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監區，母親節這個節日不同凡響。從我們醒來的那刻起，每個女人都會對另一個女人說「母親節快樂」……週而復始。我很快放棄瞭解釋自己沒有孩子，只是回應說：「你也母親節快樂！」美國監獄裡，大約80%的女犯人都有孩子，所以我給別人這種祝福很有可能是對的。

很多女人都會鉤編長莖的紅色玫瑰，送給她們的「監獄媽媽」或者朋友們。一些女人和其他犯人形成了某種「家庭」關係，尤其是母女搭檔。丹伯裡有很多小家族。較為年輕的女人從她們的「媽媽」那裡獲得建議、關心、食物、物品、友愛、指導，甚至是規矩。如果有一個年輕人行為不端，另一個被惹怒的犯人可能會說：「去找你的媽媽，跟她說說你的破事！」或者，如果孩子實在無法管住自己的嘴、收音機或者其他什麼東西，當媽媽的那個犯人可能會聽到有人對她說：「你需要跟你的女兒談談了，如果她還繼續這樣不講理，我會揍她一頓！」

我的監獄「家庭」事實上主要圍繞波普。我們的「家庭」關係解釋了監獄裡的家庭樹譜有多複雜，這棵樹被修剪成非常奇怪的形狀。我的直系「姐妹」是託妮，她是新的城市司機，並且代替尼娜成了波普的室友。關係自然擴充套件到羅斯瑪麗，因為她是託妮的好朋友，所以也是我的另一個姐妹——我把她們當作義大利雙胞胎。但是波普還有很多其他的「孩子」，包括大波克雷蒙斯，還有更大的安吉麗娜·劉易斯，和與波普一起在廚房工作的伊馮。我尤其喜歡伊馮，我們彼此稱呼對方是「難得的姐妹」。所有波普的黑人「女兒」都叫她媽媽；所有的白人「女兒」都叫她波普。她沒有西班牙女兒，只有同齡的西班牙朋友。

在監獄裡，母親身份受人尊敬，但同樣也因為分離、罪行和羞愧而更加複雜。在我看來，獄友們大部分都是普通的貧窮或中產階級媽媽、奶奶，甚至太奶奶，她們中有些人的刑期特別長——5年、7年、12年、15年。因為她們被關押在最低安全級別的監區，所以我知道她們的罪行不太可能是特別暴力的犯罪。有些年輕女性甚至都沒有中學文化水平，看到她們在會客室和自己的孩子們在一起，我一遍又一遍地問自己（在腦子裡）：她到底可能做了什麼讓她被關在這裡這麼長時間？她們絕對不是犯罪高手。

我來到丹伯裡的這3個月期間，已經看到過許多懷孕的犯人生孩子做了母親。2月份，年輕的桃瑞絲是我見到的第一個在監獄生產的犯人。我以前從沒有見過女人生孩子，所以當看到桃瑞絲進入到一個區域（不管周圍環境如何），有人在幫她做產前準備時，我既被吸引又感到有點害怕。讓我覺得驚訝的是，監區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她吸引去，而且任何人都儘可能地提供幫助。在任何時候，她的身邊都有五六個代理助產士，看看她需要什麼、教給她如何能讓身體更加舒適，跟她講述她們自己生產時的故事、向其他擔心的犯人彙報她的進展。監獄的工作人員當然沒有特別注意發生了什麼事。監獄裡的生產對他們來說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那是桃瑞絲的第一個孩子，她當時只想蜷縮在自己的床鋪上，但這明顯對她和將要出生的孩子都不好。年齡大一些的女人們輪流陪著她在監區主廳裡來回走動，溫柔地跟她說話，講故事和說笑話。特別熱切關注的是桃瑞絲的室友，她也懷著第一個孩子，月份也很大了，任何一天都有可能生產。她們兩個看起來都很害怕。

第二天早上，隨著宮縮頻率的提高，桃瑞絲戴著手銬被送到了醫院。在美國很多地方，懷孕的女犯人都會在生產的時候戴著手銬，這種做法真的很殘忍和野蠻，幸好可憐的桃瑞絲並沒有受到這樣的對待。很多小時以後，她在丹伯裡的醫院裡生出了一個9磅重的男嬰，然後立刻就被帶回了監獄。她的臉色蒼白憔悴，內心悲哀不已。她的母親把孩子帶回了她居住的鄉下邊區村落，那裡距離監獄有8個小時的路程。這個新生兒短時間內不會看到自己的父親——桃瑞絲告訴我孩子的父親剛剛因為3項罪證被抓起來了。幸運的是，她那一年就刑滿可以回家了。

