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院最終決定手術由主任醫師執刀，我只負責乙醚麻醉。這種麻醉採用的是以口罩覆蓋病人口鼻，然後由上至下打入乙醚點滴的方式。這一麻醉法時常用在難以採用氣管插入手段施行全身麻醉的幼童身上。在此之前，我已經做過二三十例麻醉，具備了一定的經驗。採用這種方法時，病人只會在打入麻醉劑時感到些許痛苦，麻醉生效後則相對穩定下來。不過說實話，面對這次的麻醉，我完全沒有信心。明朗的肺活量很低，而麻醉會極大地受到肺活量的影響。此外，他還患有慢性支氣管炎，每呼吸一次都會發出「咻咻」的聲響。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下，他的身體能否支撐長達一小時的手術實在令人存疑。做手術的醫生只要做好自己的手術就可以了，而負責麻醉的醫生卻要時時監控病人的呼吸，計算出血量，關注病人的全身狀態。說句不爭氣的話，就明朗來說，麻醉管理比手術更困難。如果可以的話，我真想找人來替我幹這個活兒。然而，身為主治醫師，我沒辦法這麼隨心所欲。
「總之，就做好自己能做的吧。一旦發生危急情況，我會中斷手術，不要擔心。」主任醫師這樣說後，我的心情也變得輕鬆了些。
明朗的手術是從下午兩點開始的。如我所料，他全身的狀態並不樂觀。明朗沒什麼體力，相對來說匯入麻醉劑比較容易。但當他陷入昏睡狀態後，出現了我此前一直擔心的喘鳴症狀。他的氣管分泌出大量液體，很快就變得呼吸困難。我們立刻給他用吸痰器，結果他的全身猛烈地抽搐起來。由於體重小，麻醉區域也很狹窄，稍稍加大乙醚的點滴量，明朗就昏迷過重；而控制麻醉的用量，又會使他時不時地重歸活躍期。麻醉程度就這樣不間斷地起起伏伏，很不穩定。
主任醫師動作麻利地做完了手術，把出血量控制在了最低限度，可即便如此，手術依然耗費了將近一個小時。儘管事先想著不要催促，但手術過程中我還是忍不住多次窺視創口，詢問主任醫師手術還需要多長時間。主任醫師「快了」的應答聲也逐漸流露出焦躁。手術開始二十分鐘後，明朗爆發了劇烈的咳嗽，我用吸痰器抽吸氣管裡的分泌液。這時，明朗的上半身突然挺了起來，停止了呼吸。我拿開吸痰器，用最原始的方法叩擊他的胸口，鑽到手術巾下給他做人工呼吸，主任醫師則暫時停下動作等待。等明朗的臉上再次顯出血色時，時間又過去了兩三分鐘。手術繼續進行，明朗的血壓依舊不穩定，喘鳴得很厲害。手術開始三十分鐘後，我再一次詢問還要做多長時間。「快了。」主任醫師的回答一成不變。此時，他恰好接起了骨折部位的兩邊，接下來要用金屬加固。這時的手術出血量只有200cc，但對體重很輕的明朗來說，這個量無疑已經相當嚴重了。明朗的血壓進一步下降，喘鳴重新變得激烈起來。
我再次插入吸痰器。明朗總算恢復了呼吸，然而分泌液依然淺淺地附著在氣管上，佔據了一半的空間，他的血液含氧量也因此急速下降。我把輸氧速度開到最大，可他的氣管已被分泌液堵塞，無法順利吸氧。血壓再度下降，明朗的嘴唇透出烏青色，長睫閉鎖的眼瞼周圍開始微微顫動。
已經到極限了。再不停下來，明朗就會死。我雖然心裡這麼想著，嘴上卻沒有開口。我沒有拔吸痰器，也沒有加大供氧量，只淡淡地看著明朗蒼白的額頭。
「你為什麼不慌不忙的？」一直安靜傾聽的桐子開口問道。為什麼呢？原因我也不是很清楚。在漫長的手術過程中，總有一些時候，人的大腦會瞬時一片空白，又或是思緒飄到了別處。
