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實，她是在古樸典雅、富饒悠閒的環境中長大的，所以她具有很多受這種環境薰陶而產生的美德。但另一方面，她又有可笑的幼稚和無知。

例如，難一些的漢字她就不認識，數學、自然的知識極其貧乏，當然對於文學，她可以說是一竅不通了。

舉個可笑的例子，當我對她說自己是寫小說的作家時，她竟一本正經地問：「你是丹羽文雄先生吧？」

她的問話令我啼笑皆非，可她卻說出了更加離奇的事來：「以前，川端康成先生曾來電話，約我去他下榻的賓館見面呢。」據她解說，以前她當舞伎的時候，有一天來了一個電話，對方說叫康成，問他姓什麼，回答說姓川端，這才知道是川端康成先生讓她去賓館。她還真向領班請假去見了那位川端康成先生。她還說見面後，那位川端康成先生一個勁兒地讚賞她長得美麗，足有半個小時，看著她怔怔地發呆。

很顯然，她說的那位川端康成，絕對不會是眾所周知的大文豪川端康成先生。

不過，能說出這種美妙的張冠李戴的事情來，也是她的魅力以及祇園這條街所具有的獨特風采的所在了。

對我來說，要寫京都題材的小說，首要的難題便是京都方言。

故事情節，人物風貌，可以實地體驗生活，但這方言卻是靠書本或體驗生活所無法解決的大難題。

這京都方言，特別是祇園方言，要掌握它只有多去祇園，再具體地說，是泡在祇園的御茶屋、酒吧裡，與那些舞伎、藝伎廝混，沉湎在她們中間。

可要做到這一點，是要花很多錢的。

首先是晚餐，每次都去料亭那是十分昂貴的，於是我就想辦法去便宜的餐館，飯後九十點鐘光景便去御茶屋泡著，等那些料亭裡陪酒的藝伎或舞伎回來，再叫她們，這樣花錢少，那些姑娘由於有額外的收入也十分樂意。

說這些，我的意思是玩也必須動腦筋，不能傻乎乎地花大錢。

當然，要去各種料亭或酒吧御茶屋玩，必須要有人介紹，這種時候，她就是我最好的介紹人。

她家是從明治時代就一直經營御茶屋的，她奶奶更是當地有名的舞伎。所以有這麼一位老字號御茶屋小姐的介紹，不管跑到哪家店裡都是十分受人歡迎的。當然，純粹比年代悠久，比她家還要歷史悠久的御茶屋也是有的，例如，曾有一位她當舞伎時的好友，說她自己家經營的御茶屋是從安政時代開始的，與從明治時代興旺起來的祇園街的御茶屋相比，那麼她家的御茶屋該算是更加老的老字號了。但是，祇園的御茶屋除了歷史悠久，還有著別處無法比擬的風韻。從這一點說來，別的地區的御茶屋不管是在安政時代，還是在別的什麼時代，都不能與祇園的御茶屋同日而語。

我當時就是這麼在祇園街廝混的，為了能聽懂京都方言，能用京都方言寫小說，我花了將近五年的時間。

現在回想起來，我第一次寫京都題材的小說是昭和四十七年（1972年），書名叫《飆風》。這書裡的主人公是醫院放射科的醫師，講得幾乎全是普通話，也許我不該為自己辯護，我當時沒有用京都方言寫作的信心，才塑造了這麼一個使用普通話的主人公。

我的作品明顯地用上京都方言是在那之後兩年寫的《正午的原野》。那書裡的主人公是京都一家老字號商店的小姐，但還不是娛樂圈裡的人，所以還沒有使用祇園的語言。

從那又過了五年，我寫了《化妝》，主人公是祇園土生土長的三姐妹，這三姐妹用的便全是地道的祇園話了。

當然，我當時還沒有十分的把握，所以寫好的稿子，總是要請她給校看一遍。

所以說，沒有她就不會有我的那些京都作品，或者說，即使寫出來，也不會具有那樣的藝術魅力。

再擴大些範圍，當時經常來陪我的那些舞伎、藝伎，以及餐館、茶坊的老闆娘、服務員，這些人都給了我非常大的幫助。

所以應該說，一部作品便是這作者接觸過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事物的集大成。

現在，當我重讀自己的小說《化妝》時，更能感受到她存在的重要性。同時腦海裡又浮出當時那些年輕漂亮的祇園姑娘們的倩影和笑容，一種親切無比的感受在胸中盪漾，這更能使我感到與她們所度過的那些日日夜夜是多麼可貴、可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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祇園，京都最熱鬧的娛樂街。

祇園舞伎是經過十分嚴格挑選、訓練的日本古典舞蹈藝人。

御茶屋是京都一種特有的培養舞伎、藝伎的場所。同時它又具有向各高階飯館、酒樓派遣舞伎、藝伎的功能，有點像舊社會上海的長山堂子，派出的舞伎、藝伎名義上是賣藝不賣身的。

藝伎是比舞伎更高一級的藝人。

日本最高階的日式餐館稱為料亭。

日本現代著名作家，有《丹羽文雄文集》28卷傳世。

安政時代：1854年11月27日至1860年3月18日。

這部小說在中國出版時譯名為《殘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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