在丹伯裡沒有看到任何可以減輕我對生產恐懼的事情，但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對母親與孩子的關係有了一點小小的洞察。能夠讓其他犯人微笑的唯一最可靠的方式是問起她的孩子們。會客室裡總是有家庭聚在一起，這是我在會客室裡見過的最好也是最壞的事。媽媽在監獄裡服刑的時候，她們的小孩子在一天天長大，他們想要通過15分鐘的電話和探視時間來建立感情。這些媽媽犯人們在和自己的孩子一起玩角落裡的塑膠玩具和分享自動販賣機裡的油炸玉米餅和葡萄乾時，是我見過她們最快樂的時刻。探視時間結束的時候，看著他們告別真是讓人揪心。一年的時光，可以讓一個孩子從蠕動的嬰兒長成愛說話的蹣跚學步的小孩。媽媽們只能從遠方的場邊觀看孩子的足球比賽、畢業舞會、畢業典禮、結婚典禮和葬禮。

一個犯人很難看到她的孩子們，同樣，父母們也很難見到他們被關起來的孩子。我們中間有很多年輕女孩子，只有十八九歲。這些孩子中有些被送到像丹伯裡這樣的地方關押一段時間，但是一個錯誤的決定，就有可能會突然讓一個年輕女孩落入到無情殘酷的監獄系統。沒有犯罪先例和良好的行為歷史根本不起作用——聯邦最低量刑決定了刑期長短，如果你認罪（我們中絕大多數人都是這麼做的），真正能夠決定你服什麼刑的只有一個人，那就是你的起訴者，而不是法官。因此，經常能夠看到面容悲傷的父母來看他們的孩子——儘管我的父母不是這樣的。我的母親就像那個房間的一束陽光。

為了每個星期的見面，母親都會精心打扮自己，穿上柔軟的衣服、喜慶的顏色，將金髮認真梳理，畫上合適的妝容，戴上我很久以前聖誕節或者她生日時送給她的一件珠寶。我們會在一起聊幾個小時，聊聊我的弟弟、她的學生、我的叔叔阿姨們和我們家的狗。我會告訴她我那個星期學會了什麼樣的電工技能。她在探視室裡總是看起來非常舒服，每次她來看過我之後，其他犯人都會跟我說「你的媽媽真好，你真是一個幸運的女孩」或者「那是你的母親嗎？算了吧！我還以為她是你姐姐呢」。

我長大以後，經常聽到後面那句評論。人們也經常會這麼跟她說，她可能已經聽這句恭維聽了幾千遍，但還是會因此顯得神采飛揚。過去，這句熟悉的話讓我感到憤慨。我看起來難道已經40多或者50多歲了嗎？但那個時候，當人們再這樣對比我們，我喜歡看到她高興。即使我闖了這麼大的禍，讓我們全家遭了那麼大的罪，但她仍然以做我的母親為榮。這讓我想到，好像從未看到過母親被打垮，即使生活給了她那麼多的困苦和失望。我希望我們的相似點遠不止都擁有藍色的眼睛。

我的父親，在距離丹伯裡一千多英里之外的地方，在學年結束的時候也能夠來看我。他探望之後那種如釋重負的感覺讓人放心。我以前總是爸爸的乖乖女，我能看出來，讓他見到自己的寶貝女兒——即使她已經30多歲——在那樣一個地方，是一件多麼痛苦的事。我們在一起的時間很快樂，我一邊吃著花生巧克力，一邊把監獄裡的各種趣事講給他聽。每週的電話與面談之間的區別，就像一條簡訊與長週末的差距一樣。如果這麼大的不幸還有讓人略感慰藉的地方的話，那就是，它讓我想起了家人的偉大。

那個母親節，我和母親有一次愉快的談話——儘管那天探視室裡非常混亂。我從來沒有看到探視室有那麼多家庭聚集過。丹伯裡很多女人的家庭都沒能力經常來探視，儘管他們中很多人就住在紐約市。容易疲勞的奶奶和阿姨，可能在她們女兒或姐妹服刑期間，幫忙照看她們的孩子，所以很難帶著剛學走路的孩子或者少年乘坐公共汽車、火車，有時候甚至需要計程車抵達丹伯裡——這一路單程可能就要4個小時，而且要花不少路費。但是母親節那天是特殊的日子，各個年齡階段的孩子們都蜂擁至這裡，各種語言、各種口音的對話在探視室迴盪。我的母親就在這個混亂中。當我走進去的時候，她看到我，幸福地微笑著。

