止他說話。我知道，怎麼才能使他高興。索羅科烏莫夫如常人所說從來不「注視」科學的發展，但他對於現在偉大的學者們的最新成就還是很感興趣的。他常常在某個角落裡攔住一個同學，詳細詢問各種情況：他聽著，感到驚奇，相信對方的話，然後再把他的話講給別人聽。他特別關心德國哲學。我就跟他談黑格爾（你知道，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阿維尼爾深信不疑地頻頻點頭，揚起眉毛，微笑著，輕聲地說：「我明白，我明白！……啊！好極了，好極了！……」這個命在旦夕、無處棲身、孤苦伶仃的可憐人的孩子式的好學精神實在使我感動得流淚。必須指出，和所有患肺病的人相反，阿維尼爾從來不諱言自己的病情……從哪裡看出來呢？他不唉聲嘆氣，不悲觀失望，甚至從未暗示過自己的處境……
他振作起精神，談論莫斯科，談論同學的情況，談論普希金，談論戲劇，談論俄羅斯文學；他回憶起我們的聚餐，我們小組裡熱烈的辯論，惋惜地提到兩三個已故的友人的名字……
「你還記得達莎嗎？」最後他又說，「那是一顆金子般的心！多好的心腸！她曾經那麼愛我！……現在她怎麼樣了？大概又憔悴又虛弱，這可憐人。」
我不忍讓病人失望，的確，又何必讓他知道呢，他的達莎現在發胖了，和商人康達奇科夫兄弟頻繁來往，塗脂抹粉，尖聲尖氣地說話，出口傷人。
「可是，」望著他那疲憊不堪的臉，我暗自思忖，「能不能把他從這兒弄出去？也許還能治好他的病……」但阿維尼爾不讓我把話說完。
「不，老兄，謝謝你，」他說，「死在哪兒都一樣。我反正活不到冬天了……何必徒然去驚動別人呢？我在這兒住慣了。不錯，這兒的主人……」
「很兇，是嗎？」我接著說。
「不，不兇！不過，都是些木頭人。再說，我也不能怨他們。這兒有幾位鄰居：地主卡薩特金有個女兒，是個很有教養、很親切、心腸非常好的姑娘……不驕傲……」
索羅科烏莫夫又咳嗽起來。
「一切都無所謂，」他歇了一口氣又繼續說，「只要讓我吸菸就行……我不會就這樣死去的，我要吸菸！」他調皮地眨了一下眼睛，又說，「榮耀歸於上帝，我活得很滿足了，我結識了許多好人……」
「可你應該給親戚寫封信，」我打斷他的話。
「何必給親戚寫信呢？要幫忙嗎——他們又幫不了我的忙；我死了，他們會知道的。何必談這件事呢……你最好還是跟我說說你在國外的見聞吧。」
我說了起來。他聚精會神地聽我說。臨近傍晚的時候我走了。過了十來天我收到克魯皮亞尼科夫先生以下一封信：
先生：我榮幸地奉告，貴友，在舍下寄居之大學生阿維尼爾·索羅科烏莫夫先生於三日前午後二時逝世，今日由鄙人出資已於敝教區教堂內落葬。遵照貴友囑託，特隨函送上書籍簿冊若干。彼尚有款項二十二個半盧布，已連同其他遺物送交其親戚。貴友臨終時神志清楚，可謂十分安詳，即使與敝人全家訣別時，亦毫無遺恨之意。內子克列奧帕特拉·亞歷山德羅夫娜特囑筆向您問候。對於貴友之死，內子頗為傷痛，賤體則感謝上帝得以粗安。
您恭順的僕人克·克魯皮亞尼科夫
我還記起其他許多例子，但是不能一一盡述，只再說一個。
一個年老的女地主臨終時我恰好在場。一個教士站在她身旁為她作臨終祈禱，他突然發現，病人真的快斷氣了，連忙把十字架遞上去。女地主不高興地挪開身子。「你忙什麼，神父，」她轉動僵硬的舌頭說，「來得及的……」她畢恭畢敬地吻了吻十字架，剛要把手伸到枕頭底下去便斷了氣。枕頭底下放著一枚銀盧布：她準備把它付給教士，作為臨終祈禱的報酬……
是啊，俄羅斯人對待死亡的態度是令人驚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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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為法文。
1840年遇到嚴酷的冬天，到12月底還未下雪，秋播作物的秧苗全部凍死，許多鬱鬱蔥蔥的橡樹林也被這個無情的冬天毀滅。很難用新的樹林代替它們：土地的生產力顯然衰退了；在「禁區」（捧著聖像繞行過的）空地上，代替從前貴重樹木的是自生自長的白樺和白楊；而用另一種辦法造林，我們還不會。——原注
柯爾佐夫（1809—1842），俄國詩人。下面一節詩引自他的《森林》。
原文為德文。
原文為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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