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象徵性自傳——邱柯斯基

東方之旅 赫爾曼·黑塞 第1頁,共2頁

在比較早期的小說中,黑塞描寫一些個體,朝著一個能強烈感受到,卻不完美地達成的理想而奮鬥。個體和他的奮鬥佔了最顯著的地位,而那個理想只是藉著設計的方法——譬如《荒原狼》的麻醉性夢幻,《悉達多求道記》結尾的頓悟,《戴密安》的幻想,或是戈特曼的夢見原始母親——間歇地進到小說裡來。「在《東方之旅》以前的大部分作品中,」黑塞在1935年寫道,「我給予我的弱點和困難的證據,比給予信心的還要多,而儘管有它的弱點,這個信心卻使我的生存成為可能,並且鞏固了它。」不過,在他最後兩本主要作品當中,重點轉移了:理想本身移動到故事的中心——觀察得不完美,然而還是主要的——而個體則退到周圍去。這種轉移反映在標題本身。早期的作品是以人名為書名,最後兩本卻由事物得到了標題:《東方之旅》和《玻璃珠遊戲》。這種傾向反映出黑塞態度的一項發展,因為團體已經超越個體——這一項事實由於主題強調服務的理想而被加強。已經完成個體化過程的圓滿個體無須再大聲疾呼地堅持他珍貴的人格。對自己感到安全,他可以無私地像《東方之旅》的里歐,或《玻璃珠遊戲》的約瑟夫·克涅特和那位老音樂家一樣,獻身給團體。在這兩本小說中,我們不再有一位朝著模糊的理想奮鬥的主角,而只有敘述者試圖加以解說和表達的一箇中心理想。

如同我們預料得到的,《東方之旅》幾乎是滔滔不絕地用了那些我們以前拿來解說黑塞的千年至福幻想和魔法思想的字句。其中提到「第三王國」(drittesreich——幾乎是黑塞最後一次用這個名詞)——它以一種「精神政體」的形式而存在。這個靈魂的王國只不過是永恆的靈魂之川的一部分——黑塞所說的靈魂是指表現在最偉大的藝術作品中的人類不可磨滅的精神因素。他毅然不提到任何不可觸控的宗教概念。精神政體不僅僅是「一切時間的統一」——那就是說,時間上垂直的同時存在。它也是空間上的水平整體,包括了一切地點和現在活著的一切人——一種使得「生與詩的混合」有可能產生的「魔法」狀態。在這個領域中,可以「自由自在地去同時體驗每一件可以想象的事情,去隨意地交換外在與內在,去搬動時空,如同搬動劇院中的佈景一般」。要重述那些熟悉的詞句是沒有意思的。顯然地,我們正在研討黑塞理想的第一次真正示範性的傳譯,這到現在為止,暗示的一直都多於敘述或表達的。

b盟會小說/b

《東方之旅》是一篇故事,而不是哲學論文。因此,這個理想必須以具體的詞句傳達,而不僅僅是一個抽象概念。實際上,因為黑塞的理想是一個非常有內涵的理想,所存在的程度只達到它表現在人類精神的產物中者,所以它不能夠以純抽象的說法表達出來:它要求實質化。面臨一個新的敘事情況——最顯著的是一種理想,而不是人性的命運——以及以小說的形式傳達這個情況的需要,黑塞又回到傳統中,在那裡他找到一種古老的形式,可以適合他自己的目的——盟會小說(bundesroman)。如同瑪麗安·塔爾曼(mariannethalmann)在她的最後研究中所證實的,盟會小說是具有清晰特徵的小說形式。它是在18世紀的後半葉,當秘密結社達到它們影響力的尖峰的時候興起的。當時的重要人物(弗烈德利克大帝、歌德、赫德、裴斯塔洛齊、莫札特——實際上,幾乎除了席勒以外)大部分都屬於某一個結社。作為對於貧瘠的理性主義的一種反抗而崛起,這些秘密結社跟20世紀反抗實證主義的那種神秘主義,有相當驚人的類似。不管怎樣,無可避免地,這一種民眾運動一定會反映到當代的文學當中,而像梅楊(meyern)的《迭那索》(dya-na-sore)和《格洛斯》(grosse)的「精靈」這種標題富於異國風味的小說,迅速地躍居當代暢銷書之首,如同劉易斯的《僧侶》一書在英國那樣。

