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斯基先生。」

「哦。至少他的文書工作還是不錯的。等一下，讓我看看他們把你放在哪個房間。」她敲了敲門，動作裡透著一股權威。她開啟門，把頭伸進去，看起來很熟練。「你把克爾曼放在哪個房間？」伯特斯基給了一個她能聽懂的回覆，然後她把我向前領到6號房間。

這個房間有3套上下鋪的架子床，6個齊腰高的金屬存物櫃。我們進去的時候，兩個年齡大一些的婦女正躺在兩張下鋪上。「嗨，安妮特，這是克爾曼。她是新來的，主動服刑。安妮特會照顧你的。」她告訴我。「這是你的床鋪。」她指了指一個只有床墊子的空上鋪說。

安妮特坐起來。她個頭矮小，膚色很黑，大約50歲，留著大頭釘似的黑色短髮。她看起來很疲憊。「嗨。」她聲音沙啞，帶著新澤西口音。「你好嗎？你叫什麼來著？」

「帕波。帕波·克爾曼。」

很明顯，米內塔的工作已經完成了。我一再對她表示感謝，絲毫沒有掩飾對她的感激。她離開了。房間裡只剩下我和安妮特以及另一個沒說話的婦女，她個頭很小，禿頂，看起來年齡很大，可能接近70歲。我小心翼翼地把洗衣網袋放在我的床鋪上，然後環視整個房間。除了鋼鐵架子床和存物櫃，其餘到處都是衣架，上面飄蕩著衣服、毛巾和網袋，看起來很像許多人居住的簡陋房舍。

安妮特下了床，我看到她大約5英尺高。「這是魯茲小姐。我的東西一直都放在你的存物櫃裡。我現在就把它們取出來。這是一卷草紙——你需要隨身帶點。」

「謝謝你。」我手裡仍然抓著裡面裝有檔案和照片的信封，現在又多了一卷衛生紙。

「他們有沒有向你說查數的事？」她問道。

「查數？」我已經習慣自己像個十足白痴一樣的感覺。這就好像我以前一直都是在家裡接受教育，然後突然被放進了一個人口眾多的中學大校園。午餐錢嗎？到底是什麼？

「查數。他們每天要對我們查數5次，你必須在這裡或者其他你應該待的地方。下午4點鐘查數的時候，我們要站起來。其餘4次分別在晚上12點、凌晨2點、5點和晚上9點。他們給你pac號了嗎？」

「pac號？」

「嗯。打電話必須要有那個。他們有沒有給你一個電話單子？沒有？你得先填一張電話單，然後才能打電話。但如果你求托里切拉，他可能會讓你打一個電話。晚上以後電話歸他使用。你哭的話可能會有用。晚飯後去求他。4點鐘查數後開始晚飯，晚飯很快。午飯在11點。早飯是從6點1刻到7點1刻。你有多長時間？」

「15個月……你有多長時間？」

「57個月。」

對於這個資訊，如果有適當的回覆的話，我也不知道是什麼。這個從新澤西來的中產階級、中年意裔美國女士做了什麼犯法的事，需要在聯邦監獄裡服刑57個月？她是卡蜜拉·索普拉諾嗎？57個月！因為服刑前看了關於監獄的一些書，我知道不能問任何人犯了什麼罪。

她看到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就解圍似的說：「是的，很長時間啊。」

「嗯。」我附和道。我轉過身去，開始從洗衣網袋裡往外拿東西。

就在這時，她尖聲叫道：「不要鋪床！！！」

「什麼？」我驚慌地轉過身來。

「我們為你鋪。」她說。

「哦……不用，我會鋪。」我轉回去準備鋪配發的滌棉薄床單。

她走到我的床前。「親愛的。我們。為。你。鋪。」她說得非常堅定。「我們知道怎麼鋪。」

我完全搞不懂怎麼回事。我環視了下房間，發現另外5張床鋪都非常整潔乾淨，而且安妮特和魯茲小姐剛才都躺在她們的罩子上。

「我知道怎麼鋪床。」我試探性地抗議道。

「聽著，讓我們鋪床。我們知道怎麼鋪床才能通過檢查。」

檢查？沒有人跟我說過檢查的事。

「伯特斯基想什麼時候檢查就什麼時候檢查——他就是個瘋子。」安妮特說。「他會站在存物櫃上面看電燈器具上有沒有塵土。他會在你的床上走路。他是個瘋子。那個人」——她指了指我的下鋪——「不想幫著打掃衛生！」

