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四十四年（1969年）二月，三十五歲的我來到東京，在庶民街兩國地區的石原住下，和我同住的還有一位女性。

這女性的名字叫裕子。

她與我一樣也是札幌人，以前在薄野的一家西餐俱樂部工作，是跟著我從札幌來到東京的。

不用說，我與她的關係非同尋常，但她來東京卻是有著她自己的理由的。

來東京之前我在札幌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工作，因為對日本首例心臟移植手術持有不同意見而在醫院裡弄得四面楚歌，於是便萌發當專業作家的念頭，一人來到東京。

另一方面，裕子在札幌時，受了一個男人的委託，幫他經營一家西餐俱樂部，後來與那男人關係搞僵了，才將心一橫到東京來闖世界。

可以說，我們兩人到東京來的理由雖然不同，但出發點是一致的。另外，來到東京後心底裡都有著一種對大都會的陌生感，以及由此引發的種種不安與期待，這樣的心理也是相同的。

來到東京，決定住在庶民街裡，是因為我打臨時工的醫院離那裡很近的緣故。

立志當專業作家，但靠寫文章能否維持生活，我心裡實在沒有把握，於是便在一家醫院找了個每週三天的臨時工，並在那醫院的後面找了一套房子，暫且作為安身之地。那套房子由一間寢室，一間餐室組成，我們在餐室裡放入裕子搬來的沙發，寢室裡放入我的寫字檯，再有裕子的衣櫥和梳妝檯，這樣已經顯得十分擁擠了。

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裡，不去醫院打工的時候，我便伏在桌子前寫小說，裕子則是每天去銀座的夜總會當陪酒的小姐。

在外人看來，我們便是一個窮困潦倒的作家與一個酒吧小姐的同居家庭。這如果編小說，一定會有不少的浪漫故事，可現實的我們卻並不是那麼輕鬆快活的。

在札幌時，我的醫生工作太忙，無法安下心來寫小說。只要有時間一定能寫出好的小說來，我自己總是這麼認為的。可到了東京，有了充裕的時間，人是坐到了寫字檯前，可就是寫不出東西來。

這又是什麼原因呢？自己今後立志要當專業作家，不容許自己再馬馬虎虎地混日子了。也許正是這種使命感無形地給自己增加了壓力，使得自己的腦子十分緊張，就像肩荷著重擔的路人一樣，一刻也不能安下心來。

早上醒來，想著寫小說，感到還早又鑽進被窩，磨磨蹭蹭地消磨著時光，到晌午時起床，想著趕快寫一些吧，可抑制不住看看電視，翻翻雜誌，不知不覺夕陽西下，於是便去烤雞店或者什麼小酒店，喝上幾杯，醉意朦朧。本來打算吃了晚飯，夜裡寫文章的，可在酒香的誘惑之下，又身不由己了，於是便只得自己安慰自己，明天再寫吧。這樣一天天地混著，光陰卻是無情地流淌著，從三月底到東京，轉眼春去夏來，心裡十分焦急，可就是安不下心寫不出一點像樣的東西來。

與此相反，裕子在東京倒是踏踏實實地紮下根來了。

本來裕子就是有著一張美麗的瓜子臉的風情女子，在札幌西餐俱樂部時迎來送往也都習慣了，所以雖說去銀座夜總會是初次工作，但很快地便得心應手了。

銀座的夜總會，小姐都要靠自己的客人吃飯的，為了增加收入，必須想方設法地吸引自己的固定客人。有時在同一個夜總會里，去拉別的小姐的客人不好意思，於是自己便換一家夜總會，再將以前店裡自己的、別人的客人都拉過來，以此來增加自己的收入。

到夏天結束時，裕子已經換了兩家夜總會了，銀座的環境她也已十分地適應了，客人多了，生意自然也興旺起來了。

收入增多了，生活當然也就闊氣起來。平時她主要穿和服，有時穿西服也大多是名牌，花錢也十分大手大腳。

剛來東京時，我們總是去一些便宜的小飯店吃飯，漸漸地，我們開始涉足那些高階的壽司店和餐館，而這費用也都是由裕子支付的。

另一方面，我還是老樣子，整天為寫不出像樣的東西而焦躁不安。

雖說我總是自我安慰，寫小說與銀座的小姐是不能同日而語的，可看著裕子的成功，到底還是有點心氣難平。

以前，我決定辭去醫生工作，到東京專業寫小說，母親曾哭著央求我：「求你，別去幹那賣笑的事情。」不僅僅是母親，還有親戚朋友也都勸說過我。感到在醫院裡待不下去了，便意氣用事去東京，大家都覺得我太沖動，應該慎重地三思才是。