這些「盟會小說」,雖然絕不是沒有趣味,但大部分都完全缺乏文學價值。不過,它們具有如此顯著的一種形式——照今天流行的小說術語來說,就是格式——以至它們的許多特點,有意無意之間,被當代的大作家所吸收。歌德的《威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哲安·保羅(jeanpaul)的《泰坦》(titan)、霍夫曼()的《惡魔的靈液》——甚至於像諾伐利斯(novalis)的《亨利·馮·奧夫特丁根》(heinrichvonofterdingen)和赫爾德林(derlin)的《太陽神!》這種空靈的作品——沒有了盟會小說的影響就會不可思議(順便說一下,這些標題構成了黑塞對於這個時期的最喜愛作品的一份書單)。構成「盟會小說」的核心而以種種方式適應上述作品之需的是這種構想:一個秘密社團以某種方式引導——或設法控制——主角的一生。這產生了中心人物與該結社之間的一種不斷的緊張,而在傳統上,後者是代表主角正在接受教育以期達到的那種理想。幾乎在所有這些小說中,秘密社團的描寫都是根據既定的模式,而這些模式都是依據真正的結社的實際階級組織——尤其是像洛西克魯斯派(rocicrucians)那樣具有嚴格規律的結社。高居結社之首的是長老裁判所,其首長代表該社精神原則的化身。該社位於一座神秘的建築物——往往是一座城堡——之中,包括一個闊大的檔案處和各種密室。在新會友被接受之前,他必須甘受考驗,並宣誓效忠。他領到一張見習證和適當的徽章,獲准參加盟會的慶祝儀式,而且必須常常從事秘密的旅行,來替該會服務。這種旅行往往是象徵性地根據克利斯丁·洛森克蘭茲(christianrosenkranz)——他是洛西克魯斯派因以得名的先祖,曾到東方旅行,並帶回阿拉伯和印度的學問,構成了該會規例的基礎的傳說。這名見習生或主角在他的遊歷途中,有一個慣有的人物——密使或精靈——來陪伴或引導他,而這個人物是代表該會的人性化身,與代表精神原則的會長成為對比。在傳統上,這位密使具有種種固定特徵,其中最為突出的,是他的無所不能、無所不在,他那沒有時間性的外表,他的炯炯目光,他的外國出身以及易變性。這些都是流行的「盟會小說」的標準裝備,在這種小說裡,它們以純粹的形式出現。任何人都看得出——加以必要的變動——當時具有較高文學品質的長篇小說,其小說結構所具有的類似之處,譬如《威廉·麥斯特》就吸收了這些要素的大部分,而沒有加以任何廣泛的昇華。雖然盟會小說以及那些結社本身,代表了對於純理性主義的一種反抗,而因此以神秘和秘密為豪,但是18世紀的作家對他們的反抗卻無法絕對一貫:正如歌德一般,到後來,他們幾乎總是給種種神秘提供一個理性主義的解答。這種理性主義的解答是典型的「盟會小說」的另一個標準特徵。

這種理性主義的基礎為浪漫派小說所揚棄。浪漫派的小說接受了「盟會小說」的外在形式,但為了自己的目的而把它改變。結社本身不再是一種人類的組織,而是某一種高超理想的象徵——如同在《亨利·馮·奧夫特丁根》一般——而該理想的塵世表現,通常是集中在密使的單獨人物上,例如諾伐利斯的克林梭(klingsohr),或是霍夫曼作品中的「雙重人物」。配合這種內在化或昇華,合理的詮釋就被拋棄了,而該小說於神秘的氣氛中結束,一如它開始的時候一般。不過,在結構上,連浪漫派的小說也保留許多傳統的「盟會小說」的特色,雖然為了自己的需要而把這些特色加以根本的改變。

