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院的緊箍咒是慢慢念起來的。先是2000年前後，上班越來越正規，大環境開始收緊了，人人有侷促感，手腳被綁住了。連王浪所在的城規院，上下班都要打卡，出門談業務也要報備，他那陣子躁得很，常常罵娘，同事遞個眼色給他，意思是，當心有人傳給領導。
王浪嘆了口氣，閉嘴不言。他覺得自己的口鼻被罩住了，有窒息感。不能發聲，更不能罵娘；他不能有喜怒哀樂。如果一定要表現，只能喜樂，不能哀怒，否則領導就要上綱上線。王浪私下裡跟同事嘀咕：「這姓張的是什麼來頭？中專畢業的，懂什麼建築？跑來城規院幹嗎？整個一蠢貨！」
好在蠢貨待了不到兩年就高升了，到別的單位禍害人去了。新來的院長，一樣不懂業務，但脾氣好，總樂呵呵的。他是蕭規曹隨，雖然一樣坐班、打卡，但城規院的人喜之不盡，挺感恩。
因之，雖然大環境規整了——規整沒問題，是人的問題。對於個體而言，畢竟小環境才是最貼身，像穿內衣，布質柔軟的就覺舒服，布質粗糲的，就有憎惡之心，恨不得立馬扔掉。絕對一點講，大環境對普通人而言是不存在的。人，雖存活於天地間，實則是存活於屋裡，要麼是單位，要麼是家；哪怕他走在天地間，具體也是走在街上、田野裡。就好比外面春暖花開，但屋裡陰冷，人一樣覺得冷；外面暴風驟雨，但屋裡能遮風擋雨，一家人圍著小火爐，照樣暖烘烘。
就像「文革」期間，田家鳳踹了資本家老太太，李勇在贛州搞破鞋，奶奶在家納鞋底，外公孫開吉跑去湖北販運花生，這些都是「文革」呀。外公的投機倒把裡，或許還有改革開放的影子呢。及至改革開放時代，田莊不知聽了多少「文革」腔，不知見了多少「文革」嘴臉，脫不了干係的，十億人齊刷刷從「文革」跑進改革開放，哪能一下子脫胎換骨？成了傳統了，不自覺就在口氣裡、做派上、神情裡帶出來。很多年後，當改革開放也成了傳統，這兩者就互相滲透，犬牙交錯。
2000年春天，「格瓦拉熱」在中國興起，這個阿根廷人存世三十九年，雙目炯炯，留著兩撇小鬍子，是很多文藝青年的至愛。薩特贊他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完美的人」。他出身貴族，原來是個醫生，二十八歲離開家鄉，追隨卡斯特羅去了古巴，成了職業革命家。此人不拘小節，喜歡坐在桌子上發言，即便參加聯合國大會，他也不著正裝，而是一身工人服。作為銀行行長，他主張廢除貨幣；作為工業部部長，他主張強迫義務勞動，把懶散的工人送到集中營去。後來與卡斯特羅分道揚鑣，繼續革命去了。他如願以償，在與政府軍的一場惡戰中，他英勇就義，死於南美叢林。
他是神一樣的存在，他頭戴貝雷帽的形象流傳於全世界，在t恤、咖啡杯、海報、書刊、鑰匙鏈、計程車、電子屏上……到處都是他。西方青年愛死他了，時尚、不羈，具有破壞性，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革命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歐美但凡舉行遊行示威，總舉著他的畫像。2000年前後，他又來到中國，他的頭像印在海報上，貼在大街上。年輕人對他印象挺好，卻不知道他是幹什麼的。後來一群大學生髮現他竟然是共產黨員，驚訝道：「我們一直以為他是玩搖滾的。」
四月裡，北京人藝的小劇場裡，上演話劇《切·格瓦拉》，連演三十六天，場場爆滿。該劇沒有劇情，演員寂寂無名，舞臺燈光音樂簡樸之至。舞臺上充滿了階級對立，一邊是窮人，一邊是輕佻的貴婦，手舉白色的幡條，上寫：「老子有錢又有權，凌辱你又如何？」於是窮人開始了冗長的獨白，尖酸又刻薄，富有激情：「窮人的醜千千萬，但歸根結底是沒有鈔票，歸根結底是你們貪得無厭的錢包，歸根結底是這人剝削人的世界……」現場掌聲雷動，有人哭，有人笑，有人高呼：「毛主席萬歲！」話音未落，臺上紅旗飄揚，戲就這麼結束了。
