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和另外8個剛到的囚犯開始接受為期一天的入獄培訓,在電視室最小的一間房子裡進行。這些人裡面有一個是我的室友,她身體豐滿,是多明尼加共和國人。她既陰沉沉的,又樂於助人,跟一般人不一樣。她的胳膊上有一個小紋身,是靡菲斯特魔鬼和「jc」兩個字母。我小心地問她這兩個字母是否代表jesuschrist(耶穌基督)——說不定是為了保護她不受那個魔鬼的侵害?
她看著我,好像我是個十足的瘋子,然後她翻著眼皮說:「那是我男朋友名字的首字母。」
坐在我左邊靠著牆的,是一個年輕的黑人女性,我一看到她就喜歡她,沒有理由地喜歡。她的頭髮被簡單梳成一排排辮子,堅定的下巴看起來很強勢,但這都不能掩飾她年輕漂亮的事實。我跟她閒聊,問她的名字、她的家鄉、她的刑期,這些問題都是我覺得可以問的。她叫珍妮特,來自布魯克林區,她的刑期是6個月。她可能因為我跟她談話而覺得我很奇怪。
房間另一邊是一個小個子的白人女性,她很善談,大約比我年長10歲,讓人感覺既友好又有點女巫風範。她的紅頭髮零亂四散,鷹鉤鼻,皮膚因為飽經風霜而長了皺紋,看起來好像住在深山裡或者大海邊。她因為違犯假釋罪而再次回到監獄。「我在西弗吉尼亞坐了兩年。那裡就像一個大的校園,吃的也像樣。這裡就是一個垃圾場。」她說這話的時候沒有一點傷感。一個重回監獄的人可以這麼若無其事和樂觀向上,這讓我很吃驚。這些人裡面另一個白人女性也是因為違法假釋罪又回到監獄的,她就顯得很悲傷,這讓我覺得才合乎情理。裡面其他人都是黑人和拉丁美洲人,她們倚靠在牆上,盯著天花板或者地板看。我們穿得都一樣,都穿著難看的帆布鞋。
我們都不得不接受來自丹伯裡聯邦監獄所有部門長達5個小時的繁瑣介紹。這些部門包括:財政、電信、娛樂、物資供應、安全、教育和精神病治療。這些專業頭銜不知怎麼就造就了監獄裡低得驚人的生活水平。這些介紹人可以分為兩大類:表示歉意的或者高傲屈尊的。表示歉意的一類包括監獄的精神病醫師科克醫生,他跟我年齡差不多,長得很帥氣,他是那種可以成為我閨蜜丈夫的人。科克醫生羞怯地告訴我們,他每週四會來監區待上幾個小時,而且除非是「緊急情況」,他「並不能真的提供」任何精神健康方面的服務。他是丹伯裡監獄裡1400名服刑人員唯一的精神健康輔導師,他的首要職責是少量地發放精神病藥物。如果你想服用鎮靜劑,就去找科克醫生吧!
斯科特先生屬於高傲屈尊的一類,他是一個自大的年輕獄警,從頭到尾堅持與我們玩問答遊戲,問的都是人際交流的最基本準則,並且不停地訓誡我們不要「在獄中搞同性戀」。最差勁的是公共醫療衛生部的女負責人,她實在讓人討厭,我簡直吃驚不已。她堅定地告訴我們,最好別浪費他們的時間,是他們來決定我們是否病了和什麼情況才需要醫學治療,除非威脅到生命,我們不要指望現有的情況能有任何改變。我心裡默默感激自己的身體還算健康。如果我們生病了,那可就慘了。
公共醫療衛生服務的負責人走出房間之後,紅頭髮的犯人說:「耶穌基督啊,誰在她的保健麥圈上撒尿了?」
接下來進來的是管理裝置的一個高個子男人,他說話直率,眉毛特別濃密。「你們好,女士們!」他大聲說。「我是理查茲先生。我只是想告訴你們所有人,對於你們來這裡,我感到很抱歉。我不知道是什麼讓你們來到了這裡,但是不管過去發生過什麼事,我都不希望它們再發生。我知道現在說這些對你們來說沒有多少安慰,但我是認真的。我知道你們都有家庭有孩子,你們本應該和他們一起在家。我希望你們在這裡的時間不長。」前面幾個小時,我們都被當作不知道感恩、只會欺詐騙人的孩子,這個陌生人向我們展示了與眾不同的體貼。我們都振作了一點。