我們一直在討論的這個時期——1750年到1850年——如同黑塞一再敘述的,乃是他在精神上感到最自在的時代。哈利·哈勒的藏書主要是由歌德、哲安·保羅和諾伐利斯的完整版本所構成,後來又加上萊新(lessing)、傑可比(jacobi)和利支敦堡(lichtenberg)的著作——甚至於加上了約翰·提摩太·赫麥斯(johanntimotheushermes)的六卷作品《蘇菲從麥默到薩克森的旅行》。我們在第一章看到,黑塞的早期憂鬱的主要根源,是他相信他的作品——這些是後繼時代的產物——永遠不能達到過去的大師所達到的高峰。在他那篇輕鬆愉快而富於資料的論文——《世界文學藏書》(1929年)中,黑塞又再強調他對於那個時期的喜愛。孩提時代,他在祖父的藏書室度過許多時光。這個藏書室包羅了成千的18世紀的卷冊。在這裡,黑塞「頭一次在詩的領域作了有價值的發現……也就是18世紀的德國文學」。為了我們的目的,去考慮一下黑塞對於該時期的認識範圍,是很重要的——不只是因為它給人深刻的印象。那是由克洛普希多克(klopstock)的詩、《維特》以及卓多維支(chodowiecki)做版畫的舊曆書之類的顯著作品而開始的。黑塞繼續下去,閱讀哈曼(hamann)、榮·斯第林(jung-stilling)、萊新、威塞(weisse)、拉伯納(rabener)、拉姆勒(ramler)、格勒(gellert)、赫麥斯,當代的報紙以及哲安·保羅、波德默(bodmer),蓋斯納(gessner)的牧歌、喬治·佛斯特(georgforster)的遊記,馬提亞·克勞第歐(matthiasclaudius)、希伯爾(hippel)和——另一部「盟會小說」——穆勒(müller)的《西格瓦》(siegwart)。黑塞明白表示:他也讀了許多低階的東西,但是後來毫不懊悔,因為他曉得徹底瞭解某一段歷史時期會有什麼益處。在他的論文和歌德、哲安·保羅、赫爾德林、諾伐利斯以及布連塔諾(brentano)的版本中,在他的信札裡,在他的漫談中,黑塞都一再地指出:他多麼忠實而親暱地從他在世界文學的遠征當中——從中世紀、古典作品、東方——回到他最熟悉、最喜愛的文學——德國浪漫時期。總之,要是內在的證據不夠充分的話,還有足夠的文獻可以證明:黑塞對於「盟會小說」的文化和技巧是非常熟稔的。

在《東方之旅》中,他利用了該形式作為小說的骨架,這裡有廣泛的相似之處。這個理由應該很顯然:他必須設法賦予他的理想以實質,把它投到現實的領域裡,給予他的千年至福幻想一種形式。在18世紀曾經準確地發揮這種功用,而且令人欽佩地替歌德、哲安·保羅、諾伐利斯、赫爾德林,以及其他的人士服務過的「盟會小說」,正好給他提供了他所需要的裝備。所離棄而現在努力要重新加入的那個盟會組織,順著故事的發展而清晰地呈現。它擁有傳統的階級組織,上至會長和裁判所,下至見習生。信心的4項條款載在盟會的證書上,並且在給予每名見習生的戒指上,以4顆寶石來加以象徵。見習會員只有在一次面談當中,使他的上級滿意,認為他的意圖純正,才獲准入會,而他必須在解除效忠誓約以後,接受一年的考驗。該會本身位於一座建築物中,而從佈景來看,說它是中世紀式的,不如說是卡夫卡式的,但是神秘的效果是達到了,而一間寬大的檔案處——幾乎是超現實地具有伸縮性——容納了該會及其會員的種種活動的完整記錄。

如同在浪漫小說中一般,會長(該會精神上的化身)和密使(該會物質上的表現)這兩個人物融合在里歐一個人身上。然而,黑塞接近於更古老的形式,因為里歐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本質。身為密使,他是服侍大家的謙卑僕人,使他自己成為卑下之中最卑下的。然而他十分明確地具有該會精靈的通常性質。他有明亮的、洞察的眼睛,有長生不老的外貌,有外國的出身(由他的名字指點出來),以及這個傳統人物的無所不能和無所不在。在他身為會長的本質中,他的特徵是隨時願意替別人服務,但是他「謙卑得有如一位虔誠的教皇或族長」。身穿富麗的鑲金衣服,他是尊嚴的縮影。

