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陪審員，」法庭書記員說，「在被告席上的犯罪嫌疑人，是鮑爾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以及裘德·梅森。他們被控在今年3月13日，出版發行了一本淫穢書籍，書名為《亂言塔》，副書名是《一個獻給我們這個時代的孩子們的故事》。針對這項指控，犯罪嫌疑人宣稱自己無罪。而現在，掌控權在你們手中，請你們在聆聽完所有證詞之後，裁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
但被告席上只有一個所謂的「犯罪嫌疑人」。他穿了一套煤灰色的法蘭絨西裝，一件白色襯衫，繫著一條工整的有凸點的暗紅色領帶；他的髮型是簡潔的「小氈帽」式露額短髮，雖然髮色是灰色的，但閃著銀亮亮的光；他的臉上沒有什麼肉，眼睛也深陷在眼窩中。他看起來就像是關完禁閉、剛剛被放出來的人，又像個改過自新的囚犯，也像結束冥想、迴歸「現實」世界的僧侶。不過，他那身衣裝很經得起審視，怎麼看都很考究很合身；可惜，第一眼看過去，那些衣服就像是掛在他身上——不像是穿在他身上，有一種違和感。他在衣服裡，活像是個人形的衣架子，或者說稻草人。領子後，他的頸項纖細，泛著灰色。他有一種中世紀的骨相——顴骨又高又尖，鼻子很挺，眼睛是半閉半睜的，眼珠下陷。
弗雷德麗卡坐在法庭的旁聽席上，丹尼爾和她一起。她一開始沒有認出那個犯罪嫌疑人到底是誰，儘管她曾參加過討論會，是贊成對這位犯罪嫌疑人進行「形象大改造」的一員——而且他們那一撥支援者顯然得勝了。犯罪嫌疑人的外在終於改變了。
「不就像戴了個面具一樣？裘德，看在老天的分兒上，你就嘗試一次。法庭審訊像是本虛構的文學作品，我們都得在裡面演一個角色，跟下象棋沒什麼分別。你得扮演白騎士，你必須看起來像一個正派、體面的社會成員，法庭會看人識面，會判定一個人該有怎樣的外表——這一點很重要，你的外表不能出錯，因為從外表判別一個人，也是審判的一部分。」
裘德·梅森抗拒道：「這不是什麼虛構的文學作品，這是真實的。我即將上庭，我就要以我原本的樣子上庭，我的外表是代表真實自我的一份宣告。」
「我不知道你的外表究竟替你發表了怎樣一份宣告。」鄧肯·拉比說，拉比是裘德的代表律師。
「那隻能說你對服飾的符號學沒有研究了，」裘德說，「我的衣服是天藍色的，這是真理的顏色，這件衣服也是睿智的啟蒙哲學家們和淫蕩的宮廷美人們一度常穿的款式。我衣衫汙穢，因為真理本就汙穢；我的頭髮自然生長，未經修剪，我的皮膚也一樣，我從不護理。」
「謝謝你的一番講解，」拉比說，「可這無法讓法官戈達爾·貝拉弗萊先生對你產生一絲好感，我只想說，你如果按照原本的樣子上庭，肯定是策略上的一場災難。」
「拜託你了，裘德，」弗雷德麗卡說，「你的著裝必須尊重場合，你既然入局，就要好好玩這場遊戲。你得看起來莊重得體。頭髮還會再長出來，衣服也可以先放進衣櫃裡存放。你那些快快樂樂赤身裸體的日子已經過得足夠多了。」
「但是我得維護我人格的完整啊。」裘德仍胡攪蠻纏。
「你到底想不想打贏這場官司？」魯珀特·帕羅特忍不住吼了起來!
此刻，弗雷德麗卡驚喜地看著被告席上的犯罪嫌疑人——裘德。「他確實有一番相貌，」她心想，「他以前把自己五官的優點全抹殺了。」不過，他看起來病懨懨的。
陪審員在法庭上安然就座。開庭前曾就陪審員的選任有過一些討論，討論的重點是這次要不要選用清一色的男性陪審團，畢竟，按照慣例，淫穢物品案件在審理時，陪審團全部是男性成員。而法官在宣佈開庭時，也明確表達了自己對陪審團選任的傾向，法官說：控方和辯方都已經同意，在雙方看來，此次不必遵循全男性陪審員的前例，另外，如果陪審團中能出現一兩位女性，整個陪審團將更能代表公眾意見，更能代表思想健全的普世社群，這些都理應反映在對陪審員選擇的包容性上。因此，這個案件的陪審團中出現了三位女性，但沒有一位是年輕女性——她們一位是美容沙龍經營者，喪偶；一位是曾受僱於皇家女子海軍、現已退休的體能訓練員；一位是家庭主婦。男陪審員們多已屆中年，除了一位膚色黑不溜秋的年輕人，穿著皮夾克，經營一家黑膠唱片店。中年男性陪審員們職業背景相當多樣化，有銀行經理人、會計員、游泳池管理人、科技大學的物理系講師、電工、餐廳老闆、裁縫和綜合學校的老師。他們大多數人宣讀誓約時都不會結結巴巴的。其中，那位裁縫是猶太裔，戴著一頂猶太小圓帽，他起誓時讀的是《舊約聖經》。
一些例行探討在庭審開始前進行，探討結束後，陪審團一致同意，將以對《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一書的審判先例為參照。陪審團將先聽取控方和辯方各自的證言，然後在休庭時閱讀《亂言塔》，這個決定的達成，是因為陪審團認為如果只聽完控方一方證言就讀這本書，頭腦中帶著控方的尖銳指控，難免會產生先入為主的片面解讀。戈達爾·貝拉弗萊法官大人身形巨大，臉長，儘管戴著白色假髮，也掩不住沉鬱英氣，那頂白色假髮，或許是因與眉目相映，越看越閃亮。他素有對律師和證人都一視同仁、不偏不倚的好名聲，另外，他對藝術的欣賞，也是法律界眾人皆知的。
另外，陪審團還決定，既然控辯雙方請來的證人都是「專家級證人」，那麼，所有證人應當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全程聆聽，不得無故缺席。
王室法律顧問奧古斯丁·韋戈爾爵士，首先對案件進行闡述：
尊敬的法官大人，以及陪審團的各位成員，我和我博學多聞的友人貝內迪克特·斯卡林一起擔任這起案件的控方律師。辯方之一，鮑爾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由我學識廣博的友人戈弗雷·赫弗遜-布拉夫先生以及佩裡格林·斯威夫特先生擔任辯護律師；辯方之二，裘德·梅森先生，由塞繆爾·奧利芬特先生以及默林·雷恩先生擔任辯護律師。
奧古斯丁爵士有一張令人愉快的，似鷹一樣的面孔，嘴唇較薄，在他休息時，他的上唇機靈地翹著。他有一種在發言時保持全身穩定的技巧，同時，他能聚精會神、充滿體貼地看著陪審團成員們——能與他們四目相接，眼神既保持著公平，又吐露出關心。他發音清晰，語調輕柔，用詞準確。他告訴陪審員們，他們此次的工作是依循1959年的《淫穢出版物法》法令，來判定小說《亂言塔：一個獻給我們這個時代的孩子們的故事》是否是一本淫穢書籍。他還對陪審團說，「淫穢」一詞，根據《牛津大詞典》，被定義為：「對莊重和體面具冒犯性；表達或暗示不貞潔或淫慾的想法；不潔、不雅、下流。」這個詞也有其他意思，包括「語言缺少清晰性；語意有不確定性；令人費解」等，而恰好這個案件體現出的重要一點，若按照以前「淫穢誹謗罪」的法條來看，「淫穢誹謗罪」確實是缺乏清晰性的，因此對此案並不適用。而1959年的《淫穢出版物法》第一條a項的第一款，就對「淫穢」闡明瞭定義：
「在此法令下，如果一部作品整體上，傾向於對任何閱讀、觀看、聆聽或以其他方式接觸該作品或接觸體現作品內容的資訊的人士，產生墮落和腐化影響，那麼該作品可被認定為淫穢出版物。」
奧古斯丁爵士接著說：「但這個法條的闡釋在語言、含義、理解上又帶來了其他問題。你可能會覺得，在聽完這個法條後，你需要‘墮落’和‘腐化’這兩個詞的精確釋義。《牛津大詞典》對‘墮落’給出的現代定義是‘使道德敗壞；誤導；使人格降低；使道德淪喪’。而‘腐化’的定義則更長更復雜。1959年的《淫穢出版物法》中的‘腐化’無疑指向了該詞典上對其作為動詞的第三層解釋——‘使道德產生缺陷或無恥；摧毀道德的純潔或純樸；使淪落或良好品格毀滅；使人格降低；玷汙’。」
奧古斯丁爵士對陪審團的講解遠遠沒有結束，他說，在實際領域中，「墮落和腐化」被用來指「引起舉止失當」，或者是「煽動違反法律，以及違反良善風俗和社群目前普遍遵守的禮節的舉動」。他還舉出一些以往的案例，來幫陪審團加深理解。他引用斯特布林法官勸勉陪審團時曾說過的話：「要記得，只有當一本書傾向於產生墮落和腐化的影響，那麼控訴才成立；如果一本書只是傾向於製造驚悚或噁心的效果，那麼控訴並不成立，因為這不是刑事犯罪。」
以前類似訟案裡的法律顧問都會公正地向陪審團強調這一點，正如奧古斯丁爵士此刻說的一樣，一本書即使令陪審團感到不悅、驚悚或噁心，都不足以構成這本書成為「淫穢」出版物的理由。但是奧古斯丁爵士相信，「傾向於產生墮落和腐化影響」這一說法，給陪審團提供了一定的權利，也可以說責任，去考慮一本書對「靈魂」產生的影響——如果能用「靈魂」這個詞的話。奧古斯丁爵士說：至少，陪審團可以去定奪一本書在被閱讀後，對讀者的思想狀態或精神健康會產生怎樣的效應，是否會直接導致讀者做出墮落、腐化、非法的舉動。
奧古斯丁爵士告訴陪審團，他們是能夠裁定《亂言塔》這本書是否淫穢的唯一評判人。控辯雙方都會各自傳召專家級證人上庭做證，就這本書的本質做出說明，就這本書是否具有文學價值或其他方面的價值做出說明。他還提醒：這些證人所提供的觀點僅限於評定這本書的價值或缺陷，並不能直接證明這本書是否淫穢，因此，關於淫穢這一點，證人們不應被要求提供看法；即使證人們發表了對於此書是否淫穢的意見，陪審團也應不予理會。這本書到底是不是淫穢出版物，這本書究竟是否傾向於產生墮落和腐化影響，必須由陪審團席位上的十二位男士和女士獨立決定，因為陪審團代表的是人道、文明社會和公認的常識。
當他們對此書是否屬於淫穢出版物做出了判斷，也只有從那時開始——此書文學價值或其他價值的相關問題才可產生。《淫穢出版物法》第四條第二款明確規定，當陪審團對一本書做出屬於淫穢出版物的判斷時，若出版者能夠成功為書籍證明其在「科學、文學、藝術、教育，或其他被普遍關注的領域內」有公共價值，那麼被告也可獲判無罪。本案的辯方已經宣告將會援引《淫穢出版物法》第四條第二款，並經由提供專家們的證詞來進行無罪辯護。辯方將就《亂言塔》具有文學價值，以及社會、精神意義等其他層面的重要價值來進行辯論，以證明此書的出版符合公眾利益。奧古斯丁爵士對陪審團說：「聽取了他們提供的證據後，你們將自行判斷。法官大人已經破例准許，本案將由辯方首先舉證，控方會根據辯方對此書做出的種種辯護，決定傳召哪些證人進行反駁。」
奧古斯丁爵士還告訴陪審團，在《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一書的訴訟案中，伯恩法官曾規定，在陪審團成員閱讀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全書前，控方不得在陪審團成員面前引用書中任何段落。當時，王室法律顧問傑拉爾德·加德納先生，發表了對此項決議的看法，傑拉爾德·加德納先生說道：「我不反對我的各位律師同僚們將《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一書的故事定性，也不反對控方對陪審團揭示到底哪些內容屬於淫穢……我尊重的是在陪審團未讀完整本書前，控方不能以個別文段的描述來造成陪審團對書的偏見。」
