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我回到了家。在飛機上沒有戴枷鎖，我們直到深夜才到達。拉里把我帶到了布魯克林區一間我不熟悉的公寓，凌晨一點鐘，我吃了一塊披薩。

第二天，我必須要去的地方是位於布魯克林市區的聯邦緩刑辦公室，開始為期兩年的監督釋放期。緩刑期察看內容包括尿檢、大量文書工作。緩刑監督官對我的臨時訪問要麼去家裡，要麼去工作地點，還負責我離開這座城市時的旅行申請。我接受聯邦政府對我將近9年的監督或者關押，現在到了最後階段了。

一個星期後，我開始上班，在一個朋友開的技術公司做專門為我設立的監銷工作。他的執行委員會雖然同意僱用我，但是看我時還是有點好奇。我的同事們大部分都是年輕人，他們對我表示歡迎，都很熱情。對大部分人來說，求職時如果選了重罪選項，他們被錄用的可能性幾乎為零。每天，當乘坐地鐵去上班，或者去熟食店買想吃的午飯，或者夜間在紐約的街道上行走的時候，我都強烈地感受到自己的好運氣。3月份冷冷的陽光裡，我在前景公園跑步的時候，眼淚會突然湧滿眼眶，從臉上流下。

每一年都有70多萬人從美國監獄被釋放，我只是其中的一個，但是我對自己在「外面世界」的運氣十分感恩，尤其是與大部分人比起來，我的結局好太多。我有一個安全穩定的住處；我有家人和朋友，他們有很多資源可以安排我回家的一切；我還有一份交醫療保險的寶貴工作。我經常想到丹伯裡其他女人的遭遇：流浪者收容所、破碎的家、法庭、不確定的工作前景。我曾看到許許多多女人離開監獄的時候非常樂觀，決心改變以後的生活，我知道大部分人都不得不全靠自己。

每一個犯罪行為的主要原因都是因為缺乏同理心——當然我自己的罪行也是如此——但是，若想讓一個有犯罪前科的人重新回到社會懷抱，同理心是關鍵。我們監獄裡發生的一切，完全在社群的控制之下。公眾期望對犯人的判決能夠起到懲罰作用，但同時也希望能夠起到康復作用；然而，我們的期望與我們監獄真正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我們的監獄系統教給其「居民」的是，作為一個犯人，而不是一個公民，如何生存——無論對於我們還是我們要回到的社群，這都不是多麼有建設性的知識體系。

處在聯邦緩刑期的時候，是不允許與其他有過犯罪前科的人聯絡的。我的緩刑期在很多年前已經結束了，現在，我與在監獄遇到的很多人取得了聯絡，她們都是了不起的女人。她們中一些已經結婚，有了新的孩子或者孫子，過著安靜的生活；一些邊工作邊學習，對於自己的未來充滿希望；還有一些患了病，生活得很艱辛；有些成了激進主義者，決心改變刑事司法系統；有些則又回到了系統內，回到了監獄裡。我能在自己的大腦裡聽到她們的聲音，看到她們的面孔。有時候在地鐵上，我會在人群裡搜尋，隱約希望能夠看到納塔利或者瑜伽珍妮特，或者我曾經相識的許許多多女人中間的任何一個。

我去丹伯裡之前，一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曾在聯邦女子監獄服刑一年。她告訴過我對於監獄應該抱有什麼樣的期望，我現在還記得她當時說過的一些話：「現在，我每一天都會以某種方式想起監獄。」現在，我成為了女子監獄協會里的一員。這個協會是非營利組織，自1845年起就開始幫助有犯罪記錄的女人改變自己的生活。現在，我也每一天都會以某種方式想起監獄。我在協會工作時，曾與很多犯人和監獄工作人員、緩刑和假釋監督官、公社辯護律師、監獄志願者以及司法改革提倡者進行過溝通；不管他們把自己當作改革推動者還是法律實施者，每一個人都同意，我們必須努力改變生活和完善體制。

美國擁有全世界最大的監獄人口——我們關押的犯人佔世界犯人總數的25%，儘管我們的總人口只佔世界總人口的5%。這種對於監獄的依賴是近些年才出現的：1980年，美國監獄裡的犯人數量約50萬；現在，裡面關押著超過230萬犯人。增加的犯人裡，很大一部分是和我一起服刑的女人所代表的一類人——低水平的犯罪者，錯誤很嚴重，但是幾乎沒有暴力威脅。我在監獄裡認識的大部分女人，她們在生活中連很多我們想當然的機會都沒有。有時候，看起來好像我們在最貧困的社群與罪犯教養所之間建造了旋轉門，並且創造了不正當的財政激勵，以保證那些監獄裡的犯人是滿的，花的都是納稅人的錢。美國對於監獄的資金投入力度很大，而對那些實際上可以阻止犯罪、強化社群的公共機構——學校、醫院、圖書館、博物館、社群中心——投入卻少之又少。

在監獄的高牆背後，各種難以置信的事情都可能發生，因為人們的復原力非常強大。幾乎沒有什麼可以將我們打垮，這就是為什麼嚴厲懲罰本身並沒有成效的一個原因。為了讓監獄能夠真正為公眾服務，管理監獄的人應該努力實現托馬斯·莫特·奧斯本——20世紀初紐約辛辛監獄的著名典獄長——的誓約：「我們將把監獄從垃圾堆變成修理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