可是觀眾不肯散去，有人留下來捐款，讓導演轉交給窮人。更多的人比肩而坐，浮想聯翩。一個老人想起了革命年代，特別感動，一個年青人感嘆：「真沒想到還有這樣一種壯烈人生。」詩人食指，「中國現代詩鼻祖」，被請上舞臺，朗誦他的《相信未來》，全場再次熱血沸騰。眾人高唱一首剛學會的歌：是誰指給我閃亮的星斗？心靈戰勝了虛榮的繁華。在尋找家園的十字路口，我們看見你的身影：切·格瓦拉。是誰讓我重新出發？正義的思想再度昇華。前進的路需要新的腳步？我們跟著你前仆後繼：切·格瓦拉。
歌聲劃破夜空，動人心魄。大家又說又唱、又哭又笑，回到家已是午夜時分，仍睡不著覺。清華大學的一個博士生致信導演：「我從小就看不慣當官的欺侮窮人，我從小就想，一定要考上大學，回到家鄉當個好市長，好好地收拾這些貪官。後來上了清華，我對於國家、人民卻關心得少了，我被環境同化了，不時充滿小資情調。《切·格瓦拉》結束了這一切，我將告別過去的生活，走上革命的道路，也算完成人生的一次迴歸。」
這是2000年北京最著名的文化事件，「彷彿一股旋風颳過京城」，記者這樣描述。爭議極大。有人看出了英雄主義，有人看出了理想主義，有人看出了「酷」。有人說，這是以昨日「英雄」來拯救今天「日漸式微的道德頹勢」。有人說，格瓦拉的道德狂熱嚴重脫離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這就必將給他熱愛的人民帶來災難。
文研院越來越忙了，來了個新書記，姓雷，他本人也雷厲風行，喜歡宏大詞語，比如革命、理想、使命、信念、犧牲、奉獻……整天鬥志昂揚、激情澎湃，說話跟吵架似的，文研院被他吵得腦殼子疼。
雷書記是上面派下來的，原是某個大領導的秘書，寫材料出身，以知識分子自居，也因此，他頂瞧不起知識分子，嫌他們沒見過世面。他跟大領導在北京待過幾年，常說，那會兒我在北京……文研院的人心想，在北京又怎樣？你後來不是回來了麼？
可是人家回來了，照樣還是瞧不起知識分子，機關大院待了十幾年，雖說是個處長，可是談笑皆鴻儒，往來無白丁。常說，從前我下去調研，市委書記都要出面接待的！
文研院的人心說，再接待，你還是個處長！不能因為市委書記接待你，你就成了市委書記。
唉，要麼說知識分子討嫌呢，非但沒見過世面，還瞧不起見過世面的人，怪不得雷書記要罵人。雷書記本來有望下去當市委書記的，兢兢業業十幾年，結果調來文研院當書記，他憋屈死了。又罵：「你們知識分子、文學家算老幾？你們有什麼了不起？你們哪兒來的優越感？是誰給了你們優越感？」
一百多號人坐在臺下，鴉雀無聲。
看來，雷書記被文研院的人給氣壞了，人浮於事，處處掣肘，根本做不了事。文研院就不是做事的地方，不出事就算萬事大吉了！他是急性子，從前在大機關，一向威風凜凜，如今調來文研院，開個會都湊不齊人，這個生病，那個請假，他生氣道：「就是躺病房裡也得給我拖出來！」
如此這般，才勉強開了會。與會者是不是從病房裡出來的不知道，但看上去都像病人，心不在焉，哈欠連天。他開始傳達貫徹，念稿子念得起勁，偶爾朝臺下一瞥，發現人人都在發呆，他怒了，指著臺下，拿食指戳空氣，一個個戳，說：「你你你，還有你，怎麼不記筆記呢？」
文研院的人匪夷所思，聽會還要記筆記？從來沒聽說過，很多人連筆記本都不帶的，就光身來了。聽聽算了哇：理想，情懷，宏偉的事業……他那裡念得鏗鏘有力，鼻尖上都出汗了，底下的人卻無動於衷，連耳朵都不帶，主要是詞太大了，聽著煩，不貼。文研院多是寫文章出身，對文字挺敏感，忌用大詞、空詞非但是職業習性，也是價值觀的體現。