奧古斯丁爵士說，因此他將先針對《亂言塔》進行案件綜述，然後在後期才針對書中某些具體文段的描述做出檢視。他說，在古時候，當書籍因「淫穢誹謗罪」受審時，因無法針對書籍的文學價值或相關公眾利益進行辯護，所以，往往只需要抽出一兩段「辭藻華麗、極盡誇張」的文字在法庭上朗讀，只要有人覺得這些文段不可接受，就能以「淫穢」將書籍定罪。但此刻面臨審判的是一整本書，是一整本書揹負著「淫穢罪」的指控，是一整本書有傾向於產生墮落和腐化影響的嫌疑。奧古斯丁爵士說自己很贊成法官大人下達的整本書都需要受審的決議：「《亂言塔》書中包含著對下流行為、露骨性愛、非自然舉動的大量直白描寫，更嚴重的是，還詳盡地描繪了酷刑和折磨，多到顯得冗餘。因此，林林總總的內容彙集在一起，使整本書從傾向性上，讓我覺得極度淫穢、墮落，或者說腐化、邪惡，又或者說反常、低俗。儘管如此，陪審團仍舊會從書中發現些許所謂的文學價值，當然，我也不打算否認這本書的確有文學價值——不過，無論從筆觸還是主旨上看，它的文學價值遠遠無法超過它的粗鄙、變態。」
「此前早已有人提出這樣的說法——」奧古斯丁爵士說，「在d.h.勞倫斯《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這本書受審的過程中，其實是查泰萊夫人在受審，查泰萊夫人因通姦和她的性交事實而受審。而對於《亂言塔》來說，是在被告席上的犯罪嫌疑人將要受審，是犯罪嫌疑人的想象力、他塑造的世界、他試圖傳達的資訊都將與他一道受審。《亂言塔》是一本絕望又無望的書，它薄弱的敘事從一群被叫著似乎是法國名字的人，要去遠遊並建立一個自由社群的決定展開。這個‘自由社群’所謂的‘自由’，在書中指的是完完全全的性愛表達自由，不管那種表達有多麼令人作嘔或離經叛道。這種自由產生了變化，變質為放縱、虐行、癲狂和毀滅。與之相關的摧殘和羞辱，不僅施加於成年的男子和女子身上，竟然也發生在小孩子身上，而且一切都被描寫得相當毛骨悚然和無比詳盡。我想要告訴大家的是，‘淫穢作品’這個詞有著悠久的歷史溯源，‘淫穢’最初便和‘賣淫’密不可分；當然‘作品’指的是書寫而成的篇章。一直以來，‘淫穢作品’被認定為書寫妓院和賣淫的文字，或者被視為描繪娼婦的文字。《亂言塔》與之相似卻又有不同，你讀後會忍不住覺得，這真是淫邪和骯髒想象力的產物啊!當然，我確定，辯方絕對會申辯說，這是一本有道德的書，因為它揭示了放縱能夠引發虐行和壓抑——是否如此，還需要各位定奪。你可能會對這本書給出這樣的總結：這本以‘道德故事’欺世盜名的書，說穿了，不過像一條捆綁、懸掛著文章的線，那些文章無不挑逗、激發著人類暗黑而下流的空想。辯方大概又會告訴你說，這些故事都悽慘而可怖，我想你最好反駁辯方：這本書從本質上缺乏亞里士多德所稱的‘藝術淨化作用’，並未對憾事做出彌補，也未對恐怖進行清除。這本書從惡意和不安開始，以惡意和不安結束。在控方看來，這本書喚醒了使人不快的感受，其實比使人不快更糟，它攪動著人類最壞的本能——性衝動與施虐慾望兩相媾和，共同作惡。如果你覺得這是控方一家之詞，之後你會在庭審過程中，聽到控辯雙方提呈的關於這個心理學問題的證言。因此，我在這方面的論述，就此打住。」
奧古斯丁爵士又提起《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他說：「女士們、先生們，《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的情況不一樣，《查泰萊夫人的情人》被認為傷風敗俗，是因為它直白地描述了性行為，而且文中使用的粗言穢語，不見容於我們這個對文明用語早有規範的社會。另外，《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也摻雜了人們對社會等級和婚姻制度的種種觀點。但在《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的訟案中，很多有聲望的關鍵證人表示《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傳達出的負面情緒較輕微……」
為鮑爾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擔任辯護的戈弗雷·赫弗遜-布拉夫提出了反對，他指出在「淫穢程度」上對兩本書做比較，是不可接受的。
而法官表示，如果是為了指出兩本書其中一本具有文學價值，而非單純比較兩本書的淫穢程度，那麼這樣的論證，法庭上是可以接受的。
奧古斯丁爵士說，對兩書進行比較，其實像是遊走在一條極細的鋼絲上，稍不留神，就會遺失原本明確的論點。他說，他觀察到的是——《亂言塔》的問題，不同於《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中查泰萊夫人提出的關於愛情、婚姻和語言的問題，畢竟查泰萊夫人身處爭議風波中，最後卻被還以無罪之身。他說，歸根結底，《亂言塔》的問題是殘虐和變態。奧古斯丁爵士說，接下來他將討論下一個重點，也就是關於《亂言塔》潛在讀者的問題——《淫穢出版物法》點明瞭：「任何閱讀、觀看、聆聽或以其他方式接觸該作品或接觸體現作品內容的資訊的人士。」
他切中要害地提醒法庭裡所有人，英國舉國上下剛剛從對沼澤謀殺案的審判中緩過來。他轉向陪審團的方向，說：「若你們聽說過沼澤謀殺案的審判，無疑都會聽到過‘文學’‘小說’之類的詞，而文學和小說，不應該誘人作惡。我們應該記得伊恩·布雷迪都讀過什麼書，我們也應該記得與伊恩·布雷迪一丘之貉的邁拉·欣德利——邁拉·欣德利受了布雷迪的影響，而布雷迪受的是書的影響——至少他的邪惡念頭有一部分來自書，比如《卐字禍害》和薩德侯爵的著作。邁拉·欣德利在和伊恩·布雷迪成為情侶之前，可能是個正常的年輕姑娘吧，她沒有被任何邪惡思想侵蝕。而說到薩德侯爵，我確信裘德·梅森先生肯定讀過薩德侯爵的書。《亂言塔》中的‘亂言塔’，他特別寫了法語名——tour bruyarde，這明顯是對薩德侯爵那臭名昭著的《索多瑪一百二十天》中‘西林古堡’的剽竊。我尊敬的女士們、先生們，請千萬不要輕巧地想：‘那只是一本書而已。’要知道，無論男人還是女人，都會被書鼓動，他們的人生會因為書而充實、改變，或毀滅。獨裁者沒收書籍並將之焚燬，就是因為書籍是危險的。如果任由《亂言塔》這樣的書堂而皇之地流通，那麼，書籍對人類的危害性無疑會升高。由此可見，那些獨裁者，他們的焚書之舉，竟然是正確的。好書對壞人來說是危險的，反之亦然，壞書對好人來說也是危險的。」奧古斯丁爵士的控方發言至此結束。
戈弗雷·赫弗遜-布拉夫站起來，為自己所辯護的鮑爾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進行陳述。戈弗雷·赫弗遜-布拉夫是個胖嘟嘟的男人，紅髮，就算戴了白色的司法假髮，也掩不住他濃密的紅髮。但他並不如外表看上去那般幽默，他不怎麼迷人，似乎隨時有發出吼聲的衝動。他本來在一系列審前會議中一直以辯方王室法律顧問的身份出席，沒想到開庭時，他卻加入了辯方律師的團隊，並且似乎很樂於攻擊自己的對手。比起他，奧古斯丁爵士的風格就像在情與理之間信步閒遊，親切而有所剋制，戈弗雷·赫弗遜-布拉夫則講究修辭，毫不吝嗇地使用各種修辭手法。就像魯珀特·帕羅特的代表律師馬丁·菲舍爾一樣，戈弗雷·赫弗遜-布拉夫是一頭「舊豬圈裡的公豬」，那是斯韋恩伯恩學校的某一派校友之間晦澀難懂的一種稱謂。魯珀特·帕羅特也一樣，是「舊豬圈裡的公豬」，是斯韋恩伯恩學校的畢業生。
戈弗雷·赫弗遜-布拉夫先對鮑爾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發表了一番溢美之詞。他說，鮑爾斯&伊登是一家歷史悠久、享有聲譽的出版社，和約翰·默裡、約翰·布萊克威爾、史密斯與埃爾德等老牌出版社齊名。鮑爾斯&伊登是一家長期出版專業學科著作的出版報，出版領域包括宗教、神學、社會思想，還有一小部分純文學和小說，但這一部分文學小說都是雅俗共賞的，即使是如法庭上在座的各位莊嚴之士、嚴肅之人都可閱讀。他指出，鮑爾斯&伊登的敘事類文學書籍，不是情色小說或前衛小說，不為聳人聽聞或引人獵奇而出，這部分文學書籍包括一些稍有學究雅緻氣質的推理小說，其主角多為好探問查證、好追根究底的教區牧師，或者教區牧師的妻子，他們的另一身份是偵探。除此之外，最近還出版了菲莉絲·k.普拉特太太的精彩絕倫的暢銷小說《日常食品》，講述的是一位牧師的普通人生。魯珀特·帕羅特先生是鮑爾斯&伊登的分支機構——帕帕加洛出版社的新任總經理，雖然年紀輕輕，心態上卻很老成，是一個勤於去教堂的基督徒，一個快樂的丈夫和父親，一個在可能由昏昏欲睡或跟不上時代的老朽組成的董事會里最有活力的新成員。在魯珀特·帕羅特的規劃下，鮑爾斯&伊登的出版方向有了新的開拓，出版書目有了新的擴充套件，他策劃出版了一系列新書，這些書有的直面時下最引人關注的事件，有的回應此刻正在被全社會探討的議題，比如：神學的一些新困境、猶太人大屠殺及其原因、撒瑪利亞人問題、社會救濟的新形式、精神分析學和精神病學研究、社會學和哲學辯證，以及對迷幻搖滾和流行音樂等新文化事物優缺點的觀察……這些書全都是針對新議題、新事物和新現象的嚴肅、及時而又負責的記錄和分析。
戈弗雷·赫弗遜-布拉夫說到了《亂言塔》，講述了這本書的出版始末和魯珀特·帕羅特的用意。赫弗遜-布拉夫說，《亂言塔》由一位文友介紹給帕羅特先生，這位文友的文學品位和判斷力，帕羅特是非常信賴的。帕羅特讀了《亂言塔》的原稿後立即覺察到，一經出版，這將是一本有爭議性的書，一本能引起公眾強烈反應的書，他將這本書形容為難消化的食物，對讀者來說，會是難領悟的一本書。「但女士們、先生們，一旦你們讀了這本書，你們將會認同帕羅特先生的觀點——」赫弗遜-布拉夫說，「《亂言塔》是一本很有震撼力、很有原創性的書，是對烏托邦幻想者、追逐者蠢行和醜態的尖銳諷刺，是對性理想主義者、性享樂主義者放縱無度的激烈嘲弄。」 帕羅特不僅覺得此書寫得坦白無欺、有血有肉，並充斥著對愚昧下場和作惡後果的無情曝光和全力批判，更是認為《亂言塔》是一本有強烈道德感的書。從根本上說，《亂言塔》所要攻擊的是存在於我們這個社會中的現象，跟1959年頒佈的《淫穢出版物法》所要攻擊的現象是一致的，瞄準的目標都是淫邪、背德、墮落、腐化。「女士們、先生們，你們閱讀後，會發現《亂言塔》中那些墮落腐化的人，都沒有被輕忽姑息，他們都領受了糟糕至極的報應。」赫弗遜-布拉夫說，「總而言之，這是讓你深刻認識我們這個世界、這個社會墮落腐化本質的一本書，不僅是我們的社會，可說是所有社會都有的極惡根源。如果你讀後感到厭惡，就達到了它成書的目的，它不是那種讓你盡情沉浸在溫暖、舒適而愉悅的柔光中的書，它的寫就、它的出版，是為了告誡、警示、阻絕。無可否認的是，我們社會中的某些事件、某些態勢，是急需有智之人來明辨、阻攔，或終止的，《亂言塔》所宣揚的，就是對這些惡劣態勢的認知，就是一種帶有惶恐的正義感。」
