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些方面都有不難找到的例子。
但地緣與迭代各有側重點，可作為觀察文化的兩個重要角度。這麼說吧，前者是空間性的，後者是時間性的；前者是多元性的，後者是普適性的；前者對經濟和技術的依存度低，後者對經濟和技術的依存度高。如果借用一個平面直角座標圖，那麼前者是水平座標，後者是垂直座標，可確定文化的分佈和定位。
不妨想象一下，設一個座標圖，設定垂直的y軸上，有迭代因素很高、偏高、偏低、很低的各個度，在地緣的x軸上也有很高、偏高、偏低、很低的各個度，那麼在這個座標圖裡，某一種現象是（2，1），另一種現象是（1，4），還有一種現象是（3，3）……我們用兩個尺度，就不難測定它們各自的點位，便於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至於打亂仗。我們既照顧了地緣傳統，又照顧了迭代程式，就多一些識別文化的方便。
拿前面的例子來說，餐飲文化更多體現了地緣性，不大依賴y軸的分值，因此無論經濟和技術發展到哪一步，各有所愛，各美其美，百花齊放，都是合理的常態。但廁所文化不一樣，更多體現了迭代性，與y軸的分值密切相關，那麼只要有了工業化，只要有足夠的錢，無論在世界的哪一個角落，「廁所革命」都無可阻擋，清潔、舒適、隱私保護都勢所必然，以至全世界的衛生間都變得越來越一樣，沒什麼「多元化」。
這樣是不是清楚一點了？你們再想想，如果不是這樣，而是把包羅永珍的文化都攪在一起，都打包處理，都組團參賽，然後搞國家排名，只用一個尺度來判勝負，如何說得清楚？
幾天前，我看到一則新聞，說中國人的平均身高又提升了，在19歲這個節點，男孩子平均175釐米，女孩子163釐米，已是亞洲第一。顯然，平均身高提升到這一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經濟和技術的因素，表現為y軸的分值提升，表現為中國人吃飽了，吃好了，對吧？有了很多大水庫，有了雜交水稻，有了袁隆平，對吧？還有了幾十年前不可想象的各種體育設施，提供了健身條件。當然，吃飽了，但什麼才算吃得好？能鍛鍊了，但願不願意鍛鍊？……這裡面又有地緣傳統的作用，有x軸上不同文化板塊的情況。光說其一，不說其二，是遠遠不夠的。印度窮人多，因此拿體育金牌少；但非洲窮人更多啊，可田徑那什麼的可了不得，強手如林，其原因是不是非洲在x軸上的原始分高？歐美有錢，因此體育金牌拿得多，但諸多海灣石油國家也不差錢啊，但為什麼至今算不上大贏家，至少女性體育不大行？這大概是因為他們女的要蒙面，男的穿長袍，不方便運動，x軸上的原始分偏低。
至於中國人，如果說平均身高還不夠，不是世界最高之一，那麼可能還有人種基因、傳統習俗等方面的原因。比如，中國人吃肉蛋奶不夠多，上海網紅醫生張文宏已經批評過了。中國人以前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優秀男人的形象大多不是五大三粗、身高力壯，而是舊戲臺上那些白面書生，過於文弱，甚至娘炮，是滿腹詩書進京趕考的那種，是花前月下談情說愛的那種。中國人的運動愛好，也不如西方那些游牧民族的後裔。你到西方去看，每天下班以後到處都是跑步的或騎車的，但中國人一閒下來，就可能搓麻將、擺象棋、「鬥地主」—雖然眼下年輕一代比前人已好了很多。
可見，就像很多文化現象一樣，身高這碼事，顯然也是多因一果的結合效應，得用兩個尺度交叉比量，話分兩頭說，才能說得大體到位。
「體用之辯」的百年混戰
歷史上，由於不善於區分上述兩個尺度，最大的麻煩是知識界百年來反覆折騰的一場「體用之辯」。這才是我們今天需要討論的重點。
