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了？」她走過來。

我從鐵柱間指著外面說：「那個不是國會酒店嗎？」

她也往外望了一會兒，努力找出那個她曾經裝了滿滿一行李箱錢讓我運的地方。已經10多年前的事了。「我覺得你說得沒錯。你說得沒錯。天啊。」

一時間，我們兩個都沒有說什麼。

「真是一堆垃圾。」

庭審終於開始了。喬納森·畢比n年前曾經教諾拉如何走私毒品，他聲稱自己是個無辜的藝術商人，碰巧與很多已經被宣告有罪的毒品走私者在一起混而已。但是，聯邦執法人員已經掌握了詳細的證據證明他也參與犯罪，包括他與諾拉、海絲特/安妮和其他人在同一航班飛往非洲的許多記錄。海絲特/安妮第一個被帶去法庭。她已經認識這個被告很多年。她回來的時候眼睛裡還有淚水：那個辯護律師讓她狼狽不堪。

接著出去的是諾拉。我記得喬治·弗洛伊德就在這個大樓的某個地方，我猜他們肯定也把其他共同被告都叫過來了。2月14日，我被叫到了犯人物品保管室。「情人節快樂。」諾拉聲音嘶啞地說。她不知道自己有多麼臨近被淹死。

這一次，護送我去法庭的兩個人年齡更大一些，更加魁梧，也更加自信。他們同樣也很關心我。「有沒有什麼東西我們可以給你帶來的，帕波？」

我被這個問題難住了。我不吸菸。我很確定他們不會給我蘇格蘭威士忌。「我想要一杯好喝的咖啡？」

「我們看看能不能給你買到。」

我以前從來沒有見過喬納森·畢比，直到穿著最好的桔色連衣褲被押送至法庭走進證人席的時候，才第一次見到他。但是，我在那裡似乎用了好幾個小時回憶自己的經歷，而陪審團一直都在聽著。我想知道他們從聽到的內容能夠得出什麼結論。被告辯護人所有的問題都集中在諾拉身上，所以很明顯，她是主要的證人。我真的很痛恨為政府作證，但同樣也很惱怒，因為這個傻瓜不能像他的共同被告那樣承認自己的罪行，讓我們都免於遭受所有這些麻煩和不適。

在回監獄的路上，我的護衛們把車停靠在高架鐵道下面，其中一個跳下車，回來的時候手裡拿著一杯滾燙的鄧肯甜甜圈咖啡。他給我開啟手銬：「那裡有白糖和奶油，我不知道你要放多少。」

他們坐在前排座位上抽菸，我認真享受那杯咖啡的每一口。我聽著上面火車呼嘯而過，看著人們在大街上來來往往，覺得這場面奇怪得不能再奇怪了。

這些都結束以後——陪審團認為畢比有罪——大家感覺都不好。我想做的就是回到真正的監獄，丹伯裡。然後，回家。

在那個沉悶的女犯人單位，克麗絲特爾「市長」努力維持偽裝成監獄協議要求的樣子。當然了，這需要上帝。克麗絲特爾是上帝的超級粉絲，每天早上喜歡聽一個當地牧師的電視節目，而且把音量調得很大。她比我在丹伯裡認識的任何一個犯人都更加持久頑固地勸誘別人改變宗教。每個星期，當教會團體拿著《聖經》到單位外面時，她都會過來對我們說：「去教堂嗎，女士們？」

詹森姐妹會皺著眉頭。儘管海絲特/安妮已經皈依，但她跟我一樣討厭監獄裡的宗教儀式。「不去了，謝謝你，克麗絲特爾。」

她不會就那麼輕易放棄的。我想必須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才行。下一次，我們去體育館的時候，我找到克麗絲特爾。

「你去體育館嗎，克麗絲特爾？」

她看著我，好像我是瘋子一樣。她憤怒地大聲吼道：「什麼？體育館？什麼體育館我都不會去的，帕波。把自己累得半死！」

那個星期天，她像以往一樣樂觀地過來問：「你去教堂嗎，帕波？這個星期很好！」

「我告訴你，克麗絲特爾。你去你的教堂，我會請你幫我做禱告。這個星期，我去體育館的時候，我也會幫你鍛鍊。成交嗎？」

她覺得這是幾個月來聽到的最搞笑的事情。她一路走出去的時候都在大聲笑著。從那開始，每當時間一到，我們都會對彼此叫道：

「幫我鍛鍊，帕波！」

「幫我禱告，克麗絲特爾！」

女犯人單位的主管每個星期只到這層樓來一次，這個星期，我在辦公室裡逮住了他。我向他解釋說3月4日，我的釋放日期就快到了，我盡力保持平靜地詢問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會不會把我運送回丹伯裡？還是直接從芝加哥把我釋放？