和奧古斯丁爵士一樣，戈弗雷·赫弗遜-布拉夫也論述了對「傾向於產生墮落和腐化影響」的看法。他說，《淫穢出版物法》的出臺，是為了杜絕淫穢作品。所謂淫穢作品，是那些下流骯髒老男人用來手淫的噁心素材，是順著娼寮屋頂簷溝排放出的腥臭黏液，是對於受虐和受辱毫無憐憫的譏笑狎侮。「女士們、先生們，真相是，作者和出版者和你們一樣，對淫穢作品憎厭，卻依然散佈這些作品。但是要注意的是，《淫穢出版物法》禁的不是文學作品，不是那些對現實社會弊端、對腐朽社會和性失控、對引發淫穢作品所述現象在真實生活中氾濫發生的事物、對瑣屑空洞和虛耗人心、已經潰亂失陷和即將潰亂失陷的社會秩序，進行正面迎擊的無畏作品。不僅如此，《淫穢出版物法》還有別的用途，它要使得那些真正的文學作品能夠自由地發行，要確保那些正直的文學作品不必擔心被汙衊為淫詞豔曲。」赫弗遜-布拉夫說，「因此，辯方將極力邀集大力支援《亂言塔》的專家級證人，就這本書的文學、心理學和社會學價值舉證。」他還說：「正如我博學多識的友人奧古斯丁爵士所說的，壞書傷害的是好人，但好人的善行和大作，必將摧毀壞書!」
戈弗雷·赫弗遜-布拉夫最後引用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禁燬一本好書，如同殺死一個好人一般；殺死一個好人，抹殺的只是一個理性生物，破壞了上帝的影像；但禁一本好書，扼殺的是理性本身，毀滅了你我眼中上帝的聖像。」
弗雷德麗卡疑惑，這一段引用是否過度？她望向陪審團，觀察有多少人會對《論出版自由》裡的這段話產生情緒波動。她看到：一個男人因聽懂了這段話，開始眉頭深鎖；一個女人臉上揚起贊同而欣悅的微笑，並頻頻點頭；而其他大多數人，呆滯、疑惑、淡漠地注視著某處，眼神里盡是虛空。
輪到王室法律顧問塞繆爾·奧利芬特發言，他代表的是裘德·梅森。奧利芬特說自己的當事人是一個年輕男子，一位藝術工作者，他掙扎在貧困線上只為實踐藝術。奧利芬特對《亂言塔》的觀感是，它是一本複雜的藝術作品，其主題是探討性解放和群體之間的關係、壓抑和暴行之間的關係。《亂言塔》繼承了歐洲嘲諷文學和諷刺藝術的偉大傳統，以道德敗壞的筆觸書寫敗壞的道德。奧利芬特引證了一些先例案件，指出一本文學作品在被指控為淫穢出版物的情況下，作者和出版者的真正意圖對判斷一本書究竟是否淫穢的陪審團來說，大多是無關緊要或不構成判斷因素的；而在另外一些案件中，淫穢與否則被導向對作品文學價值的審視，因此，作者和出版者的意圖能夠被重視，甚至必須被探討。奧利芬特說：「在《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的審判中，勞倫斯的創作目的無可避免並自始至終被視為重要證據，在法庭上被爭論。在許多辯方證人看來，勞倫斯本人無疑帶有清教徒氣質。他直率地寫出了一本關於性愛的書，但他的意圖是主張剋制，反對縱慾。女士們、先生們，我要說，我的當事人與勞倫斯思想一致，這兩位作者的創作意圖可相類而視。在我當事人的書中，有一個角色，可能是這部講述恣肆和懲罰故事的整本書中，唯一對人對事抱有完全的同情態度的角色，這個角色有一個古怪的名字：參孫·奧裡金，他總是說教，總是宣揚節制，宣揚戒絕和避免參與所有活動，宣揚實施禁慾主義。讀時你也許會覺得神奇，在一本毫不避諱地描述性行為，甚至是將群交行為都纖細無遺地描繪的書中，能感到的再強烈不過的精神氛圍竟然是禁慾主義和節制主義。這不得不說是一種刻意設定的幽默和反語，在梅森先生的書中，這種對比和反差都集中由參孫·奧裡金體現。但誤讀或錯過這種幽默感是可能的，尤其當你戴著追索墮落和腐化文字的有色眼鏡時，就更容易迷失。因此，我要鄭重地提請各位注意：這高明的幽默和反語，是《亂言塔》這個哀傷故事裡不可錯判的精彩之處。梅森先生的創作意圖是嘲弄愚行，以及比愚行更值得憎恨的東西，而他的寫作手法是冷酷無情地暴露和不留慈悲地刻畫這一切。這是和時間一樣古老的文學藝術，跟其他藝術形式一樣值得被尊敬的。」
在這一連串演說進行的同時，弗雷德麗卡留意到從她身後又或是她的座椅底下，時不時傳來一陣奇怪的嗡嗡聲和咔咔聲。長時間聆聽的法官終於發話：「那麼下一個問題是，應不應儘快安排陪審團讀這本書？」弗雷德麗卡此時轉過身，尋找聲音來源。她看到面上佈滿生薑色髭鬢的阿夫拉姆·斯尼特金，那位參與辯方審前會議的「民族方法學研究者」，此刻就坐在她身後，沙色的睫毛之下，他明亮的藍眼睛一動不動，法庭的動靜讓他入了迷。
法官戈達爾·貝拉弗萊繼續問：為讓陪審團讀《亂言塔》，做了怎樣的安排？需要預留多長的閱讀時間？在哪裡讀？
弗雷德麗卡悄聲問阿夫拉姆·斯尼特金：「你用錄音機錄下了法庭上的所有發言？」
「當然啊。」
「這是被准許的嗎？」
「我得到了法庭的許可。我沒說錄音會用於民族方法學研究，我說這是出版社為了記錄存檔。我疑惑的是法庭為什麼不用錄音的方法做官方記錄，他們讓速記員來記錄——你看，速記員就在那邊，奮筆疾書那位。不過，法庭不介意我錄音，他們說這沒什麼問題。」
弗雷德麗卡聽到磁帶在卷軸上如蛇行一樣發出窸窸窣窣聲，那是錄音機對文字的消化。
訟務律師和法官商量著《亂言塔》的閱讀事宜。塞繆爾·奧利芬特說可以讓陪審員把書帶回家，在安靜的家居環境中以適當的速度閱讀。戈弗雷·赫弗遜-布拉夫說在《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一案中，陪審員被安置在「老貝利」特闢的一個房間中進行閱讀，而且為陪審員準備了扶手椅。而現在，根據回報，這起訟案的陪審員們，都已退回到旅館房間中。首席陪審員報告說，陪審團休息室的椅子坐起來很硬，不舒服。正是這句「抱怨」，讓法官打定了主意，決定到底要讓陪審團在哪裡讀書。法官反駁首席陪審員說：「陪審團休息室的椅子本來便是那麼硬，陪審團被召集至此，本就該履行他們的職責。我們在不同人生階段都曾經坐過很硬的椅子，在學校裡，在圖書館裡，但我們沒有因硬椅子受到什麼傷害。比起整個人陷進柔軟的沙發裡，恰恰是坐在結實、牢固又堅硬的椅子上，讓我覺得自己更加警惕和敏銳。椅子很硬？不，我倒覺得陪審團休息室裡的椅子應該是合適的，也必然是合適的。」
下午2時15分，陪審團被派去休息室閱讀了，整個法庭裡的人開始等他們。埃爾維特·甘德對阿德爾伯特·霍利和阿夫拉姆·斯尼特金說：「法官好像有施虐傾向，而這會導致兩種可能——當然，一種是他支援《亂言塔》，另一種是他排斥《亂言塔》。」弗雷德麗卡想去跟裘德說說話，但裘德早已不見人影，他肯定是去了「老貝利」的塔樓。魯珀特·帕羅特則不斷重複著說控方律師太難纏，他的臉如往常一般粉紅而發亮，他穿了一件孔雀藍色的背心，外罩裁剪縫製細膩的藍灰色精紡毛料西裝。
下午4時15分，法官派人去詢問陪審團還需要多久才能把書讀完。得到的答覆是：其中三四個陪審員說早已經讀完了，首席陪審員——那位游泳池管理人說自己需要一本詞典，厚的大詞典更好，如果不是很麻煩的話，他還想要一本法語詞典，當然是法英雙語的那種。接著，又有另外幾名陪審員說就快讀完了。戈弗雷·赫弗遜-布拉夫指示陪審團說，每個人都必須嚴謹、深入地讀完這本書，如若不然，將會被撤換。於是所有陪審團成員返回休息室裡，坐上堅硬的椅子，手捧用黑色、粉色和鈷藍色三種顏色設計封面的《亂言塔》，繼續讀了起來。十二個陪審員，有男有女，十二種不同的閱讀，有的瀏覽略讀，有的因讀不懂而跳著讀，有的像掃描器一樣快速掃過頁面。有一個女陪審員把書帶回家了，睡前在床上讀，讀到洛綺絲之死時，女陪審員哭得快昏過去，驚醒了她的丈夫——這個小插曲後來才被報道出來，因為這個女陪審員的丈夫在印刷領域工作，是印刷工會的成員，她丈夫認識《世界新聞報》的記者，就把這件事告訴了記者。《亂言塔》的審判結束後，記者在報紙上報道了這樁小逸聞。
第二天，法庭繼續審理此案。第一位被辯方傳召的證人，說自己的名字是亞歷山大·韋德伯恩，自己的職業可以說是劇作家，最近也成為斯迪爾福茲教育委員會的一員，正對小學和中學的英語教學進行調研。他在文化類電臺——英國廣播公司第三電臺工作過，也做過教育類電視臺的製作人。除此之外，他也是一所男子寄宿學校的校長，他的劇作被作為普通程度考試的教材使用。媒體形容他：「一位非常俊美的公眾人物，出庭做證時身著相當合體的深綠色燈芯絨西裝、檸檬黃色襯衫，系一條藍色底色、印有綠色康乃馨的領帶。他一頭濃密的銀色頭髮，聲音有如男高音般渾厚，總是面露謙和、謹慎與樂於相助的表情，即使身負壓力，也不背棄自己的好品質。」
亞歷山大·韋德伯恩的發言持續了三個小時，可說是提供了很實在很中肯的證言，而在表面上，他的神色是冷靜的。戈弗雷·赫弗遜-布拉夫帶亞歷山大回顧了《亂言塔》中的部分文字，赫弗遜布拉夫專門挑了比較長的段落誦讀——多數是與性無關的描寫，也沒有任何暴力情節的敘述。赫弗遜-布拉夫問亞歷山大：是否認為這些段落具有典型英語散文篇章的文學價值？是否認為人物特徵塑造得精巧入微？是否認為這些文段的內容足夠嚴肅？亞歷山大回答道：《亂言塔》並非屬於需要對人物特徵進行精巧入微塑造的文學體裁。赫弗遜-布拉夫請亞歷山大為庭上可能存在的「對文學術語毫無認知」的陪審員解釋什麼是「文學體裁」，並提請亞歷山大：「如果可以的話，請儘量不要使用太專業的術語。」亞歷山大說，關於角色這一點，《亂言塔》裡的角色都屬於「型別」角色，就像寓言、諷刺作品、風尚喜劇作品中的角色一樣，這些角色不需要深度，他們的行為才是重要的。緊接著，亞歷山大被要求解釋「寓言」「諷刺作品」「風尚喜劇作品」的含義，並被質疑道：「當你指出《亂言塔》裡的角色都屬於‘型別’角色時，不是說這些角色都是俚俗或粗糙的吧？」亞歷山大回答道：「當然不是這個意思了。」亞歷山大聽到一陣笑聲——可能是笑他，也可能是笑赫弗遜-布拉夫，反正是笑兩個人裡「說了笑話」的那一個。亞歷山大把剩下的解答說完：「《亂言塔》裡的角色各自代表的是品質。」「好的品質嗎？」「不盡然，各種品質，像現實生活中的人一樣。」
