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四十年（1965年）三月，連綿的山巒上還蓋著皚皚的積雪，我告別了故鄉札幌，隻身一人到了東京。東京已是櫻花含苞欲放的季節了。

論季節該是春天了，可北方的春天卻是有名無實的，與那裡風雪雨雹交加的天氣相比，東京陽光明媚、碧空如洗，這才是真正的春天呢。

一下子置身於兩地如此大的反差之中，我突然想到自己今後的生活也將會產生巨大的變化，不由地感到周圍的花氣透著冷意，身子也禁不住地緊緊地縮了起來。

孑然一身來到這裡，今後的路將會是怎樣的呢……

儘管從決定來東京的那時起，心裡對今後的艱難是有所準備的，然而現在，真正置身其中了，心裡還是難免有些不安與迷惘。

到了東京後，我的生活終於安定下來，是住進了兩國附近的石原一丁目的公寓以後。

當時，我為了生活，在墨田區石原的一家y醫院找了份每星期三天的臨時醫生工作。公寓是醫院的，就在附近，房租也是全免。這是一套由兩間六席房間與一間廚房組成的二室戶，房間在三樓，上面還住著同醫院的護士及其他雜勤人員。

搬到那裡以後，儘管房間不寬暢，但我還是闢出一個小空間，佈置出一個書房，準備了稿紙與筆墨。

以前在札幌我沒能寫出好的小說，是因為工作太忙，我總認為只要有時間，自己一定能寫出好的東西來。

可是到了東京，每週只工作三天，寫作的時間是有了，可以說是自己的理想成了現實，卻還是沒能寫出像樣的東西來。

這又是為什麼呢……

確實自己的生活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至今為止，自己住慣了的家，習慣了的醫院、同事、同學，這一切突然全變了；來到東京這麼個大都市，在完全陌生的醫院裡打著臨時工。

還有那每週四天的空閒日子，這當然為自己寫小說提供了足夠的時間，但我卻對著這太多的餘暇，一下子不能習慣，有些無從把握，無所適從了。

有一段時間，還是如以前札幌時的老習慣。每天早上七時匆匆起床，但突然發覺這麼早起並沒有什麼事可做，只好又怏怏地再睡到床上去。也許早起寫作不失為件好事，可想到又會有哪一個作家會這麼早起神經兮兮地寫作呢，於是只好再次鑽進被窩睡到中午時分再起來。下午該寫了吧，可開啟電視便被精彩的節目所吸引了，心裡便想著晚上再寫吧。於是，下午又糊里糊塗地過去了。到了傍晚，去附近的小酒館喝上幾杯，不由頭重腳輕，當然就更無法動筆了。於是想著乾脆明天寫吧，一覺睡去，結果一天便如此白白地過去了。

本來，作家是個奇妙的職業，早晨何時起床，或者一大早便喝起老酒，都不會有誰來說三道四的。所以說自由，是沒有比這職業再自由的了。只是「寫出東西來」這一使命卻時時壓在心頭，使人一分鐘的自由也沒有！

以前在醫院上班，每天査病房、看門診、動手術，一切都猶如機器似的有規律，而且始終是爭分奪秒、按部就班的，可現在突然都變了，一切都是自由的，都可由自己支配了，自己反而一下子不能適應了。

雖說生活不能一下子適應，但時間確實十分充裕。可是不能安下心來寫東西又是什麼原因呢？

現在回顧，當時的自己也許是太緊張了。

寫小說，靠這收入來生活，也就是通常說的走專業作家的道路。每想到此，我便會莫名其妙地緊張起來，產生膽怯與焦慮，這也許是寫不出東西的最大原因吧。

放鬆一些，不要有什麼顧慮，這麼自己勉勵著自己，可一坐到稿紙前，編輯人員的態度，書籍雜誌的鉛字等等的胡思亂想又會在腦中浮現。於是，心裡便會一陣陣煩躁，坐立不安，腦子也變得空空如也了。

當時自己的處境，簡單來說便是個準專業作家。雖說已在中央的雜誌得過新人獎，芥川獎、直木獎也進了候補，但離真正得獎還差一口氣。打個有趣的比方，就像那相撲運動員一樣，離十兩還差一步之遙。

這樣的狀態，如果不能再上一層樓，將是怎樣的處境呢？

當時，我曾認真地想過這個離專業作家差一點，又不是專業作家的人的處境。

用打高爾夫球來比喻，水平達到與專業球員差一二棍的地步。在別人看來一個業餘的球員，已經達到「與專業球員差不多的水平」了，這無疑是很了不起的一種榮譽。可這業餘球員如轉成了專業球員，那在人們看來就是一個蹩腳的球員了。

再用女人來比喻，有人說「那姑娘長得像演員」，那一定是表揚那姑娘漂亮了；可那姑娘如果真的去當了演員，那在人們看來便可能是個微不足道的三流演員了。

當時的我也一樣，時常有人誇我說「做個專業作家也當之無愧了」，這也許只是因為自己是個業餘寫作的而已吧……

那時，自己總是這麼胡思亂想，煩惱無比，彷徨不定。

也許自己的選擇太莽撞了？也許在札幌再待一段時間，再積蓄一些實力，然後再來東京才是上策？不，也許自己壓根兒就沒有什麼實力。這麼冒冒失失地到東京來，不是太唐突了吧！

果然如餞別的酒會上，恩師對我說的「人生每跨出一步必須三思」嗎？或者如原田康子說的，應該對專業作家的艱難有充分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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