然而，更使我受刺激的是，在聚會上碰到以前的同事時，看到他們來東京後或多或少都取得了相當的成績，可我卻一事無成，整天塗不出一點像樣的東西來。這樣一比較，我的焦躁情緒就更加嚴重了。

那時，我沒事可幹，時常去裕子的店裡，見她忙時便在角落找個對著吧檯的座位，獨自喝悶酒，等著裕子深夜下班。

那時我還沒有朋友，也不認識出版界的人士，每天都是獨來獨往，心裡別提有多麼孤寂了。本來夜總會該是三五知己友人一起去才顯得熱鬧有趣，可我總是孤單一個人，悶悶地坐在角落裡，現在想想，肯定有人認為我是裕子養著的小白臉。

裕子在她的老闆娘和同事面前，總是介紹我說是「未來的作家」，但這未來真不知還有多遙遠啊。

以前曾想過做一個自己喜歡的女人養著的小男人，可現在我自己的處境也確實離此差不多，心情卻一點也不似想象的那麼舒暢，只有在醉意朦朧中，有時也真願意這麼靠著一位女人供養著，庸庸碌碌地了此一生。

這麼自暴自棄地煎熬著過日子。有一天深夜，我已睡下，裕子帶著酒意回來，在我的耳邊叨唸：

「起來，起來，帶來了好吃的壽司呢。」

那晚我照例是寫不出什麼東西，糊里糊塗地睡著了，現在被裕子叫醒，睡眼惺忪的，面前搖晃著銀座有名壽司店的紙盒。

「那傻瓜，聽我說與妹妹住在一起，便買了這麼一大盒的壽司……」

裕子說的「那傻瓜」便是指一家公司的幹部，是她忠實的好顧客。

夜深人靜，我品嚐著那盒高階壽司，心裡卻甜酸苦辣不是滋味。這樣完完全全的小白臉生活，使我的心更加不安。

這樣的生活持續到秋天，我又結識了一位姑娘。

也許與裕子同居著，又受著她的供養，卻去交別的朋友，是對裕子的一種背叛，這一點我也不分辯，也承認自己不對，但我與那姑娘交往也是實在有我的理由。

當時，裕子已成了店裡數一數二的大明星，每晚總是酩酊地歸來，早上又起得很遲，睡到過了晌午才起來，馬上又忙著檢點整理客人的發票，接著又是匆匆忙忙地化妝，然後便又得上班去了。

雖說店裡規定，有客人約請晚餐的話，八時半到店也無妨，但自己要去美容院，再去陪客人晚餐，所以從家出去最晚也不得超過傍晚五時。裕子每天這麼忙忙碌碌的，兩人之間談話的時間自然少了，心理上也開始產生了距離。同時，裕子又吵著要搬去青山或麻布一帶的高階住宅區，與我堅持要在這庶民街住下去的想法產生了矛盾。

有了錢，裕子變心了，或者是她在外有了新的男朋友了？

我心裡這麼猜測著，仔細地觀察裕子，倒沒發覺她有什麼新的男人，只是她的生活越來越奢侈了。

可是對一無所成的我來說，裕子的所為就像是對我無能的一種蔑視，一種賣弄。

說是一種對裕子的報復，也不太確切，但裕子的態度，確實使我產生了反感，自然而然地朝亮子接近了。

亮子是我隔壁醫院的工作人員，並不十分美麗，但給人一種老實、聰明的感覺。簡單說來，她所具有的，正是裕子所缺少的，所以我很快便被她吸引了。

起先，我與亮子只是在外面的路上，偶爾碰上打個招呼什麼的，後來我大著膽子邀她進屋坐坐。反正裕子每晚不到深夜一點是不會到家的，在這之前在房裡幹什麼都無人知曉。於是，我與亮子的關係便突飛猛進了。

然而，愛情是捂不住、瞞不掉的。亮子留下的一根細頭髮，毛巾上不經意留下一些口紅，這都是防不勝防的事情。所以，我與亮子好上以後，才半個月便被裕子察覺了。有一天下午，裕子突然大叫：

「什麼呀，這東西！」

然後將一個還留著幾縷青絲的髮夾扔到了我的面前，我趕緊慌慌張張、前言不搭後語地解釋、分辯。可是一個月後，當裕子再一次在浴室裡看到一個女人的戒指時，再也忍耐不住了。

只過了兩天，傍晚時分，我從醫院打工回來，發現屋裡已是空空如也，所有的傢俱都不翼而飛了。

「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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