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彼得·沃森著，譯林出版社，2018年版。
霍爾多布勒和威爾遜所著《螞蟻》，獲1990年美國普利策獎。
參見《人類的由來》，達爾文著，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
參見《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施蒂納著，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
見《鳳凰週刊》2006年第8期。
參見thestruggleforexistenceinhumansociety（《人類社會中的生存競爭》），赫胥黎，1888年版。
《鄉下人的悲歌》，j.d.萬斯著，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
參見《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陶希聖等著，載1935年1月《文化建設》第1卷第4期。
參見themythoffreedom（《自由的神話》），赫拉利，載2018年9月14日《衛報》。
見國際慈善組織樂施會(oxfam)2017年1月16日《99%民眾的經濟》報告。
比如股市眾多小散戶以辛苦積累的薪資剩餘入市，其資本從最初形態看，顯然是一種勞動的沉澱和凝固；至於在動態過程中，後來是否演變為剝削性的資本，則是另外一個問題。
引自《經濟導刊》2016年第6期張雲東文。
theriseofthecreativeclass，另譯名《創意階層的崛起》，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
比如他認為歐洲現代史中更有決定性作用的，是超越階級的新教/天主教差異。見《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版。
很多教科書描述文學史時，更願意用現實主義、批判現實主義、現代主義一類美學印象，或革命、進步、落後一類政治用語。
當地人常把男人喊成「妹子」，來歷與理由不明。
當時地方政府均稱革命委員會，下設政工組、生產指揮組、保衛組等部門。
公社茶場有製茶車間，用柴油機發電，因此能季節性的順帶提供照明。
丙崽後來成為筆者小說《爸爸爸》（1985年）中的人物原型。
指知青梁預立，後為筆者之妻。
當時圖書館關閉，知青讀的書多靠私下裡互通有無，其中不少流散自圖書館、書店。
1972年後，全國因政治運動而沉寂多年的文藝創作逐漸恢復，得到官方的支援和倡導。
農村勞動只記工分，年底才決算分配，包括扣除糧款。一般來說，這種常常只在兩位數內的「年薪」，也要分多次才能兌現。
智利1970年當選的社會主義左翼總統，後來在軍事政變中殉職。
在這個知青、工人、教師的讀書朋友圈裡，有人建議組建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團體。鑑於當時政治氣氛，這種事不會寫入日記。
阿爾巴尼亞一電影裡游擊隊員見面時的口令，被一些中國青少年模仿。
一篇有關前面5月17日討論的後續文稿，後佚失。
1972年後有些雜誌陸續出版或復刊，其中上海的《譯文》專介紹國外的思潮和文學。
指民間開始出現繼續堅持或開始質疑「文革」的不同思潮。
全稱是「四類分子」，指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屬於人民的敵人。
當時地方各級革委會由軍隊代表、地方幹部、群眾代表「三結合」組建，其中軍方全面參與地方工作，是主導性力量。
對這一類方言詞的興趣，後來成為筆者小說《馬橋詞典》（1995年）的緣起。
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即1966年「文革」的掃蕩物件。
幾十年後，筆者發現這個李玉求已任村黨支部書記。
1966年前，汨羅尚未建縣，只是湘陰縣的一部分。
指一些只經過簡短培訓的鄉村醫生，仍是農民身份。
同某些前紅衛兵一樣，筆者當時仍相信「文革」是改造社會的良藥，只是需要更徹底、不變形的革命而已。對這一盲從的動搖、疑惑及自我否定，直到1975年後才逐漸完成。參見筆者長篇隨筆《革命後記》（2013年，《鐘山》雜誌，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筆者最早發表的《紅爐上山》等，確為一些不入流的應景跟潮之作。
此人後來成為筆者小說《西望茅草地》（1980年）中的人物原型。
該知青後來成為了移民香港的地產商。
出於失望，筆者當時既懷疑造反派，也對農民抱有一種高高在上的啟蒙者心態。
城市裡監管相對嚴一些，因此當時某些拿到不到生產許可證和質檢證的民間小企業，更願意以曖昧的「社隊企業」為名，轉移到偏僻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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