「可怕。那種沒有責任心的醫生真的存在嗎？好可怕，可不能找這樣的醫生做手術。」不只是桐子這麼覺得，對我而言，那同樣是可怕的一瞬間。如果繼續放任不管，明朗就會死去。那個時候，我雖然腦海裡想著必須做點什麼，但身體卻沒有跟上意識，一動不動的，感覺自己的神經連線在從命令切換到行動時中斷了。「醫生偶爾會被那樣的感覺絆住，具體是什麼原因我也不太清楚。」聽到我這麼說，桐子歇斯底里地叫喊起來：「荒唐，那樣根本不配當醫生！」
看著桐子嚴峻的神色，我意識到自己說的話並沒有被她完全理解。手術過程中，我確實產生過放棄的念頭，但它存在的時間很短，還不到十秒。那個瞬間，好像有陣風從大腦裡吹過，放棄的念頭就這樣毫無徵兆地潛進來，又毫無去向地消失不見。我一個參加過戰爭的叔叔曾經講述過這樣一段經歷：即便你知道在某個地方有被機槍打中的危險，你也產生不了從那個地方逃離的念頭。叔叔說，當時他並沒有因為恐懼而僵硬，而是心裡想著要逃，卻又覺得被打中了也沒什麼。那種感覺像是渴望受虐，是一種想要接近死亡誘惑的心理。哪怕面對的不是戰爭這樣的大場面，人一旦緊張過度，也可能會轉而產生一種自暴自棄的心理。我的高中同學，一個當了飛行員的朋友也說，當飛機加速，發動機全力運轉，準備起飛的時候，他常常會毫無來由地產生阻斷飛機升空勢頭的想法。要是他在這種想法的支配下停止上拉操作杆，那麼飛機就會帶著所有乘客徑直扎進大海。他把那一瞬間稱為「惡魔在大腦裡跳舞」。我在手術過程中產生的放棄念頭，或許就與這種情感相近。
「總而言之，這不是什麼大問題。」我說。
桐子質問道：「就算像你說的，那樣的念頭只在腦海裡閃現了一瞬，但有些時候，病人的生死就在那一兩秒之間。如果病人因為這個原因失去了寶貴的生命，你打算怎麼辦呢？」
確實，沒人能保證那片刻的恍惚不會引發重大事故。但現實裡，我們不會這麼鑽牛角尖。如果真要這麼鑽，我就會覺得過於苛刻了。並且，這種情感既然在人與人之間不會表現出來，也就不可能被其他人察覺了。
「我不太理解你說的意思。」桐子驚訝地說道。自己的想法沒能完好地解釋清楚，讓我感到一陣不耐煩。
「不過，你覺得瞬間的恍惚沒那麼嚴重，必定也有一定的理由，只是這個理由僅僅是意識空白之類的敷衍說辭。」話說到這裡，桐子暫緩片刻，似乎是思索了一會兒，又接著說，「其實是因為你覺得那個孩子就算死了也沒什麼大不了吧？」
桐子說的也不是錯到離譜，可能在幾乎想放棄的時候，我確實覺得明朗死了會更好。但是，這種想法和我當時大腦變得一片空白沒有關係，因為最開始產生無意識空白的時候，我完全沒有想過明朗的生死。所以，最初的空白是在緊張的手術過程中突然襲來的普通情感，並非專為明朗而生。我這樣解釋後，桐子說，只要我覺得孩子死了也沒關係，哪怕僅僅只有一瞬，其實我就是在覺得自己可以殺了那個孩子。
我不知道是自己解釋得不好還是桐子的理解能力不好。我不止一次說過，自己在某個瞬間產生的放棄念頭與認為明朗死了更好的念頭應該是兩種不同的心理情感。將兩者混為一談或許也有其道理，但在我這裡，它們是不同的。如果桐子非認為兩者是聯絡在一起的，那我也沒有辦法。
「做手術的醫生盼著病人去死，真是不像話。」桐子靈巧地搖晃著白蘭地酒杯，「那孩子真可憐啊。」