對亞歷山大的訊問，直接證明了赫弗遜-布拉夫在探討文學價值時詞彙量的匱乏。一開始，亞歷山大以為，赫弗遜-布拉夫對於陪審團成員們作為普通讀者，或者說「普通男人和女人」，或者說普通人的文學理解程度關心過度，後來才發現，不單是自己，就連其後接受赫弗遜-布拉夫訊問的文學專家，大都有著這樣的體會——這簡直像從令人窒息的厚羊毛堆裡爬出來喘喘氣、見見光一樣艱辛，來論證文學價值的專家級證人都竭力要組織簡明又精準的語句，卻被一遍又一遍地告知：「你的語言，你的專業級別語言，不能被作為證言接受，必須請你換一個表述方法。」比如，亞歷山大經過縝密思考後，指出《亂言塔》中某一段寫得比另外一段成功，因為該段落中僅憑藉簡單一句，就幾乎能以悲劇氣氛為整個場面定調，而另一段好是好，但只不過是黑色幽默，像一齣大型木偶秀。赫弗遜-布拉夫插嘴：「那麼，請問，韋德伯恩先生，你所謂的‘大型木偶秀’是什麼意思？請用我們聽得懂的語言告訴我們，這樣我們才能分享你的想法。」又比如，亞歷山大說某一個情節「寫得不如別的好」時，赫弗遜-布拉夫立即問：「不如別的好？那麼那個情節到底好不好？那個情節到底是否具有文學價值？請直接地回答：好，或不好。」於是亞歷山大只得一遍一遍地重申，「是好的」「是好的」，因為他的確覺得寫得好。而《亂言塔》就此在聽者耳裡被扁平化為一連串「好」的段落，「好」的句子。
在回答塞繆爾·奧利芬特的提問時，亞歷山大重申：「《亂言塔》是一位年輕作家創作的嚴肅作品，帶有強烈的道德訴求。」
輪到奧古斯丁爵士向辯方證人進行反詰。
問：韋德伯恩先生，你是一個博覽群書的人，也是一個能夠下筆千言的人，你致力於寫作，也精於寫作。我可以說，你的詩劇帶給我極大的快感，無論是在書頁上，還是在舞臺上。我這並不是恭維，我很高興能有這個機會，能與「說著迷人、魔幻語言」的你交流。我想問你一個很簡單的問題。閱讀《亂言塔》對你而言是一種享受嗎？
答：享受？是，也不是。
問：那我們就從兩方面來探討你如此易懂的答案吧。我們先從「是」開始，為什麼你覺得讀《亂言塔》是一種享受？
答：生動的描述。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個既能合二為一，又能一分為二的世界——一半是童話，另一半是反烏托邦。
問：反烏托邦？
答：就是烏托邦的反義語。作者在塑造這個不得人心的假想社會時，使用了高明的寫作方法。字字句句都熾熱激烈，給讀者異常鮮活的畫面感。
問：我知道你肯定會給出清楚的答案，因為你頭腦清晰又深思熟慮，而且你本身也是位作家。我要問的是，《亂言塔》是否曾為你帶來性愉悅？
答：(法庭速記員記錄道：證人想了一下。)極少有，近似於無。其實所有的寫作都與性愉悅相關。詩人華茲華斯曾說：語言的節奏就是人體的節奏，這種節奏是一種大原則，它決定了我們生活、行遊和擁有生命本質時所感受到的愉悅。
問：真是非常有趣。在你看來，所有的寫作都與性愉悅相關，這種說法確實妙趣橫生也發矇啟蔽。那麼，這本書是否曾讓你感到比較明確的性愉悅？比如說，讓你感到像在看一幅春宮圖？
答：幾乎沒有。
問：然而你說過這本書寫得很好，「生動」「熾熱」「激烈」，都是你使用的形容詞。要知道這本書很大的比重是對性行為的敘述，是對裸體的描繪，但沒有給你多少愉悅？
答：確實是幾乎沒有。
問：你會不會是出於為此書辯護的心理，而否認自己感覺到的愉悅？
答：事實並非如此。我想可以這麼說，作者的本意是讓我體驗一種受限的愉悅，讓我去想象愉悅，讀下去後，你會發現作者猛然切斷了體驗和想象的途徑。
問：作者試圖讓你心生厭惡？
答：這就是「不享受」的部分了。但作者這麼做的理由很充分。
問：作者可能實現了目的。所以，我們是否可以說你對這本書所產生的性反應，帶有一種厭惡情緒？
答：這遠比你所說的複雜得多。
問：複雜得多？會不會是這本書想帶有一種催吐效果，想讓你在讀的時候，因書中描寫的世界和行為感到噁心？
答：這也遠比你所說的複雜得多。
問：這本書居然如此複雜。那麼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你堅持否認作者希望你從他對痛苦的書寫中體會到任何愉悅，任何應受譴責的愉悅？
答：我沒有這麼說。
問：你是否是那麼想的？
答：你把我繞進你的語法陷阱了。
問：但你是否知道我在問什麼？
答：我不認為作者希望我從他對痛苦的書寫中體會到任何應受譴責的愉悅。
問：你完全沒有愉悅？
答：沒有，或者幾乎沒有。
問：正如我對你的印象，你的確是一個深思熟慮的人，我終於明白了。韋德伯恩先生，你說「不是沒有，幾乎沒有」。請你告訴我，從文學價值的層面看，《亂言塔》作為一本文學作品，究竟有多好？當然，我們不能從淫穢程度上對書籍進行比較，但是我們卻可以從文學價值上做出對比。當《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接受試煉時，作者d.h.勞倫斯的生平和作品分析，是大學課程裡的內容，而且不僅是英語系國家，在世界範圍內，他的影響力都得到了印證。我學識淵博的友人、王室法律顧問傑拉爾德·加德納曾指出，如果不是久負盛名，喬叟早期的一些作品也有淫猥之虞，是他的名字保護了他的作品。韋德伯恩先生，請你以教師、作家的身份告訴我，裘德·梅森先生到底有多優秀？像d.h.勞倫斯一樣優秀？像威廉·柏洛茲一樣優秀？像米基·史畢蘭一樣優秀？
答：《亂言塔》是裘德·梅森的處女作，是一本嚴肅文學作品。它不是一本驚悚小說，不像米基·史畢蘭的小說，米基·史畢蘭的書，至少我難以下嚥。《亂言塔》文筆好、寓意深。我無法對仍在世並剛剛展開寫作生涯的作者的文學地位做出最終評斷。
問：「我無法對仍在世並剛剛展開寫作生涯的作者的文學價值做出最終評斷」？
答：我說的是「文學地位」。
問：但在這類案件中，對作品文學價值的判斷都是「暫定」的——如果與d.h.勞倫斯的作品相對照的話。
塞繆爾·奧利芬特提出反對，法官判反對無效。亞歷山大說文學價值確實是「暫定的」，即使是與d.h.勞倫斯的作品相對照，但並不代表不能做出有效判斷。
下一位被傳召的證人是娜奧米·盧裡博士——牛津大學英國文學系講師，也是薩默維爾學院的院士。據她自我介紹，她也是出版於1960年的《解離的敏感性：神話還是歷史？》等多本書的作者。她說負責指導許多年輕女性的學習，她說將樂見自己的女學生們閱讀《亂言塔》。在追問之下，她說自己願意向女學生們推薦這本書。但是，她不會積極地向她們講解、詮釋這本書。因為她個人並不支援教當代文學，事實上，牛津大學直到最近才開始將1830年以後成書的作品列入教綱。
她黑色頭髮，穿全套優質粗花呢服裝，五十多歲。赫弗遜-布拉夫對她說：「你是一位單身女性，也執教於一個全女性的學院中，而且你創作與宗教崇拜相關的詩歌。但你卻很欣賞《亂言塔》這本書，這是你親口表明的，你還說過，你相信這本書具有文學價值。」
盧裡博士說：「我的確未婚，我的學生也都是女性。但我不認為女性所做出的文學評價與男性有任何不同。」
法庭裡響起一串笑聲，盧裡博士也拘謹地笑了。
奧古斯丁爵士則試著引導盧裡博士說出《亂言塔》的驚悚程度不亞於斯威夫特在《一個小小的建議》中的言論——要解決愛爾蘭家庭的貧窮問題，可以把愛爾蘭的嬰兒用烤或燉的方式做成美食!「或者可以說《一個小小的建議》更加叫人不安。」奧古斯丁爵士問盧裡博士，是否覺得斯威夫特將嬰兒焗烤後做成「餐桌佳餚」這一「前衛」的美食品位有任何吸引力。「不。」盧裡博士答。奧古斯丁爵士又問：「那麼發生在《亂言塔》裡那些齷齪無恥的活動——雞姦、凌虐、群交呢？是否也是醜惡至極的？」
「是的。」盧裡博士說。奧古斯丁爵士的臉上漾起諷刺意味的輕笑，他這個笑臉是故意擺給陪審團看的。
「所以，你覺得《亂言塔》裡描述的納西斯年幼時犯下的無知惡行，達米安和洛綺絲近乎癲狂的交歡，與斯威夫特的‘烹嬰’一樣叫人反感？」
「我沒那麼說。斯威夫特是不折不扣的諷刺主義者，他寫作時總是惡言潑語、悍然不顧。」
「也就是說他字裡行間流露出野蠻的憤慨。」奧古斯丁爵士轉頭為陪審團溫和地「翻譯」。
「但是梅森先生不同，可以說，梅森先生的計劃是帶著讀者來‘領受’一番《亂言塔》的情趣。」
「帶讀者領受？不是激發、挑逗、誘使？你的用詞如此平凡質樸，如此像教學用語。」
「梅森先生的確有挑逗意味，當然是在他認為有挑逗的必要時。但那種挑逗極其短暫。」
「他隨時開啟挑逗，也隨時截斷挑逗，像控制閥門一樣？」
「如果你喜歡的話，可以那麼說。」盧裡博士應道。
安東尼·伯吉斯是下一個被傳召的證人。他臉上的骨骼像峭壁一樣嶙峋突兀，但他的聲音很圓滑，像是在錄音室裡精緻打磨出來的。他用音樂術語盛讚《亂言塔》：如高歌般激越，像奏鳴曲般熱情，又似賦格曲般朦朧。他對赫弗遜-布拉夫說：「《亂言塔》是一本深有道德感的書，幾乎可以說太有道德感了。」
問：怎樣才算是一本「太有道德感」的書？
答：這一點我以前曾不止一次談及——藝術的價值總是被能讓人由靜至動、付諸實踐的那些元素所磨滅。這本書有極其濃厚的道德說教意味，具道德說教意味的書從純美學角度上講，就比較薄弱。《亂言塔》這本書是一本會下圈套的書，千萬不要相信一本會下圈套的書。
問：你是說《亂言塔》在道德感上設下圈套？
答：是的。它以噁心人和恐嚇人的方法讓人震撼感動。
問：但它是一本文學作品。
答：我不懂為什麼你要用「但」，你只需要說：它是一本文學作品。它是前途一片光明、精神核心極其嚴肅的一本書，它應該得到讚揚，儘管它不是《尤利西斯》或《虹》，但它同樣值得被閱讀，值得被探討。
奧古斯丁爵士起身，對安東尼·伯吉斯開始反詰。他與安東尼·伯吉斯四目相接，從眼神中度量著這位小說家。
問：你引用了自己以前說過的話，你說《亂言塔》從純美學角度上講，它的藝術形式感比較薄弱，因為它為讀者設下圈套，它促使讀者付諸實踐。
答：是的，它公然地進行道德說教。
問：在你為這本書撰寫的書評中——我得說，那是一篇相當有洞察力的出色評論——你不僅指出，這本書因道德說教意味濃厚，會促使人付出行動，你還把「說教文學」和「淫穢作品」統統歸類為「會促使人付出行動」的體裁，你把「說教文字」和「淫穢作品」在這本書中做了聯結。
答：是這樣，沒錯，你讀懂了我寫的評論。
問：所以這本書既淫穢又說教？
答：這本書不是「高雅藝術」，在高雅藝術作品中，所有元素都均勻分配，因此高雅藝術在經過嚴格品鑑和細膩斟酌後，能傳達一種美學情趣。而《亂言塔》不同，它擁有風格糅雜、元素混合的文體，它成書的目標就是激發讀者從心理到生理的動態。但這不是說《亂言塔》就不是一個藝術作品，或者說它不應該被出版發行。即使不是所有書都能如《尤利西斯》或《虹》那麼精彩、傑出，也不代表我們就應該阻止新作誕生。
法官這時插了一句話：「說得沒錯。不過，我必須再次提醒陪審團：文學專家級證人所提供的關於《亂言塔》是否淫穢的任何意見，僅供參考，不應左右各位的判斷。」然後，反詰接續下去。
問：伯吉斯先生，像問其他證人一樣，我將會問你同樣的問題：《亂言塔》是否曾為你帶來性愉悅，讓你產生性反應？
答：啊，是的，當然。這是一本好書，它發揮了它的作用，它能煽動情緒。大多數的好書都是這樣的，閱讀和性興奮總是親密連線的。
問：《尤利西斯》亦然？
答：當然了，《尤利西斯》也不例外。你這個問題不值得我回答。但《尤利西斯》和《亂言塔》不一樣。
問：不一樣？
答：《亂言塔》更原始一些。
問：伯吉斯先生，你是一位小說家，一位筆力勇猛的小說家，你敢於冒險。你在書寫性興奮的情節時，甚至在書寫虐行的情節時，腦中有讀者的身影嗎？