郵件點名的時候，我收到了兩份《紐約客》雜誌，這讓我很害怕：外面的某個人又給我寄了一份。宿舍丙區的埃斯波西託小姐也收到了這份雜誌。當3月份我第一次收到的時候，她很生氣——覺得我們兩個都買這份雜誌是在浪費。這可惡的東西在監獄裡堆得到處都是。

埃斯波西託是一個奇怪的傢伙。她個頭很大，身體強壯，50多歲，頭髮漆黑，留著荷蘭男孩式的「波波」族髮型，讓人有點不安。每當有新犯人到來，她總是在歡迎的人群之列，不管來者是什麼種族——她自己是義大利籍美國人。她主動說出自己曾是「拉丁王」一個團伙的頭頭，我開始對此表示懷疑——「拉丁王」為什麼會有一個義大利籍的「女王」？——結果她說的是真的。她曾是20世紀60年代一個激進的知識分子，參與了相當有影響力的地區黑幫活動。埃斯波西託的刑期非常非常長。

我很快就發現，埃斯波西託雖然生活貧窮，但不會從我這裡索取我不願意給她的東西，而且她是真心欣賞我的雜誌和書籍。一天，她找到我，手裡拿著一臺電扇：中等大小，是那種塑膠葉片檯扇，就像在伍爾沃斯商店能買到的那種。這臺電扇跟納塔利的那臺一模一樣。「室友，等到夏天來了，你會很高興咱們有這個的。」她說。「現在已經買不到這東西了。日用物資供應店已經不賣了。」日用物資供應店在那個時候賣的電扇更小一些，一個垃圾小東西還要21.80美元。老型的電扇很珍貴，尤其是年齡大點的人手裡的，她們似乎對熱更加敏感。

埃斯波西託的電扇壞了。雖然當時還不熱，但是她很擔心。「你去電工分部的時候能不能看一下這個東西？只要能修好，怎麼都行。」我沒有給她許諾，但是，我的回答是當然可以。第二天，我帶著那東西坐班車去上班，然後在同事細緻的觀察下將電扇拆開。結果發現很容易修，我很高興自己能夠使用工具幫到另一個犯人。回到監區，我炫耀似的將電扇插上電源，它轉了起來，埃斯波西託高興得幾乎暈過去。我拒絕接受她的任何物資報酬，但是埃斯波西託從此對我很是尊重，算是回報。

幾乎是緊接著，另一個老前輩來找我，希望我能給她找一塊板子，放在墊子下面緩解她的背痛。那裡有幾個年長的女人，她們的刑期非常長——波普、埃斯波西託、瓊斯夫人——如果我給她們其中一個人幫忙，她們肯定會告訴每個人的。很快，女人們就開始拿著下面這些東西來找我：壞掉的收音機、電扇或者隔間裡其他需要修理的東西——掛衣服的鉤子、不牢固的電路、塌了的鞋架等各種各樣的東西。

小珍妮特認為這越線了。「那個東西不歸我們修理，帕波。那與電工無關，我們為什麼要修理它？」

「其他沒有人會修理的，寶貝。聯邦調查局的人才不會關心這個鬼地方的我們呢。我們必須互相幫助。」

她可以接受這個邏輯，另外，她當時腦子裡還有其他事要考慮。小珍妮特招引了一名愛慕者，一個個頭很小的白人女孩，名字叫艾米。她的嘴很大，是我稱為「埃米穆萊特斯」犯人團體中的一名新成員。這個團體都是高加索女孩，來自貧民階層，嘴很大，不會接受任何人（除了她們生命中的男人）的任何東西。她們的眉毛稀疏地拔過，頭髮紮成玉米壠形的一排排辮子，所用詞彙很嘻哈，孩子爸爸都很年輕。她們認為帕麗斯·希爾頓是女性美麗的至高點。艾米是這個團體裡面個頭最矮小的，也是最讓人討厭的。她被小珍妮特深深地迷住了。小珍妮特雖然在監獄裡已經待了兩年，但是好像並不知道如何處理這份中學生式的暗戀。小珍妮特不與女孩子們亂搞，所以艾米找錯了人。但小珍妮特沒有低劣到不理睬艾米，她忍受著艾米小狗一樣的崇拜。