我想起了明朗的母親。五年過去了，我依然清晰地記得明朗與他母親的面容。記憶會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漸轉淡，然而唯有他們兩個的面容，反倒在歲月的流逝中變得越加鮮明。明朗的母親也和明朗一樣，額頭寬闊，下巴細窄。打乙醚麻醉時，蓋上黑色的罩子後，明朗的下巴被掩蓋住，露在外邊的只有蒼白的額頭和眉毛。他母親拜託我們做手術的時候，眉眼低垂，我能清晰看到的同樣也只有額頭的髮際線位置。我多次告知她手術風險很大，而她置若罔聞。聽我說話的時候，她一言不發。我上一刻還以為她領會了自己的意思，可下一個瞬間她就說出了一句「拜託」。表面上看起來，她懇切地低著頭，似乎是在認真傾聽，而實際上，她從一開始就無視了我說的話，安靜客氣的態度中潛藏著一旦決定就絕不回頭的執拗。
最終，我敗給了明朗母親的執拗。我以為她是個說什麼都聽不進去的人，可如今我回過神來才發現，她的堅持掌控了我。在手術過程中，我的腦海裡浮現出她低頭的樣子。回想著她毅然決然的態度，我覺得，她其實是在拜託明朗去死。
「怎麼可能呢？當母親的不可能希望自己的孩子去死。是……是有人會殺自己的孩子，但這樣的人大都有殺害孩子的特殊原因，像是生活貧苦、感情不順什麼的。這位母親字寫得那麼漂亮，丈夫又在商社上班，健健康康的，你是這麼說的吧？這樣的人為什麼會希望自己的孩子去死呢？孩子缺陷再嚴重，那也是自己生下來撫養到三歲的，不可能到這個時候才盼著孩子去死。還是她對你說過希望醫生們殺了孩子？」我和明朗的母親之間從未有過這樣的對話。我們倆之間的對話只重複著我說「手術不可行」，她再說「拜託了」這兩句。這就是我們之間所有的往來。就在這樣的你來我往中，我極其自然地感受到了她希望明朗去死的心思。我這麼一說，桐子就說：「事關人命，怎麼能拿個人的片面想法去衡量呢？你總是愛站在自己的角度對待一切事情。」
桐子的缺點，或許就是隻能認識到擺在明面上說出口的話。她想知道我是否真的愛她時，也是一遍遍地問「你愛我嗎？」等我不堪其擾，回答出「我愛你」後，她才會滿意。可能女人就是傾向於相信這種明確的表面化的事物。我自知很難向桐子解釋清楚這種母親盼望孩子去死的心情。不過，正因為沒有說出口，我才覺得明朗的母親是真心盼著明朗去死的。當然，對此我沒有確切的依據。出於某種不知名的原因，我唯一感受到的只有這一點。
「你說的這種情況，只不過是母親看著自己孩子的時候，出於憐憫突然生出的困惑而已，困惑自己是不是不該把這個孩子生下來。孩子身體不好，覺得孩子死了可能更好，很多母親至少這麼想過一次。但是，你想都不想地把它定性為盼望孩子去死，確實是過分了。」桐子說完，就講起自己學生時代在殘障兒童機構當志願者的經歷。她說，殘障兒童的母親雖然嘴上說孩子這樣還不如死了好，但實際上卻完全沒有希望孩子去死的念頭，只是因為照顧孩子太累，一時胡言亂語罷了，那根本不是她們的真實心聲。
「你說的這種情況確實也存在。」然而，對於明朗的母親，我堅信自己的判斷沒有錯。她希望明朗去死的心情，並不是瞬間的迷失，又或是一時的情緒失控。她在清醒而冷靜地思考著這件事。
「要真是如你所說，那她自己殺了孩子不就行了？前段時間報紙上不是有報道，一個孩子患有嚴重的先天性兔唇病，連母乳都吞嚥不進去。母親可憐孩子，便用乳房把孩子悶死，然後就去自首了。那個孩子的母親也可以這樣做啊。如果真的覺得孩子死了才是一種解脫，就應該自己動手。拜託醫生做手術，心裡卻默默地盼望孩子死亡，那也太可笑了。總而言之，這種做法很可恥。要是救回來了又該怎麼辦呢？」
「事情沒你想的那麼絕對。」我略有些膩煩地回道。雖然桐子與我說的都是溝通起來很順暢的日語，但實際上卻往往會在某些地方產生隔閡。我與她現在的認知差距，可能並不是因為年齡差和想法不一致，而是因為一個見過明朗與他的母親，一個則沒有。