最後說來,東方之旅本身乃是為盟會服務所作的象徵性旅行——一次穿過空間和時間的旅行,包括了同時性與全體性的主題,在結構上卻是根據傳統的「盟會小說」的主角,在盟會密使的陪伴下所作的旅行。這次旅行的高潮——盟會的慶典——也是18世紀盟會的見習會員獲准入會時,所參與的慶祝會的翻版。跟浪漫派對「盟會小說」的改作作品一樣,黑塞的小說最後也避開對於盟會神秘的任何理性主義的解答。該故事是以一個象徵,而不是以一篇分析,來結束的。

這些類似是這麼明顯,所以不能僅僅視之為巧合。黑塞蓄意模仿「盟會小說」的結構和它在浪漫派小說中的昇華,來寫他的小說。同樣清楚的是,這並沒有告訴我們有關小說真諦的任何事情,因為它的意義是在別的地方。盟會小說只提供了讓黑塞把他最關切的事情放進去的骨架,同時他也正式讚美他最喜愛的一個時期的文學。的確,運用一種採自18世紀小說的形式為傳達工具,來表達從同一個時期大大地吸收其內容的一種理想,對於這種自負,不僅是具有些微的諷刺而已。這個盟會——套用歐立德那個過度使用的名詞來說:是那個同時性與全體性的領域的客觀相關物——這是所企望的領域。它的性質,由於故事中零散地提到的盟會歷史而受到十分清晰的強調。左羅阿斯脫(zoroaster)、老子、柏拉圖、贊諾芬(xenophon)、畢達哥拉斯、阿伯圖·馬格納(albertusmagnus)、唐吉訶德、崔斯川·商地(tristramshandy)、諾伐利斯、波特萊爾——持久的精神價值之世界的傑出代表者——都被列為該盟會的創始人或盟友。

b象徵性的自傳/b

盟會是象徵黑塞所說的人類精神的永恆要素。但是投到這個永恆裡面的卻是一套完全不同的經驗——那就是,黑塞自己的象徵性自傳。非常清楚的是,除了代表一般的「人人」之外,也指黑塞自己。光是姓名的首字母就使得這種關聯無可爭辯。穿插到故事裡的自傳成分,使它成為某種「影射小說」,這跟《玻璃珠遊戲》非常相似。「盟會小說」的結構可以一目瞭然,然而,比較晦澀的自傳文句卻只有對於熟悉黑塞其他作品——包括小說與論文——的讀者來說,才會顯著。

大致說來,小說中的地理移動把我們從南德和斯華比亞,經過瑞士,帶到夢塔諾拉(在文中稱為夢塔村)——這是黑塞自己的生命歷程。所提到的一切明確地點,不論關係顯得如何薄弱,都是指著在黑塞自己的生命當中,扮演了一份角色的那些地方:布連加登、莫比歐·茵非里歐、諾亞的方舟(這是黑塞在蘇黎世的贊助人漠斯·c.波德默的家園的土名)、中國廟(指的是收藏家喬治·萊因哈特在溫特瑟的家)等等。尤其是這個順序——「在斯華比亞,在波登湖,在瑞士,我們都遇到了瞭解我們的人」——指的是黑塞自己的生命歷程,從他在烏登堡的童年時代和青年時代,他在蓋因赫芬結婚的頭幾年,到他在伯倫和夢塔諾拉的成年時代。旅行的路程,跟黑塞自己生命的遷徙,一點一點地若合符節。