答：有。
問：他或她在你腦海中是怎樣的讀者？
答：他們是和我一樣的人，興奮時如我般興奮，抽離時如我般抽離。
問：你是否會設想你的作品，對那些教育程度不高、想象力受限，但會讀你的書的人，將能產生怎樣的效應？
答：這是個稍微有點難度的問題，不過，預想每個人都以同樣的方式閱讀，這是很愚蠢的；另外，作為作家，假裝能夠去預先判定同一本書對所有潛在讀者將會產生的效果，這也是很愚蠢的。
問：那麼作為作者，你是否覺得自己該對那些心智脆弱、未經教導、容易躁動的讀者負有責任？
答：沒有辦法為所有讀者都負全責，但在一定範圍之內，我認為是的，我能負責。而且，為了回應你尚未問出口的問題或拐彎抹角的暗示，我要說：我很確定裘德·梅森無意將無知的讀者帶進一種失責、狂熱的境界。但是你無法斷言，那種事情永遠不會發生。
問：你無法斷言，那種事情永遠不會發生。
下一位出庭的證人也是一位小說家，同時也是一份嚴肅的週日報紙的書評人。他是一位溫文整潔、風雅俊逸的男子，名叫道葛拉斯·科比。他個子不太高，但聲音極悅耳又有一份穩定感，他有一點年紀，時光開始為他雕刻出法令紋，跟胡桃夾子臉上那兩道一樣。他的髮色，怎麼說呢，是那種金屬色的亮金髮，又帶點奶油的顏色，不過整體上開始泛白了。他創作過不少受歡迎的大部頭小說，比如《毒化影響》《亨吉斯特之馬》《假海龜的叫聲》《玻璃屋裡的人生》，他同時是藝術理事會文學小組的成員，也是英國作家協會的成員。對他進行提問的是塞繆爾·奧利芬特。道葛拉斯·科比自認在文壇算是一個有些許影響力的小說家，也認為自己在文學評論方面有重要地位，他說閱讀過《亂言塔》，對這本書很是崇拜。
問：在你看來，《亂言塔》是一本非供消遣的嚴肅文學作品，對嗎？
答：毫無疑問，寫出這本書的年輕人絕對前途無量，他還有很多要學的東西，但他極富天賦。他應該得到鼓勵，年輕的寫作者都應得到鼓勵，因為我深有體會——我還是新人時，走過不少彎路。
問：請你說明為什麼你認為它是一本嚴肅文學作品。
答：好的。因為這部作品處理的議題是「邪惡」，你要知道，在我們所處的社會中，我們從不在意「邪惡」，從不凝視「邪惡」。我們是英國人，我們一直如此高雅，我們最著迷的是有沒有失禮或失態，最關注的是社交禮儀中的瑣屑細節，最緊張的是吃魚用的叉子要擺在什麼位置，最在意的是與我們對話的人是否有著和我們一樣地道的口音，或者他們的鞋子好看還是醜陋。是的，事實就是如此；是的，儘管奧斯維辛集中營大屠殺和廣島市原子彈爆炸都發生於我們這個時代。我們英國人真該感到羞恥，因為我們所有的牢騷都集中在花圃裡，埋怨著不知道該不該把白色的花擺在花園邊的草本植物圍籬上，嘟噥著擺了比較俗豔，還是不擺比較粗鄙。你知道嗎？就是這樣一些事。
問：但裘德·梅森卻直指「邪惡」這個問題。
答：嗯，沒錯，是的，他面對了這個問題，他的確很有先覺，而且他對用寫作直面「邪惡」議題有一股衝勁，甚至可以說很勇猛的一股衝勁，這股衝勁體現在他書中對哥特式鎖鏈、地窖的描述上，儘管某種程度上有一點陳腐，但毋庸置疑，這樣的描寫非常起作用，非常起作用。威廉·戈爾丁也曾寫過「邪惡」，比如《蠅王》，寫的是一群撒野男學生的淪落與邪惡，很有啟示作用。梅森先生在《亂言塔》裡對寢室生活的刻畫，也是一群撒野男學生的淪落與邪惡，但梅森先生筆下的顯然是一個大型木偶秀版本。我個人則傾向於把對邪惡的書寫，嵌入對日常生活、起居室、劇院酒吧、鄉野庖廚、學校職員室等普通場景的描繪上，我希望把邪惡嵌入可感的生活，就像詹姆斯曾經說過的「要留意社會細節」，奧登也寫下過這樣的句子：「茶杯上那道細細的裂痕開啟了，一條通往死亡之地的路徑。」茶杯之類的東西便已足夠，但是梅森先生不這麼想，他重灌上陣、火力全開，抽打、絞刑，什麼都用上了，他選擇了一條更激進更危險的路，儘管很難完成創作，他卻順利收筆，這是一場壯觀的旅程——但我還是更願意相信，把對邪惡的研究嵌入可感的生活中，這樣的寫法會更有效。比如，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看守者們，夜裡回到他們位於城郊的家裡，進到廚房中，廚房中有粉色燈罩、粉色的豬肘子……諸如此類生活用品和生活畫面，你用燈罩和豬肉為主題，就能寫出一篇好文章，你不一定非得……
問：所以你對梅森先生這本書的結語是什麼？嚴肅？優良？
答：啊，是的，就像我說過的，他很不錯。他如果加強學習的話，會變得更加優秀，重要的是給他提供嘗試的機會，這特別重要，是的。
輪到奧古斯丁爵士反詰，他反而說：「我沒有問題要問，法官大人。」
辯方又請出了下一位證人，瑪麗-弗朗斯·史密斯教授，她來自倫敦大學艾伯特王子學院。她穿了一套雅緻的女士西裝，純羊毛料，西裝是黑色的，有白色滾邊。
赫弗遜-布拉夫對這位外表嬌柔又纖弱的證人十分殷勤。一開始，這番客套和逢迎使瑪麗-弗朗斯·史密斯教授有點不安，她明明想一本正經地以自己的理解，為《亂言塔》的人文思想背景給出既有學術性又易懂的解說，而赫弗遜-布拉夫「介入」後，以提問的方式讓史密斯教授借發表在《文匯》雜誌上的書評，來對《亂言塔》抽絲剝繭。
問：史密斯教授，你在你的評論文章中曾指出，在座的陪審團成員們剛剛讀完的這本《亂言塔》，「繼承了歐洲人文歷史和哲學辯論的主流傳統」，這可是相當重大的一個主張。
答：我想我可以充滿批判性地證明這一點，《亂言塔》這本書的作者對法國大革命時期及其後期的法國思想爭議、哲學爭議有著極開放的接納，所有這些爭議的焦點都集中在兩個議題上：人類應該多自由？對人類的限制究竟該達到什麼程度？
問：你在評論文章中也提及了幾位思想家的名字，比如查爾斯·傅立葉。你是否能夠為我們簡述傅立葉的思想，以及他的思想在《亂言塔》中的體現？
答：傅立葉是一位既溫和又有些怪異的思想家，和18世紀末及19世紀初的許多思想家一樣，他認為對人類情感和生活方式發動一場改革，可以喚醒一個和諧新時代的降臨。他堅持認為前幾個世紀所遺留下來的「文明」是罪惡、壓抑又頹廢的。他聲稱對所有人類激情和慾望的遷就縱容，能將人類引入和諧，這是他在1810年提出的觀點。他相信所謂的文明人和頹廢的人認為所有的人類大體上都是相同的，但事實上，人類之間千差萬別。他主張女同性戀者、雞姦者、自虐者、戀物者、慕男狂等，與其被懲罰，不如被社會容納。他還寫了一本名叫《充滿愛的新世界》的書，講述一群移民者去小亞細亞奈達斯的旅程，他們在那裡建立了一個社群，一個實踐著絕對性自由的群落。他們舉辦濫交、群交活動，也舉辦狂飲暴食的派對——傅立葉在自己的書裡看到了和諧中的「鬥爭狀態」，比如，廚師們以文明姿態比賽制作小甜點——他對自己的小巧思很是喜愛。他熱衷於發明等級制度，他在書中建立了一個洋溢著歡愛的宮廷，裡面有大祭司、教皇、女總管、告解者、托缽僧、小仙子、酒神追隨者……
問：所有這一切，在你看來，都很溫和？
答：哦，是的，一派溫和。就像華託的《舟發西苔島》裡的畫面，表面上是一個如夢似幻的世界，事實上卻掩藏著嚴肅的政治想象力。傅立葉真誠地相信：法國大革命的腥風血雨和極端恐怖，也許能夠將法國往前推得更遠，也許能導致舊秩序和老規矩一如他渴求中的那樣，進一步瓦解——比如，婚姻制度得以廢止，因為婚姻在他的觀念中，讓幾乎每個人都不快樂。傅立葉寫道：「在和諧的境界中，每個自然人——男人和女人，都會被賦予最低限度卻令人滿足的性歡愉。」
問：你認為《亂言塔》承襲了這種「傳統思想」？
答：是的，前半部分是。書中的角色們往一個「充滿愛的新世界」進發，這是來自傅立葉的感召；其後發生的事情，則可看出薩德的影響。
問：請為我們講述一下薩德，你真的把薩德當作思想家看待？
答：一定要把薩德當作思想家看待。他的地位舉足輕重，儘管他血管裡流淌著犬儒主義的血液，他卻是那條代表著啟蒙哲學家們開始讚美人類理性和自由意志的時代的分割線。他問道：如果我們都能自由地遵從自己強烈的激情，誰能阻止我們去傷害、去殺戮、去姦汙、去折磨他人的慾望？他說：因為傷害、殺戮、姦汙、折磨，就是人類的激情，再自然不過了。有一種觀點認為，伏爾泰、盧梭、狄德羅這些自由思想家能把人引向斷頭臺或者薩德打造的閨房——梅森先生就讀懂了這一點，也在書裡展示了他的理解。
而那位話題中的被告，卻在看自己的手——他根本不望向史密斯教授，一些陪審團成員注意到這一點。
問：你出此斷言的依據是什麼？
答：嗯，讓我先從《亂言塔》這個書名開始說明。「亂言」可以被理解為噪聲、嘶喊、嚎叫，有動物性的意涵，在有的語言解釋中，「亂言」近似「亂吠」，是獵狗發出的噪聲。「亂言塔」本身是「巴別塔」的一個象徵，巴別塔的修築是人類為了登天取代上帝，與上帝等同。人類的放肆觸怒了上帝，上帝降下懲罰，派一個搗蛋的精靈到人類中間，攪亂了他們的語言，讓人類再也不能彼此互相理解。巴別塔說穿了，是一場人類反抗上帝權威的共謀。在《亂言塔》中，那個亂言塔社群就是傅立葉構築的「充滿愛的新世界」，也是薩德建造的「西林古堡」，那群浪蕩子砍斷了將他們與外部世界相連的橋，以便能執行種種惡行。
赫弗遜-布拉夫向史密斯教授致謝，感謝她對《亂言塔》的清晰解讀。赫弗遜-布拉夫入座後，控方接著向史密斯教授盤問。
問：謝謝你饒有趣味的講解，史密斯教授，你為我們生動勾勒了一幅法蘭西人文思想的圖卷，也將《亂言塔》從哲學角度予以剖析，給我們帶來一場深度講解，這令人悅服。我想問的是，你剛才談及的薩德的書、傅立葉的書，都是法語書嗎？
答：是的。
問：在市面上自由流通，任人閱讀？
答：是的，但傅立葉的書並未全部面市。很多都未經整理、編輯，原稿儲存於法國國家圖書館。
問：你所述的這些思想是不是非常典型的法國思想？你的祖國法國，是不是在性方面給了國民相當大的自由空間？
答：在某種程度上是。
問：英國人一向慣於到法國購買那些被認為對英國讀者不合宜的書，或者去看女神遊樂廳的刺激表演，或者去你的國家做性質相似的一些事。有的人覺得像法國一樣，擁有這些自由很好；有的人覺得對維護社會公德多付出一些關切，對阻遏傅立葉先生急切宣揚傳播的那些觀念多投入一些心力，有其正當性。你或許覺得，起草並制定《英國國會法令》，讓《亂言塔》這本書的審判有法可依的那些人是很次等的。
塞繆爾·奧利芬特起身對控方表示反對，指出那是一個陳述，不是一個問題。
問：你的發言帶有如此冷靜的條理性，如此法蘭西式的辯才無礙，無論對薩德還是《亂言塔》，都能侃侃而談。如果我可以說的話，從外表看，你並不像是一位會對邪魔般的薩德挑燈攻讀、潛心研思的人。史密斯教授，請你告訴我，你享受薩德的書嗎？
答：享受？不，一點也不。(法庭速記員記錄：這很明顯是一個充滿反感的真實否認。)
問：但是你之所以讀薩德的書，是因為你覺得應該讀？
答：是的，就像我說過的，薩德舉足輕重。我個人更傾向於讀傅立葉。
問：那位溫和、怪誕、放縱的傅立葉，他是能寫出華託畫中仙子和自虐者逸事的文字家。那麼《亂言塔》呢？史密斯教授，你享受這本書嗎？
答：不，我欽佩這本書。
