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沒有說我是傻瓜，也沒有人真正說過我是恥辱。他們不用說，我知道。然而，我的母親、父親、祖父母——我所有的家人——都說他們愛我。這讓我難以相信。他們為我擔心。他們會幫助我。我離開的時候，祖母緊緊地擁抱了我，她短小的胳膊緊緊抓著我。
儘管家人和了解我情況的為數不多的幾個朋友很認真對待當時的處境，但他們仍舊懷疑像我這樣一個「漂亮的金髮女郎」會真的被關進監獄。但是，律師讓我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聯邦法庭對我刑事犯罪共謀的指控源於我前任戀人走私毒品生意的垮臺。諾拉、傑克和另外13個人（有些我認識，有些不認識），包括非洲毒梟阿拉基，都跟我一樣受到了控告。諾拉和傑克都被拘留了，他們兩個中有人在指責別人，供出別人的名字。
不管和諾拉怎麼不歡而散，我從來沒有想到她會供出我來救自己。但是，當律師把檢察官已經發現的材料寄來的時候——政府蒐集的給我定罪的證據——我發現裡面有一份她的詳細證詞，描述了我帶大量錢財去歐洲的整個過程。我處在一個全新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共謀罪」和「強制最低量刑」將決定我的命運。
我瞭解到，共謀罪行不是針對某個人的非法行為，而是起訴很多人共同策劃實施犯罪行為。某個人被指控共謀罪，一般都是因為「共謀者」或者「告密人」的證詞，後者更糟：告密人為了獲得自己的豁免權而出賣別人。檢察官非常喜歡共謀罪，因為這讓他們更容易從大陪審團處贏得指控，而且是讓罪犯認罪的一個強有力槓桿：一旦有一個人敗下陣來招供，說服那些共同被告就非常簡單，因為他們在公開審判時將毫無翻身的可能。因為被指控為共謀罪，所以對我的判刑將取決於我在犯罪過程中私運的毒品總量，而不是我在整個罪行中的作用。
強制最低量刑是美國20世紀後期「反毒品戰爭」中非常關鍵的部分。20世紀80年代，國會制定的指導方針要求聯邦法官對毒品犯罪判以固定的量刑，不管案件的具體情況，對被判刑人的評價沒有自由裁量權。各州的立法機關普遍複製了聯邦法律。看到服刑的時間長度，我被嚇死了：10年，12年，20年。對於毒品犯罪的強制最低量刑，是美國監獄人數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激增到250萬人的首要原因，接近300%的增長率。每100個美國成人中，就有1個被抓進監獄，這個比例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都高出許多。
律師溫和但堅定地向我分析，如果想在法庭上拒不承認共謀罪，帶著我的故事博取大家的同情，我將會是他代理過的最好的被告之一；但如果我沒有打贏官司，就可能要承擔最大量刑，很有可能會超過10年。如果我認罪，不要誤會，我也會進監獄，但時間可能會短很多。
我選擇後者。我跟拉里和仍然還沒緩過來的家人進行了幾次痛苦談話。但做決定的那個人，仍然是我自己。律師為了我的利益，十分辛苦地與檢察官進行了激烈協商之後，美國檢察官辦公室允許我認罪，罪名是洗錢，而不是共謀，這樣他們要求我在聯邦監獄最少服刑13個月。