雷書記很惱火，來文研院太痛苦了！首先是開會，遲到早退是常有的事，還有中途出去抽菸、聊天的，這怎麼行？總是這樣，一個單位的精氣神還怎麼體現？改革開放還怎麼進行？
凡是會議檔案，他帶領大家至少要學五六遍，他說：「要一直學，上班學、下班學、爭分奪秒學！最好能背！」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他自己就不會背。他的學習講話稿都是秘書寫的，通常要修改十幾、二十遍，逗號句號他都要反覆推敲，後來把秘書改得住進了醫院。
他雖然瞧不起知識分子，起頭還是壓著的，對老知識分子都恭恭敬敬，逢年過節還要去人家裡拜訪，可是老知識分子不識抬舉，直接給拒了，說：「別來！我最怕見領導，說些不痛不癢的話，他難受，我也難受，形式主義這一套，我看可以免去。我家裡亂，領導來了，我總得收拾一下吧，又是半天工夫！老胳膊老腿，不想動。」
雷書記得知後，愣了半天，世上還有這樣的奇葩？
當然，世上奇葩多了去。還有一些老知識分子又很計較，雷書記沒去他家拜年，他挺生氣，問：「為什麼書記去王子軒家？來我家的只是副院長？我比王子軒差在哪裡？都是德藝雙馨藝術家，論名氣，論輩分，他哪裡比得上我！」
雷書記咬牙道，這撥人太難搞了！
文研院的「牛鬼蛇神」們，正是在雷書記任上被逼來上班的。他的想法是，這撥人閒著也是閒著，在家總搞事，時不時還聚議，還不如來單位，在我眼皮子底下，我看你們能跳到哪裡去？可是，來單位幹嗎呢？創研室的工作就是寫書、出作品，雷書記斷然決然說：「以後不用寫了！文研院不養閒人，你們都是行政人員，納入全省文化一盤棋，犧牲小我，成就大我！」
田莊第一天來上班，辦公室還沒騰出來，辦公桌和電腦也未及配齊，二十多個「牛鬼蛇神」聚在會議室裡，罵罵咧咧。田莊跑去人事部，問：「叫我們過來幹嗎呢？就在這聊天？」
人事部小李遞給她一摞檔案，說：「喏，拿去影印去！」
田莊把臉一含，說：「喲！打車來單位就是為了影印？早說呀，我可以僱人到外面影印去！」
雷書記輾轉聽說了，氣道：「好嘞，我叫你僱人！你僱得過來麼？以後要叫他們忙起來，沒時間搞事、出么蛾子！」
果然，文研院很快忙起來了，白天政治學習，晚上加班做方案，一直忙到深夜才回家。次日還要準點上班，家住郊區的人就很犯難，像萬里紅住在番禺，路上得走兩個小時，天不亮就得起床，開車打盹是常有的事，有一回差點出了車禍。她火了，跟雷書記拍桌子，說：「我要是出事，算不算殉職？我們是人吶！別把我們當畜生，行嗎？」
雷書記也遂回她一桌子，說：「我告訴你，萬里紅！你竟敢拍我桌子！才當了文研所副所長，牛了是吧？」
萬里紅不知道自己牛不牛，但疼她是知道的，剛才拍桌拍狠了，疼得齜牙咧嘴，把手放在褲管上揉了揉，這一揉就覺得自己很可笑，又見雷書記氣得面紅耳赤，她忍不住笑了。起頭是微笑，後來沒崩住，背過身去笑；越想越覺得好笑，於是哈哈大笑，扭身跑了。
雷書記莫名其妙，怒道：「你給我站住！」
萬里紅一邊笑，一邊想：切，我會聽你的？
雷書記愣了半天，這是什麼單位？一群神經病嗎？
萬里紅後來說：「這事就這樣了！他以為他給了我一個副所長，我就光宗耀祖了！我家祖宗八代都得感恩他！他怎麼就不知道，我是什麼都不想要的一個人！副所長我現在就可以辭掉，誰稀罕！」
田莊把手一揚，道：「不要辭，繼續當！他敢使絆子，人民群眾不答應！」她也來勁兒了！上班兩年，成天學習，場面上的話諸如「人民群眾」之類也學會了，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快窒息了。剛來上班那會兒，她叫苦連天，行政事務全不會，有一回懵懵懂懂跑去找雷書記，叫他簽字。雷書記看了一眼呈批表，把她轟出去了，說：「我怎麼籤？你連程式都不會走！」
田莊後來才知道，大領導都是最後一個簽名，前邊她必須過五關斬六將，找財務、辦公室、副院長、副書記，七八個人一路籤下來，最後才由雷書記大筆一揮，搞掂。