問：但作者可能很期待你能享受這本書。
美貌的教授和被告席上的犯罪嫌疑人不約而同地垂下了眼瞼，漲紅了臉。
答：此刻，我們一再被提醒，作者的真實意圖是我們無法知悉的，也與讀者對其著述的批判性解讀絲毫不相干。
問：請一定原諒我做此提問：你在閱讀《亂言塔》時，是否感到震顫的性愉悅？
答：(法庭速記員記錄：證人臉頰通紅。)可能有吧，我不記得了，但那不是我最主要或能夠牽制住我的閱讀反應。
問：謝謝你，史密斯教授。
緊接著出庭的證人是一位劇場導演，福斯托·傑梅利，他曾與彼得·布魯克、查爾斯·馬羅維茨共事過，這位證人熱情洋溢地高談闊論著愛德華·邦德的《拯救》，《拯救》中嬰兒被殺死在手推車裡的情節，是對布萊克詩句「有慾望而無行動，無異於將嬰兒扼殺在搖籃之中」的踐行。證人還說起了熱內的《女僕》和《陽臺》，說起了阿爾託的「殘酷戲劇」，證人引用阿爾託的話，昭示了殘酷戲劇的目的：「像犧牲者在火刑柱上被焚，從火舌中發出了資訊。」塞繆爾·奧利芬特問證人：「我們此刻活在熱內、邦德、阿爾託、《馬拉/薩德》和彼得·布魯克《李爾王》的時代，你是否覺得《亂言塔》在此際的文化語境中是出格的？」證人說：「我覺得完全不會。」這位證人實在是太過激情昂揚，他說每一句話都是手舞足蹈，並常常從他那黑雲般的長髮中露出臉來大聲發言。奧古斯丁爵士說：「我沒有要問該位證人的問題。」奧古斯丁爵士做此判斷，可能是因為已經發現這位證人總是對自己的「觀眾」喊話，全然不顧其他聽不懂戲劇的公眾。
審訊進行到第三天了，辯方傳召了埃爾維特·甘德。證人自稱是一名醫學博士、心理醫生、精神分析學家。他表示自己為精神分裂症患者、有精神困擾的青少年提供治療，也出版過一些關於語言和社會、心理健康，以及精神病患者群體症狀分析的一般書籍，《語言是我們的緊身衣》《壓迫者之舌》《我是我兄長的守護人？》等都是他的作品，他也承認，自己對研究語言和壓抑兩者間的聯絡尤其有興趣。「當然，還有語言和表達。」他補充道。
坐在證人席上的埃爾維特·甘德有著冷峻和整潔的形象，他的禿頭在閃光，他的鼻尖在閃光，他的長牙在閃光，而且閃得更亮。他的眼睛巨大，有雕塑感，但眼皮耷拉著；他做證時，像逐漸在施咒，咒語的連綴感慢慢增強，但他的聲音卻是平穩的，只是到了快說完時，他氣若游絲，像耍蛇人的姿態一樣搖晃不定，他還有邊說邊用手輕敲證人席壁架的習慣。他出庭時穿了一件皺巴巴的燈芯絨西裝外套，黑色的，內襯一件米白色的馬球衫領針織套衫，褲子也是燈芯絨的。弗雷德麗卡注視著他，把他想象成一件打磨光滑的象牙製品，或一塊乳白色的大理石。赫弗遜-布拉夫問了他一系列精心設計的問題，意圖讓他論證《亂言塔》作為一本闡述個人精神崩潰以及群體社會痼疾的作品，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甘德長篇大論著，聲音洪亮，又極具音樂性，只消片刻，便將聽審的公眾全都籠絡成一個對他的顛頭聳腦心服首肯的群體，但他發言結束後，大多數人無法記得他發言的大部分內容，還有一些人，根本想不起他到底說過什麼。甘德說，人類是分裂的生物，而且越來越分裂，不僅與其他人分裂，自己的身份和意識也呈分裂狀態。甘德認為，《亂言塔》不僅體現了這種分裂感，也傳達了一種與自我、與群體聚合統一的渴望，就像巴別塔原始的神話故事一樣。甘德說，人類愈加成為一種「投射」，一種對他人想法或意識的投射——尤其是家庭成員的想法或意識，也是對內心恐懼及隱秘心願的投射。他指出，我們活在一個人類被標籤化的世界，不但被標籤化，也被評判為罪犯、瘋子、變態者、施虐者或其他極具偏見意味的名稱，評判後即被懲罰，或者也有稍微好一點的標籤，比如絕望的、深情的、合理的、疑惑的。語言毀滅了我們，正如語言造就了我們——《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曾備受譴責，是因為直截了當地使用低俗的髒字來描寫身體功能，我們因此用委婉語高築起一整座語言牢籠，從此避免對這些身體功能的平鋪直敘，用語言把人類從自我中分裂。但有一種人類疾病——妥瑞氏症——一種遺傳性的神經內科疾病，會讓人的身體不由自主地抽動，或者突然口出那些被認為是惡劣到不應該說出口的字眼——肏、屎、尿。甘德說不會因為自己用了這幾個字眼，而向庭上致歉。他說，那幾個字眼無非是像夜間遺精時，從人體流出的液體，再被如汙漬一樣擦拭即可，和射精是一樣的道理，都是無比真實的存在。但人類卻甘願冒險犯難，連同我們為遮掩身體而捏造的語言，鬼鬼祟祟、徙倚仿徉。裘德·梅森為我們揭露了我們的結局：我們將面對皮舌和鐵具，既然我們被禁止使用口舌和身體器具。
戈弗雷·赫弗遜-布拉夫已經開始恍惚，卻還在堅持。他既要掌握問答的主控權，又要敦促他的證人將關注點移轉到「也就是說，我們手上這本書」上。這似乎正中甘德下懷，甘德說：「你的敦促，不禁印證了兩種令人銷魂的對比：一是對話和交配，二是自瀆和獨白。足夠的醫學證據顯示，比起性交，男性手淫時釋放的生理物質更多。」
「請問關聯何在？」法官戈達爾·貝拉弗萊忍不住問，「你剛才的話與本案，與本案中的書，或者與本案中這本書的內容，怎樣能產生關聯？」
「法官大人，我在說的是語言自瀆，或者說是《亂言塔》式的自瀆，是有意識的自曝、有良知的自曝，我在說的是這本書是孤立狀態和非現實感的產物。」
甘德又徑自說了下去，他說《亂言塔》中的塔民社群，求索的是一種早已遺失了的具有原始性質的統一狀態。「那種統一狀態是不可能的身份認同，一種多相變態。我可以引用萊納·瑪利亞·里爾克的詩歌做出解釋，里爾克祈求能夠變成一個實現自我滿足並獨立生活的雌雄同體者。」
「他當真有這種執念？」
甘德吟誦道：
macheinenherrlich,herr,macheinengross,
bauseinemlebeneinenschnenschoss,
undseineschamerrichtewieeintor
ineinemblondenwaldvonjungenhaaren.
「我不知道，」法官說，「甘德先生，我是該請你為陪審團著想，把這段詩翻譯成聽得懂的語言；還是該請法庭速記員從法庭記錄上把這段詩，作為無關、無效證詞刪除掉呢？我的德語不是那麼靈光了，但我極力跟隨著你的引用，你的引用讓我覺得有點……有點……嗯，或者赫弗遜-布拉夫先生能夠為我們指明：我們到底需不需要這段詩的翻譯？」
赫弗遜-布拉夫說：「甘德先生的熱忱儘管很有感染力，卻也讓他自己被衝昏了頭，失去自制力，如果我對甘德先生的話做出了正確理解，我想說甘德先生的主要論點是說《亂言塔》的塔民群體是一個病態的群體，他們試圖獲取統一，最終卻失敗了。」
法官：這個論點與「語言自瀆」以及里爾克的詩到底有什麼關係？
甘德：能讓我回答嗎？勞倫斯說過：「我要使我的世界——我的小說世界保持健康，方法是邀請每條在我頭腦中那片‘無意識沼澤’的邊緣上盤圈、纏繞的小黑蛇，爬進我的小說世界中。」法國超現實主義作家米歇爾·勒西斯也說過：「施虐、受虐，以及幾乎所有的醜行惡習，事實上只是讓人類更加體會到自己是人類的方法。」我想要說的是，《亂言塔》一書中的英雄考沃特，正如史密斯教授所言，是一個像傅立葉一樣的人，想要在塔裡為他建立的社群安排籌劃好所有事情，他希望從此不再有迷失的靈魂，不再有因被拋棄拒絕而苦尋皈依的生命，所有人將成為統一的一個整體。在書中，這最終是行不通的，不過，這種渴求是高貴的，不僅高貴，而且清醒、健康。我之所以引用里爾克充滿寓意的詩，是因為它在同樣程度上讓我高興，讓我看到關於統一整體的一副盛景——對雌雄同體、多相變態、自我滿足、渾然一體，那美麗而無望的嚮往。
法官：我不確定我應該這麼做，我們可能會浪費庭上所有人的時間，但是我要請你翻譯里爾克的詩。
甘德：謝謝您，法官大人。可以這麼翻譯——讓我想想——就這麼翻譯：
使一個人豐美，主啊，使一個人壯大，
為他的生命建起一個美麗的子宮，
讓他的羞恥之處雄起如支柱，
矗入澄金色的柔亮森林中。
法官：謝謝。非常感謝。我相信陪審團肯定覺得聽明白了遠比聽不懂好。
甘德：這首詩很有力，很美妙。
法官：也許吧，但聽德語原句時似乎更好，我這麼認為。赫弗遜-布拉夫先生，我真的認為我們應該回到訟案的中心要旨上了。
赫弗遜-布拉夫：完全同意，法官大人。甘德先生，是否可以請你用你自己的語言，來為我們分析：《亂言塔》隨著故事的深入和暗黑化程度的加深，施虐受虐的行徑愈加頻密。作者這麼寫，到底有什麼意圖？意欲達成什麼效果？
甘德：好的，我當然可以來分析一下。這些行徑被定義為「貶降儀式」。我想為陪審團介紹h.加芬克爾發表於1956年第61期《美國社會學期刊》上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探討的是「成功貶降儀式的條件」。文中寫道：在現代社會中，貶降儀式是離間、異化行為的一部分，在所有機構中都會發生。存在主義精神病學家r.d.萊因，在英國皇家學會出版的《動物與人類的儀式化行為》一書中，將許多現代精神病診斷行為定義為不折不扣的異化儀式、貶降儀式，一些公共檢討會也屬於這個範疇。《亂言塔》中的告解、懺悔活動，以及劇場，都有進行貶降儀式的功能。我們也可將這些活動與某些妓院裡上演的一些畫面相提並論，比如男人被強迫打扮成淘氣小男孩或殉道者的樣子，被鏈條捆綁起來，任憑妓女貶損、辱沒。熱內也指出，人們也有去扮演司儀、辱人者、法官、主教和司令官的需求。不管是在妓院尋歡，還是在真實的日常生活中，都是一樣的。一種暴力躁動，一種血性反叛，在向真實自我穿刺和洞悉的過程中，都是必要的。
法官：我不確定我聽懂了你的話。你的意思是說法庭、精神病院，甚至教堂，都是為了貶降人類而設計出來的？你的意思是說，梅森先生在書中是這麼表述的？
甘德：不、不。只是從某些層面上看，這些機構可被理解為有貶降作用的，但《亂言塔》深刻、絕妙、流暢地論述了我們對彼此進行貶降的謎之疑團和含混曖昧。法官大人，你可以把我們的貶降慾望視為原罪的一個方面，或者是用於對將人群進行分裂的那種力量的一種展示——這在《聖經》中的耶和華身上就體現得很明顯：耶和華沉重地打擊了巴別塔原居民們的放肆無禮。
法官：甘德先生，你的自我表達清晰，但說理卻讓人有些費解。如果我理解得沒錯，你是不是在譴責耶和華打擊對人類進行分裂的罪過？
甘德：耶和華是一個人類神祇，是一個人類投射，從這個角度看，你對我的理解沒有錯。
法官：我必須提醒你的是，你剛才出庭時，是以《聖經》起誓的。
甘德：我起誓的時候，說的是「我對萬能的上主宣誓」。我是那麼說的，也是那麼想的。我所說的「萬能的上主」是一股凝聚的力量，是一片光與美的淨域，而不是一個打壓人民的殘酷審判者。
法官：你教化了我。
甘德：法官大人，我記起一段語錄，來自西蒙娜·德·波伏娃關於薩德的評論，想必能精準概括我的本意。
赫弗遜-布拉夫：我想我們可以擯除語錄或引用，迴歸正題《亂言塔》和它對殘酷虐行的描述。我記得你曾說過，《亂言塔》是一部反映人類苦難和社會痼疾的深奧作品。你用了一個法語單詞「痼疾」，來指代頑症、沉痾。