1998年的萬聖節，拉里和我開車去芝加哥，我們打扮成「青少年」的樣子。或許，我的不幸被這套行頭偽裝起來了。那天晚上，我們與朋友加布和艾德一起去市裡逛。他們兩個不知道我當時的處境，以為我是去芝加哥工作。第二天上午，我穿著最好的衣服，看起來筆直挺拔，面色或許蒼白。我們去聯邦大樓，法庭會在那裡開庭。拉里一直在那裡陪著我，我費力地說出鑄就我命運的幾個字：「我認罪，法官大人。」
我認罪之後不久，一件令人驚訝的事發生了。阿拉基，西非的那個毒梟，在倫敦以美國發出的逮捕令被逮捕。突然，我要入監服刑的日子延期了——不確定多久——美國要想辦法將其引渡受審。他們希望我在法庭上指證的時候穿著自己的衣服，而不是橘黃色的連衣獄服。
對於未來，我看不到明確的時間。接下來將近6年的時間裡，我都被聯邦調查局的人監督著，每個月向我的審前監督人報告情況。監督人是一位認真的年輕女性，頭髮非常茂密，留著彎曲的胭脂魚髮型。她的辦公室在曼哈頓珍珠街的聯邦法院大樓裡。每個月，我都會通過大樓的安檢，乘坐電梯到審前服務部簽到，在一間暗黑的房間裡等著。那個房間裡貼著勵志和警示的宣傳語，總會讓我想起關於「毅力」和「使用避孕套」的海報。大部分情況是我一個人在那個房間裡等著。有時候會有年輕的黑人男子或拉丁男子和我一起等，他們要麼默默地打量我，要麼盯著前方看。偶爾會有一個年齡稍大的白人男人也出現在那裡，他脖子很粗，戴了很多黃金首飾。他會直接用驚訝的目光看我。有的時候，也會有另一名女性出現在那裡，但她不是白色人種。偶爾會有孩子們陪著她，他們總是忽略我。當監督人芬尼根小姐終於出現並招呼我過去的時候，我會跟著她去她的辦公室，然後在那裡坐幾分鐘，進行我們彆扭的談話。
「嗯……你的案子有什麼進展嗎？」
「沒有。」
「哦……這個案子持續時間真長。」
時不時地，她會略帶歉意地對我進行毒品測試。我的結果總是呈陰性。後來，芬尼根小姐離開這個部門去法律學校進修，我被轉給態度同樣溫和的桑切斯小姐。她的指甲很長，塗著芭比粉色。「你是我負責的最輕鬆的一個。」每個月，她都會高興地說這句話。
在等待的這5年多時間裡，我對監獄進行過各種各樣的猜測。當時，我認識的人幾乎都不知道我的處境。剛開始的時候，告訴任何人這件事，都會很糟糕、很震撼、很靠不住。後來因為引渡事件而推遲，再跟不瞭解情況的人說起這件事，似乎又太怪異：「我要進監獄了……某一天？」我覺得我只能以沉默堅持到底。隨著時間的推移，瞭解我情況的朋友很善良地避開這個話題，好像上帝是想讓我再等一等。
我十分努力地想要忘記接下來會發生的事，把精力全部投入到網路公司有創意的製片人的工作中，與拉里和我們的朋友一起在紐約玩樂。我需要資金以不斷支付昂貴的法律費用，所以會與一些特別的客戶合作。這些客戶在我那些時髦的同事眼裡並不性感、難以接受，比如大電信公司、大石油化學公司和大而神秘莫測的控股公司。
我跟其他人的交往不像以前那麼頻繁，當然拉里除外。只有在他面前，我才可以顯露出恐懼和羞愧。對於那些不知道我犯罪過去和逼近關押狀況的人，我只是跟以前的我有點不同——生氣勃勃，有時候很迷人，但冷淡、疏遠，或許甚至待人漠不關心。即使跟那些瞭解情況的好朋友在一起的時候，我也不能全神貫注——我總是在用一種無法明說的態度觀察自己。考慮到即將面臨的生活，我感覺當時發生的一切都沒有那麼重要。在不遠的將來，就是災難，就是哥薩克人和充滿敵意的印第安人的到來。