歸根結底，桐子看事情的時候，總是喜歡把它片面地歸到某一方上去。拿顏色來類比的話，桐子就是那種只會選擇紅色或黃色等原色，絕不接受除此之外的其他顏色的人。而在我看來，明朗母親當時的心情並不是絕對的，既非決然希望醫生把孩子殺死，亦非決然希望孩子獲得拯救。她只是不再無動於衷地等待下去，必須為孩子做點什麼。即便是伴隨著死亡危險的手術，那也總比袖手旁觀更有希望。哪怕手術失敗了，那也是孩子的運氣不好，死了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明朗的母親一開始並沒有明確地盼望孩子死亡，可能是在思索手術風險的過程中，情感上逐漸接受了孩子的死亡。這話一齣口，桐子就微微有些不耐煩地說：「無所謂了，反正孩子是得救了。」孩子自然是得救了，因此才能每年都給我寄賀年卡。
「真可愛，現在都八歲了啊。」桐子重新拿起賀年卡，「話說回來，孩子那時沒了呼吸，命懸一線，是在你的幫助下才活到了現在。總之，對這個孩子來說，你就是他的救命恩人。」
「不是。」我立刻出聲否認。「那是什麼呢？」桐子問。我答不上來，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恩人」這個說法是不對的。事實上，那時候我自己都有種莫名想要放棄的念頭，說不定就連明朗的母親都盼著他死去。如果繼續打入乙醚，兩三分鐘之內，明朗就會死亡。確切地說，只要靜待一分鐘，他應該就會臉色蒼白，停止呼吸。我心裡很清楚這一點。不過當時，我什麼都沒有做，只是看著明朗不似蒼白，更似青黑的那張臉。
可就在下一刻，我突然開啟輸氧開關，啟動吸痰器。這麼做沒有任何理由，只是覺得自己必須幫明朗。之後，我就開始盡心盡力地救治他，先前頭腦裡的一片空白彷彿從未存在過。
在那之後，手術又持續了近二十分鐘，明朗最終挺了過來。我一邊分出心思關注著接連襲來的喘鳴與呼吸困難、血壓下降與將斷未斷的脈搏，一邊把氧氣送進輸氧管，挽救明朗的生命。毫無疑問，只有在那個時候，我才能肯定自己救了明朗。手術結束時，主任醫師稱讚我做得很好，我也覺得自己闖過了一道難關。看著面前堅強的明朗，我悄悄地伸出手，握住了他的小手。
「為什麼先前還覺得孩子死了更好，後來又拼盡全力地救他呢？」不出意料，桐子又一臉不解地問道。我說：「我也不太清楚，就是覺得恐懼。」「恐懼？」桐子有了新的疑問。
「不管怎麼說，殺人始終是一件可怕的事。」參與明朗的手術之前，我也算見識過多次病人在術中或術後沒多久就死亡的案例，可它們從未讓我感覺到恐懼。在我看來，那些都是我力不能及的事，因此可以從容接納。然而，面對明朗，我無法找藉口說，自己已經盡了全力，只是最終無力迴天。如果當時明明可以拼盡全力，我卻消極怠慢，最終把明朗推向死亡，那我就是殺他的兇手。或許，我恐懼的正是自己將受到這樣一種自責的折磨。而這件事一旦公之於眾，我可能還會受到殺人罪名的指控。當然，在密閉的手術室裡，即便我真的希望明朗去死，也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況且，手術原本就帶有很大風險，大家都心知肚明，那麼即便明朗死了，也沒有人會來治我的罪。如此看來，那個時候，可能我畏懼的不是被人問罪，而是憑自己的想法殺死原本有生還可能的明朗這件事帶給我的罪責意識。這份罪責將折磨我一生。隨即我想，既然如此，那倒不如救回明朗。