說起來，雷書記也是天真，以為知識分子無事生非，只要忙起來就消停了，沒時間搞事，因而快馬加鞭，不斷派活兒給他們。其實，搞事跟時間有毛錢關係？閒，固然會生事，同事之間搬嘴饒舌、打小報告、拉幫結派、分庭抗禮；但是忙，下屬一定會團結起來，擰成一股繩來搞領導。雷書記上任不久，文研院就團結起來了。
起頭田莊是很超脫的，無論怎麼搞：同級搞，上下級搞——她都一旁看熱鬧，誰知看著看著就把自己帶進去了，這樣的環境沒有人能置之事外。就是說，世上沒有真正的旁觀者，只要身處人群，就必發生關係。兩年來，她一掃婚姻生活的萎靡頹唐，說話果決，元氣充沛，一副老孃不好惹的樣子，否則能被人捏死。總之，看上去很像職業女性了，那就鬥唄，誰怕誰？整個人精神抖擻，連走路都大踏步。
有一節，文研院的人坐下來就聊雷書記，慨嘆有之，激憤有之。萬國說：「他是舊式家長制，暴君脾氣。單位跟家庭一樣，領導就像爹媽，遇上開明的就和順，遇上獨斷的就難弄，底下人要麼當孝子賢孫，要麼反抗。在中國，一切都能以家庭為計量單位，可以拿來形容換算。」
田莊立刻想到她媽，跟雷書記一個路數的，不會做人做事，方式方法太成問題，凡事都要絕對掌控，唯我獨尊，說一不二；自己任勞任怨，卻落得一個萬人嫌，身邊盡是雞聲鵝鬥。這樣的人當領導、當家長會很麻煩，尤其是後者，連筋帶肉，並且爹媽還是終身制，不比領導還有掣肘、監督，還有黨紀國法來約束，並且幹到六十就退休。
院長周學武也是上面派下來的。好些年了，文研院的領導都是空降，不從內部產生。按說院長是專業崗位，文研院那麼多著名學者，怎麼就升不上去？噯，怪不了上面！他們自己瞎搞，互相告來告去，匿名信、監聽電話、私家偵探什麼的全用上了。主要圍繞三個方面：貪汙腐敗、意識形態、男女關係。
誰都不乾淨，顯微鏡底下，還有不見細菌的？尤其是男女關係，文研院的「主要業務」之一，相比之下，寫文章都是附帶。情色也算活力、創造力的表徵之一，從前田莊寫不出文章來，朋友們笑道：「你應該去談場戀愛！」就是說，談戀愛，促生產，這兩者是因果、遞進關係，是手段和目的。
田莊說：「談了戀愛，還寫不出來怎麼辦？那不是白談了？」
朋友說：「你這人！平時大咧咧，寫文章上偏偏算小賬！白談就白談唄，做人不能太斤斤計較！」
田莊慚愧道：「是我不好，太功利！畢竟文章事小，戀愛事大。我豁出去了，得空搞一個，玩一把大的！」
那時，大家都不把「婚外戀」當回事，不搞婚外戀反而是個事。在荷爾蒙爆棚的1990年代，香豔之風開始盛行，粵語稱作「鹹溼」，缺少道德約束力，簡稱「缺德」。少有素淨人，都挺葷的。但實在話，人的葷素是由基因決定的，而非道德。也因此，田莊的素淨沒什麼可表彰的，她不是貞女、聖母，極有可能像王浪說的，她還沒開竅。
文研院是花邊新聞的盛產地，真真假假，雲山霧罩。一般而言，兔子不吃窩邊草，其實窩邊草才好吃呢，方便。每天朝夕相處，哪怕什麼都沒發生，只要心裡有，亦是溫柔雋永，看世界都不一樣了。田莊的男同事中，頗有些「女性愛好者」，身邊鶯鶯燕燕，他把春色閱遍。倘問他哪個是真的，他就笑而不語，恨不得全是。多有面子！當然這是早些年的世風。
2005年前後，當田莊聽到「搞腐化」一詞時，愣了半天，問萬里紅：「真的假的？這都什麼年代了，還用這個詞！絕跡三十年了吧？」
萬里紅說：「三十年前是利器，現在還是利器，關鍵時候挺好用，肖人傑這次難了，副院長怕是上不去。」
「荒謬！」田莊說，「肖所長那叫搞腐化？紅顏知己而已！這幢大樓裡他已算正人君子了，很少見他勾三搭四。」
萬里紅搖了搖頭，說：「證據已經拿到了，時間地點都有，大街上手牽手，擁抱接吻。賓館、房間號也拍到了，就差床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