隨著時間一年年流轉，家人似乎開始相信，我會奇蹟般地被寬恕赦免。母親經常去教堂為我祈禱。但是，我從未允許自己陷入這種幻想——我知道我要進監獄。有時候會感到非常壓抑，不過一想到雖然我闖了這麼大禍，家人和拉里還依然愛我，瞭解情況的朋友們也從未嫌棄我，雖然表面上我的人生被毀了，但我依然在這個世界上有工作、有朋友；慢慢地，我開始不那麼害怕未來，由於對幸福的期望，甚至不那麼恐懼監獄了。
這主要是因為拉里。我受到指控的時候，我們的的確確是相愛的，但我們那時也只有28歲，而且是剛到紐約，對於未來沒有太遠的打算，最遠只是想到租房給我們的那個人如果從倫敦回來，我們要搬到哪裡去住。當我犯罪的過去浮出水面的時候，如果他讓我坐下來，對我說「我之前可沒想到你會有這麼一攤子事。我原以為你是好人，可沒想到竟是這麼嚇人的瘋狂」，誰能怪他呢？誰又能想到他，一個新澤西州的善良猶太小夥子，會怎樣接受他的女朋友曾經是波希米亞風格的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同性戀者，而且很快就要成為被判刑的罪犯？
誰能預料到，我那外向、雄辯、活力四射的男朋友，竟會如此耐心、能幹和足智多謀？誰能預料到，當我哭得喘不上氣來的時候，他會抱著我的頭安慰我？誰能預料到，他會保守我的秘密像保守自己的一樣？誰能預料到，當我由於長時間的抑鬱而誤入一些很惡劣的地方時，他會強行把我帶回家，即使那意味著回來之後將面對十分艱苦的鬥爭和難熬的日日夜夜？
2003年7月，我們在馬薩諸塞州我家的海灘小屋裡。一天早上，陽光明媚，拉里和我乘坐皮划艇到豌豆島去。那座小島由石頭和沙子構成，位於巴澤茲灣的一個小港裡。小島非常平靜，無人打擾。我們在水裡游泳，然後坐在面對海灣的石頭上。拉里在泳褲裡摸索什麼，我側著頭看他，奇怪他在做什麼。他從泳褲裡抽出一個塑膠袋，拿出一個金屬盒子。「小帕，我給你買了這些戒指，因為我愛你，我想讓你戴上它們，因為你對我來說太重要了。這裡總共有7枚戒指，每一枚代表我們在一起的一年。如果你不想結婚，我們可以不結。但是我想讓你戴著它們……」
我當然記不得他後面說的什麼話，因為我驚訝、震驚、感動和激動到什麼都聽不見了。我只是大喊道：「我願意！」那個盒子裡有7枚金戒指，每一個都像馬尼拉紙一樣薄，要疊在一起戴。他也給自己買了一枚戒指，是一枚薄薄的銀環，他有點吃力地將它戴在手指上。
我的家人感到非常高興。拉里的父母也很高興。不過，雖然我和他們的兒子交往了很長時間，但關於未來的兒媳婦，他們對很多情況不知情。他們對我總是很親切友愛，但是我很害怕他們瞭解到我那骯髒的秘密時會怎麼反應。卡羅爾和盧與我曾經當過嬉皮士的父母不同：他們是20世紀50年代的中學戀人，比反傳統文化流行的年代還要早。他們仍然住在見證他們成長的田園式縣城，會一起去看橄欖球比賽和參加律師協會的宴會。我覺得，他們是不會理解我青春期的時候為什麼迷戀社會軟肋，為什麼會加入國際販毒，為什麼很快就要入監。
那個時候距離我被指控已經過去了5年多。拉里認為有必要告訴他的父母實情。我們打算先在其他人身上練習練習，拉里把這種策略稱之為「說了實話就跑」。大家的反應基本上一致——我們的朋友會大笑，然後被告知這是事實之後，會感到驚駭、替我擔心。儘管朋友都是這麼反應，我還是非常害怕把事實告訴未來的公公婆婆時，運氣不會繼續這麼好。
拉里給他的父母打電話，說我們有重要的事需要當面跟他們商量。我們在一個8月的晚上開車回他家。到達的時候已經很晚，大家吃了一頓典型的夏季晚飯——牛排、煮玉米、大而多汁的新澤西州西紅柿，以及美味的黃桃餡餅。拉里和我在他們家餐桌上面對面坐著。卡羅爾和盧看起來特別緊張，但不是特別害怕。我覺得他們猜測是與我有關，而不是跟拉里有關。最後，拉里說：