甘德：但我想到的那句西蒙娜·德·波伏娃語錄頗能說明一切，那句話完美地解釋了薩德，以及裘德·梅森。西蒙娜·德·波伏娃洞悉了一切，她是一個那麼重要的作家，那麼值得尊敬的思想家，請一定要聽我說她的那段話：「太急於支援薩德，無異於背棄他，因為他想要的就是我們的困頓、屈從和死亡；而如果我們同情一個在孩子喉部割下一刀的性慾狂者，我們就是與薩德對立。薩德並未禁止我們去為自己辯護，他准許一個父親去制止自己的孩子落入色魔手中，也不反對那位父親在孩子被性侵被殘害後去復仇，去殺死那個強姦犯。薩德的訴求是：在不可調和、互不見容的獨立個體之間的搏鬥中，每個個體都以‘存在感’的名義，與自我意識牢固地、緊密地聯絡在一起。薩德認可人們之間的宿怨和世仇，他不認可的是法庭。薩德認為我們可以殺戮，但我們不可以審判。法官的惺惺作態遠比暴君的裝模作樣更加傲慢自大，因為暴君把自己囿限在自己的世界裡，而法官卻將自己的觀點上升為普遍規律。法官的成就，根源無非是一個謊言。因為每個人都明明被自己的皮囊死死囚禁，根本無法成為任何兩個不同個體的調停者，畢竟，誰跟誰都是隔絕的。」
赫弗遜-布拉夫：甘德先生，你不會是在暗示梅森先生藏於書中的論點是「我們可以殺戮，但我們不可以審判」吧？
甘德：啊，當然不。裘德·梅森不接受薩德的信仰——他根本不接受這個人。但為了版稅，他願意給薩德的論點一次被討論的機會。我們身在一個自由社會中，任何嚴肅的論點，都可以被有償地傳播、散佈。
法官：的確是一個很嚴肅的論點：「薩德認為我們可以殺戮，但我們不可以審判。」
甘德：但那只是個論點。您是個有智慧的人，這是個智慧的法庭，您怎麼樣也得意識到這一點——抱歉，我這句話的表述不對勁——我知道您明白這是個很嚴肅的論點，其實，您和裘德·梅森都不接受這個論點。儘管我對審判、標籤、投射、灌輸、心魔等概念都抱持懷疑態度，就算我是這樣一個人，比起累積仇怨和輕易殺人，我還是站在支援法庭這一邊，我也不接受薩德的論點，但我願意承認他的論點所具有的深遠重要性。我們不能禁燬薩德，或裘德·梅森。
法官：好的，甘德先生。好的，赫弗遜-布拉夫先生，你的證人已經把我們所有人都帶往深層境界了。
赫弗遜-布拉夫：法官大人，我們正在討論的正是一本很有深度的書，這是毋庸置疑的，畢竟《亂言塔》不是一本悅己愉人的小說，不是一本煩言碎辭的小說，它的確在往深處探伸。
奧古斯丁爵士問埃爾維特·甘德：「如果你擁有許可權的話，你是否有想要禁止發行流通的書？」證人回答說：「如果可以的話，我想禁止芭芭拉·卡特蘭的小說，因為她的小說全是謊言，會給相信這些謊言的人帶來不幸。」奧古斯丁爵士說，即使愛讀這樣的書，也是一種微弱慾望的體現，也是一種值得被認真探討的心態。甘德微笑了，他同意奧古斯丁爵士的看法：「我剛才的答案給得有點倉促，那只是一個誇張的說法，你說的是對的。重點是：無論什麼，這都不構成禁燬一本書的理由。」
問：反正到最後——萬事皆可？
答：啊，是的，我是這麼覺得的——萬事皆可。
問：法官大人，我沒有更多問題了。
戈弗雷·赫弗遜-布拉夫開始顯得面紅耳赤，四肢懈怠。他跟自己年輕的後輩同事和魯珀特·帕羅特悄悄交談，很顯然對證人選擇以及之後將要上庭的證人存疑。不管怎樣，他還是傳召了阿夫拉姆·斯尼特金，他在去證人席之前，把自己的錄音機交由弗雷德麗卡保管，請她來幫忙錄下自己做證的過程。
斯尼特金出庭是為了根據多份社會學研究資料來論證一點：那些有性冒犯、性褻瀆癖好的人，在能直接接觸到「露骨的文學作品」的情況下，實施性侵犯或性暴力的機率其實較低，儘管一般認為這個機率也許是較高的。但斯尼特金真是一個糟糕的證人，因為他無論做怎樣的供述，幾乎每句話都免不了用「一方面」「另一方面」「可以這麼說」「在一些能被精細描述的情形下」之類的贅語，這讓他的話像被緊緊包覆在繭裡，缺少鮮活的說服力；而在當控方只是簡單地問了一句：「你所說的那些社會學實驗裡，使用的文字素材是否可被歸類為‘淫穢作品’？」斯尼特金卻用了冗泛口舌，大費周章地論述到底何為「淫穢作品」，他說：「淫穢作品的定義要看‘淫穢’的定義，也要看那些作品的讀者或使用者，到底賦予了作品怎樣的用途；同時，也要看所謂的‘淫穢作品’的讀者或使用者的習慣或習性，是否經過研究和分析……」
法官打斷了他的發言，讓他長話短說，也許是因為有了應付埃爾維特·甘德雄辯言辭的前車之鑑，法官必須適時地表現出一種急躁感。
斯尼特金還辯解道：社會學研究顯示，淫穢行為歷來是被疏離和被挫敗的一種反抗武器，這帶有傳統性，而當他口若懸河地解釋什麼是「淫穢行為」時，又遭到法官和赫弗遜-布拉夫的制止。然後，他將裘德·梅森形容為一個「懷有理想主義、希望重新改造社會的年輕人」。斯尼特金說：「如果無政府狀態是一個另類社會誕生後的初期形式，那麼對語言的蹂躪與玷汙，或者說讓語言變得淫穢又無用，正是建構一種新語言的必經過程。」
奧古斯丁爵士直接設問：「你是不是在說《亂言塔》是一本淫穢的書？」
赫弗遜-布拉夫立即提出反對——證人關於《亂言塔》是否淫穢所發表的觀點不應被庭上接受。
反對有效。
奧古斯丁爵士改問斯尼特金：「你認為《亂言塔》是不是年輕人希求蹂躪、玷汙語言的例證？」
斯尼特金否認，他說完全不是這樣。而且恰恰相反，《亂言塔》是反對蹂躪、玷汙語言的，《亂言塔》中使用了極端清晰表意的語言，來造就其文學價值。「我想說的不過是——」斯尼特金說，「我們活在一個新的輿論環境中，《亂言塔》的文字已非多麼令人心驚膽寒了。這就是我要說的。」
奧古斯丁爵士說：「我們中有些人活在那個環境中，而另一些人則極力避免活在那個環境中。」
下一位證人是阿德爾伯特·霍利教士。他白髮輕揚，手指被尼古丁漬染成黃色，穿著神職人員的白色硬立領。眾人被告知他是任職於聖保羅教堂的教士，也是神學和心理學作家，同時也是一位專業的「性治療師」，還是一個專門以提供熱線電話來幫助絕望人士的慈善組織的負責人。
赫弗遜-布拉夫問他是否認為《亂言塔》是一本有道德資訊的好書，霍利教士肯定地說：這本書既有文筆，又有道德。
問：你作為一位基督教牧師，是否會鼓勵別人去讀這本書？
答：當然會。這是一本很深邃、很有基督教色彩的書。
問：請問你為什麼會做此評論？
答：這是一本關於承受苦難和施加苦難的書，而受難和施加苦難就是基督教的中心。我們崇敬那位被鞭打、折磨、戴上荊冠、劍刺、雙手釘在十字架上直到氣絕的人的屍體。我們更宣稱，我們的上帝使此人受難——而此人是上帝的一部分，即是上帝——受難承擔並償付了我們的罪責。我們的上帝是一個殘酷的、善妒的上帝——這是《聖經》一直固執地向我們講述的。殘酷和苦難是我們教義和儀式的重點，基督教是一種觀念的表達：即現在被我們稱為虐待、受虐的行為和思想，便是我們存在的中心真理。
問(法官)：你的意思是說，你作為一個基督教牧師，認為上帝本質上是殘酷的，另外，這本書也指明瞭這一點？
答：以前我們所稱的上帝有一部分是殘酷的。另一部分是人性的，是基督。我認同威廉·布萊克的說法，他在《最後的審判》中寫道：「如我所想，世界的創造者何其殘酷，作為基督的崇拜者，我不禁要說：‘哦，兒子多不像父親啊!’全能的上帝先往頭頂上一記猛擊，其後耶穌攜療傷的良藥而來。」為了緬懷他，我們必須崇拜耶穌的人性，我們必須吃下他垮掉的身體，飲下他流失的血液，因為他祈求我們那麼做。
赫弗遜-布拉夫正在引導，或者說正在試圖引導這位證人回到對《亂言塔》裡一些事件的道德分析上，比如兒童們的捕獵、洛綺絲的死亡。赫弗遜-布拉夫想引導霍利教士說，這些片段充其量只是在道德上是驚悚的，而非在性意識上挑逗。赫弗遜-布拉夫的誘導並不算成功，因為霍利教士的回應痴迷而癲狂，他說這些片段寫得「骨寒毛豎地恐怖，神乎其技地奏效，光彩射目地邪孽」。霍利教士離題地說起對兒童和死亡的看法，他自言尤其為諾曼·o.布朗奧妙的精神分析學說所吸引。他形同呼喊：「《亂言塔》《聖經》，以及諾曼·o.布朗的著作都是對人類社群裡愛與死到底如何產生的一種凝視。不管是生殖細胞，還是人類社群的‘一靈真性’，都弄不懂死亡是怎麼一回事。死亡伴隨著‘個體化’而來，嬰兒脫離了曾經吮吸過的乳房，將成長為一個獨立的性別生物——在家庭中，個體開始分離，預示著新的核心家庭就要出現，死亡也即將誕生——當兒子成為父親，兒子的父親就可以死了，也必須死。人類家庭是由強烈而緊張的愛的模式構築的，因此必將製造出更強烈更緊張的死的模式。法官大人，這是諾曼·o.布朗的理論，也是裘德·梅森在書中所論證的。」
法官：是嗎？我恐怕沒聽明白你的意思。你每個單獨的句子我都能理解，但整體大意令我似懂非懂。
霍利：我可以釋疑。
法官：不，不必了。我相信陪審團成員們各憑才智，達成了對你證言程度不一的理解。我也相信陪審團會自行判別你這番神學領悟，是否能和他們對《亂言塔》的解讀達成一致。
塞繆爾·奧利芬特代表裘德·梅森向這位教士展開問訊。
問：你與裘德·梅森相識？
答：我認識他有一段時間了。
問：你會怎樣形容他？他是不是一位嚴肅的作者？
答：他是個非常有才華的年輕人，同時處境也非常艱辛，有才華的人常常如此。他與社會的關係不能說是順暢的，他的生存狀況也堪憂，不過他掙扎著向外界傳達著想法，進行著創作。
問：即使他個人境遇欠佳，他是不是也從不間斷寫作？
答：他生活在邊緣上，在極端上——我是指他的經濟狀況，他很貧窮。他為人處世的態度其實是一種疾病的表現——他遭受過社會的迫害和嘲弄，他是一個替罪羊，一個受害者。
塞繆爾·奧利芬特沒有預期會得到這樣的答案，猶豫了一下子他決定繼續問下去——這要比重新回到上一個問題更好。
問：你是說他因身處困境，所以瞭解現代生活的苦痛？
答：我一直把他當作一個「聖愚」般的人物看待，就像讓-保羅·薩特筆下的「聖熱內」一樣，又或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白痴」，他是一個在殘酷世界中顛沛流離的純潔之人。而薩特把「聖熱內」視為一個薩滿教的僧人，先被死亡精靈肢解，再被砍成碎塊，爾後重生，成為一個智者。裘德·梅森也有復甦的智慧，他的人生蒙受苦難，但他卻能在書中死而復活、重獲新生。
聽了這番突兀的又極致的頌譽，裘德·梅森完全沒有露出任何感恩的表情，這讓辯方律師們都尷尬不已。
奧古斯丁爵士起身，對證人反詰。
問：你對基督教和虐待及受虐的觀察讓我很感興趣。你是否認為《亂言塔》中對摺磨的描寫，體現了一種對世界殘酷性或對造物主殘酷性的宗教式體驗？
答：是的，我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想的。
問：所以你覺得作者刻畫這些露骨性虐的動機是昭示一種虔誠的宗教狂熱？是極度渴望帶讀者感受肉體痛楚及性痛楚這兩種貶降行為的由淺到深的不同層次？
答：基督體嚐了各種層次的痛楚，他死於痛楚——這我們都應該知道。
問：但我想他沒有經受過性痛楚。