然而，當艾米被分到電工分部的時候，珍妮特不得不立下規矩了。如果艾米不停止給她寫情書、不停止表現得像一頭害相思病的母牛，小珍妮特就不會再跟她說話。艾米看起來很沮喪，但是還比較順從。我對這種情況的分析是，艾米並不是真正的女同性戀，她對珍妮特也只是少女的暗戀。為了集體的利益，我因為同情珍妮特，就把艾米帶出去跟我一起做一些活兒。我不會拒絕別人的救助請求，即使不喜歡這個人。我們那天掛了至少100個隔間掛鉤，都是我們用錘子將c形夾鉗加工而成的。整個幹活的時間，艾米都不停地發出噼啪和詛咒聲。

儘管艾米的小嘴很不乾淨，還不斷地發脾氣，我發現自己倒是對她很有耐心，對她溫和但態度堅定。她有點像sweetart出品的甜點——含糖，但也有一種斂口的酸。除了我之外，沒有人對她有任何關心。艾米對我報以長久的忠貞，經常大聲地說我是她的媽媽或者「妻子」——這兩種稱呼都讓我假裝生氣地說她：「艾米，我的年齡還不夠做你的母親，至於另一個稱呼——你不是我的菜！」

能給大家幫上忙的確讓我們更受歡迎，我在監區收穫了很多微笑和點頭致意，這讓我覺得沒那麼害羞了。不過在監獄裡待了將近4個月後，我仍然保持謹慎，非常謹慎，跟大多數人的關係都不那麼親密。很多時候，我會問自己：「在這樣的地方到底是為什麼呢？」大家都以為我是因為經濟犯罪才在這裡服刑。但實際上，我和那裡的絕大多數女人一樣：是一個非暴力的毒品罪犯。我沒有刻意掩飾這個事實，因為我知道這裡有很多人跟我一樣。僅僅在聯邦監獄系統（佔美國監獄總數的很小一部分），就有超過90萬犯人是因為毒品犯罪被關押起來的，相比之下只有4萬犯人是因為暴力犯罪。一個聯邦監獄的犯人需要花費至少3萬美元一年，女犯人事實上花費更多。

那個監區的大部分女犯人家庭貧困，受教育程度較低，來自缺乏主流經濟的地區，毒品交易為她們提供了最多的就業機會。她們典型的罪行包括低端的毒品交易、收容他人在自己住所吸毒、運送毒品、傳遞資訊等，她們這麼做只能獲取很低的報酬。但只要參與毒品交易活動，都可能讓你在監獄裡被關押很多年，尤其是如果你的辯護律師是法庭指派的垃圾律師。即使是很好的法律援助律師，他們一定有大量的官司要打，所以也不會花很多精力為你辯護。讓我難以相信的是，我的15個月刑期與鄰居更長的刑期有所差別的原因，竟然是我們犯罪的種類不同。我有一個很棒的私人律師，開庭那天還穿了一件鄉村俱樂部套裝來配自己的金色短髮。

與毒品罪犯比起來，「白領」罪犯經常表現出更多的貪婪，她們的罪行也沒有多麼迷人——銀行詐騙、保險詐騙、信用卡欺詐以及支票欺詐。一個嗓子沙啞的50多歲金髮女人因為股票欺詐被關進監獄（她喜歡把孩子們在住宿學校的不幸遭遇第一時間告訴我）；一個前投資銀行家因為賭博上癮而挪用大量錢財；一心想著結婚的羅斯瑪麗因為網際網路拍賣欺詐要被關押54個月。

我得知別人犯罪行為的資訊，要麼是因為她們主動告訴我，要麼是另一個犯人告訴我的。有些人會毫不掩飾地談論她們的罪行，沒有覺得不好意思，就像埃斯波西託或羅斯瑪麗；其他人則一個字都不提。

我仍然完全不知道為什麼納塔利要被關在這個瘋人院8年。我們相處得很好，有些晚上睡覺前還會一起在隔間互相陪伴。我會坐在床鋪上讀書或者寫信，納塔利則在下面聽她的收音機。她會說：「室友，我準備睡覺啦，聽聽我的音樂，放鬆一下！」每個星期天，我們會一起打掃隔間——用她那無可替代的塑膠盆子裝滿溫水和肥皂。她用從廚房拿的特殊抹布擦地，我則用盥洗室盒子裡的衛生棉清理牆壁和天花板，將我床上面傾斜的金屬橫樑和噴淋系統上的灰塵和積垢都打掃乾淨。然後，我們一起整理我的床鋪。在監獄時間長的人是不會讓來時間短的人鋪床的，這在我到監獄的第一天就被教育到了。

