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裡面就寫,黃油裝在玻璃瓶裡面,油汪汪的,黃澄澄的,很好看。奶奶捨不得吃,也捨不得用,就每天看看它,拿出來擦一擦再放回去。可是後來奶奶死了,奶奶是餓死的。為什麼餓死,因為那個時候饑饉,沒有口糧,她把所有的東西都給蕭勝吃了,是自己把自己給活活餓死的。
後來蕭勝就被父母帶到口外去生活了。可是漸漸父母那裡也吃不上一頓像樣的飯了,也開始吃一些粗食。有一天父母的單位開幹部會議,幹部吃得還不錯,他們就吃黃油烙餅。蕭勝坐在家裡面,聞到食堂飄來的黃油烙餅的香味,他就問爸爸,爸爸,為什麼他們吃黃油烙餅?為什麼他們吃黃油烙餅?
爸爸被問得沒有辦法,也不知道怎麼回答。他母親就一直很沉默。後來母親騰一下站起來,把那兩罐從奶奶家原封不動帶回來的黃油拿出來,兌上一點糖,加了一些白麵粉,烙了兩塊餅給蕭勝吃。小說裡就寫,蕭勝吃了兩口,真好吃,然後他就痛哭起來,接著大喊一聲,奶奶。
在這樣一個大歷史中,有無數的家庭身上覆蓋著同一出時代的悲劇。可是小說裡,是這瓶不知從何而來也不知從何而去的黃油,讓蕭勝跟他的家人在咀嚼這場飢餓的命運的時候,嘴巴里面有了很複雜的滋味。
汪曾祺在小說最後兩句,用一種極為含蓄、內斂跟婉約的筆觸,點出了這個層次,他寫:烙餅是甜的,眼淚是鹹的。
我講到這裡,各位可能會覺得這是不是在講一種生命的殘酷呢?我覺得也不是。年輕的時候我的確是會比較注意命運機關中殘酷的那一面。我覺得所有的年輕人都這樣,特別容易痛,全身的神經末梢都打到最開,你跟世界任何一點碰撞都覺得遍體鱗傷。
可是我現在是中年人了,我奔四了。我覺得在這個年紀就是扶著腰站在路中間,因為這時候腰椎真的也不大行了。這時候你會往前看還有什麼路可以走,可是你更會往背後看,看看你是怎麼走來的。
年輕的時候大概不會這麼想。年輕的時候是後面所有的東西都嘩嘩嘩地追趕你,你就一直要這樣往前跑。上學,考試,談戀愛,失戀,再談戀愛再失戀,或是找工作,辭職,再找工作……但是經過這些之後,活到現在,我開始漸漸感覺到它的另外一種可能性。
2017年年初有一天,我在家裡閒到發慌,好像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做得差不多了,剛好這是一個空檔,我想那就整理一下舊箱子好了。其實我家也不大,就是一個三房兩廳的公寓。因為我們搬了很多次家,人家說三搬當一燒,我家這樣已經不知道幾燒了,所以其實東西也不多,也沒有什麼真的了不起的東西要整理。
在整理那些舊箱子的時候,我就找到了一疊檔案,薄薄的,也不多。但是很奇怪,這麼多年來它就在我家,我一直沒看過。我很無聊,就把它開啟來,裡面是我爺爺很多很多年前的一些證件。很薄很少,就幾張。
我是看到這些東西之後,突然意識到一件事情:我不認識我爺爺。當然不是那個「不認識」,因為我爺爺也是很早就過世了。我只知道他是1949年到臺灣的一個軍人,除此之外我完全不知道他前半生的任何事情。
這時候我意識到一件有點奇怪的事,好像眼前一直都有東西遮著你都沒有注意到,這時候突然掀開了。我所謂的不知道,是連我家裡人對他的事情幾乎都絕口不提的。各位不要以為我的家族是一個沉默寡言的家族,他們是一個很愛講人家閒話的家族,所以這很不合理。
這個時候我找到了一個檔案。它上面寫的是戰車第一營中尉排長某某某在緬北戰役有功,所以他得到了一個獎章。這是獎章的執照。獎章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弄丟了,但是這張紙因緣際會還留了下來。
說起來也是很慚愧,當時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緬北戰役。當然很感謝網路,我就上網開始查,知道了一些背景知識。緬北戰役中,日軍有一個指標性的挫敗,也就是盟軍的一個很重要的勝利,叫作瓦魯班戰役。瓦魯班戰役的重要性不只是當時它完成了很重要的戰略推進目標,還包括它當時繳獲了日軍的關防,繳獲關防是大事。
締造瓦魯班大捷的主力部隊,就是我爺爺所在的戰車第一營。接下來我又讀到了當時戰車第一營趙振宇營長的回憶錄。他的回憶錄裡面有一段文字是這樣的:
戰一營在瓦魯班大捷後稍事整頓,由戰二連第二排擔任尖兵排,在翻過丁高沙坎的一處隘口後,即遭到隱匿在山背後原始森林中的敵人戰防炮猛烈轟擊……排長黃德信中尉也因戰車著火跳出車外,被敵人戰防炮射中腰背,炮彈在他背上劃出一道血淋淋的溝,鮮血染紅了全身,幸虧美軍的裝備齊全,即時將他用輕型飛機空運至印度東部的野戰醫院才保全了性命。
為什麼是美軍?戰車第一營的編制有點奇怪,它的人員是黃埔軍校的學生,補給由英軍負責,但裝備與訓練是美軍的,指揮權也屬於美軍。它直屬的是美軍的布朗上校以及當時太平洋戰區的總指揮官史迪威。
我馬上就想起來我母親說的一件事,她說以前到了夏天,我祖父穿著白色的棉紗背心做山東大餅,就會看到他背上有一個極大的傷痕,那個傷痕大到像是半個背都被削掉了。她說我祖父母都是很簡單地說打仗受的傷,其他的也不怎麼談。
我爺爺其實就是一個小人物,他如果是一個高階將領的話,可能我不想知道他的事情全世界都會一直來跟我講。可是他是一個小人物,所以我只能在這中間抽絲剝繭找到點蛛絲馬跡。
其實也無非是這樣了,一些回憶錄、一些歷史上的檔案,不會有什麼全面的記載,我覺得大概也就到這裡了。不過我再繼續稍微查一下的時候,突然注意到了兩張照片。
這兩張照片是1944年美國life雜誌拍的,大約是在瓦魯班戰役之前,他們的戰地記者因為採訪戰一營與史迪威,做了一個類似「史迪威的中國坦克軍」之類的報導時留下的照片。右邊這張照片中最右邊的臉,以及左邊這張照片的臉,我一看嚇了一跳:那個微笑,是四五歲時我記憶中的祖父的微笑;那個五官,是我記憶中年輕的父親的相貌。
這個戰地攝影中的無名者會是我祖父嗎?各位不要笑我,我真的沒有滿大街認爺爺,爺爺不能亂認,只是這張臉實在太蹊蹺了。其實這張照片裡的坦克上面有一個圓形和一個八號,這都是有意義的。我跑圖書館查了各種編制或裝備的記錄,加上口述歷史跟回憶錄,做過很多比對跟查證……凡此種種,但考證的細節太冗長無聊了,所以在這裡就不細講了。
1944年美國life雜誌拍攝的照片
不過最後我的結論是,這輛坦克,正是我祖父當時擔任排長時所屬的排長車。再加上我把這兩張照片給我家族裡面還在的親屬看過,我大概有97%可以確定,這照片裡面的無名氏其實就是當時的我的爺爺。說97%是因為我習慣不要把話說到太滿。
你問我當時有什麼感覺,其實我也沒有什麼澎湃的感動。我祖父是個小人物,是在洶湧的歷史之河中一個過河卒子,是那個一將功成背後的萬古枯。不管1944年的他有沒有在一個無名無姓的狀態下被留下這張照片,都並不會改變大敘事的程式,也不會改變他個人的生命。但是,這張照片就是那個「隨機性」,是那個大命運中的小機關。
我曾經在偶然中失去了和父親說再見的機會,但是數十年之後,又在另一個莫名其妙的心血來潮之中,被許多瑣碎的偶然領到了半世紀前我父親的父親面前,跟他重新相逢。這張照片藏在時間的牆角許久許久,像灰塵一樣,最後飄落在我手上。它為我家族中原本帶有一點點悲傷氣息的命運,下了一個決定性的定義,就是世間也有著偶然的慈悲。
講到這裡,其實我抵死反抗把所有東西導向一個勵志的心靈雞湯的方向。我絕對不會跟大家說,各位,你們要把每一天當作第一天來活,你們要把跟每個人的見面都當作最後一面。因為這其實是不健康的,人不能在這麼刻意的高強度的情緒底下生活,那不是過日子的方式。我也不會跟各位說生命還是很美好的,因為我們都非常知道生命很多時候一點都不美好。
但是現在的我,究竟會去怎麼理解這件事呢?我覺得就像是今天,我跟各位,我們在這兒度過一個雖然上進然而十分平靜的下午。但即使是這樣一個毫不出奇的下午,都是我們與無數的不幸、無數的災難擦肩而過才能夠得到的片刻。
我們的生活可能都是看似平淡的,看似困頓無聊的,可是裡面飽含著不為人知的神秘的隨機性,那種大命運之上有著各種各樣讓人目眩神迷的小機關。
作為一個寫作者,或者說不只是文學吧,世上許多許多的創作者、藝術家,其實終其一生的工作,無非就是對這件事提出永恆的追問。
謝謝大家,晚安。
(本文為黃麗群一席演講文字稿,201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