不過,更重要的是,文化的接觸代表著從童年以來,他的文學興趣的發展,以及他自己的著作的簡明描寫。

h.h.所提到的,當他「還是個新會員」(那就是說,一名小孩)的時候,所發生的「最初的那些奇蹟」,牽涉到巨人阿格拉曼、莫利克(m.rike)的小妖精,和聖克利斯多夫——這些都是在兒童水準上的冒險故事、神仙故事和宗教故事。這次旅行「在斯華比亞走了沒多久」——講故事的人繼續說——就感受到「王冠守護者」[取自亞欽·馮·艾寧(achimvonarnin)的歷史小說的標題]的影響——這是青春時代對浪漫主義的熱忱。在第一章的長篇文字當中,敘述旅行者在碰到別的盟會會員時,所經驗到的那些「奇妙的歡宴節日」,乃是黑塞自己在二十來歲時的一份象徵性的交遊目錄。他說到魔術師傑普[黑塞給予他的朋友約瑟夫·恩格勒(josephenglert)的名字]、恐怖者路易[瑞士畫家路易·莫利葉(louismoilliet)]男巫柯洛芬[黑塞的朋友凡哈爾(feinhals),他後來被列為《玻璃珠遊戲》中的拉丁箴言的作者之一],而赫爾曼·洛雪爾、克林梭,以及尋找鳶尾花的安瑟倫,都是黑塞自己的小說中的主角,代表他作為一位作家的發展的各個進步階段。最後,「妮儂——以‘外國人’知名」(auslnderin在文法上為妮儂·黑塞的閨姓的陰性形式)則是他對自己妻子的戲稱。第一章的高潮——在布連加登的大慶祝會——提到的是作者的另外朋友——麥克斯和提利·華斯默,所擁有的產業。

當去拜訪他的朋友路卡斯的時候,後者已經聽到了「穿過上斯華比亞的勇敢旅行,在布連加登的勝利以及臺新山村的降服」並且感到詫異:這些精力是不是可以用來為共和政府服務——這是公開提到黑塞的一些熟人,企圖提名他為政治服務。還有當在檔案室裡尋找自己的記錄的時候,它是歸在這個硃色標題下的:

chattorumst.xc

d.49

這些數字或許有我捉摸不到的意義。其餘的朱字則是十分清楚的。chattorumresgestae指的是黑塞家的事蹟;在歌賓根(g.ppingen)求學的時候,校長以拉丁化的形式來稱呼黑塞的名字,那就是chattus;至於civiscalvensis則指明我們自己的赫爾曼·黑塞,生在黑森林的卡爾夫(calw)城,後來成為盟會的背教者(infidelis——可能是在1926年,黑塞49歲的時候吧)。

這些自傳性的參照明白地指出:黑塞試圖敘述的,不但是在「盟會小說」的偽裝下,他對於一個內在而永恆的精神的第三王國的構想,而且也是他自己跟精神的黃金時代,尤其是當他藉著一種團體感,覺得與他的幻想合而為一的時候,跟他的生命中的高潮,所具有的個人關係。同時黑塞也指出:他對於理想的概念,如同我們早先所看到的,自《戴密安》以後的那些年代當中,已經有了轉變。例如,有一度回憶到,在緊接著大戰之後的那些日子裡,當他加入盟會的時候,全國都很容易受到許多虛幻的理想所影響,但同時也能夠從事純粹的精神行為。在當時所流行的種種可以讚揚卻虛假的運動當中,他提到「對世界末日的預感,或者是對第三王國的降臨所懷的希望」(《戴密安》)、「酒神舞的社團」(《荒原狼》)跟「傾向於印度、古波斯,以及其他東方的神秘和崇拜儀式」(《悉達多求道記》)。黑塞把早期的理想程式拋棄,並不暗示這些程式不好;它們是指向錯誤目標的適當精力。只有在《東方之旅》當中,他才給第三王國擬定了有效的最後定義:這是沒有時間性的精神領域,要進到其中,一個人加入了盟會,對於它的原則宣誓絕對的忠誠,就可以藉著魔法的思想而進去。

b敘述者的難題/b

這篇小說的故事證明跟哈利·哈勒一樣,無法永遠維持現實與理想的完全混合。這就決定了敘述者的角色。在黑塞的其他作品當中,沒有一本像在這裡這樣,敘述的行為是如此的充滿疑難,如此的成為該書實際內容的一部分。在有關並不承擔象徵性角色的次要人物的那幾個插曲裡面,有一個是敘述在東方之旅的途中,另外一名盟會會員的變節。這個年輕人被一位從前的老師說得揚棄了他對盟會的承諾,因此他就譴責那些領隊而離去。當他訝異地獲悉,他也解除了緘默的誓約的時候,領隊就說明其中的詭秘:「記住,你曾經發誓對不信者保守盟會的秘密。由於我們看到你已經忘掉了這個秘密,所以你將無法把它傳給任何人。」這一個場面利用了「盟會小說」的主要技巧之一(守密的誓言),相當早就給讀者揭示了敘述者的難題。只有忘掉了盟會秘密的人,才會對盟會不忠,而把它說給外人聽。因此,變了節的人都已經不知不覺地忘掉了內在的含意;他能夠描寫盟會的形式,但無法描寫它的精神。因此我們看到為什麼黑塞必須為他的故事採用一種嚴格的形式:因為盟會的「形式」是他能夠希望傳達的一切——既然他的敘述者,由於自己的背離,已經忘記了意義。對於這種嘲諷,讀者要比故事敘述者本人更早發覺到,這是本故事的主要特徵之一。