他也不知道。他對此一點都不瞭解，也不關心。

我真想把他辦公室的一切都砸個稀巴爛。

我跟他談話結束後，諾拉和海絲特/安妮投來焦慮的目光。釋放期就在一個星期以後這個事實我沒有告訴芝加哥的任何一個人，尤其是她們兩個。她們都還有好幾年的服刑期。此外，我也不信任任何一個犯人，她們一定會以某種方式給我搗亂，這是非常典型的監獄病。所以，我只是跟她們說是有關空中監獄的事。

「我們來做飯吧。」海絲特/安妮說。我去拿回那天早飯後我們放在冰上的水煮蛋。安妮小心地把每一個雞蛋切成兩半，諾拉在蛋黃上抹了幾包蛋黃醬和芥末，另外還有少量從供應所買的辣醬。

我嚐了一下：「還需要加點什麼。」

「我知道。」諾拉拿出一包熱狗調味品。

我皺著眉頭問：「你確定嗎？」

「相信我。」我又嚐了一下，完美極了。然後，我小心地將佐料填滿半個蛋清。

諾拉在上面又撒了一些辣醬。

「不要太多！」海絲特/安妮說。

蘸了很多芥末的雞蛋。我們享受了一頓美味佳餚。其他女人很羨慕我們的晚飯。我們3個在芝加哥那幾位神志清楚的女人中間已經打拼出一席之地。但是，天知道有多難。

幾天以後，下一班空中監獄航班飛離的時候，我跟姐妹倆分別了——她們在飛機上。她們感到很迷惑，為什麼我沒有跟她們一起去停機坪跳「枷鎖舞」。她們跟我道別的時候，眼睛裡充滿了憂傷和同情。我是如此的煩惱，幾乎都沒法看她們：一部分因為我渴望能夠登上那架飛機逃離芝加哥，另一部分是我知道很可能再也不會見到她們了，感覺好像還有很多話要說。

她們離開以後，我躲在床上的毯子下哭了好幾個小時。我覺得自己都快撐不下去了。儘管距離被釋放的日期只有幾天了，但是我不確定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儘管這些想法完全不理性，但是我真的開始感覺聯邦監獄局永遠不會讓我回家。

無論是小孩子、青少年還是成年人的時候，我都非常堅信獨處的力量，堅信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是孤獨的，儘管這個想法並不新奇。這個信念一部分要求自我依賴，一部分要求自我保護，所以是二元的——肇事者或者受害人，完全負責或者徹底放任，非此即彼。極端地想，這個想法會引發一個人自身的、影響不大的錯誤信念。我們在自己的泡沫裡橫穿這個世界，偶爾會與其他人的泡沫相遇相交，但大部分時間終究都是一個人。

那個時候，我似乎已經為在監獄長期服刑準備妥當了，就像一個熟悉的監獄比喻說的：「你赤條條來，赤條條走。」一般人的勸告都是獨善其身，不亂管閒事。但是，我在監獄裡學到的並非如此，我在監獄裡能夠存活下來靠的也不是這條勸喻。外面世界的人，他們每個星期都給我寫信，從很遠的地方來看我，告訴我大家沒有忘記我。我不是一個人，這對我的生活有非常重大的影響。

然而，最重要的是，我意識到自己在世界上不是孤獨的，這主要歸功於那些與我在一起住了一年多的女人們，她們讓我逐漸意識到和她們的共同點。我們擁有同樣擁擠的宿舍，都沒有個人空間。除了名字，我們還都有一個8位數的號碼，我們擁有共同的卡其布囚服、廉價的食物和衛生用品。在逆境中，我們擁有同樣深藏的幽默感和創造力，以及保護和維護我們自身人性的意志力，儘管監獄系統想要強制將其粉碎。我覺得任何一個人都沒有辦法獨自完全掌握這些生存技巧，至少我知道我做不到——我們需要互幫互助才可以。

我們共有的小恩小惠和簡單快樂是如此的重要，不管是付出還是接受，不管來自何處，都會強烈地讓我感受到，在這個世界上我不是孤獨的。我與那些表面上幾乎沒有任何共同點的人一起參與最基本的工作。我可以建立聯絡——或許跟誰都可以。

現在，在我的第三個監獄，我察覺到一個對每個人都有效的奇怪真理：沒有人管理她們。當然，在這些建築物的某個地方，辦公桌上或辦公門上有名牌的被稱為典獄長的某個人，還在名義上管理著這個地方，在這條生物鏈上，他們的下面還有上尉和中尉。但是，實際上，對於每天生活在這些監獄裡的犯人們來說，船長的座位上是空著的，而輪子照樣旋轉，帆照樣升起。這些機構在職員完全不在的情況下執行，職員很明顯對於他們的工作不怎麼感興趣。沒有一個人在那裡，以任何肯定的方式與填滿監獄的人打交道。領導層的真空是徹底的。在這些「懲教」機構工作的人，沒有一個想過我們在那裡的目的，就像一個商店的店員不會考慮一罐西紅柿的意義一樣，也不會幫助那些西紅柿明白它們到底在架子上做什麼。