「克爾曼!」拿著紙夾筆記板的一個囚犯把頭伸進屋裡叫道。「領囚服!」
我很幸運是在一個星期三到達的監獄。囚服都是在星期四發放,所以,如果你是在星期一主動服刑的,你可能要難聞上幾天。到底有多難聞,要看你緊張的時候是否出汗。我跟著拿筆記板的囚犯沿走廊向前走進一個小房間,那裡是發放囚服的地方。這些囚服都是之前這裡關押男囚犯時剩下來的。她們給我發了4條有鬆緊帶的卡其褲子和5件混紡系領襯衣,襯衣前面口袋上還印著之前穿的人的名字:瑪麗亞林達·馬爾多納多、維奇·弗雷澤、瑪麗·桑德斯、卡羅爾·賴安和安琪兒·車瓦斯科。發放的囚服還包括一套白色保暖內衣、一套讓人發癢的水洗羊毛帽子、圍巾和連指手套、5件白色襯衣、4雙直筒襪、3件白色運動胸罩、10條保守型內褲(我後來很快就發現這些內褲洗幾次之後就會失去彈性)和一件肥大得讓我哈哈大笑的睡衣(大家都把這樣的睡衣稱為「姆姆」——夏威夷婦女裝)。
最後,一直沉默著給我發囚服的監獄看守問:「鞋穿幾碼?」
「9號半。」
他把一個紅黑相間的鞋盒子推給我,裡面裝著笨重的黑色鋼頭鞋。自從在一個樣品處理會上用50美元買了一雙魚口拉尼克高跟鞋以來,這是第一雙讓我如此高興的鞋。這雙寶貝很結實,一看就很耐用。我對它們一見鍾情。我把那雙帆布鞋還回去的時候,臉上掛著非常燦爛的笑容。現在,我成了一名真正的堅毅的犯人了,我覺得一下子好多了。
我穿著鋼頭鞋昂首闊步地走回培訓室。獄友們還在那裡,她們的眼睛因為不停歇的低沉單調聲而昏昏欲睡地向上翻。管理裝置的那個好人已經被托里切拉取代,他是與伯特斯基搭檔的輔導師,前一天晚上讓我給拉里打電話的那個人。我覺得他就是在「喃喃而語」。他海象一樣的面容幾乎沒有什麼變化,我從來沒有聽到他提高過嗓音,除了輕微的惱怒以外,很難看出其他情緒。他告訴我們,接下來要跟我們見面的是庫馬·得布典獄長。
我一下子有了興趣:我對典獄長一無所知。她是這裡的頭兒,還是個女性,她的名字是這麼與眾不同。在我進監獄的24小時內,沒有聽到關於她的任何一句話。她會像溫迪·威廉姆斯還是護士長拉契特?
都不像。得布典獄長走進房間以後,坐在了我們對面。她頂多比我年長10歲,看起來很健康,皮膚是橄欖色,面容姣好,很可能有中東地區的血統。她穿著過時的套裝,戴著難看的人造珠寶。她跟我們說話很隨意,假惺惺地好像對我們很關心。這讓我一下子想起了那些參加競選的人。
「女士們,我是庫馬·得布典獄長。我在這裡歡迎大家來到丹伯裡,當然我知道這對你們每一個人來說,都不是一件好事。你們在這裡的時候,我負責你們的生活,負責你們的安全,負責你們順利服刑完畢。所以,女士們,以上就是我的職責範圍。」
她以這種口吻繼續說了一會兒,偶爾會提到個人責任(我們的),然後還說到性。
「如果這裡的任何人想要強迫你們發生性關係,如果任何人威脅你們或者傷害你們,我希望你們直接來找我。我每個週四的午飯時間都會在監區,所以你們可以過來告訴我發生在你們身上的任何事。我們對丹伯裡發生的任何不當性行為採取零容忍政策。」
她指的是監獄看守,不是潛行捕食的女同性戀。很明顯,在監獄的高牆之內,性和權力是形影不離的。我的好幾個朋友都說到過他們的擔心,因為在監獄裡,看守比囚犯更危險。我環視介紹室看了看我的獄友們,一些看起來很害怕,大部分都顯得無動於衷。
得布典獄長講完她的演說後離開了。一個囚犯試探性地說:「她看起來人很好。」
那個之前在丹伯裡被關過的假釋罪犯人哼了一聲:「斯利克小姐,不要指望會再見到她,除了每隔一週的週四能在隊伍裡看到她15分鐘。她說得很好聽,但她最好自己不在這裡。這個地方不是她當家。那個‘零容忍’的廢話?女士們,記住,他們各說各的理。」