「你是不是看那孩子可愛，才把他救回來了？」桐子聳聳細長的脖子，「如果是這樣，那你救他就不是出於什麼人道主義、世間大愛。你是為了滿足自我才努力救他的。」
我把抽了一半的煙拿在手上，看著桐子。她這次難得說中了要害。確實，照桐子的邏輯來看，我是出於利己主義思想才救了明朗。「要是殺了他不會受到負罪感的譴責，你就會殺死那個孩子？」桐子窮追不捨。
「出於這種原因救治病人是不正常的。」我自己同樣認為這不正常。不過我覺得，自己在那個時候全力以赴了。當時，我又是拉吸痰器，又是供氧，又是查探脈搏，無疑是為了逃離自己因消極怠工、有意害人而產生的恐懼感。
「話說回來，手術順利結束，孩子回到病房之後，他母親一定很開心吧？」似乎是覺得剛剛的話說得太滿，桐子的語氣柔和了許多。明朗回病房的時候，我還留在手術室裡，因此也無從得知明朗的母親有什麼反應。手術結束後，我在手術室的淋浴間洗了個澡，去病房的時候，明朗的母親正坐在他的床邊。
「他身體虛弱，之後可能會發低燒，還會犯支氣管炎，不過問題不大，用不著擔心。」在我說話的時候，明朗的母親依然一言不發，只點了點頭。「孩子的胳膊和腿怎麼樣了？」相比明朗母親的態度，桐子似乎更加在意明朗的身體情況。
手術切除了明朗左大腿的彎折部位，矯正成筆直的形狀後，加了一塊小小的金屬板固定。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明朗立刻就能自如行走了。他的左腳踝扭曲朝外，右腳踝還有兩處骨折。即便骨形都矯正了，驅動手腳的肌肉依舊發育不良，他還是不可能獨立行走的。歸根結底，手術所做的只是修整他的骨相而已。
在那之後，明朗的左手和右腿又各做了一次手術，每次都由我擔任主治醫師。兩次手術都比第一次簡單，沒花多少時間就完成了。「沒再覺得那孩子死了更好吧？」桐子笑著說。確實，從第二次手術開始，我就再沒產生過那樣的想法。三次手術後，明朗的外表看起來比從前順眼了很多，但手腳功能卻幾乎沒有任何改善，尤其像手指之類功能繁多的部位，看不出一絲恢復正常的跡象。
「所以，他到現在也只能寫出這樣的字……」桐子又看了眼賀年卡，「不過，這字也確實太不成樣子了，不單是不好看，還有手抖的痕跡呢。」
桐子說得沒錯。明朗因頭蓋骨骨折壓迫大腦，損害了運動中樞神經，一旦緊張，手腳就會顫動。這些字，他或許不是用手寫的，而是用腳趾夾著筆寫下來的。
「他現在八歲了，還是治不了嗎？」桐子嘆了口氣。明朗的病情難度已經超越了目前醫療水平的極限。非但如此，隨著肌肉的強化，抽搐與骨骼變形的症狀還有可能繼續加劇。
五年沒見了，我不知道明朗現在的症狀具體如何，不過從賀年卡上的字跡來看，他應該還是過去的那個老樣子。
「每年都記著給你寫賀年卡，真是不簡單。他就是把你當成救命恩人了嘛。」我沉默以對。要是再說些什麼，恐怕又會變成我自己的單方面推測。然而，先前一直在喝白蘭地，隨之而來的醉意使我變得比平時多話。
「可能是孩子的母親讓孩子寫的。」
「有道理。你看，收件欄就是母親寫的。母親一切安好，就叫孩子每年都給你寫賀年卡。」桐子似乎還未理解我看到賀年卡後感到憂鬱的真實心情，單純地認準這就是病人給關照過自己的醫生寫賀年卡而已。我喘了口氣，又喝了一口白蘭地後，開口說道：「這張卡可能確實包含著他們感謝的心意，但也有可能還寄託著母子倆的怨恨。」