哦。我也很討厭打掃衛生，但絕對不想冒惹怒新室友的風險。

「所以我們每天早上都要認真鋪床？」我問道，這是我問的又一個深刻的問題。

安妮特看著我。「不，我們睡覺不用被子。」

「你們睡覺不蓋被子？」

「不。我們蓋毛巾被睡覺。」

「但是，如果我想蓋被子睡覺呢？」

安妮特非常惱怒地看著我，表情就像一個母親面對6歲頑童的樣子。「聽著，如果你想這麼做，那就這麼做吧——那樣你將會成為整個監獄裡唯一這麼做的人！」

這種壓力是讓人無法抵抗的。看來接下來的15個月我都別想蓋著被子睡覺了。我不再去想床鋪的問題——一想到好幾百個女人都不蓋被子睡在軍事化的床鋪上，我就覺得太奇怪了，簡直不敢相信。一個男人就在附近咆哮。「查數時間，查數時間，查數時間！女士們，查數時間！」我看了看安妮特，她看起來很緊張。

「看到那個紅色燈了嗎？」外面走廊裡，獄警站的上方，有一個巨大的紅色燈泡，那個時候是亮著的。「查數的時候，那個燈就會亮。那個燈亮著的時候，你最好待在你應該待的地方一動不動，燈滅了才能動。」

女人們在走廊裡大叫著東走西奔，兩個年輕的拉丁人急匆匆地跑到我們那個房間裡。

安妮特做了一個簡短的介紹。「這是帕波。」她們幾乎都沒瞥我一眼。

「睡在這個鋪的人在哪裡？」我問我的下鋪哪裡去了。

「那個人！她在廚房工作，所以在那裡查數。你會見到她的。」她做了個鬼臉。「好，噓！這是站著查數，不許說話！」

我們5個人無聲地站在床鋪邊等著。整個大樓突然變得非常安靜，唯一能聽見的聲音就是鑰匙的碰撞聲和沉重靴子的走路聲。最後，一個男人把頭伸進房間，數我們。幾秒鐘以後，另一個男人走進來，又數了一遍。他離開之後，大家都坐在床上或腳凳上。但我覺得坐在下鋪室友的床上不太妥，所以靠在空的存物櫃上。幾分鐘過去了。那兩個年輕的拉丁人開始用西班牙語跟魯茲小姐小聲說話。

突然，我們聽到：「重數，女士們！」大家又都跳起來，我是以立正的姿勢站著的。

「他們總是數錯。」安妮特低聲說道。

「數人有多難？」

他們又把我們數了一遍，這次很明顯看出來沒有數錯。「晚飯時間到了。」安妮特說。那時候是下午4點半。根據紐約市的標準，這個時間吃晚飯實在是不可思議地未開化。「我們是最後一撥。」

「什麼意思，最後？」

獄警正在通過廣播系統叫號：「a12、a10、a23，去吃飯！b8、b18、b22，去吃飯！c2、c15、c23，去吃飯！」

安妮特解釋道：「他在叫‘榮譽隔間’——她們先吃。然後，他會按照檢查時的表現叫宿舍。我們的屋子總是最後叫，我們在檢查時表現得總是最差。」

我看著外面那些朝食堂走去的女人，想知道什麼是「榮譽隔間」，不過說出來的卻是「晚上吃什麼啊？」

「肝。」

晚飯由肝和利馬豆組成，食堂亂鬨鬨的，與上學時候的食堂一模一樣。這時各種體形、身材和膚色的女人們潮水般湧進大樓主廳，嘴裡用英語、西班牙語大聲喧譁著。大家好像都在大廳裡期待著什麼，因為她們幾個一起坐在臺階上或排在樓梯平臺上，等著不走。我猜我也應該在那裡。我努力讓自己隱形，去聽周圍的各種聲音，但還是沒弄明白到底在發生什麼事。最後，我小心翼翼地問我身邊的一個人。

「親愛的，是郵件點名！」她回答道。

樓梯平臺上一個很高的黑人女性好像在擺弄化妝品。我右邊的一個人指著她說：「格洛麗亞要回家了。明天起床後就可以回家了！」我又盯著格洛麗亞，她正找人看誰要她手上的一把紫色小梳子。回家！能夠離開這裡的想法對我太有吸引力了。她把自己所有的東西分送給大家的時候，看起來非常和藹、非常幸福。我感覺好一點了，因為我知道，有一天我也可能會離開這個可怕的地方回家。

我非常想要她的紫色梳子。那把梳子就是我們上初中時放在牛仔褲後面口袋裡的那種，我們會突然拿出來整理亂了的劉海。我盯著梳子看，但因為太害羞而不敢站起來去要，然後就被另一個女人接走了。

一個守衛（不是之前米內塔指給我的那個）從獄警辦公室走出來。他看起來像一個同性戀色情影星，頭髮短平黑，留著板刷似的鬍子。他開始大聲喊道：「郵件點名！郵件點名！」然後開始分發郵件。「奧爾蒂斯！威廉斯！肯尼迪！隆巴爾迪！魯伊斯！斯凱爾頓！普拉特！普拉特！普拉特！等一下，普拉特，還有。門多薩！羅哈斯！」每一個被叫到名字的女人都會站起來去取郵件，臉上露著笑容，然後走到某個地方讀信——可能找到一個比我觀察到的更隱秘的地方？大廳裡的人越來越少，最後只剩下幾個還滿懷希望等信的人。「可能明天才到，女士們！」他一邊把空郵筒底朝上倒著一邊說。