在很短的時間內，我就開始對納塔利很依戀——她對我非常友善。我能看出來，做她的室友，讓我在其他犯人中間獲得了奇怪的信任。但是儘管我們住得最親近，我實際上對她一無所知——只知道她來自牙買加，有兩個孩子，一個女兒和一個年輕的兒子，就這些。當我問納塔利是不是在山下的聯邦懲教所開始服刑的時候，她只是搖搖頭：「不，室友，那個時候，事情有點不同。我去山下待了一小段時間——那裡可不好。」這就是我聽到的所有資訊。很明顯，一談到納塔利，個人話題就禁止了，我必須尊重這一點。

但是，這麼多女人，被這麼近距離地關在一起，有趣的故事和秘密總有途徑洩漏出去，要麼是因為犯人本身在講出自己秘密的時候有多嘴的人在場，要麼是因為監獄的工作人員八卦說出來。當然，後者是不應該談論犯人個人資訊的，但是事實上他們卻總是這麼做。有些故事有很大的市場。弗朗西斯卡·拉魯是宿舍乙區一個很邪惡和瘋狂的耶穌迷，她因為整形手術過度而被毀容。她看起來很奇怪：像氣球一樣的雙胸，鴨子嘴一樣的嘴唇，甚至還有植入過東西的臀部。據謠傳，她是在非法診所做的整形手術，曾「給人注射傳動液」來溶解脂肪團。我懷疑這個故事的實情是一般老套的醫療欺詐。一個聰明且控制慾很強的金髮中年婦女，謠言傳她曾精心策劃詐騙了數百萬美元。一個老女人還沒有進門，她的故事就像野火一樣在監獄裡傳開，說她從所在的猶太教會貪汙了大筆的錢，儘管大部分人都不怎麼贊成這個說法（你不能從教堂偷錢！）。

你從另一個犯人那裡聽說的任何故事，都必須去掉很多水分才可以。想一想：把這麼多女人放在這麼小的地方，她們有那麼多的時間，可做的事又少之又少——你還期望著會發生什麼？儘管如此，不管故事真假，八卦幫助我打發了一些時間。波普的八卦最多，她通常是最有歷史的、最能透露內情的。就是從她那裡，我才知道多年前納塔利為什麼被送到山下的聯邦懲教所：她曾把滾燙的水潑在廚房的另一個人身上。我感覺不太可信。「那個婊子老是跟她胡來，帕波，你不知道的是，其實你室友的脾氣可真不小！」真的很難將那種憤怒和侵犯行為與我那安靜高貴的室友聯絡在一起，她對我是那麼和善。然而，用波普的話來說，「納塔利可不是鬧著玩的！」

看到我因為了解到納塔利新的一面感到非常迷惑和不安，波普試圖找一些監獄現實讓我看清楚。

「聽著，帕波，現在這裡情況相當平靜，但並非總是如此，有時候會有垃圾事發生。在山下——算了吧！那裡有些婊子就是禽獸。另外，那裡還有無期徒刑犯。你現在用不了一年就可以回家了，我知道這對你來說不容易，但是如果你的刑期很長，或者終身要被關在這裡，事情就不一樣了。你不能忍受任何人欺負你，因為這就是你的人生，如果你被人欺負一次，那你就會麻煩不斷。

「我在山下認識一個女人——個子不高，非常安靜，不太與人交往，也不去騷擾別人。這個女人是終身囚犯。她做她的工作，在下面跑道上鍛鍊身體，每天早早睡覺，就這樣。然後，某個年輕女孩出現了。她是個麻煩。她開始招惹那個小個子女人——找她的麻煩，總是騷擾她、跟她爭論，真是一個他媽的愚蠢的小孩。那個小個子女人從來沒有對任何人提起過，就在一隻襪子裡放了兩把鎖，然後等著時機讓那個女孩嚐嚐厲害。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那個女孩被打得渾身上下都是血，真他媽被好好收拾了。但是你知道嗎，帕波？那就是我們生活的地方，而且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處境相同。所以，記住這一點吧。」