「壞訊息，但不是癌症。」
我慢慢把事情原委說出來，拉里時不時會打斷給我補充一下。雖然我們說的不是很連貫，但至少情況像碎片一樣說出來了。
卡羅爾當時就坐在我的旁邊。她抓住我的手，使勁擠了擠，說：「你那時候太年輕！」
盧試圖在自己頭腦裡將這些激進的新資訊轉化成律師模式，詢問我指控的細節、我的律師、哪個法庭，和他能為我做些什麼，我是不是海洛因吸食者。
關於拉里家庭的美麗諷刺是，當一些小事情出錯的時候，就好像泰坦尼克號下沉一般；但一旦真的發生了災難，他們卻是你想放進救生筏搭救的人。我曾預期過他們會大聲指責我、嚴厲拒絕我，但是他們沒有，反而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擁抱。
最終，英國拒絕將阿拉基這個毒梟引渡到美國，反而將他放了。我的律師解釋說，作為一個奈及利亞人，他是英聯邦的公民，享有英國法律的一定保護。我在網上查了一下，發現他在非洲是一個非常有錢有勢的商人土匪，可以想象他很可能有強大的保護傘，讓引渡條約變得無效。
終於，美國芝加哥檢察官辦公室願意繼續我的案子。為了在宣判時發言，我寫了一份個人陳述，並把我的事情告訴了更多的朋友和同事，請他們寫下幾句話為我的人格作保證，向法官求得寬厚處理。接近我已經認識多年的人，向他們坦白我的處境，請求他們的幫助，這個經歷讓我感到非常羞辱和艱難，他們一致的反應讓人很難受。我已經讓自己習慣接受別人的拒絕，因為我清楚，不管有什麼樣的理由，他們拒絕是完全合情合理的。相反，每次有人寫下幾句話，不管是描述我的童年、我的友誼，還是我的職業道德，我都為他們的仁慈和關心感到萬分感激。每個人都想寫出他們認為對於我來說重要的方面，這讓我在現場感到深深慚愧。
我大學的好朋友之一凱特給法官這樣寫道：
我相信，她決定參與犯罪活動，部分是由於她感覺在世界上太孤獨，需要自己照料好自己。自從她做了那些決定，她與別人的關係改變了、加深了。我相信她現在很清楚她的生命是與那些愛她的人纏在一起的……
終於，我的審判日期臨近了。在這將近6年的等待時間裡，我腦子裡經常回響著那句老話：「死裡逃生會讓你更加堅強。」我不得不考慮這句話的真理性，就像大多數古老的、多次被人重複的思想一樣。我已經把欺騙、暴露、羞恥、幾近破產和自我強加的孤立之牌發到了自己手上。想要打好這副牌真的很難。但是我知道，在這個遊戲的舞臺上，我不是一個人。儘管我在過去曾是那麼墮落、瘋狂和魯莽，處理自己問題的方法是「我是一個孤島要塞」，但是我的家人、朋友、同事，這些好人都拒絕拋棄我。或許，正是這些好人對我的愛幫助了我；或許，我並沒有自己感覺的那麼壞，可能我身上還是有東西值得他們愛我。
拉里和我再次飛到芝加哥，在審判開始的前一天見到了我的律師帕特·科特。我們希望刑期能少於30個月，帕特做了很多細心的、辛苦的、說服性很強的法律工作。美國檢察官辦公室考慮到案子已經拖了這麼久，最後不反對我們的動議。我給帕特看了我準備出庭時要穿的衣服：一套裁剪精細的「創意製片人」女褲套裝、一件女式海軍緊身外衣——這是我所有衣服裡面最保守的。還有一個額外的選擇，就是一件20世紀60年代的西裝裙套裝，那是我在網上搶拍到的，柔和的米色上配有淡藍色方格圖案，看起來非常有鄉間俱樂部的風格。「穿這一套。」帕特指著西裝裙套裝說。「我們想讓他看到你的時候，能夠想起自己的女兒、侄女或者鄰居。」那天晚上我睡不著。拉里把賓館的電視調到瑜伽頻道，電視裡一個帥氣平靜的瑜伽修行者正在夏威夷海灘上做盤腿催眠動作。我當時多麼希望在那裡的是我。