每個新到聯邦監獄的人,大概第一個月生活得都有點像煉獄一樣,尤其是在「a&o」(入獄培訓階段)時。接受入獄培訓,囚犯什麼也不能做——不能工作,不能去參加普通教育課程,不能去吃飯(直到其他人都吃完才能去),不能發表任何意見(比如在凌晨幾點接到命令去剷雪的時候)。官方的方針是,不管你的各項醫療測試之前到達什麼神秘的水平,它們必須回到正常水平後你的監獄生活才能真正開始。在監獄裡,任何文書工作都進行得非常慢(關禁閉除外),囚犯也不可能有什麼方式加速程式,任何事情都如此。
這裡有數不清的各種官方或非官方的規定、日程表和禮節。快速地把它們都記下來,否則就要承擔各種後果,比如:被認為是白痴、被叫做白痴、招惹到其他囚犯、招惹監獄看守、招惹輔導師、被迫清理廁所、在可吃的飯都沒了的時候才能去吃飯、在檔案裡被放入「炮彈」(或者叫事故報告),或者被送到特別住宅單位(也被稱為禁閉室、黑洞或者隔離室)。如果問了一個不是官方規則的問題,最常見的回覆是「親愛的,你不知道在監獄裡不應該問問題嗎?」其他所有的一切——非官方的規則——需要通過觀察、推理或者小心地問你希望能夠信任的人。
我們的入獄培訓是在那年的2月(閏年,日子也沒少多少),我們感到混亂又單調。我在監區大樓的周圍走動,不僅受聯邦執法人員的限制,還受天氣的制約。既沒有工作,也沒有錢,還沒有電話使用權,我完全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人。多虧監獄裡有書,還有其他犯人送給我的信紙和郵票。我已經等不及了,希望週末快點到來,這樣就可以見到拉里和我的母親了。
星期五,下雪了。滿臉愁容的安妮特晃動我的腳把我叫醒。
「帕波,他們一直在叫入獄培訓的人去掃雪!快起來!」
我坐起來,困惑不解。外面天還黑著呢。我在哪裡呢?
「克爾曼!克爾曼!速到獄警辦公室,克爾曼!」廣播系統大聲叫喊著。
安妮特驚得目瞪口呆。「你現在必須得去!快穿衣服!」
我倉皇地穿上我的新鋼頭鞋,然後去了獄警辦公室,完全沒有時間洗漱刷牙。值班的獄警是一個金髮女同性戀者。她看著我,好像剛做完三項全能訓練,能把我這樣的新犯人當作早飯一樣吃下去。
「克爾曼?」
我點點頭。
「我半個小時前就叫入獄培訓的人要掃雪。你當時在哪裡?」
「我在睡覺。」
她看著我,好像我是春雨後在路上蠕動的一條蚯蚓。「哦,是嗎?穿上外套,帶上鐵鏟。」
早飯怎麼辦?我穿上保暖內衣和那件拉鏈壞掉的難看的冬季便服,出去找那些在刺骨冷風中清掃人行道的夥伴們。這個時候,太陽已經升起來了,微微的有點亮光。鐵鏟不夠每人一把,我使用的那把是壞的。所有工作完成之前,任何人都不允許回到屋裡,所以撒鹽的人比掃雪的人還要多。
其中一個犯人已經70多歲,是個矮小的多明尼加人,她幾乎不會說英語。我們把圍巾給她,幫她圍嚴實,讓她在風吹不到的門口等著——她太害怕了,根本不敢走進去,儘管讓她和我們一起在外面的冷風中幹活簡直荒唐。另一個其他種族的女人在風中告訴我,這個老人因為「電話線指控」而被判了4年刑,具體就是給她做毒品生意的男親戚傳達了電話資訊。我想知道,美國檢察官辦公室的人到底從這次判刑中能獲得什麼有意義的東西。
我擔心大雪讓拉里沒辦法開車從紐約趕到這裡,但是也沒有途徑可以知道外面的情況,所以在下午3點探視時間開始之前,我都在努力讓自己振作起來。我洗了個澡,穿上我覺得最不難看的囚服,站在破舊盥洗室的熒光燈下看著鏡子裡的那個婦女,相當陌生。我沒有化妝,似乎不像女性——沒有一點珠寶首飾,沒有一點化妝品,沒有一點裝飾品。我的卡其襯衣胸袋上是別人的名字。拉里現在看到我會怎麼想呢?