當在失去了最後的接觸大約十年之後,開始敘述他的故事時,他仍然在這種印象之下,以為盟會已經解體,只留下他作為唯一的忠實殘存者。但正因為他在精神上背棄了盟會,所以他沒法子講他的故事。故事在最重要的幾點陷於泥淖中;他只能傳達外在的事件,但不能傳達這些事件的內在意義。如同黑塞後來所寫的,他生活在一個「貶值的世界」裡。在給這篇小說的一位批評家的信中,黑塞承認,要傳達理想是不可能的,甚至於受到禁止;這種進退維谷是我們在前面所討論的整個語言危機的一部分。因此我們必須求助於代理者,而仿照「盟會小說」的盟會觀念就自然而然地應運而生了。

從第一頁以降,敘述的困難就被強調。既然讀者早就獲悉了這個秘密,本篇小說就採取了紀德所欽佩的那些微妙嘲諷的暗示。

我看我已經碰到了在我的敘述中的最大障礙之一。要是我獲准揭露盟會秘密的本質,讀者就可能更為了解我們的行動所達到的高峰,及其所屬的經驗的精神水準。

既然已經不知不覺地失去了盟會的精神中心——盟會的秘密,敘述的困難就由於事件的極大變化和顯然的不相稱而更為增加。沒有一箇中心主題可以使他的故事有所依附。不久就發覺他的故事對於任何沒有體驗到他所說的事件的人來說,可能會顯得「貧乏而愚蠢」。必須加以強調的事實是:我們所遭遇到的,既不是在古代和中世紀的文學當中如此普遍的那種傳統的不可形容的主題,也不是作者適當地處理題材的純粹無能。對於說故事的無能為力,乃是這篇小說的主要主題之一,正因為所牽涉到的真實水準缺乏任何溝通的門路。自己是這種溝通之崩潰的有形象徵。雖然他自己體驗到那些事件的充分力量,他卻——如同黑塞同一年在《一點兒神學》中所說的——退回到第二層的絕望。因此,他無法以這一層的言語,去傳達更高一層的真實。而意義更為深長的是:沒有這些言語——這些溝通的工具——他甚至於無法充分地回憶自己的經驗。

到了故事的中間,已經面臨絕望的深淵。身為(他自以為)那一次偉大遠征的最後殘存者,他尤其盼望把它敘述一番,但甚至於連開頭也似乎無從述說,而引到了無邊無際和不可理解的混亂之中。「每一件事情,只要我一加以縝密的考慮,就變得很有問題。每一件事情都溜跑而瓦解。」只留下「一團曾經反映在某件東西上頭的支離破碎的圖片。這件東西就是我,而這個自我——這面鏡子——只要我對它凝視,就證明只不過是一面鏡片的最上面的外層而已」。這種真實的支離破碎,在這絕望的一點,顯示出個體的支離破碎,把帶出「你的故事能夠加以敘述嗎」這個問題之外,而到了最耗精費神的疑惑:「這件事真的有可能體驗過嗎?」在第一章,以最膚淺的方式,描寫東方之旅的開始。在第二章,他試圖敘述盟會的瓦解,卻使他發覺:說不定瓦解的不是盟會,而是「他」自己。在第三章的開頭,仍然沒有找到一個解決的辦法:「我仍然遭遇到混亂。」頭兩章構成了這篇小說的一半少一點兒,所敘述的是對發生在大約十年前的那些事件的回顧。剩下來的三章發生在故事的現在。在前面,已經有一些狀似敘事的文字,現在他卻只受到敘述的難題所困擾,因此他去請教有寫作經驗的朋友路卡斯。這種轉變是有高度意義的。它暗示著這麼多的現代文學所陳述的:個體只有在存在上存在——那就是說,在他面對真實的時候。無法跟他的真實搏鬥。他是一面不反射的鏡子,一個虛無,一片混沌。由想要敘述一個重要故事的那種單純的驅策開始,這篇故事已強化而成為生存的方式:拼命地想要說他的故事,因為只有這樣做,他才能夠證明自己的存在。