郵件點名之後，我在大樓裡轉了轉，因為穿著薄小的帆布鞋，別人一下子就能看出我是新來的，這讓我感到非常脆弱。各種新資訊在我的大腦裡旋轉。幾個小時下來，我第一次可以靜下心想一想了。首先跳入大腦的就是拉里和我的父母，他們一定非常擔心。我必須想辦法讓他們知道我很好。

我非常膽怯地靠近輔導師辦公室關著的門，手裡攥著一張藍色的電話單，安妮特已經教我填好了，主要是列出以後我想要打的電話號碼。拉里的手機號、我的家人、我的好朋友克里斯汀、我的律師。辦公室的燈還亮著。我輕輕地敲了敲門，裡面傳出一聲低低的哼聲。我小心翼翼地扭動了門把手。

輔導師的名字叫托里切拉，他的表情看起來總是有點吃驚。我進去的時候，他眨著小眼睛看著我，對於我的打擾有點不耐煩。

「托里切拉先生？我是克爾曼，是新到的。她們說我應該來找您……」我的聲音越來越小，壓抑著哭聲。

「發生什麼事了嗎？」

「她們說我應該把電話單交上來……我沒有pac號……」

「我不是你的輔導師。」

我喉嚨變得非常緊，根本不需要假裝哭——眼睛裡已經充滿了淚水。「托里切拉先生，她們說您可能會讓我給未婚夫打電話讓他知道我很好？」我在求他。

他看了看我，沒有說話。最後，他咕噥著說：「進來，把門關上。」我的心怦怦怦跳得很厲害。他拿起電話，把電話聽筒遞給我。「告訴我號碼，我給你撥。就兩分鐘！」

拉里的手機撥通了，我閉上眼睛，祈禱他趕緊接電話。如果錯失了這次聽到他聲音的機會，我可能當場就死了。

「你好？」

「拉里！拉里，是我！！」

「寶貝，你好嗎？」我能聽出來他聽到我的聲音終於放心了。

那時候眼淚已經流下來，我努力控制自己不要浪費了這兩分鐘或者因為兩分鐘沒有說話而嚇住拉里。我用鼻音說：「好，我很好。我真的很好。我很好。我愛你。謝謝你今天把我送過來。」

「親愛的，不要說傻話。你確定你很好，而不是簡單說一說？」

「不是，我很好。托里切拉先生讓我給你打電話，但是我要過一段時間才能再打給你。不過聽著，你這個週末就可以來看我！你應該在探視名單上。」

「寶貝！我週五就過來。」

「媽媽也可以來。請給她打電話，給爸爸打電話，我們一掛電話就給他們打電話，告訴他們你跟我通電話了，告訴他們我很好。我要過段時間才能給他們打電話。我現在還沒有辦法打電話。還有，儘快把錢匯過去。」

「我已經寄過去了。寶貝，你確定你很好？都還好嗎？如果不好你要告訴我。」

「我很好。我有個室友是從新澤西南部來的，她人很好。她是義大利人。」

托里切拉先生清了清嗓子。

「親愛的，我得掛電話了。我只有兩分鐘。我太愛你、太想你了！」

「寶貝！我愛你。我很擔心你。」

「不用擔心。我很好，真的。我愛你，親愛的。來看我吧。給媽媽和爸爸打電話！」

「我們結束通話電話後我就給他們打電話。我還能做什麼，寶貝？」

「我愛你！我得結束通話了親愛的！」

「我也愛你！」

「星期五來看我，謝謝你給我的爸媽打電話……我愛你！」

我結束通話了電話。托里切拉先生看著我，他那像珠子一樣的小眼睛裡似乎有點類似同情的東西。「這是你第一次來？」他說。

謝過他之後，我走到走廊，用胳膊擦了擦鼻子，感覺整個人被耗盡了，但卻高興了。我看著走廊那邊不能去的宿舍，並好學地研究了下公告欄上寫的事件和規則，可惜我都看不明白——洗衣時間表、獄友與各種職員的約會、編織執照，以及週末電影安排表。這個週末播放的電影是《絕地戰警2》。

我避免與別人進行眼神交流。儘管如此，還是時不時地有女人主動跟我說話：「你是新來的？親愛的，你怎麼樣？你還好嗎？」問我話的大部分是白人。這是一個種族禮節，後來我還會看到這種禮節許許多多次。每當一個新人到達這裡，她們的部族——白人、黑人、拉丁美洲人或者少之又少的「其他」種族——會立即關注她的處境，把她安頓好，幫著她一起度過開始的階段。如果你屬於「其他」種族——印第安人、亞洲人、中東人——你會受到來自歡迎委員會的最友愛最熱情的接待，委員會的成員來自各個佔主導位置的種族。