我到大的娛樂室外面等著,會客都在那裡進行。會客室的牆上安裝著紅色的燈。犯人如果看到來探望她的人在往小山上走,或者廣播系統裡叫到了自己的名字,她就按一下會客室雙層門旁邊的燈開關,門另一側的紅燈同時也會亮,告訴會客室的獄警該犯人已經就位,等待會客。獄警看到紅燈之後,站起來,走到門前,輕拍一下這個囚犯,允許她進入會客室。
我在會客室旁邊的樓梯平臺等了大約一個小時以後,開始在主廳裡來回走動,既感到無聊又有點緊張。當聽到廣播系統叫我名字的時候——「克爾曼,準備會客!」——我快速走上樓梯。一個燙著捲髮、化著淡藍色眼影的女獄警在樓梯口等著我。我伸展開胳膊和雙腿,她的手指頭在我的四肢上走動了一遍,還有我的衣領下、運動胸罩的下面和腰帶周圍。
「克爾曼?第一次,是不是?好了,他在裡面等你呢。注意身體接觸!」她拉開會客室的大門。
為了犯人會客方便,這個大房間裡放了很多打牌用的輕便小桌和可摺疊的椅子。我到那個房間的時候,已經有大約一半的桌子邊坐滿了人,拉里就坐在一張桌子的前面,看起來有點擔憂又有點期望。當他看到我的時候,一下子站了起來。我以最快的速度走到他跟前,一把用雙臂抱住他。他看起來很高興。我感覺以前的自己又活過來了。
會客的開始和結尾時可以擁抱和親吻(不許用舌頭!)你的探視者。一些看守允許握著手,一些不允許。如果哪個看守有一天、一週或者一生不怎麼順利,我們都能夠在那個鋪著油布的陰冷會客室裡感覺到。會客室裡還一直都有兩個犯人在那裡幫助獄警,她們可以跟獄警閒聊幾個小時。
拉里和我在牌桌兩邊坐下來,他只是笑著看我。我突然感到有點害羞,想知道他是否看出我的變化。然後我們開始說起話來,希望一下子能填補這幾天的空缺。我告訴他自從他離開監獄大廳之後發生的一切,他告訴我他不得不離開的感覺。他說他已經跟我的父母說過我的情況了,說他們都還好,說母親明天就來看我。他列舉了所有打電話想知道我情況的人的名單,以及都有誰想要過來探視我。我跟他解釋說我的探視者名單最多可以有25個人。我們的朋友提姆建立了一個網站,拉里在上面貼上了所有相關資訊(包括一個常見問題解答)。
我們聊了幾個小時(週五的探視時間是從下午3點到晚上8點),拉里對到目前為止監獄裡發生的一切都很好奇。跟他一起坐在牌桌前,我可以放鬆一直緊繃的警覺和謹慎(在過去的3天,我幾乎每一步舉動都沒有放鬆過),都忘了自己身在何處,即使在跟他分享新生活的每一個發現時都是如此。跟他坐在那裡,我感到自己被深深地愛著,因而更加自信地認為將來的某一天,我可以離開這個可怕的地方。我無數次向拉里保證我很好。我讓他向周圍看一看——其他犯人是不是看起來那麼不好相處?他覺得她們看起來還好。
7:45的時候,拉里和其他探視者應該離開了。我的整個心都揪了起來。我不得不離開我們牌桌周圍的愛情泡沫。要再過一個星期才能再次見到他。
「你收到我的信了嗎?」他問。
「沒有,還沒有,沒有信。這裡的一切都是按照監獄時間來進行的——慢動作。」
分別是痛苦的,不僅我們倆分別如此。一個剛學會走路的孩子不想離開她的媽媽,爸爸奮力給她穿防雪裝時,她嚎啕大哭。探視者和犯人們分別的時候,邊走邊停地往門口挪。我們都被允許與探視者擁抱一下,然後看著愛人的背影消失在黑夜裡。一些有經驗的犯人已經開始解開鞋帶,準備好接受光身檢查。
這個程式——我在接下來的一年重複了成百上千次——從來沒有改變過。脫掉鞋子、襪子、襯衣、褲子和t恤,拉起運動胸罩露出雙胸,把腳底抬起來接受檢查。然後背對著女獄警,拉下內褲蹲下,露出自己的私密處。最後,用力咳嗽一下,理論上說,這樣可以將任何藏起來的違禁品擠出來掉在地上。一個是別無選擇只得脫光接受檢查的人,一個是命令別人如此做的看守,對於這兩個人之間的這種交換,我總是覺得輕快活潑、公事公辦。但是有些女犯人覺得脫光檢查很丟臉,甚至寧願放棄探視以避免接受這種侮辱。沒有親人的探視我根本撐不下去,所以也願意咬緊牙關快速通過檢查。這是監獄系統的交換物:你想要跟外界有聯絡?準備好展示你的屁股吧,每一次都要。
把衣服穿上之後,我走回到大廳裡,腦子裡滿滿都是拉里說過的話。有人說:「嘿,克爾曼,郵件點名叫你的名字了!」我徑直走向獄警站,他遞給我16封美好的信(包括拉里的!)和6本書。外面還是有人愛我的。
第二天,母親應該來看我。我只能猜,過去的72小時對她來說有多難熬,我擔心她看到這裡的鐵絲網會害怕——高高的鐵絲網讓人感到原始的恐懼。廣播系統上叫我名字、看守拍我的時候,我都幾乎站不穩了。我快速地跑過會客室的大門,急切地尋找母親的臉龐。當看見她的時候,好像我們四周的一切都淡成遙遠的背景。她看到我一下子哭了起來。我長那麼大,從來沒有見過她像當時那樣如釋重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