我經驗過一次的這種真實,以及我那些同志,都不再存在,而雖然對於它的回憶,是我所擁有的回憶當中最寶貴、最鮮明的,它們卻似乎都這麼遙遠。它們是由這麼不同的料子做成的,以至彷彿它們是源自於別的星球和其他的紀年,也彷彿它們是狂妄的夢想似的。

在狂熱地企圖重新捕捉他自己的真實的這種過程當中,放棄了他對敘述東方之旅的故事的虛飾。他現在所做的,是敘述他自己的「企圖敘述」東方之旅;敘述的行為變成了故事的題材。當後來重新獲准入會,而且獲准從更高的真實水準,來察看他先前的努力的時候,原稿就經歷了一種象徵性的蛻變。看到,他所寫的一切都是錯誤的,而當他一句又一句地劃掉的時候,那些字和字母都在紙上粉碎,形成了圈圈、花朵、星星——「一張沒有意義的裝飾圖案」。描寫理想的不可能性,以詩的方法加以完成。隨著愈來愈深地鑽研盟會的秘密,他就覺悟到:他永遠無法完成對於故事的敘述,他的嘗試註定要失敗。這項承認,當然在回顧的時候,會給頭兩章投上不同的見解,因為讀者現在知道,他所讀過的,只不過是使感到不安的那種無意義的裝飾而已。這種小說的情況與《荒原狼》裡面的「小冊子」並無不同;但在那裡,為了讀者的好處,「小冊子」被譯成了第三層的語言。

當更進一步地在檔案室中閱讀下去的時候,他翻到了由用意良善的其他背叛者所寫的,有關盟會表面上似乎已經瓦解的他種報告,而在這裡,現代小說的另一個主要的主題就一目瞭然了。每一篇報告,寫的都是全然雷同的緊要事件,卻與別的報告有天壤之別;而每一個作者,跟一樣,都相信自己說法的真實性。別的小說家——紀德、赫胥黎、福克納——都把這種相對論當做結構的原則,而把不同的觀點建立在他們的小說裡。黑塞為了自己小說的目的,而滿足於這種暗示。不管把故事說上幾遍,它也只不過是真理的一部分,因為以日常現實的語言,或是容易犯錯的知覺,是不可能捕獲到更高的真實或重要的本質的。充其量,一個人只能希望,以不斷地移動焦點來對準目標,而在一面不完美的鏡子上,獲得該目標的一個歪曲的影像而已。

b藝術的神聖化/b

絕望終於迫使去向他的朋友路卡斯討教。出於路卡斯的切合實際的建議,才能夠把里歐找出來,而由此拾起他跟盟會失去的接觸。但是拜訪路卡斯意義更深的一面,在於他們有關寫作的談話。路卡斯寫過一本有關戰爭的名著。跟一樣,他已經忘記了自己經驗到的一大部分,而且他也發覺,就算是10本書,每一本都比他自己的更迫切,也不可能把戰爭栩栩如生地傳達給任何沒有親身體驗過戰爭的人。正如目前的生活跟東方之旅的情形一樣,兩種真實之間的鴻溝遼闊得無法只用言辭來填補。在這些承認之後,當問他,他如何終於設法寫出那本書的時候,路卡斯回答:「我要是不寫那本書,就會陷入絕望;那是把我從空虛、混亂和自殺當中拯救出來的唯一方法。」路卡斯的這種功用可能說明了他的名字。在福音書的作者當中,路加是唯一覺得有必要證明他的事業為正常的人,而他特意這麼做,為的是要給他的朋友提阿非羅一個榜樣。路加的自序跟路卡斯的言論相似的地方,在於兩者都知道,「一篇」報告能夠表達的事實是多麼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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