答：所有的痛楚都與性相關。他曾是一個人類，他以人類姿態受難。
問：你認為閱讀這本書時，讀到其中哪些晦澀艱深的性恐怖場面，會讓讀者能夠以一種——或許是一種極恍惚極模糊的方式，將這些性恐怖場面與主耶穌基督的受難聯絡在一起？
答：如果人類竟然不能讀取或感知世界上的各種可能性，這真令我無法想象。
問：讓我問得更清楚一點，也請你答得更清楚一點——你認為推薦別人讀這本書，是不是一種基督教行為？
答：我必須引用約翰·彌爾頓的《論出版自由》：「那種動輒逃逸自保、一貫隱居避世的道德，那種絕無突圍出擊、迴避直面敵手的秉性，那種只會臨陣脫逃、不願加入奮戰的品行令我不敢恭維。須知那不朽的花環，是要在經歷一番煙焰張天、腹熱腸荒後才能奪取的。」
問：但我們的主耶穌不就曾說過一句話，也告訴我們要如此祈禱——「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答：翻譯得有出入，我們現在都改說：「不讓我們陷入誘惑。」
問：真的改成這樣了嗎？法官大人，我沒有更多問題了。
弗雷德麗卡必須得錯過幾位證人的出庭應訊環節，因為她要見法庭福利處事務員。事務員會在監護權聽證會召開前，來對她進行訪談。這位由法庭指派的事務員安西婭·巴洛是一位中年女士，來弗雷德麗卡家中進行訪視那天，穿了一件波斯羔羊皮衣，戴一頂皮帽子。她的眼睛很亮，但眼睛間距有些大，頭髮白中帶點灰，她在交談時，表情常常過分熱情、入迷，這讓弗雷德麗卡對她沒什麼信心。在弗雷德麗卡眼中，這位安西婭·巴洛太太基本上是夏麗蒂·法勒一樣的教條女人，夏麗蒂·法勒是吉迪恩·法勒的妻子——那個宗教組織「喜悅孩童」的創辦人的妻子。出乎弗雷德麗卡意料，巴洛太太問的問題挺有一套，儘管發問急促，但問題很合乎情理。她問弗雷德麗卡：「你是否覺得利奧在布蘭大宅的話，過得會更開心？畢竟那裡有田地、馬場、果園。」弗雷德麗卡說：「是這樣，沒錯，正因為那些理由，我也差一點就把他留在那個地方了。」巴洛太太問弗雷德麗卡為什麼最終沒有將利奧留在那裡。
「因為他想跟我一起走，那也是第一次我無比真切地感覺到：他是我的孩子，我的血肉，我是他的母親，他的人生是我給的，不是皮皮·瑪姆特給的!無論我多不完美，他也需要我，我們對望時，連表情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麼他父親呢？」
「利奧的確也是他的，這就是災難的源頭。可幸好，利奧雖然年幼，卻是個早慧的孩子，是個敏銳又有堅定信念的孩子，知道自己最想要的是什麼。」
「你愛利奧嗎？」
「比愛任何事物都要愛他，包括我自己，包括我的書，不管我想不想愛他，我都愛他。這是天性使然，我想你問了一個荒誕的問題。」
「我明白。我只想聽聽看從你口中到底能說出怎樣的答案。你會非常驚訝於不同人所給出的不同答案，很多人把這道問題當成監護權攻防戰的要塞，志在必得；又或者他們會說：‘我必須得愛他，不是嗎？’」
「好吧，其實我也可以說：‘我必須得愛他，不是嗎？’這是我的生物機制。」
「你愛你兒子，這我毫無疑問。」
「最後會怎麼樣呢？」
「這不在我的控制範圍之內，我還得去走訪他的父親，還有他的姑姑們，也得親自和你兒子對話，我可以和他單獨對話嗎？」
「如果他願意的話。」
「我對與孩子們溝通很拿手，放心，我不會讓他不安的。」
「這孩子有點容易精神緊繃。我另外想說的是，我完全不贊成把這麼小的男孩送進寄宿學校，我覺得那很危險又糟糕。孩子們都太小了，寄宿學校那個環境……但利奧很像我，獨來獨往，他和我一樣，需要一種自我的生活，他一定會厭惡寄宿學校的環境。請你一定要體諒這一點，他是一定會厭惡那種環境的。我希望我的話聽起來不是那麼刺耳。」
「不，這是很合理的擔憂。我想知道，你能善盡撫養之職嗎？」
「我都已經安排好了一切。我有阿加莎相陪，利奧有莎斯基亞做伴，而且孩子們去的是一所好學校。」
「那學校的確不錯，我調查過。」
「那麼，最後會怎麼樣呢？」
「一般上，福利處總是會傾向於母親，但如果是男孩的話，可能就不是那麼傾向了。不過，法官更願意相信女性比較適合照料孩子，這沒錯，我是這麼想的。」
「在利奧身邊圍繞著的還有很多其他女性，但只有我，是他母親。」
「一點也沒錯。我能看出你多在乎這孩子。」
回到法庭，赫弗遜-布拉夫傳召魯珀特·帕羅特進入證人席。帕羅特說為能出一本像《亂言塔》這樣的書感到自豪。《亂言塔》是一本重要的書，儘管有爭議性，但它所傳達的資訊卻是非常有道德感而且屬於這個時代的資訊。帕羅特口吻輕緩、快活，聲音有一絲高傲意味，卻被他那誇張的謙恭有禮全部掩蓋過去，他真是十足的老派格調。他的藍色眼睛熠熠發亮，他圓潤的臉頰也緋紅而有光，他回傳給提問者的那份關注力，讓提問者感到有點過於強烈。帕羅特始終是一副對所有事情都謹小慎微、用心推敲的樣子。赫弗遜-布拉夫問帕羅特，最初承擔這本書的出版時，是否想過這本書會被認為是觸目驚心、難以領受、穢亂不堪的一本書。
答：嗯，是的，自然是這樣的。這本書程度深，內容硬，完全不手下留情。但是，我相當有信心的是讀者大眾以及有關當局，會發現並注意到這本書的實質——嚴肅、有抱負的文學佳作。我當時感到：這本書的時代已經到來，我一定要把它介紹給這個世界。這本書說的全是存在於我們社會里，亟須被挑明被正視的事情。
問：是怎樣的事情？
答：控方已經多次提及了其中一部分事情——比如，寢室中那些孩子的施虐懲罰行為。實際上，包括這個情節在內的許多內容，都讓我意識到這是一本我必須出版的書。因為讀到書中的寢室和懲罰，我求學時的片段歷歷在目……
問：你也是「舊豬圈裡的公豬」？就是說，你也是斯韋恩伯恩學校的畢業生？
答：是的，我是。像你一樣，我相信《亂言塔》的作者裘德·梅森也是。《亂言塔》裡有許多細膩的繪寫，但最細膩的繪寫之一是對孩子們寢室裡日常情況的敘述——在此刻的大型寄宿學校裡，同樣的事情肯定仍在發生。
問：請讓我問得詳細一點：你不是在說斯韋恩伯恩學校的寢室裡也曾發生過謀殺吧？
答：沒發生過，但險些發生。而且沒有人外傳，這是一種保持緘默的密約，一種心照不宣的氛圍。反正大家覺得小男生們都很乖巧，老師們也是如想象中閃亮和體貼。《亂言塔》這本書卻說出了真相，儘管讀起來像是出自放肆的妄想，但大段大段的內容，就我所知，卻是再令人清醒不過的事實。這就是一開始我被這本書觸動的原因，後來，我發掘出其他更多的亮點。總而言之，清醒的現實主義觀察和記錄貫穿這本書始終，而那些幸運的，從沒有在斯韋恩伯恩就學過的讀者，可能無法更準確地評估它。
問：你認為讓讀者獲知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件與《亂言塔》中給人空想錯覺的敘事相去不遠，是符合公眾利益的嗎？
答：全盤考慮後，我認為是的。我是說，要限制公眾的知情權已經再無可能。只要聽過福斯托·傑梅利證言的人，都會認同我們此刻正置身於一種新的社會風氣中——更多事情有了被廣泛討論的機會，而不是像以往般被掩蓋。我們英國人不再矇昧或那麼輕易地感到震懾，而現在的衝擊遠比當年克莉絲汀·基勒、曼迪·賴斯-戴維斯的事件爆發時的衝擊力小。我想，這樣的開化風氣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比如，新聞媒體報道會讓某些人，尤其是脆弱群體陷入苦惱，比起如《亂言塔》般富有想象力的虛構文學作品，危言聳聽的新聞報道傷害程度更大。奧古斯丁爵士在質詢中提到了「沼澤謀殺案」，我認為對罪案的一些報道令人毛骨悚然、極度不安，《亂言塔》可不是這樣的筆調。但我同時也承認，作為一個整體的公民社會，我們還是因循了一些老規矩——假裝有些事情並不存在。當奧斯卡·王爾德被投入監獄時，法官說「這是我審判過最糟的案件」，法官還聲稱王爾德罪孽之深，深到令法官必須給自己下一個「禁止令」，好讓那些不願說出口的語言繼續放在腹中——即使面對罪大惡極的王爾德，也不要口出惡言，法官說：「任何一個正人君子聽了王爾德這兩樁案件的案情後，那些語言都會禁不住地湧上胸口。」但當時有一份報紙，也只有一份報紙發出了不同的聲音，指出那位法官肯定審理過真正惡性的案件，包括謀殺案、勒索案等，同時還痛斥道：這是一個因虛偽而有罪的社會!那份報紙疾呼：「為什麼英國政府不對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的每個男學生，以及大學裡至少一半的男大學生提起公訴？大學裡男女學生間的狎暱行為，司空見慣如通姦!這是每個人都心知肚明的事!」在許多公眾或大多數公眾對人性的瞭解與公共言論尺度之間，有一條鴻溝，那些和我以及我料想中的裘德·梅森一樣，在學校中受到霸凌的人，也是那些旁觀小男孩「緘默密約」的受害者。這種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緘默密約」，和寢室中那些暗不見光的威嚇欺壓，是一樣可惡的!慶幸我們都是成年人了，活在一個進步時代中，對於忠實描述我們所作所為的成熟文字，難道我們成年人沒有權利閱讀嗎!
(法庭速記員記錄道：法庭裡此時響起零零星星的掌聲。)法官要求保持肅靜，並示意：如此干擾庭審的行為不可再次發生。
輪到奧古斯丁爵士對魯珀特·帕羅特提問。
問：帕羅特先生，你是一個頗受敬重的出版人，你在出版開智啟蒙類書籍和前衛先鋒書籍方面，享有盛譽。
答：是的，對此我不必自謙。
問：你也出版了埃爾維特·甘德的書，埃爾維特·甘德先生剛才關於「貶降儀式」和「多相變態」的演說令我們大長見識。
答：你也不需要話中帶刺。他是一位嚴肅的思想家，備受尊敬和愛戴，能出版他的書，我很驕傲。(法庭速記員記錄道：庭上小範圍內響起了掌聲。)
問：希望你不要把我的話當作諷刺。你也出版了阿德爾伯特·霍利教士的書，霍利教士向我們闡述了基督教的核心是受虐、受難和施加苦難。
答：是的，他也是重要的作家，能出版他的書，我很驕傲。儘管我並不認同他所有的強調重點，但我承認他是一位勇敢又細膩的神學家。
問：毫無疑問，毫無疑問。而你對《亂言塔》的出版也抱有一種責無旁貸的心情，對嗎？你感到這本書代表的是對性自由的一記猛擊，還有它對晦暗罪惡和隱秘殘酷無畏又直白的揭發，對嗎？
答：是的。但你的表述讓我對這本書的感覺聽起來有誤導性，甚至有些荒謬。《亂言塔》是一本嚴謹、美麗、勇敢的書，與黑暗做最無所畏懼的對峙。就像我表明的那樣，能與這本書產生關聯，是我的榮耀。
問：我可以感覺到，對於公開你、裘德·梅森和我那位博學友人、你的辯護律師戈弗雷·赫弗遜-布拉夫在學校裡忍受過的齷齪霸凌，你感到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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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