什麼叫「體」？什麼叫「用」？這兩個中文詞，給我們的聯想經常有主次之分、本末之分、內外之分、本質和功能之分。
如果放在一個座標圖裡，橫座標和縱座標同等重要，是不可互相替代的。但一旦換成「體」「用」這樣的描述，要爭一個誰是老大，誰坐頭把交椅，問題就嚴重了，就爭不清楚了，不打破頭大概不可能。語言限制思想，一旦用詞錯誤很可能為害深遠。一百多年來，知識界為此大打口水仗，至今也無共識，哪怕在公開媒體上打不成，私下裡其實還在打。
早在1889年，以張之洞、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主張「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是提倡「中體西用」的。他們所謂「師夷長技」，不過是學西方的一些技術，學數理化，學堅船利炮，但骨子裡是堅守本土的思想道統、政治體制、倫理規範。這大概是最開始的階段。
後來有了新情況。另一個著名啟蒙家叫嚴復，對「中體西用」產生了懷疑，說「體」和「用」分得開嗎？馬能上戰場，就是因為有「馬體」，牛能耕田地，是因為有「牛體」，你怎麼可能用「牛體」來產生「馬用」？或者怎麼能用「馬體」來產生「牛用」呢？他的意思，是說體用一致，不可能分開，實際上是主張「西體西用」，翻譯成後來的話叫「全盤西化」，影響過新文化運動以後的很多中國人。海南有個前輩學者陳序經，據說是公開提倡「全盤西化」第一人。新時期有一位批評家說得更出格，說中國要搞成現代化，「起碼還要被西方殖民三百年」。
再到後來，情況更復雜了。一個重要學者叫李澤厚，他大概既不滿意「中體西用」，又覺得「西體西用」不妥，太簡單了，於是換上另一種說法，叫「現代化為體，中學為用」。他在上海解釋過這一點，說西方最早進入現代化，但現代化並不完全等同於西方，因此他把「現代」這個時間概念，與「中」這個空間概念拼接，給中國特色留下一點保留餘地。此外還有新儒家，一直是一個大拼盤。從熊十力、梁漱溟等一路下來，並不排斥西方思潮，但更看重中國傳統。他們大多是在哲學層面做「心性」的文章，差不多還是「中學為內學」的路線。當然，這個拼盤裡也有一些講究經世致用的，聚焦於國家發展道路的，如杜維明，從日、韓的經濟發展中看到亞洲文化的價值，又借鑑韋伯處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經驗，提出「儒家資本主義」。還有一個蔣慶，提出「政治儒學」，認為「王道」高於「民主」，主張精英主義的「虛君共和」。這些都可看作是「西體中用」或「中體西用」的最新版本。
至於民間，大概看到西方後來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民主也好，市場也好，都有失靈的時候，於是有些人就走得更極端。他們一頭撲向老祖宗，要恢復國學、恢復漢服、恢復作揖、恢復黃帝紀年、恢復繁體字、恢復皇權或類似皇權的體制—我在山東遇到一位著名學者，他就說過，一個大國最怕亂，最需要維穩，那麼大國與小國不同，搞威權專制那就對了。據說，海南大學的學生前不久還去砸了一個場子，那個什麼「女德講堂」，宣揚女子的「三從四德」，確實很奇葩，算是徹頭徹尾的「中體中用」。
我的疑惑是，如果照這樣「中體中用」，如果都一窩蜂「國學救國」「迴歸傳統」，那清王朝當年不是更「國學」更「傳統」嗎？為什麼混不下去了？