另一個白種女人給我拿來一塊肥皂、一套真正的牙刷和牙膏、洗髮香波、一些郵票和寫信用的文具、幾包速溶咖啡、克雷莫拉牌咖啡乳脂替代品、一個塑膠杯子、洗澡用的鞋子——最後一樣東西可能是最重要的，可以避免被傳染到可怕的足部真菌。後來我才知道，所有這些東西都是必須要去監獄日用物資供應店買的。你沒有錢買牙膏或肥皂？那就忍著吧。最好希望別的獄友會給你一塊。每次有人給我拿來一件個人必需品並安慰我說「都會好起來的，克爾曼」時，我都想放聲大哭。

到如今，互相矛盾的東西在我的大腦和內臟裡亂成一團。我以前曾經像現在在丹伯裡這樣完全茫然、無所適從過嗎？在這裡，我根本不知道該說什麼，或者做錯事會有什麼真正的後果。明年在我看來就像末日火山那樣遙不可及，儘管我很快了解到跟這裡大部分女人的刑期來比，15個月相當短暫，我沒有什麼可以抱怨的。

所以，儘管知道不應該抱怨，但我感到非常孤苦淒涼。沒有拉里、朋友和家人可以聽我說話、陪伴我、讓我笑、讓我依靠。一個少了幾顆牙的女人給我除臭肥皂的時候，我會從興高采烈急轉至失望透頂，因為我想到了人生的缺失。我曾經如此無助需要接受陌生人的關愛嗎？不過，至少她們都很友愛。

給我嶄新洗浴拖鞋的年輕女人叫羅斯瑪麗。她臉色蒼白，呈乳白色，棕色頭髮短而彎曲，調皮的棕色眼睛外戴著厚厚的鏡片。我一聽就感到她的口音很熟悉——受過教育，但明顯能聽出是馬薩諸塞州工薪階層的口音。她認識安妮特。安妮特說她是義大利人，已經有意跟我打過幾次招呼了，現在她到6號房間來給我送閱讀的材料。「我是主動服刑的，我當時也很害怕。你會沒事的。」她安慰我說。

「你是從馬薩諸塞州來的嗎？」我害羞地問她。

「我的波斯頓（波士頓）口音一定非常重。我是從鬧伍德（諾伍德）市來的。」她笑著說。

她的口音讓我感覺好了一些。我們開始談論波士頓紅襪棒球隊，以及她在克里最後一次參議院競選中當志願者的時光。

「你要在這裡待多久？」我天真地問道。

羅斯瑪麗臉上露出一種奇異的表情。「54個月。因為網路拍賣欺詐。不過，我要轉到年輕罪犯訓練監了，所以如果考慮到這的話……」她開始計算在獄中因表現好而免受懲罰的時間（即減刑時間）以及中間過渡的時間。我又一次被震驚到了，一是因為她提到自己罪行時的隨意，一是她的刑期。因為網購欺騙而被判在聯邦監獄服刑54個月？

羅斯瑪麗的出現讓我備感親切熟悉——她的口音、她對棒球員曼尼·拉米瑞茲的熱愛、她訂購的《華爾街日報》，都讓我想到了監獄以外的其他地方。

「你需要什麼東西的話跟我說就行。」她說。「如果你需要一個肩膀哭泣，不要覺得不好意思，我剛到這裡的第一個星期就不停地哭。」

我在監獄的第一個晚上，堅持沒有哭出來。事實是，我並不是真的那麼喜歡哭，我只是太震驚和疲倦了。早些時候，我背貼著牆，悄悄地走進一個電視室。當時電視正在播放瑪莎·斯圖爾特的審判，沒有人注意到我。我看著塞滿詹姆士·帕特森的書、v·c·安德魯斯的書和愛情小說的書架，終於找到了一本陳舊的《傲慢與偏見》平裝書，然後回到我的床鋪——當然是躺在被子上面。我走進了英格蘭漢諾威的世界，一個我更加熟悉的世界，這讓我感激不已。

新室友不怎麼理我。晚上10點鐘，燈突然都滅了，我把簡·奧斯汀的書放到存物櫃上面，然後盯著天花板，聽著安妮特呼吸器的聲音——她到丹伯裡不久就犯了一次嚴重的心臟病，晚上需要呼吸器才能呼吸。魯茲小姐在另一張下鋪，幾乎讓人察覺不出來她剛接受了乳腺癌的治療，小小的頭上沒有一根頭髮。我開始懷疑，在監獄裡最危險的事，是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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