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鐵漿》

劉大任

去年六月，接到安民兄的信，告訴我他計劃重新出版朱西甯先生六十年代初的傑作《鐵漿》，並要求我寫一篇序或導讀。寫序我覺得我的分量不夠，寫導讀也自覺訓練不足，但《鐵漿》確實是影響過我的寫作道路的，所以自告奮勇，寫一篇讀後感。

恰好七月初有事到巴黎去，就隨身帶了皇冠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的那個版本。

在越洋飛行的波音七四七上，讀「齊魯青未了」的那個遙遠世界裡一百年前農村集鎮的傳奇人物與古老事件，感覺上當然不很協調。然而，也許就因為無意中選擇了這種環境和時空，一種萬古常新的寂寞感，突然把我抓住了。

這種怪異的感受，跟記憶中初讀《鐵漿》的心情，大不一樣。

第一次讀《鐵漿》，記得是一九六五年的夏秋之交，有天在衡陽路閒逛，在文星書店找到這本當時聽一道混的朋友介紹說「應該看看」的書。

那次的讀後感，不是寂寞，是溫暖，沒有失落，有震撼。

仔細揣摩，年輕時的震撼，有不少原因。

最重要最強烈的原因是：居然在臺灣「發現」了魯迅與吳組緗的傳人。

這跟那時候的我的生活有不可分的關係。

魯迅是別人介紹的。臺大第一宿舍一位讀法律的本省籍同學，有天神秘兮兮地把一本故意用洋雜誌封面做了封套的《魯迅選集》塞在我枕頭底下。「明天找個沒有人的地方去讀！」他說。

在此之前，我對魯迅的瞭解等於零，只聽過國文老師熊公哲先生提過：白話文，只有周氏兄弟勉強可以，其他的不必讀。

那本《選集》給我開啟了一個世界，陌生但不遙遠。吳組緗則是我在夏威夷大學的東方圖書館刻意搜尋「發現」的。閱讀這兩位前輩，加上在我心目中形成一條路線的其他一些作家，如沙汀、艾蕪、葉紫和羅淑等，形成了一種「知識累積」，成為我在一九六四到一九六六年期間跟《劇場》雜誌內部一些同人討論文學觀點的基本力量來源。就因為這種討論和爭辯，《劇場》後來分裂成兩派，陳映真與我退出，同尉天驄合作，天驄又拉來了王禎和、七等生、黃春明、雷驤……我們堅持要以現實為基礎的創作方式，終於借《文學季刊》的創辦，有了實踐的機會。

可是，理論主張雖然說得口沫橫飛，一張白紙攤在面前，怎麼下筆？

這時候「發現」了朱西甯的《鐵漿》，不能不說有點命運與共的感覺了。

因此，第一次讀《鐵漿》，沒有寂寞，只有溫暖，沒有失落，只有震撼。

一九六六年初，我試以寫實手法（當時可憐地以為，只要關閉向內探索的眼睛，努力向外張望，便是寫實了），結結巴巴寫出了一篇「新思想」作品，題目叫《刀之祭》，那裡面清清楚楚，完全是模仿朱西甯，而且，模仿得相當拙劣，因為當時對朱西甯在《鐵漿》中寄寓的鄉土深情，根本毫無瞭解，只不過利用一個軀殼，暗藏一點「反」意。

義務擔任《文學季刊》顧問的姚一葦先生看完後，說了兩個字：「不行！」

羞愧之餘，再出發，找到自己比較熟習的題材，寫了《落日照大旗》，總算勉強過關。

當時，可能由於自命為左派的意識形態作祟，讀《鐵漿》時竟完全看不到朱西甯作品中那種謙沖溫和的基督教淑世的精神，反而把《鐵漿》中塑造的那種北方男兒頂天立地超愚昧的拒絕投降的精神，看成了中國人應該有的翻身本錢。同時，許多細緻的差別，也毫無所感，舉例說：吳組緗的《鐵悶子》，那個做賊的好漢為什麼連上了抗日救亡？朱西甯的《賊》，魯大個兒為什麼一點社會功能都不給？我就從不曾深究。同樣，寫農村大戶人家，為什麼吳組緗的《一千八百擔》充滿嘲諷，朱西甯的《鎖殼門》只有悲憫？我也不曾深思。

隔了幾十年，自己至少也在精神世界裡走過了漫長的坎坷路，這些細微的差別，便清晰顯露出來，如同風吹雨打的古老建築，磚瓦上的苔痕，樑柱上的木紋，令人怵目驚心。

我們都聽說過，朱西甯從軍後，走南闖北的簡單行囊中，有一本張愛玲。朱西甯跟胡蘭成的交往，也是臺灣文藝圈熟習的掌故。甚至還有人大膽到把朱西甯歸類為張派或胡派。

這一層，在重讀《鐵漿》後，更加讓我覺得寂寞。

我始終認為，臺灣當代小說，在魯迅和張愛玲這兩個性質頗不相契的傳統中，選擇了後者，是相當不幸的。

這麼些年來，由於新批評這個文學理論在臺灣一度成為顯學，張愛玲被尊奉在廟堂之上，魯迅則變成了某種政治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