我們回過頭看，一百多年來，中國與西方既融合又衝突，形成一場曠日持久的世紀對話，「體」和「用」一直是中國人最大的心結。從當年的張之洞，到現在民間的「女德講堂」，儘管解決方案五花八門，但他們心目中的中西比較，其實都有一個共同的盲區。那就是看y軸時，不看x軸；看橫座標時，不看縱座標，或者乾脆把兩個尺度擰成了一個尺度。換句話說，他們心目中常常只有靜止的中西，沒有動態的中西，即便談論普遍性和特殊性，好像公允、靈活了許多，但還是在一個文化版圖的平面上糾纏，缺少時間的向度。
這種一根筋、一刀切、一條道走到黑的爭論混戰，經常形成無謂的耗費。當事人對迭代因素不是誇大就是忽略，或者對地緣因素不是誇大就是忽略，經常把腦子搞亂，把路子走偏。
由此應該建議：「體」「用」這兩個詞最好列入停用詞彙，列為高危概念，不再進入有關文化討論。有一位學者—我在《天涯》當編輯時，還編髮過她的文章。她在後來的一篇文章中說，中國的文化傳統太糟糕，對婦女壓迫和殘害太深，居然讓花木蘭去打仗，豈不是殘忍？這當然有點扯，不像學者說的話。歐洲女人就不打仗嗎？那聖女貞德算怎麼回事？女人婚後都隨夫改姓，那算不算男性霸權？美國國會大廈以前連女廁所都沒有，女性的地位在哪裡？……不難看出，婦女受壓迫，不是哪個民族的問題，不是有沒有道德救星的問題，不過是文化迭代所決定的，是發展階段所決定的。事實證明，只要有了工業化，生產甚至戰爭都不靠拼肌肉了，男人的生理優勢自然消失，男人就「霸」不起來。工業化蔓延到哪裡，不論在亞洲，還是在非洲或拉丁美洲，哪裡的婦女就會有就業權、投票權、財務權、離婚權、避孕權等—雖然這一演變還在路上，還遠遠沒有完結。在我們周圍，不是有些人喜歡取笑上海「小男人」嗎？好像上海男人都是舞臺上鞏漢林那種形象，說話尖尖細細的，成天扎一個小圍裙，在廚房裡轉來轉去。其實，即便說話者以偏概全，鞏漢林也是暖男吧，是模範丈夫吧，至少沒有男性霸權吧？其原因無他，不過是因為上海是中國最早實現工業化的地方，男女平權的勢頭，你攔也攔不住，那種「暖男」就必然多起來。
文化在這裡不必「背鍋」，但另一方面，文化也不應缺席。幾個世紀以來，追求所謂現代化大概是人類共同的方向，但歐洲有歐洲的現代性，日本有日本的現代性，韓國有韓國的現代性，印度有印度的現代性……所謂「多重現代性」，這一大潮流還是有諸多內部差異的，有各自傳統的脈絡。就拿法治來說，中國媒體經常表彰一些父債子還、兄債弟還的事例。其實在西方個人本位的社會里，父債只能父還，兄債只能兄還，法律只認這個。但中國的法治之外還有德治，老百姓心裡自有一套不成文法，欠債者的親屬就這樣做了，你還得表揚一下吧？法院和政府也不能制止吧？孔子說：「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這在西方法官看來就是作偽證，要追究的。但有些法官告訴我，考慮到中國的親情傳統，法官們在實際辦案時，對親人之間的某些隱瞞行為，通常會有一些酌情從寬的處理。這就是拒絕西方式的「法條主義」，根據實際國情有所變通。
由此想到，中國人眼下走向世界，到異國他鄉去搞合作共建，可能都得繃緊文化這根弦。科技專利固然重要，資金投入固然重要，法律條文固然也重要，這都沒有錯。但不要忘了，任何事都是人做的，而任何人都是活在文化傳統中的。因此，同老外們打交道，最忌的是想當然，需要注意各種細節，瞭解他們那裡各種文化密碼，包括瞭解各種「潛臺詞」「潛規則」裡的當地文化特性。
在這一方面，中文系的，文科領域的，應該多一些知識準備，多一些專業敏感，給這個世界幫上一些忙。
*此文為2020年11月28日在海南大學的演講記錄稿，最早發表於2021年《天涯》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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