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三：

無物之陣中的生存困境

——評趙永武中篇小說《離婚女人安小雅》

國穩社

如果說兩兵交戈、陣前對壘是敵我雙方政治軍事的直接較量和顯性衝突，那麼，「無物之陣」則是對日常的人際關係和社會文化生態的形象描述，是對一種無處不有的隱形戰陣的文化指稱。無物之陣的特點是，沒有明確的敵對勢力，找不到具體的打擊目標，甚至連硝煙的氣息都聞不到，但卻對局中個體構成精神的戕害、心理的虐殺和靈魂的圍困，令人感到如居囚籠、似坐針氈。讀罷趙永武的中篇小說《離婚女人安小雅》（《延安文學》2008年第6期），給人以強烈的接受體驗——那種佈滿傷痕的「心之累」，彷彿一幅畫面帶給人的啟示：一隻蜘蛛被一團層層疊疊的亂絲牢牢地捆縛住，八隻腳奮力亂蹬，向上攀爬。可剛要爬出，卻又「噌」地掉了進去，於是，發起又一輪「突圍」，再次落下絲網，如此三番，反覆不已，終於動彈不得。困局中的小動物，永遠也搞不明白，悲壯的掙扎，是沒有出路的徒勞之舉。

當然，人類不同於小動物之處在於，他們對自身的悲劇境遇有一定的省察能力。生活中每天都在上演著安小雅那種再平常不過的情境；但作為當事者，我們卻像遭遇到無以名狀的「疑難雜症」，似乎人人都很可憐，個個都是無辜的。傷害與被傷，構成了當下人際關係的基本格局，且呈現出這樣的狀態：動機與結果的割裂，主觀與客觀的分離，目的與行為的相悖，應然與實然的不一……這是一種難以命名的生存悖謬，一種無法說清的人生困境。因其普遍，所以典型。

魯迅以其明察秋毫的目力，曾經洞若觀火地指出：在中國，搬動一張桌子都要流血。先生的深刻之處在於，一針見血地揭櫫了傳統文化的超穩定性結構。它的惰性是如此強大，以至於百年之久的現代化歷程和啟蒙實踐也對之奈何不得！小說中，安小雅究竟想辦多大的事體，到底存有何等的雄心？在她的個人生活中，又妨礙了誰人、得罪了哪個？她不過就是想按一己的價值觀活著，做個簡簡單單、清清爽爽、平平常常、自自然然的普通女人而已。可就這，也是多麼奢侈的想望啊！父母、兄弟、婆婆、丈夫，周遭各色人等共同構織了一張天羅地網，都在用無形的軟刀絞殺她、圍剿她。看看她的親人們，都在毫不遲疑地信奉著「遇官司說散，遇婚姻說合」的「和諧觀」（因其是非不分而客觀上成為一種貨真價實的糊塗哲學）。這些作為對立性的異化因素而存在的人物，都是些靈魂尚未喚醒、人格未經啟蒙的「渾人」，其思想處於渾渾噩噩的沉睡狀態。當然，我們絲毫都不懷疑他們的「良苦用心」，但客觀地看，卻恰恰走向了反面。可見，無物之陣中的「敵人」，常常是我們最親近的人，他們既是受傷者，又是害人者。問題是，你當下根本認識不到這一點；即便意識到了，也對他們恨不起來，因為他們都是打著「為你好」的旗號。局中人都是些可憐可悲可恨可愛集於一身的角色。置身這樣的環境，真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處；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啊！

小說多次借人物之口說：真想逃到深山老林中去。由於精神倍受擠壓和煎熬，人的內心有一種渴望離散、企盼逃逸的指向，這是一種自然的心理衝動。這裡，「深山老林」作為一種意象而存在，無疑是大有所指且富於深意的；而朝向烏托邦的姿態——「逃」，它的路標又在哪裡？也許，只有從再造健康的宏觀環境著眼，從改善我們的社會文化入手，從最佳化人們的精神生態做起，從提高個體的文明素質開始。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小說體現出強有力的文化批判力量。

生活中，我們都面臨著無影之鈍刀對鮮活生命的磨損，經歷著雞毛蒜皮等庸常物事對人造成的精神耗散。這部小說從倫理視角切入，敏銳地洞察了人孤立無援的處境及其構成要素——人性的基本狀態，批判的鋒芒不能說不犀利。這需要思想穿透力和藝術感受力的雙重作用。從文本的敘事效果上看，這是一部比較成功的中篇。從敘述技法的層面考察，作者經過這些年的學習和訓練，到這部小說已經比較老到了。敘事手法富於層次感，且筆致綿密、基調從容，且偶有得意之筆。不足之處在於，人際之間的關係寫得比較到位（人與外部環境的衝突有一定張力），但人與自身的內部衝突沒有得到充分挖掘，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文本的豐厚度和力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