好機構的領導以他們的工作為榮，與機構裡的每一個人都有來往，所以每一個人也都明白他們自己的角色。但是我們的獄卒普遍都是匿名的，就像漫畫上的劊子手，總會戴一個頭套讓人們看不出身份。既然對於拿著監獄鑰匙的獄卒們來說，把人關押數年都幾乎沒有什麼意義，那麼這樣做又有什麼理由呢？既然對於犯人的懲罰是如此隨便和冷漠，那麼一個犯人又怎麼能理解對他們懲罰的價值呢？

我懶散地坐在一張堅硬的塑膠椅子上看電視娛樂節目。裡面在播放傑斯的單曲《99個問題》。電視上布魯克林嚴酷堅韌的黑白形象讓我特別想念這個我甚至都沒有住過的地方。

在監獄裡的最後一週是最難熬的。如果已經被運回丹伯裡，那裡的人會給我舉辦一個熱鬧的聚會，一方面慶祝我回到那裡，一方面匆忙地流著眼淚送我回歸外面的世界。而在芝加哥，我感到非常孤獨，因為遠離了在丹伯裡認識的所有人和喜氣洋洋的回家儀式。我以前還總想著自己有一天能夠成為這儀式的主角。我想在瞭解我的人面前稱讚自己的能力——我在監獄裡生活了一年。相反，我感覺到的是背信棄義的憤怒，當你對自己的生活沒有一點點控制的時候，都會有這種感覺。大都會懲教中心仍然不能確定我在3月4日是否可以被釋放。

但是，即使是聯邦監獄局也無法阻止時間的前行，當那天到來的時候，我起床、洗浴，然後準備好。我知道拉里當時就在芝加哥，我知道他會來接我，但芝加哥的職員沒有人肯定我會被釋放，我沒有見到任何文書。對於那天將要發生的事，我一方面滿懷希望，一方面又深感懷疑。

我的獄友們在看早間新聞，瞭解到瑪莎·斯圖爾特午夜時已從奧爾德森監獄被釋放。然後很快就恢復到往常狀態，兩臺電視機上分別以最高音量播放著電視娛樂節目和「生命時光」頻道。我坐在一張硬凳子上，注視著看守的每一個動作。最後，在上午11點，電話響了。看守拿起電話，接聽，掛上電話，大吼道：「克爾曼！打包待走！」

我跳起來，跑回自己的儲物櫃，只從裡面拿了一個小型馬尼拉信封，裡面裝著我的個人信件。我把化妝品和書籍都留在了那裡。我非常強烈地意識到，和我在一個牢房的女人們都處於她們刑期的開端，而我已經走到了盡頭。我沒有辦法把腦子裡和心裡裝著的所有東西都教給她們。

「我儲物櫃裡的東西都歸你們了，女士們。我要回家了。」

犯人物品保管室的女獄警解釋說這裡沒有女便裝，所以給了我他們那裡一條最小的男士牛仔褲、一件綠色的球衣、一件防風上衣和一雙便宜的山寨小山羊皮繫帶鞋，鞋底是薄薄的塑膠。他們還給我了28.30美元，稱為「賞錢」。我已經準備好出去了。

一個看守領著我和另一個犯人去電梯，那是一個年輕的西班牙小夥子。電梯向下走的時候，我們對視了一下。

他朝我點點頭，說：「你蹲了多長時間？」

「13個月。你呢？」

「20個月。」

電梯到達底層的時候，我們站在了門口。看守開啟通往大街的門，我們走了出去，站在一個空空的邊道上。這裡是堡壘和一些辦公樓之間的區域，上面有一小片灰色的天空。接那兄弟的人在路對面一輛運動型多功能車上等他，他像一隻長耳大野兔一樣衝過去，消失了。

我看了看周圍。

「沒有人來接你嗎？」看守問。

「有啊！」我不耐煩地說。「我們現在在哪裡？」

「我把你帶到前門去。」他不情願地說。

我轉過身，快步走到他前面。10碼處，我看到拉里站在大都會懲教中心的前面打著電話，直到他轉過身來看到了我。然後，我跑起來，以百米衝刺的速度跑過去。沒有人能攔住我。

johnashcroft，美國政治家、檢察官，曾在小布什政府內擔任首席檢察官（2001—2005年）。——譯者

bobbarker，美國知名電視節目主持人。——譯者

一種神聖的語言形式，在祈禱、冥思或咒語中重複。——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