2003年12月8日，我站在查爾斯·諾格勒法官面前，我的家人和朋友們坐在法庭的聽眾席上。宣判之前，我在法庭上做了一個陳述。
「法官大人，十幾年前，我做了在行為和道德上都很糟糕的決定。我那時候很自私，不顧別人，明知道自己觸犯了法律，還向愛我的家人撒謊，與真正的朋友們拉開距離。
「我現在已經準備好面對我那些行為的後果，接受法庭對我的任何懲罰。我真誠為對他人造成的傷害感到抱歉，我知道法庭會公正地處理。
「藉此機會，我想感謝我的父母、我的未婚夫、我的朋友和同事們，他們今天都在現場，他們一直都很愛我、支援我。我也想向他們說聲對不起，因為我讓他們感到痛苦、擔心和尷尬。
「法官大人，感謝您傾聽我的陳述、考慮我的案子。」
我被判入聯邦監獄15個月。我可以聽到拉里、我父母和我的朋友克里斯汀此時的哭聲。判決只有15個月，我覺得這真是一個奇蹟。我等的時間太久了，我想要儘快把這15個月過完。然而，雖然這麼長時間的法律延遲讓我很緊張、疲憊和沮喪，但是跟我父母的痛苦比起來，這都算不了什麼。
我還要繼續等，這次是等待分配服刑監獄。這很像等待大學錄取通知書——我希望能被康涅狄格州的丹伯裡錄取！因為其他任何地方都會嚴重影響拉里或家人探監的次數。西弗吉尼亞，500英里之外，是第二近的聯邦女子監獄。當聯邦執法人員寄來的薄薄信封到達手上的時候，我如釋重負，因為這封信讓我在2004年2月4日去丹伯裡的聯邦懲教所報到。
我努力將所有的事物安排妥當，為消失一年做好準備。我在亞馬遜上看了有關監獄服刑的書籍，不過這些書都是給男人寫的。臨走前我去爺爺奶奶那裡看了看，努力不讓自己擔心這可能是我們的最後一面。去服刑前的一週，拉里和我在東村第六大街上喬的酒吧裡與幾個朋友聚了聚，算是給我送別。這些都是我們在城裡的好朋友，他們知道我的情況，並盡全力給我以各種幫助。我們玩得很開心——打撞球、講故事、喝龍舌蘭。已近深夜——但我並沒有打算放慢自己玩樂的速度，我不會像以前一樣控制自己喝龍舌蘭的量，我願意放縱自己最後一次狂歡作樂。已進入凌晨，最後，有人不得不回家了。我跟他們擁抱告別，因為喝了很多酒，所以擁抱得十分用力，因為我意識到，這次是真正的告別。我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可以再次見到我的任何朋友，或者再次相見的時候，我會是什麼樣子。我開始哭起來。
除了在拉里面前，我從沒有在任何其他人面前哭過。但是當時我哭了，我的朋友們也開始哭起來。我們十幾個人，凌晨3點鐘在東村的酒吧裡抱頭痛哭，看起來一定像是一群瘋子。我哭得停不下來，跟每一個人告別的時候都在哭，好像結束不了了。剛平靜下來一分鐘，又一個朋友要離開，然後我就又開始哭。我當時已經顧不上尷尬了，因為心裡實在難受。
第二天下午，我的眼睛腫得老高，幾乎看不到眼珠。這是我最難看的時候，不過心裡感覺卻好一些了。
律師帕特·科特前來送他的白領客戶去監獄。他向我建議道：「帕波，我認為對於你來說，最難的事是面對由一些無聊的人執行的無聊規定。有困難的話就給我打電話。不要跟任何人做朋友。」
brucejenner，美國前奧運會十項全能冠軍，卡戴珊家族成員，於晚年完成變性手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