當波普告訴我上面那樣的故事，我會仔細揣摩每一個字。我沒辦法檢驗這個故事是不是像福音一樣真實，就像我在監獄裡聽到的大部分故事一樣。但是，我明白這些故事有它們自己的正確度。它們真實地描述了我們的世界，就像我們親身體驗到的一樣，它們的教訓總是那麼價值連城和不可褻瀆。

發生在我身上離打架最近的一次，謝天謝地，沒有人使用「襪鎖」（這是那個武器的正式名稱，即把鎖放在襪子裡面），而只是跟粗纖維有關係。當沙拉臺上出現除了花椰菜和捲心萵苣以外的東西時，我就會高興不已。一天，捲心萵苣裡有一把菠菜，我高興地開始從裡面挑揀出綠色葉子準備晚飯時吃。我低聲哼著小曲，試圖掩蓋食堂大廳裡的嘈雜聲。但是，就在我仔細挑揀菠菜的時候，嘈雜聲中突然有個聲音飛到我耳邊。

「嘿！嘿！嘿你！不要揀了！不要那樣揀了！」

我回過頭去看哪裡來的叫喊，對著誰喊的。讓我驚訝的是，一個戴著髮網的健壯年輕女孩正在怒視著我。我四處檢視了一下，然後拿著色拉鉗子指著她問：「你是在跟我說話嗎？」

「當然是。你不能那樣揀綠葉子。拿點東西就行了，繼續向前走！」

我看著沙拉臺邊的對手，想知道他媽的她以為她是誰。我模糊地認出來她是新來的，是房間區裡一個有名的惹麻煩的人。就在前幾天，仍然住在房間區的安妮特還抱怨過這個滿嘴胡言、不懂禮貌的18歲小孩子。我從波普那裡得知，準備沙拉臺的食物是廚房裡最不受歡迎的工作，因為要洗很多、切很多，所以一般都是由廚房裡級別比較低的人去做。

她竟然有膽量來干涉我，這讓我很惱火。在那之前，我覺得自己在監區社會生態圈裡地位已經相當穩定。我不會騷擾其他人，我很和善，而且對人尊敬，因為其他人也都很尊敬我。所以，被一個新來的黃毛丫頭在食堂裡找麻煩，我感到非常惱怒。不僅如此，她還破壞了犯人中間一個最重要的準則：不要告訴我應該怎麼做——你的名字後面跟我一樣也有8位數字。和一個黑種女人在公眾場合打架是一件相當危險的事情，但是當時我根本就沒有想要在這個年輕無知的小丫頭面前打退堂鼓。

我張開嘴，氣得都要吐了，大聲說：「我不吃捲心萵苣！」

就這？我問我自己。你就說這句話回應她？

「我才不關心你吃什麼，不要在那裡挑來挑去就行！」

突然，我意識到食堂裡安靜了許多，大家都在關注這次不同尋常的衝突。犯人之間所有的衝突都會招來大家的關注，但是對我來說，處於被關注之中實屬不同尋常。我又回到了中學校園的停車場，坦尼婭·凱特瑞斯把我叫出去，我知道自己唯一的選擇要麼是跟她打架、要麼是向全校的人證明我是個膽小鬼。在馬薩諸塞州的郊區，我屬於膽小之列；但在這裡，我絕對不能讓這樣的事發生。

不過，我甚至還沒來得及吸口氣準備跟大嘴巴理論，傑，跟我一起工作和同住宿舍乙區的朋友，出現在我的身邊。她通常都是微笑著的臉那時非常嚴肅。我看著她，她看著大嘴巴，一句話也沒有說。但是就這樣，大嘴巴轉身灰溜溜地走了。

「你還好嗎，帕波？」傑問。

「我很好，傑！」我盯著大嘴巴離去的身影，激動地回答道。

食堂裡的其他人感到很失望，轉身過去繼續吃飯，噪音的音量立即又恢復到通常的水平。我知道傑剛才的舉動讓我避免了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都麻煩不斷。

我有了可以戴在頭上的收音機之後，才開始相信一天原來可以這麼輕鬆、有這麼多樂趣。我從日用物資供應店買了一雙白色的運動鞋，每天晚上開始圍著跑道慢跑。我可以用收音機輕鬆遮蔽掉宿舍乙區的喧譁吵鬧，而且因為耳朵裡聽著音樂，可以在1/4英里的跑道上多跑幾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