「這話是什麼意思？」桐子探出半個身子。或許是想多了，我總覺得明朗的賀年卡看起來就像是一種控訴，控訴我當年為什麼沒有把他殺死。明朗似乎在對我呼喊：「您當年沒有殺我，所以我才長到如今這般大。身體成長了，我卻依然寫不好字，也不能去學校上學。重度殘障的我，一輩子只能把自己綁在家裡。我現在的苦難都是您造成的！」
如我所料，桐子並不贊同我的看法。「就算是因病上不了學，孩子平安長大也是值得高興的。還說什麼怨恨，你不該這樣曲解別人的好意。」桐子說什麼都好，反正看著眼前奇形怪狀的字型，我還是不由得感覺到了明朗的怨恨。飛躍朝上的一個個文字，看起來像是明朗在控訴被強行留在人世的憤怒與悲哀。
「才不是呢。你是因為出於利己主義救的孩子，覺得心虛，才會把別人想象成受害者，錯誤地以為救人成了壞事。你只是在畏懼自己的幻想，就像殺人兇手偽裝得再怎麼平靜，卻還是過不了死者那一關。」
桐子說得在理，但唯有在這一點上，我半點也不想讓步。他們母子倆其實就是在怨恨我。母親有事沒事就會告訴孩子，是這個醫生救了你；孩子則堅信，自己活在人世承受的一切苦難都是我的責任。若非如此，他也不會寫出這樣的內容：「新年快樂，我八歲了，明朗。」每年的祝福一成不變，唯有表示年齡的數字在逐次增長。
「這麼寫有什麼問題？」桐子或許還不懂，然而她只要見了那位安靜而固執的母親，還有身體畸形的明朗，應該就能明白我為什麼會把這張賀年卡看作惡魔的來信了。
無論我轉到哪家醫院，明朗的賀年卡總會在元旦的早晨，雷打不動地寄送到我身邊：當我離開大學附屬醫院，到地方醫院出差時，它在；當我回鄉探親時，它在；甚至當我轉到這家冰封雪蓋的醫院，以為它不會再出現時，它還是追著我來到了這裡。它就像間諜，像黑社會一樣，執著而堅韌地追尋著我的蹤跡。這很像是那個內斂而固執的母親做的事。
「像你這樣平靜冷漠的人，怎麼會害怕這種事呢？放寬心，你本來就是把他們從絕望、危險中拯救出來的人，他們一輩子都忘不了這份恩情，所以才特意打探你的去向，給你寄來了賀年卡。你從不回寫賀年卡，他們也毫不在意，還是每年都向你問聲好。你應該感謝他們，而不是憎恨，不是嗎？」
我並沒有憎恨那對母子，只是覺得瘮人。自己救回來的孩子一年比一年大了，我僅僅是害怕這種感覺而已。「你是太累了，累了腦子想事情的時候就容易不正常。你從除夕開始連值了四天班，精神都錯亂了。說是隻在醫院和房裡待著不做事，但身體活動不開啊；身體活動不開，心情自然也就靜不下來了。」
桐子說的和我說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但我沒有出聲。我心裡的想法如果是疲勞帶來的，那就沒什麼大不了的。而無論出於何種原因，我都不想再看到明朗的賀年卡了。
「不談這個了。」桐子說著便再度坐了回去，拿過白蘭地酒杯。我自然是贊成的。一開始把賀年卡的事情拿出來說，問來問去的人就是桐子。「很久沒出去喝酒了，要不要去？啊，對了，你還不能出門吧？」
出門倒是可以，只是正月這三天，我想沒有店家會開門迎客。然而桐子說，北斗酒店的地下餐廳還開著。北斗酒店一年前建成落地，是本地唯一一家西式酒店。
「去吧。」桐子又催促了一遍。當我站起身穿上西裝，熄滅爐火，準備出門的時候，看到了攤在桌上的那張賀年卡。為了掩飾內心的恐懼，我把那張卡收進了書架的抽屜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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